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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角度看待财政“以收定支”原则的历史必然性

2020-12-23沈楠

锦绣·中旬刊 2020年12期

沈楠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利用外资跨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过产业扩张和全球化阶段,正面临着逆全球化萌生带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也会产生不同的财政选择。现在阶段强调财政 “以收定支” 原则,是改革的历史必然,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理性看待。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性;财政原则;以收定支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采用“以收定支”还是“以支定收”的原则,在学界存在过讨论,以2002年靳俐老师对邓子基老师“以收定支”的反驳为代表;在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也曾采用过财政“以支定收”的做法。但是,近年来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强调财政应坚持“以收定支”原则。为了提高财政原则的认同感,本文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变化,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看待当下财政“以收定支”原则。

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财政原则的选择

(一)一穷二白时期的矛盾和改革:20世纪5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之初,遵循这样一个工业化路径,我国首先明确了渐进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针,鼓励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农村发展中农经济、保留富农经济,试图通过工农产品交换逐步为大工业形成资本原始积累;而建国初期我国外部地缘环境紧张,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亟需完备的工业体系。因此,在理想和现实的裹挟下,中国只有靠引进外资才能推进国家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交易对价就是我国的资源和农产品,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加大农业汲取,开启了三大改造的历史篇章。在财政方面,我们统一了全国财政,中央政府家长制的理财风格是量入为出的,体现了“以收定支”的财政原则。

(二)国有产业扩张时期的矛盾和改革:20世纪50-70年代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有两次引进外资。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大规模引进苏联成套的重工业设备;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延续了国家举债的方式,更大规模地引进了欧、美、日等国家的设备,对原有偏重的工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在几乎不具备工业化条件的情况下,利用外资进入了工业化。但是,对外开放从来都是“双刃剑”,中国在享受外资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承担着外资中辍和还债压力带来的经济困境。峰谷交错的外债压力和此起彼伏的危机让我国政府认识到高度行政集权的管理体制不能有效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经济如一潭死水,而行政分权机制可以激发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积极创汇,以减轻中央政府的外债压力。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财政方面,推行了“分灶吃饭,分级包干”,本质上是自主理财、自给自足,这也体现了财政“以收定支”的原则,只是财政理财的责任主体更多地下放给了地方政府。

(三)民族资本积累时期的矛盾和改革: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为市场增加了产品供给,释放了长期被短缺经济压抑的消费,促进了乡镇企业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提高了工业投资规模,形成了消费和投资双旺的格局,但也导致了货币发行量过多,最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城市国有企业扩大招工,很多政府部门也积极兴办产业,价格双轨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有人总结说“集权的计划经济就是死,分权的计划经济就是乱”。 80年代经济的新发展,也带来了新混乱。通胀、腐败等问题的积累和发酵最终演变成了89年的政治风波,客观推动了市场化改革。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进行了财政分税制改革,新的财税格局增大了中央财政收入,实际解决了80年代“诸侯割据”经济格局下,中央财力不足、宏观调控能力偏弱,不能有效平抑经济波动的问题。

(四)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时期的矛盾和改革:20世纪90年代——十八大

在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中国摆脱了产业资本长期短缺的问题,迎来了全面过剩,隨即叠加国际产业资本全球布局,推动西方制造业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我国对国际经济波动的风险敞口。1997年和2008年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外需的冲击是较大的,但中国政府凭借强大的财政投资,拉动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也导致了政府债务上升,金融风险加大。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某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根据支出需求来定的,政府投资需求大,就多组织财政收入、增加政府举债,在实际行动上采取了财政“以支定收”的方式。

(五)逆全球化萌生时期的矛盾和改革:十八大以来

从2012年开始,我国贸易就告别了“双顺差”,随着外需逐渐疲软,经济抓手只剩下投资和消费。而上一经济阶段,政府的投资拉动积累了较高的金融风险,消费成了需求管理的重要阵地。在财政收入政策上,我国推行减税降费、财政过紧日子,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市场活力的乘法;在财政支出政策上,财政资金重点投向民生领域,聚焦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在政策导向上更为精准,树立了财政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加强了各级政府财政理财的主体责任意识,量入为出,这体现了财政的“以收定支”原则。

三、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矛盾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不断优化,而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秉承“以收定支”原则,还是“以支定收”在学界存在过诸多讨论,但本文认为,我们应该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视角看待财政原则的取舍,也应该明确现阶段财政“以收定支”原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贾康,刘薇.构建现代治理基础[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

[2]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3] 邓子基.以收定支还是以支定收[J].财政研究,2002(3).

[4] 靳俐.以支定收和以收定支之辨析——与邓子基教授商榷[J].财政研究,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