摘要：《八代诗史》是作为第一部以自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包括北朝，史称八代的诗歌为研究对象的分体断代史1。从汉至隋的诗歌发展是具有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的，但其中固然有积极影响，也不乏消极因素，但总的来说都是诗歌这一文体自身在不断发展的结果，笔者并未轻易的对某朝某代的诗歌作完全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这在当时也的确是对传统看法的颠覆，而同时也在启示着今时今日的我们不要在和其他学科联动考察研究的同时，过分消解或者过分诠释一种文学现象。在文中发现新的思考角度，是我在书中得到良多启发的例证。

关键词：《八代诗史》;社会问题;文学创作

在盛世，诗歌中的社会问题反映的强烈度，和在衰世乱世有什么区别与联系，而这些和社会共识、社会制度、统治阶级的提倡是否有较大的相关性，是否有关注的价值。我认为显然在衰世乱世文人对这种问题的关注度会更高，甚至会反作用于统治阶级对社会问题相关思维的转变。社会制度的细微变化同时也能够反应在诗歌创作中。文人阶层在一代代的传统固化后便带有一种逆反倾向，即从为人师者到从神坛跌落，再用自己的办法曲线挽回阶层应有的尊严2，而这迂回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文字创作进行讽谏，也就是一种变相的监督。他们实际上在同统治者进行博弈，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文人。但是他们对抗之后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因为成功只是暂时的;在专制的时代，伴君如伴虎，他们随时会迎来失败，而失败之后他们仍旧在反应这些问题，或直白或隐约的方式各有千秋。

八代之间，当时当代的社会问题对于民间歌谣的影响巨大，这种思维是否也潜移默化的给文人创作带来制约，并促进对情感深入挖掘的相关技法更有深度的驾驭？我觉得是有的。如汉代随意出妻的现象较多，无论是从东汉末期所作的《白头吟》可以侧面感受到的身为丈夫的本身花心，还是广为人知的《孔雀东南飞》中表达了当时妇女们普遍无奈于应对婆母的横眉立目，这些都是在社会大氛围下的一种程度较浅的伤害举动甚至合理合法合情的常态化操作，因此诗歌常以女子口吻站在女子的立场上或控诉情爱单薄，或抒发对理想爱情的虚无缥缈的愿景，而仅存在汉乐府中的两首情歌《上邪》《有所思》是否就是就因其深刻的反应、言辞尤其的激烈针对时代民情的大问题而侥幸避免了在西汉末年哀帝淘汰郑微之音，东汉经学大盛的文化大传统下被删改的命运呢？

除汉乐府民歌之外，在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的侧重点在夫妻情笃，例如张衡的《同声歌》，因此描摹出的象征意向更加生动的反映情感双方内心只愿得一心人的纯粹，而非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人妇并不稳定的情感关系下戏谑物象的吟唱，是否和当时女子在社会畸形伦理法则的重压下渴望一生不弃、永世相守的普遍思想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书中正文的解释不够全面，本身爱情诗对统治阶级巩固统治地位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性能够使其在权力话语中占得一席之地，主要能将其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是采诗说本身有着“观风俗，查时政”目的的大前提，无论是从原始的《诗经·国风》的收集，还是汉代乃至于后世的乐府搜集，对于威胁到统治阶级地位的重大社会问题，抑或是在贤明君主统治下的一点小插曲，风吹草动的原理下，采诗者才会将反应相关问题的诗歌毫不留情的保存整理，用以警醒在伦理边界游走的贵族阶层，这本身也是文人的本职工作，将文学对政治经济的反作用加强，因此在他们自创的诗歌里，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沾染上问题意识对抗他们所不喜的“统治阶层弊病”。所以，有关同时期社会问题与文学创作的联系是紧密且复杂的。

在本书的小结中，作者确实也提出了某种相似的角度：对某种社会制度的批评一旦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已发生了某种变化，或至少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而她举出的例子是有关门阀制度和左思、鲍照所能创作出不平之鸣作品的关系3。如果权力中心对文学的把控确实严苛，或者说某种制度确实非常的完善而得以广泛接受、某类社会问题因为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已经从问题突变成了伦理规范，那么文学并不会着重关注到它们。而究竟某类社会问题、社会制度的危害性到了何种程度，才会促使文学同它们发生化学反应，是确实应该再去深入研究的。

这种对于社会问题的积极反馈精神在后世是如何进行方式和思想主题上的改良，我觉得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于生活在衰世乱世中的人而言，消极的人生思想逐渐滋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屡禁不止，哪怕再正氣的文人也会被这种时代“共鸣”所侵蚀，然建安诗人学会将社会现实与建功立业的矛盾相统一，东晋末年的陶渊明逐渐走向归隐之路，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众多名作，无一不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诗歌基本功用的进一步扩展。汉儒所持用的是讽谏上君、自我弹劾、述说先祖、诫训子孙的狭隘文学使用观，建安文人却能将文学的功用放大，变文学的消极使用为积极引导，使得文学进入了真正的自觉时代。

文学反应社会问题的尖锐程度也不是完全没有局限性的。六朝时代使然，所忠效之王朝，所归顺之政权可能旋即被推翻，那么文人还不若忠于自我。因此他们不再关注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求长治久安，追求荣禄与畏祸全身成为大多数文人主要的思想矛盾，他们糟糕的精神状态已经不能同积极开拓的建安文人相提并论，当然他们所产出的文学作品也会片面畸形。而文学的继承性似乎并没有因此断送，只不过在当时他们只吸取了建安诗“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述恩荣”的内容。如果社会问题不严重到危机他们的人身安全，那么这种现象则会一直继续下去。可是畸形的社会统治注定不会长久，而在亡国灭种的绝大危机下，文人抒真情的天职才再次被激活，他们才有可能积极起来维护属于他们心灵的净土，维护自己之前所仕的君主。虽然归根结底社会问题还是属于政治对文学影响的一个小方面，但这也是关键的一个方面，也是和任何身份的文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全面客观的看待这个因素对文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明非，纵横开拓 史论结合——评《八代诗史》兼论文学史写作[J].文学遗产，1991，（08）.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葛晓音.八代诗史[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任杰（1998-），女，汉 ，河北省秦皇岛市，大学本科，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方向：魏晋中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