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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黄梁周夫妇从中国的广东台山来到美国加州，成为淘金热潮中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他们在矿区开设了两间店铺。这一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此后若干年，华人在美国经历了从最初被接纳到后来被排斥直至被敌视的三个阶段。当金矿中的工作日益减少，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铺设完毕，华人就开始面对被抢了饭碗的白人劳工日益高涨的暴力抵制。1870年前后，在美华人面临的歧视已经从民间蔓延到了官方。以修改《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条款为开端，一系列限制华人行为的法律陆续出台，至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达到了高潮。它规定华人劳工十年内禁止进入美国，否则将遭到监禁或者驱逐。而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华人，离开美国后再次进入美国必须获得许可。法案还剥夺了华人移民的美国公民权，同时禁止美国人与华人通婚。在这些律令的推波助澜下，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针对华人的屠杀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文化方面，“东方主义”在美国兴起。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唐人街小说”将华人描写成偏狭、难以同化和愚蠢的人。比如在马克·吐温与布勒特·哈特合作的剧本《阿新》（《Ah Sin》）中，华人阿新是个“作恶多端的矿工惯偷”“喋喋不休的白痴”以及“道德毒瘤”。因为Sin在英语中有罪恶的意思，所以这部剧本的中文版名字也被译作《啊，罪恶》。萨克斯·罗莫则在他的小说中告诉读者，即便是他塑造的像傅满洲一样聪明伶俐的中国人也是邪恶的，他们在骨子里天生不会从善。随着小说的成功，这个带着偏见色彩的人物被搬到了电影银幕上，先入为主地固化了华人在电影中的形象，随后便泛化到几乎所有美国电影中。

将要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华裔电影明星的黄柳霜就出生于这样的时代。

1905年，在洛杉矶唐人街附近一家洗衣店内的房间里，黄善兴和李恭桃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作为黄氏家族在美国的第三代，她有了个英文名字：安娜·媚（Anna May），中文名柳霜。这一年，美国政府对华工持续多年的歧视行为在中国境内有了一次巨大的回响。上海《时报》发表了《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号召中国人抵制美国货。文中写道：“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民间自发抵制美国货运动。

黄善兴虽然也出生于美国，但他五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黄梁周带着他回到了广东老家，不久黄梁周也去世，黄善兴成了孤儿。此后他不停地在亲友的带领下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成年后，黄善兴在中国娶妻生子，之后又一个人返回美国开洗衣店谋生。那个时期，中餐馆、中药铺和洗衣店是在美华人从事最多的三个行业，其中尤以开洗衣店最为辛苦。它需要马不停蹄地工作，消耗大量的体力并被白人鄙视，被认为是身份低下的职业。在华人介入这一领域之前，有些富裕的加州人干脆将衣服寄到香港去洗，一打衬衫的费用是12美元，来回时间是四个月。《排华法案》颁布后，黄善兴无法再离开美国，因为那样他将不再被允许入境。他在中国的妻子也进不了美国。这样的分离日久后，黄善兴便在美国又娶了一房妻子，她便是黄柳霜的母亲李恭桃。作为一个中国男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与家乡的妻子离婚。相反，他将更多的钱寄回乡，以便让他的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家乡的妻子也总是托人写来信，黄善兴会当着李恭桃和孩子们的面阅读，尽力融和这份隔着大洋的亲情。黄柳霜成名之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会将钱寄一部分给老家的哥哥黄斗南。黄斗南靠着父亲和妹妹的资助，最终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成了家乡小村庄里最有学问的名人。

黄柳霜在来自广东台山的书信中了解到了遥远的中国，在父亲的中国式家庭教育中变得勤劳和具有家族责任感。她和姐姐早早地就开始帮助母亲照料后来相继出生的弟妹，并分担着洗衣店记账和上门取送衣物的工作。家中的饮食、服饰和用具也都是中国式的，交谈说的是台山方言。可以说，这个家庭与普通的中国家庭没什么不同。但当黄柳霜打开家门，穿行于洛杉矶的大街小巷，她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玩伴是邻居英国移民的孩子。洗衣店的客户都是白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中国人截然不同，令柳霜感到摆脱束缚的轻松。这些深刻地影响了柳霜的内在性格，纵观她此后一生，都在中西文化的矛盾中成长着，挣扎着，也有意无意地超越着。

学校教育的经历很快给柳霜上了一堂种族歧视课。为了融入白人的世界，柳霜将头发烫卷曲。但是，柳霜后来回忆说，“当我的美国同学因为我是这个学校最典型的中国女孩而选我代表中国时，我才发觉，我试图掩饰的东西却使我更加引人注目了。”每到课间休息，白人同学最大的乐趣就是围着柳霜和她的姐姐露露进行戏弄。坐在柳霜后座的男孩还经常往她的身上扎大头针，以检验中国小孩的痛感是否和自己一样。为了避免疼痛，柳霜只好多穿一件外套。但男孩又换了更长的大头针。不久之后，柳霜保护自己的衣服增加到了六件。春天到来的时候，老师严厉地命令柳霜脱掉这些衣服。结果她因为一下子适应不了温度而得了重感冒，并发展成肺炎。黄善兴没有办法，后来让柳霜姐妹俩转学到了一所华人教会学校。

时代的灰尘落在女孩柳霜瘦弱的肩上。她试图躲避，但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命运。在成长的岁月中，她甚至没有一个公平的环境做对比，令她在体验后能质问一下，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哪怕只是困惑一下。她没有选择。那时，她可能并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她将用一生的时间来承受这些无穷无尽的灰尘。尤其是在她选择了一份令自己分外醒目的职业后，这些灰尘便更容易把她从芸芸众生中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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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霜拥有中国女孩温和委婉的性格，但同时，因为经常与人打交道，她又是开朗健谈的。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姣好的容貌，使她很受洗衣店客户的喜欢。九岁那年，柳霜在送衣服后拿到了一笔不菲的小费。她决定用这个钱看一场电影。

在观众席黑暗的角落里，柳霜与大银幕一见钟情。那是打在她命运深处的一束快乐的光。

从此，她成了一个超级影迷。她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看电影，并且，渐渐地，开始逃课去电影院，享受那短暂的梦一样的时光。在痴迷故事的同时，柳霜把自己想象成剧中的女主角。她会关紧房门，对着镜子，连续几个小时重现剧中人物的表演和台词。后来，她曾经回忆如何排练那些电影片段：“我号啕大哭，泪流满面。我会紧紧抓住胸口的内衣，在一阵极度悲伤中将它猛然撕破。”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柳霜的演技备受专业人士的赞赏，而喜爱她的影迷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的“哭戏”。我对这个细节颇感兴趣。为什么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会愿意反复练习悲伤的戏剧片段？或许那恰是她压抑的生命中一个发泄的出口。当然，那时她还没有能力懂得自己的情绪已经通过另一个人物释放了出来。这种释放令她快慰。她能夠明确的只有一件事——渴望成为一名演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电影工业转移到好莱坞，许多知名电影公司来此落户。与此同时，明星体制初现。电影技术带来的新鲜感已逐渐丧失，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们喜爱的演员身上。电影明星名气大增，并开始引导时尚消费潮流。明星们的薪水也水涨船高。

因为跨种族故事对观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洛杉矶的唐人街成了摄制组经常光顾的拍摄地点。黄柳霜亲眼目睹了电影在街头拍摄的过程，并第一次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明星梅·默里。她惊讶地发现，默里并不像银幕上那样光彩照人，并且服装又脏又破。这打破了她对电影明星的想象，让她觉得成为一个明星并非遥不可及。很快，这个漂亮的中国女孩引起了电影人的注意。黄柳霜迎来了她电影生涯中的第一个角色，在《红灯笼》中担任群众演员。这一年，她14岁。

柳霜的兴奋可想而知，她已经向梦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黄善兴和李恭桃对女儿沉浸于演员职业的幻想深感忧虑。黄善兴告诉柳霜，好莱坞并不是只拍摄和中国有关的电影，在其他的电影里，他们并不需要你。李恭桃则迷信摄影机会窃走人的灵魂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当然，他们还有没说出口的理由——那些从好莱坞流传出的有关性和毒品的真真假假的丑闻，让他们觉得女儿去那种环境工作是一种耻辱。但父母最终没能阻止柳霜对电影的向往。青春期给了她叛逆的勇气。在因精神压力患了一场大病之后，她放弃了学业，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吸引她的明星之路。黄善兴终于无奈地看到，他营造的那个中国式避风港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坚固。

黄柳霜的面孔开始频繁出现在一些亚裔题材的电影中。尽管都是些无名小角色，但她都拿出百分之百的认真来对待。在参演《红灯笼》的过程中，她有幸目睹了女演员艾拉·纳兹诺娃的表演。这位卓越的女演员被认为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引荐到了好莱坞。这不凡的启蒙将聪明的黄柳霜带上了一条追求演技的道路，这种追求在后来贯穿了她整个表演生涯。如果仅仅认为黄柳霜是个好莱坞的东方花瓶，显然是不确切的。

1921年，16岁的黄柳霜接受著名导演马歇尔·尼兰的邀请，在四集纪传体影片《人生》的一集中担任女主角，与她演对手戏的是默片大师朗·钱尼。这是新人黄柳霜的第一个主角，她无比珍惜，也十分努力。她以小小年纪出色地演绎了一位年轻华裔母亲的角色，不仅赢得了钱尼的尊重，也引起了主流媒体的注意。很快，她的照片登上了英国杂志《看电影》的封面。这部影片的完整拷贝已经遗失，我其实无法想象作为少女的柳霜如何完成一个比她成熟很多的角色。当然，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演技标准去衡量一个默片时代的女明星。但是演员职业促使黄柳霜早熟却是个事实。像很多我们熟知的少年成名的明星一样，黄柳霜在自己选择的事业之路上开始得正逢其时。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生命之花开放得未免过早。

马歇尔·尼兰其实是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风流成性。在拍摄电影期间，他对黄柳霜展开了追求。未经世事的柳霜很快坠入情网。他们公开约会，尼兰许诺黄柳霜会带她去墨西哥结婚。但没过多久，尼兰就厌倦了这段恋情。他以加州的法律禁止欧裔美国人与华人通婚为由，抛弃了柳霜。这段初恋给黄柳霜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深刻地影响了她以后的恋爱模式。她虽终生未嫁，但一生中交往过的男人大多与尼兰相似：白人，年长，在行业内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分手十年之后，事业如日中天的黄柳霜从欧洲重返好莱坞，还曾带着礼物去看望尼兰。彼时，尼兰的事业正处在低谷。黄柳霜的传记作者认为她很重情义，我不否认这一点。成年后的黄柳霜是个情商极高的女人，喜欢交朋友，也善于维系友情。但她带给尼兰的礼物是一个十字架，这就颇值得玩味。因为在柳霜与尼兰合作的那部电影中，十字架是杀死男主角的致命道具。所以我更愿意相信黄柳霜重新面对尼兰的情绪是复杂的。有深深的怀念，当然这是主要的部分，肯定也有一种成长后的自信与温文尔雅包裹着的坚硬。当我仔细阅读了那些有关黄柳霜的资料后，她留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印象。

当然，这段插曲很快就过去了。柳霜没有太多时间悲伤，刚刚开启的事业像洒满朝阳的大路，正等着她奔跑前行。

接下来，黄柳霜主演了她的第二部电影《羞耻》。这是个俗套的有关跨国婚恋的恩怨情仇的故事，柳霜出演了一个为了爱从上海来到美国的华裔女子。这部影片反响不大，但却让德国观众认识了黄柳霜。此后不久，黄柳霜迎来了一部真正令她在好莱坞走红的作品《海逝》。

《海逝》的故事与普契尼的经典歌剧《蝴蝶夫人》如出一辙。美国人卡弗不幸坠海，被海浪吹到岸边的一块礁石旁，少女莲花救了他。两人很快相恋。不久，卡弗返回美国，将莲花遗弃。莲花不顾乡邻的白眼，挽起发髻，生下了她和卡弗的孩子。在对卡弗的思念中，她独自伪造与他的往来信件，沉浸在婚姻的幻想中。几年后，卡弗回来了，陪伴在他身边的还有他的白人妻子。然而莲花并不知情。她无比欣喜，穿上红蓝相间的丝绸婚服，像妻子一样去迎接丈夫。但真相令莲花心碎。她强忍住悲痛将孩子交给卡弗，然后投海自尽。

《海逝》在好莱坞的电影史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它是第一部彩色电影。同时，它在票房上的巨大成功，足以证明那一时期“东方主义”叙事态度在美国的盛行。在彼时西方的价值建构中，“东方”被认为是一个落后的、对强者十分顺从的地方。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有偏见性的认识体系。《蝴蝶夫人》以及后来的《西贡小姐》等剧目的广泛流传，足以证明西方人对这种“东方主义”一厢情愿的想象和认同。时至今日，这些剧目已成为歌剧、音乐剧的经典，还在反复上演。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西方式的优越感对这种“东方主义”的恋恋不舍。17岁的黄柳霜自然不会懂得这些。她也不会知道，在遥远的故国，莲花这种角色已经为日后中国人攻击她埋下了伏笔。作为一个女演员，《海逝》对她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拥有巨大表演空间的角色。她没有令人失望，完美地表现了这个美丽、善良、痴情、温顺的东方少女起伏动荡的情感世界。

影片公映后，好评如潮。《纽约时报》评论黄柳霜的表演“富于挑战，但她演技纯熟，取得了成功”。英国影评人也不吝赞美之词，评价黄柳霜的表演“深沉內敛而又不失精准，达到了大师水平”。

黄柳霜成为好莱坞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派拉蒙影业公司迅速与她签约。在《海逝》的编剧弗朗西斯·马里昂的引荐下，黄柳霜结识了好莱坞当时最有名的明星夫妇玛丽·璧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这为她带来了新的机遇。

这期间，又一段爱情插曲在不知不觉中展开。像上一次情感经历的翻版一样，黄柳霜在主演《漂流》期间，与该片的导演托德·布朗宁陷入恋情。布朗宁年长黄柳霜25岁，长期酗酒，婚姻生活不如意。黄柳霜在饱受精神折磨之后，主动结束了这段感情。

范朋克对黄柳霜印象深刻，邀请她加入了他主演的大制作电影《巴格达窃贼》。这是阿拉丁的故事第一次被搬上银幕。黄柳霜在里面扮演了一个美艳的蒙古女奴。她的戏份不多，但是却在影片公映后成为被谈论最多的人。这多半是因为她美丽性感的造型。在影片中，她半裸出演，充分展露了青春逼人的好身材。像邦德电影和《变形金刚》系列中那些性感的漂亮宝贝一样，黄柳霜让全世界的影迷为之驚艳。

《巴格达窃贼》最终成为美国当年的票房冠军，在欧洲上映达数月之久，占据莫斯科的银幕几乎半年。同时，在日本，在我国香港和上海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影迷。人们激动地谈论黄柳霜。《看电影》杂志用两个整版介绍黄柳霜的演艺道路;法国时尚杂志《蒙太奇》选用柳霜作封面女郎;日本《东京电影时报》在评论《巴格达窃贼》的文章中写道：“只有柳霜娇美的身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黄柳霜穿着时尚的照片开始被印在明信片和观影卡中，被热情的影迷收藏。很显然，《巴格达窃贼》使黄柳霜成了一个真正的明星。

然而中国的媒体却心情复杂。上海的《电影杂志》点名批评黄柳霜“让中国观众失望”，她的造型和表演是“自甘堕落”。另一本中国杂志《电影画报》则讽刺她是“受人摆弄的傀儡，在电影中只是跑跑龙套”。这种批评在后来成为中国媒体对黄柳霜评价的主流观点。随着黄柳霜的名气越来越大，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也不乏大批喜欢黄柳霜的普通影迷。他们留意她的各种消息，不错过她的任何一部可以看到的电影，同时模仿她时尚的穿衣打扮，把她当成心仪的偶像。

已在全世界成名的黄柳霜此时不过19岁。黄善兴对女儿暴露的银幕形象很是不满，对电影明星的复杂生活也心怀恐惧。他觉得应该赶紧将女儿嫁出去。而已有过两次感情经历的黄柳霜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有着清醒早慧的认识。她知道一个普通的华人男子是没有勇气接受她的，而嫁给西方人在法律上又面临着重重阻碍。在来自父亲的压力逐渐加剧后，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她从家里搬了出去。19岁的黄柳霜这时候已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她用积攒下的片酬购置了一个二层小洋房，开始独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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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柳霜像个工作狂人一样投入到工作中，在1924年至1926年三年间，马不停蹄地接拍了十部影片。聪明的她很希望借着《巴格达窃贼》的名气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但令她失望的是，除了《彼得·潘》，其他的影片都没什么影响。电影公司分给她的角色要么是一些心如蛇蝎的坏女人，要么是点缀剧情的性感女郎，而结局也往往是以各种方式被杀或自杀。当年父亲说过的话应验了。作为一名亚裔女演员，好莱坞真正适合她的角色并不多。她曾对一部名为《丝绸之花》的影片寄予厚望。这部影片得到了旧金山富有华人的投资，由中国教育电影公司制作，目的是“改善中国人在美国人眼中的恶劣形象”。黄柳霜担当女主角。但很遗憾，这部影片最终没有发行。黄柳霜也曾试着通过自己投资的方式，塑造令她满意的华裔女子的角色。1924年，她与投资人克莱顿签订合约，由克莱顿筹资四十万美金，资助一系列“展示中国传奇”的电影，黄柳霜负责偿还贷款。但克莱顿却将以黄柳霜的名义筹来的钱都投资到了股市。黄柳霜无奈解除了合约。这次事业上的投资虽然没有成功，但我们不难发现，与同龄女子相比，黄柳霜非常早熟，并且很有主见。

黄柳霜22岁这年，遇到了她一生的挚爱查尔斯·罗切。罗切是当时好莱坞最优秀的摄影师，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先后六次提名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最终两次获奖。与柳霜相遇这一年，他42岁，正在拍摄电影《日出》。这部影片不久后为他赢得了第一届奥斯卡奖的小金人。他的另一部获奖作品更广为人知，是格里高利·派克1947年主演的《鹿苑长春》。

这是一次真正的恋情，柳霜不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存在。罗切全心全意地爱着她，让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以及被尊重的满足。为了取悦这位华裔情人，罗切在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东方古玩。他还自豪地把柳霜带入自己的社交圈子。来自英国的罗切是一个被称作“高贵会”的绅士俱乐部成员。加入这个组织的都是上流社会的富商名人。擅长交际又美丽大方的柳霜很快融入了这个圈子。为了表达对柳霜的喜爱，高贵会的会所将柳霜常去的房间命名为“柳霜堂”，还用黄柳霜的名字命名了一种兰花。柳霜在这里学会了骑马、射箭、打板球、投飞镖，她的运动天赋以及性格中豪放的一面得以充分释放。罗切是一位有着极高专业素养的艺术家，也富有冒险精神。他曾只身赴墨西哥为有着“恶魔将军”绰号的革命英雄潘图·维拉拍摄纪录片。这无疑影响和塑造着柳霜。如果说与前两位恋人的交往令柳霜迅速成熟，那么，与罗切的交往则让柳霜深切地触摸到了精神上的纯真与自由。

这段无法走进婚姻的恋情最终也没能持续太久，但对黄柳霜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它拓宽了黄柳霜的视野，也极大地提升了她的审美品位。在这之后，黄柳霜对自己的衣着、妆容有了更趋于优雅的追求，同时她也与很多摄影师成了朋友。在他们手中摄影机的锤炼下，黄柳霜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平面模特。黄柳霜离世后，她的很多影片拷贝已不知所终，但却有大量的人像摄影流传于世，让我们有机会领略到柳霜之美的各个侧面。在这些照片中，精品比比皆是，即便放到当代，其艺术性与时尚性也毫不逊色。

不久，黄柳霜拍摄了她早期电影生涯中两部重要的作品——《武先生》和《老旧金山》。

《武先生》的剧情依然充满了“东方主义”色彩。中国官员武先生的女儿若萍爱上了英国人巴兹尔，在若萍的婢女柳桑的帮助下偷偷约会。巴兹尔的父母受邀到武先生家做客，大谈对跨种族婚姻的厌恶，还渴望早点抱上蓝眼睛、白皮肤的孙子。这为若萍和巴兹尔的恋情蒙上了阴影。而武先生也是个纯粹的种族主义者，当他得知女儿与白人相恋，无比愤怒。最终，武先生“根据中国习俗”，杀死了失去贞洁的女儿。

因为有多位明星参演，这部影片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但由于银幕上不能出现华裔与西方人接吻镜头的禁令，黄柳霜失去了主演的机会，在片中饰演婢女柳桑。若萍则由无论才华与容貌都不及黄柳霜的美国演员勒妮·阿多莉扮演。这令黄柳霜深感不快。就算已经拥有了今天的名气，也依然无法冲破种族歧视的天花板。

在《老旧金山》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每当剧情要表现黄柳霜与白人情人的情感戏时，镜头不是模糊处理，就是匆匆切换。在这部电影中，黄柳霜再次扮演了一个被丑化了的中国人角色——唐人街鸦片贩子。她与男主角一起绑架了一个白人女子，打算把她卖为奴隶。当然，电影的结局是白人女子被成功解救，黄柳霜扮演的坏女人在大地震中惨死。

黄柳霜在这两部电影中扮演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人，充分展现了她不凡的演技。但因为种族主义色彩严重的主题和对华人的丑化，她遭到了来自中国的严厉批评。很多原来喜欢她的中国影迷也开始抵制她。巨大的阴影从此笼罩了她的名字。這阴影持续的时间远比她预料的要长，跨越了她整个余生，并绵延到了她死后的下个世纪。

作为一个电影公司的签约演员，黄柳霜无法拒绝公司为她安排的角色，更无力阻止一个时代的电影潮流和一部电影的走向。多年后，黄柳霜在上海的《良友》杂志中撰文，解释了当初的无奈和委屈。“国人对于我所扮演的角色有点指摘，这使我很不安。因为我这种错误是无意种下的。初期入电影界，我只能完全受着导演者的指挥，不要说所扮角色是什么自己不知道，甚至片中的情节他们也未必说明白。这是事实，导演者对于闲角演员是不重视的，除了几个重要角色有权审查剧本内容是否对于自己主张有冲突之外，其余是不闻不问的了。”

黄柳霜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好莱坞不公平的电影环境对其事业发展的限制。这种限制令她备感苦闷和屈辱。1928年，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女演员的黄柳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世界电影工业的中心好莱坞，去欧洲发展。这一决定显示了她非同一般的勇气和自信。

4

在姐姐的陪同下，黄柳霜首先抵达了德国。

此时的德国电影业处在默片时代的尾声，正陷入低迷。黄柳霜的到来令电影界的同行为之兴奋。对德国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来说，黄柳霜是一位极具大都市魅力的时尚明星。她穿短裙、抽纸烟、开轿车、独身并与自己心仪的男人谈情说爱，最大限度地享受现代女性所能追求到的自由。理查德·艾希伯格马上邀请黄柳霜加入了他的影片《堕落之爱》。艾希伯格被认为是欧洲当时最“美国化”的导演，他的电影偏商业，每一部都有着不俗的票房。黄柳霜在欧洲期间共与他合作了五部影片。

黄柳霜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在拍摄电影的间隙，她抓紧时间学习德语。同时，她也成为各种时尚杂志摄影师的宠儿，《电影明星》《电影》《指南》相继刊出了她的精美照片。柳霜的形象随之传遍欧洲，以至于美国的《名利场》杂志也为之侧目，迅速刊出了著名摄影师爱德华·斯泰肯为她拍摄的一组照片。而德国的明信片公司发行的数十张黄柳霜的时装卡片，则把她独具个性的美丽形象传播到了俄国和亚洲。

闲暇时间，黄柳霜开始探索欧洲的文化生活。她成了歌剧院、艺术沙龙的常客。她优雅的气质、不俗的谈吐、聪慧的头脑以及温和开朗的性格，令她在柏林的知识精英圈中大受欢迎。

六月的一天，刚刚从法国归来，正在着手研究“巴黎拱廊街”的本雅明与黄柳霜有了一次愉快的会面。这次会面后来被本雅明写成了一篇访谈文章，发表在《文学世界》上。

26岁的哲学家被黄柳霜的美所震撼，他写道：“……开朗豁达的翩翩风度毫不造作，对动情戏剧深深的喜爱表明她过着平衡而快乐的日常生活……实际上，若是越过所有动人之处，用朋友般的态度认真地凝视，你就会发现，这个健康耿直的女孩子丝毫不像一个电影明星，丰满的脸庞像一阵春风……其神平和宁静。”

两人的谈话持续了很久。柳霜向本雅明讲述了她小时候的很多趣事，并告诉他，不想再扮演轻佻的摩登女郎，而希望能再演一次母亲的角色，她觉得自己现在可以演得更好。二人接着讨论了有关影评人的问题。黄柳霜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影响微乎其微。还告诉本雅明，“真相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从敌人那里听来。我希望能有自己的诤友，告诉我逆耳忠言。”说到这里，黄柳霜斜靠在沙发上，解开了她长长的头发，又将头发推向脑后，重新束起。本雅明着魔般地注视着黄柳霜，他写道：“头发遮住了半边脸，使她的脸庞呈现出一个美丽的心形。而她的目光则充满了灵性。”

《堕落之爱》拍摄结束后，黄柳霜来到了巴黎。神秘的东方气质与现代时尚气息兼具的黄柳霜马上赢得了法国人的喜爱。她在记者的陪同下游览了卢浮宫。她告诉记者，这是第三次欣赏柯罗的《塞弗尔之路》，她相信这幅画能帮助自己超越个人的哀伤，更好地理解法国人民。黄柳霜一生中驻留欧洲的时光特别多。即便在她返回好莱坞后，也多次来欧洲小住，而巴黎是她最喜欢的城市。但这一次她没有停留太久，因为英国有一部电影正等着她。

黄柳霜和姐姐在伦敦租了一套可以俯瞰海德公园的公寓，她将在这个潮湿的城市完成大导演杜邦执导的电影《唐人街繁华梦》的拍摄。这部电影后来为她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与柏林和巴黎一样，黄柳霜的到来再度引起了英国人的关注。英国少女模仿柳霜的发型、着装，甚至用化妆品将皮肤涂成象牙色，名曰“黄氏肤色”。记者们也对她印象深刻。法国电影杂志《指南》的记者斯坦利专程到《唐人街繁华梦》的剧组采访柳霜。他在文章中写道：“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演员。黄柳霜不仅天赋甚佳，而且待人友善淳朴，她有着只有少数真正的艺术家才具备的独立头脑，许多电影明星都缺乏。”

《唐人街繁华梦》堪称英国默片时代的经典之作，在视觉效果方面有着前卫的尝试。剧情方面也很吸引人，充满悬念和复杂的情感纠葛，并且塑造了舞女秀秀这个极具光彩和个性的人物。这是个卡门式的人物，黄柳霜在剧中充分展示了她的性感、美丽、诱惑和危险，证明了她不俗的表演功力。我觉得这可能是黄柳霜演艺生涯中遇到的最好的角色。今天人们对这部电影的记忆更多来自于那张著名的海报。由乔治·波拉克为奥地利影院设计的《唐人街繁华梦》海报原件有五米多高。黄柳霜身穿吉卜赛风格的红色长裙，裸露上半身，戴着硕大的金属耳环和手镯，目光充满了挑衅。这张海报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大胆。它展现了黄柳霜在艺术上开放的程度以及她作为海外华裔所能企及的最大个人自由。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成了黄柳霜一张醒目的标签，使她在中国广受诟病。

在英国期间，黄柳霜还参演了根据中国经典戏剧《灰阑记》改编的同名话剧，在剧中扮演马员外的小妾。这是她首次尝试舞台剧。为了更好地理解剧中的人物，她甚至仔细阅读了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作为无声片时代的电影明星，台词对黄柳霜是个极大的挑战。为了拥有一口地道的伦敦上流社会的口音，黄柳霜为自己请了一位剑桥大学的英文老师。后来的事实证明，黄柳霜敏感而又超前的智慧又一次为她赢得了先机，使她顺利地过渡到有声电影的拍摄中。值得一提的是，时年22岁的劳伦斯·奥利弗也在这部戏剧中出演了一个角色，这是他在伦敦西区的舞台上最初的亮相。

黄柳霜尽情享受着在欧洲的时光。同美国相比，欧洲对待华人更加宽容。在参演的电影中，她的角色也有所改善，甚至有了在美国不可想象的影响剧本的权利。这一时期，欧洲人对中国还缺乏足够的了解，黄柳霜无疑成了中华文化最优美的传播者。她对自己的华人身份有着天然的认同，并且很在意电影对华人声誉的影响。她曾在英国的杂志上撰文，认为西方对华人的误解始自电影中华人的负面形象。她告诉读者，“实际上中国人本性善良、热爱生活，他们的纺织、陶瓷、服饰和宴饮都体现着这些特征。华人将友谊和家庭看得高于一切，特别值得信赖。”

很多早年的资料可以证明，黄柳霜对接纳她的欧洲充满了感情。她喜欢欧洲电影人的艺术化倾向，喜欢各具风格的城市风貌，也热爱欧洲随处可感的人文气息。这种流浪异乡的漂泊感也让黄柳霜感到新鲜和浪漫。在一份资料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黄柳霜欧洲生活的日常。“……5月的前两周，柳霜在大使馆俱乐部表演歌舞。是月28日，柳霜在伦敦的一场演奏会上结识了小提琴演奏家弗里茨·克莱斯勒。6月，柳霜多次在霍尔伯恩帝国大剧院露面。随后，柳霜来到法国南部，其间在马略卡岛度过一个不长的假期。回到伦敦后，柳霜住进了多切斯特酒店，在那里邂逅正在欧洲巡演的艾灵顿公爵和他的乐队，一行人时常彻夜欢饮，不醉不休。10月，柳霜在都柏林开始了的她个人演唱会，名为《悦耳的歌声与有趣的服饰》。在杂耍、魔术和滑稽戏等热身表演后，柳霜用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柳霜身穿一袭中式服装，性感迷人。随后她献上一首首外国歌曲，也一次次换上不同国家的民族服饰……11月初，柳霜前往英国利兹演出，随后奔赴米德兰和苏格兰。在利兹逗留期间，柳霜甚至观看了一场足球赛。她继续南行，1933年至1934年冬天，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进行舞台表演……”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簡介：

苏兰朵，满族，70后，生于吉林松原。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媒体与大学，现居沈阳，职业写作。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作品刊发于《诗刊》《当代》《民族文学》《散文》等杂志。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入选多种文学年度选本。曾获骏马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林语堂小说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有诗歌、小说被翻译成德、日、蒙等多种文字。有小说作品被改编为话剧上演。著有诗集《碎·碎念》，随笔集《曳航船》《听歌的人最无情》，小说集《寻找艾薇儿》《白熊》，长篇小说《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