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怡颖 沈海梅

[摘要]新自由主义作为欧美资本主义在遇到危机后尝试刺激经济增长、恢复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引起了诸如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动荡、福利水平下降及族群矛盾等普遍的负面后果。利用JSTOR英文期刊論文数据库，对全球新自由主义多学科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在不同地区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欧美地区，福利制度的变化、民粹主义的兴起、移民带来的问题、底层社会的扩大及其引起的痛苦受到关注。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造成了社会阵痛，开发与破坏并存的局面得到记录和分析。在亚洲，学者们将新自由主义概念再定义以适应对亚洲的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保障，但是依然产生了社会阶层的变化和隐形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统治。在澳洲，学者关注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重新定义了国家、社会和土著人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学术研究;全球图景

中图分类号：C9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0）04-0001-12

作者简介：朱怡颖，云南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沈海梅，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研究。云南昆明 6500312020年春天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世界，美国股市10天内4次熔断，人们不禁再问：这次新自由主义会走向终结吗？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实践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引发了一系列问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的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对各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进行了深入反思、批判与质疑。事实上，在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定义新自由主义概念，界定其意涵时，新自由主义早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发展方式。中文使用的“新自由主义”一词在英语中有“New-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两个词对应，“New-liberalism”代表的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应，注重和强调积极（肯定）的自由，在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致力于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成员的自由，其倡导者是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德沃金（Ronald Myles Dworkin）等。而本文所讨论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其含义在于反对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涉，转而强调通过用鼓励自由市场、减少对商业运行和经济“发展”进行限制的手段来取得进步，实现社会正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主持者们主张，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纯收益在任何情况下都超过其支出。其倡导者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1]

新自由主义最广为人知的定义来自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实践的理论，通过提出在私有财产权、个人自由、不受阻碍的市场和自由为特征的制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家自由，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类福祉贸易。国家的作用是建立和维护适合于这种做法的制度框架……但是，除了这些任务之外，国家不应冒险。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一旦创建）必须保持最低限度，因为国家可能无法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猜测市场信号（价格），并且强大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扭曲和偏向国家干预（尤其是在民主国家）自己的利益。”[2]森特诺和科恩（Centeno and Cohen）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新自由主义重塑了全球政治经济，并提出理解新自由主义的三个维度：“（a）关于最佳经济运行方式的技术性政策辩论;（b）包含政治选择和权力的制度化危机遏制战略;（c）霸权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的兴起”。[3]新自由主义已成为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并且对思想和政治经济实践产生了普遍影响。这种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破坏了先前的体制框架和权力，而且破坏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制度、技术组合、生活方式、对土地的依恋、内心的习惯、思维方式等。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美国国内金融体系崩溃，建筑、汽车等实业紧缩，民众陷入失业和恐慌，还将危机波及到其他国家。日本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08年的实际增长力为负0.7%;英国失业人口达到200万;法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以34年来最快的速度收缩，全年经济增长率降至0.7%。其他陷入衰退的国家还有爱尔兰、加拿大、新西兰、瑞典、新加坡，克罗地亚、爱沙尼亚、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芬兰。[4]除上述发达国家以外，发展中国家也遭受重创，墨西哥曾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典范，在经济增长“奇迹”结束之后， 墨西哥陷入了毒品泛滥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暴力，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5]新自由主义与当今时代各国相伴而行，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图景。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对各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进行了深入反思、批判与质疑，就各区域新自由主义的命运和未来展开了广泛的辩论。人类学家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提出“晦暗人类学”，旨在揭示“新自由主义及其效应”“新自由主义的许多黑暗面”，认为“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特定的经济体系，加剧了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分化，也是一种治理的特定形式，在不同历史地理脉络中展现各种变貌”[6]。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发展学、地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研究者从新自由主义概念本身、含义和本质进行讨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扩散，引发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批判，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下的人类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政治结构、文化实践呈现出的多种样貌进行广泛关注与研究，全球的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研究、全球的劳资关系、全球市场经济与政府的治理术，新自由主义与新兴市场的劳工，新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环保主义等都成为研究者讨论的议题和关注的领域。正如福柯所言：“在当代思想中，新自由主义这个议题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当然，它也会重新定义经济规则。但更为严重的是它会颠覆社会的传统组织。整个社会秩序可能会由于这一难以抵御的剧变而发生动摇，还会波及社会秩序赖以生存的所有机构，如国家、学校、家庭、法律等。一种设想连接政治、法律和经济，连接个人和集体之间相互关系的闻所未闻的方法正在具体化。”[7]

不同国家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引入和嵌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有明显的多样性，新自由主义全球扩散在欧洲、非洲、东亚、南亚、南美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雪莉·奥特纳认为，新自由主义并非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类型，它从世界各地不同时空进入，与多样元素产生了形态各异的面貌，影响远远超过了单一的经济层面。[8]埃米尔（Emel Akali）等人的研究也强调，在各国引入和嵌入新自由主义的方式已经有了明显的多样性。[9]王爱华（Aihwa Ong）认为“新自由主义不是被概念化为具有预先确定属性的固定集合，而是被作为在不同政治文本中迁移并有选择地接受的统治逻辑”[10]。简言之，不同国家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不同区域的研究者如何呈现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区域特质，这是本文的关注焦点，本文利用JSTOR英文期刊论文数据库，对全球新自由主义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呈现新自由主义研究的全球图景。

一、北美：穷人竞争、民主危机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开启者之一，“华盛顿共识”的出现是新自由主义从最初的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最终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工具。[11]在美国，这成就了“美国梦”的理想，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工作并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就可以为自己和家庭实现经济保障。美国是利用霸权在全球推广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推手，更是新自由主义引发危机的首当其冲者。新自由主义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开始逐渐兴起，这期间美国制造业大量迁往国外，从而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两方面动摇了美国的工会体系，从而让底层白人陷入与拉美裔、黑色皮肤移民的尖锐对立。[12]有学者总结道：“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变得更加清晰：越来越多的放松管制和动荡的债务被用来促进需求并促进明显的繁荣。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种伪装的凯恩斯主义，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方式截然不同：政府没有向有钱人征税以支付公共物品，而是政府向有钱人借钱来弥补赤字。当潜在的金融现实的性质和复杂性威胁到该系统不堪重负时，政府宁愿出手救援，并重新开始这一循环”[3]。

在此情景下，人类学家首先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后果。凯瑟琳·达德利（Kathryn Dudley）、克里斯蒂娜·瓦雷（Christine Walley）、简·柯林斯（Jane Collins）、布雷特·威廉姆斯（Brett Williams）等学者的民族志研究记录了工厂倒闭对工人阶级社区的影响。奥特纳总结道：“随着工厂和其他工业设施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工作，美国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崩溃”[6]。另一方面，罗杰·兰开斯特用福柯的术语将美国描绘为“监狱国家”（ carceral state） ，认为“惩罚性治理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文化逻辑”，例如数据上美国的入狱率和入狱者的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甚至监狱本身都被私有化，这一方面还有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监狱美学式的洛杉矶建筑风格的批判。社会学者已观察到，美国城市中的“‘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主要特征是让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居住乃至生活方方面面实现隔离，特别是城市的郊区，高端社区已经基本上与城市其他居住区域实现了根本性的分隔”，渡边靖将其称之为“商品化的乌托邦”[13]96。塞萨·洛（Setha Low）关于门禁社区的民族志也指出门禁社区没有远离犯罪，却加重了社会区隔。[8]“监狱与产业复合体”一词，描述了美国监狱的私营化，“被收监的黑人比上大学的黑人还多”。对于面临产业空心化困局的地区来说，监狱是个颇具魅力的地方，许多地方都积极引进监狱以改变地方产业的停滞状态。由于与政治、经济利益有密切联系，监狱以自动生成的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一种“恐惧文化”[13]130-132。

在政治学领域，温迪·布朗（ Wendy Brown） 的著作《毁掉民主》已成为理解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关系的经典。关于这两者如何在当前美国政治变化中继续发展或走向衰败这一问题，布朗的核心论点是，新自由主义通过把市场树立为整个社会的典范，从而摧毁了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政治的经济化给每个领域带来了自由主义的变体，其甚至被带到了道德领域。布朗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政治理性”，这既继承又修正了福柯的理论。[14]福柯和布朗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合理性作为一种实现状态，这实际上是政治实践的成就。[15]

二、拉丁美洲：依附、暴力、开发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拉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是以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进口替代模式，也称发展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在政府主导下实施工业化战略，用补贴、关税壁垒和配额等方式减少进口，保护民族工业。1973 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率先实行新自由主义。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降低关税、紧缩货币供应、放弃对劳工市场的调控等政策，主张发挥私人积极性，使国家只起到最低限度的补充作用。此后，阿根廷、乌拉圭也在发生军事政变后，步智利后尘，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成为贯彻“华盛顿共识的国家”。[16]改革初期这些国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积累了大量隐患。有学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富有的资本主义政府和垄断资本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措施，从未使任何国家摆脱贫困。相反，使得这些国家深陷债务和贫困之中”[17]。拉丁美洲各国是新自由主义黑暗时代深陷债务、贫困和依附的典型例子。

关于拉美國家新自由主义改革研究最著名的是巴西“依附论”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他所著的《帝国与依附》深刻剖析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必然性;《新自由主义的兴衰》一书用经济学原理解读新自由主义学说，并将全球化、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分析。[18]

自1980年代以来，墨西哥领导人跟随其他拉美国家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旨在刺激外国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和促进自由贸易。人类学家皮特·凯恩（Peter S. Cahn）的研究聚焦墨西哥的中产阶级，他并不赞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是被强制推行的观点。他发现一些非精英阶层欢迎自由市场的统治，因为尽管中产阶级并不直接获益于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但他们希望新自由主义能够确保他们获得符合身份的物质标志。并且，墨西哥的综合销售公司变得日益流行，它们美化了消费并庆祝了创业的可能性，这表明新自由主义对担心购买力下降的公民也具有吸引力。因此作者认为只要将消费与全球化的自由市场联系起来，新自由主义不需要使用强制力便可赢得接受。[19]

人类学家安娜莱斯·理查德（Analiese M. Richard）的文章强调NGO在协调全球各国政治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她探讨了一个墨西哥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是如何以图兰辛戈省伊达尔戈市为中心，修改了调解的文化习语，将自己定位为连接农村合作社、国家官员、国际捐助者和全球活动家网络的合法中间人。作者强调分析NGO作为变革调解者的作用，可能会对新自由主义项目是如何逐步嵌入地方并被特定环境改变的过程产生重要的理论见解。[20]

中国人类学学者张青仁在墨西哥做的关于索盖人抗争格里哈尔瓦水电站开发的民族志，记录了盖索人在国家社团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失去了水电站开发中的主体地位，放弃了对自身权利的诉求，随后遭遇了洪水、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在国家权力的干预和支持下，以牺牲少数民族与社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资本向执政阶层和商业精英的集中和垄断的过程。威权主义影响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违背了公平、正义等多元族群共同发展的前提，这也构成了民族运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21]

保罗·海瑟（Paul C. Hathazy）探讨了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在新自由主义政权下，针对城市贫民和工人阶级的管理而制定的独特刑罚和福利政策背后的政治原因。他认为控制着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政治制度的不同造成了每个国家在刑法和福利政策上的最初差异，这些政治制度即专制、半专制或民主。它们的巩固或修改是由政党的组织特征（技术官僚或新民粹主义）决定的，因此这些政党控制着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后果，以及边缘化的城市部门对新自由主义的调整和政策的不同反应。[22]

拉美政权大多有军事独裁的背景，在这种威权统治下，新自由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快速、彻底。地方精英和国外资本短期内能够快速吸收地方财富，导致经济下行后，贫富差距显现，社会暴乱事件频发。

三、非洲：发展、国家重建、社会正义

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兴起是由20世纪70年代末非洲经济困境直接促成的，因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等影响，非洲很多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这给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了干涉非洲经济发展事务的机会。世界银行的《伯格报告》称，非洲的许多问题是国家对经济过度和低效干预的结果。[23]因此，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导下，非洲进行了一场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经济改革，但是结构调整政策自身存在严重缺陷，最终导致非洲经济改革的失败，并陷入严重的发展危机。[11]241-243

格雷厄姆·哈里森（Graham Harrison）关于非洲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关于新自由主义有两篇，第一篇《经济信仰、社会计划与非洲社会的误读：非洲新自由主义的阵痛》关注了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扩张，他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系列发展干预措施，其前提是固有的自由市場社会关系的普遍存在。这些干预措施形成了一系列外部机构和非洲国家自身追求的项目。文章回顾了过去20年中新自由主义在非洲的命运，展示如何通过国家发起的更广泛的社会工程项目逐步取代简单的反国家主义活动。最后批判性地反思了使新自由主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前提：国家可以培育的“自然”的市场型社会。[24]在另一篇《后新自由主义？》（Post-neoliberalism？）中，哈里森讨论了如何思考新自由主义与非洲多样的治理方式。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践不仅仅是按照世界银行技术官僚的梦想来创建非洲政府。当前时期的不稳定和低增长率已经打开了（不再）越来越“扭曲”或非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的可能性。非洲各国政府已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在政策方面建立推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常识。[25]

米歇尔·斯塔斯克（Michael Stasik）考察了私营企业如何在加纳运营公共交通。由于汉爱安州政府无力支撑公共交通系统，这一服务被私营企业接管，他们的主要特点是面向市场，拒绝国家监管，也从未为国家所掌握。运输工人在社会性嵌入的经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它可以被视为“本土新自由主义”的源头和产物;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先锋派，它并不是外来强加的，而是从长期建立的经济实践模式的本地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研究以历史与民族志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检视作为社会组织主要建构力量的市场发展的必要性。作者认为这一研究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所提供的认知视角可以被用来描述并解释非洲地方经济实践的坚定性。[26]

乌干达被视为最广泛采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非洲国家。在《假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道德重构和伪发展的动力：以乌干达为例》一文中，约格·威格拉茨（Jrg Wiegratz）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目标不仅是重塑经济，还在于重塑社会和文化。改革旨在建立一个“市场社会”，其中包括相应的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因此，改革必须破坏、覆盖和取代人口中已经存在的非新自由主义规范、价值观、取向和实践;他们还必须树立符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价值、取向和实践”。[27]约格的研究着眼于1986年以来乌干达新自由主义道德重构的过程。他在坎帕拉和乌干达东部进行的广泛访谈显示，新自由主义文化层面的快速改革已对小农和农村市场商人之间的关系和贸易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自从自由经济改革开始以来，面对面的农村贸易实践的特征是更高水平的“渎职行为”及其形式的变化。乌干达新自由主义的特点还在于，破坏性规范和实践在其他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中的扩散，这些规范和实践已经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规定进行了“现代化”。许多受访者援引了诸如“道德堕落”“腐烂的社会”和“瘟疫”①的想法，并对今后国家的道德规范和商业实践表示担忧。

郑永年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历程，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意味着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1993年对国企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兼并破产、重建大型企业集团等;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形成“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改制。上述改革成绩斐然，1990年到2000年，名义GDP增长率达到18%，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维持高速增长。于此同时，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逐渐市场化和货币化。19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医疗成为暴富领域，而直到2003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没有医疗保险。接着中国教育领域的产业化成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至今中国教育都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40]不过与西方模式不同，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中国发展有其潜在的优势。[41]

中国经济是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艾尔文·苏（Alvin Y. So）《全球化与中国从新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发展主义的转变》一文中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阶段性转变进行观察，认为几十年前，研究人员倾向于将中国描述为正在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这表现在集体企业的去集体化、市场化、财政分权、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公司化，以及人类服务商品化。但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最近的转型表明它已经脱离了新自由主义。由于最近的政策变化和结构转型，中国的最新发展模式更接近东亚发展国家，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机构，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和强大的执行目标的能力。它通过发展计划，赤字投资，促进出口和战略工业化干预经济”。[42]

在中国的医疗产业化方面，刘芷含研究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病人”与“病人满意度”概念。当公共选择理论的三要件——“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经济人假设”“交易范式”被植入医疗卫生行业时，病人的身份构建发生变化，开始作为一种特殊的“顾客”而存在，就医行为也就是交易行为，作为个体的病人对于每次医疗服务的评价成为对整个医疗机构的评价，并最终成为决定选择的行为依据。作者认为受市场逻辑主导，人们对医患关系、对就医行为的理解以及病人的身份意向，在医疗卫生服务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随之发生了变化，新自由主义理念促进了现代医疗卫生质量体系、管理评价体系和“以病人为中心”业态的形成。[43]

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的研究体现了新自由主义进入陈有兰溪流域后对布农人社区的影响。布农人原来是一个几乎自给自足的半独立性地方社会，当陈有兰溪流域在“9.21”灾后重建后，外界资本力量介入当地，地方的市场、医疗、交通体系被大型的、位于城市的设施所替代。信息网络的使用也破坏了往日安息日下午全聚落的人一起打球的运动习惯。这些生活的变化导致了布农人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他们以占梦的形式缓解内心的不安，并在2006年提出联合祷告的新宗教运动。黄应贵认为，这说明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现象不只是一般研究者所强调的是经济的、政治的与文化的系统，更是心理层面的。[44]

印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行者是“伯克利黑帮”，即印度尼西亚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训，回国后在1965年军事政变后长期执掌印度尼西亚经济大权并推行新自由主义。他们与智利的“芝加哥男孩”类似，在国内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出售国有资产和私有化。印尼4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导致了巨大的失败，到今天，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石油储备被开发得所剩无几，而整个国家仍欠着大量的外债。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尼西亚，成千上万的印尼人甚至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45]

越南学者Bui Hai Thiem以市场社会主义为分析框架，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适用性。作者认为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功，得益于这种多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也挑战了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国和越南的政党国家已经开始探索一种后社会主义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与资本主义国家从新自由主义向后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密切相关。在越南，有迹象表明国家在如此高度复杂和多变的情况下进行了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以适应一种更可持续的治理思路。这导致了适应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双重运动的不确定和矛盾的现状，这反过来又揭示了政治变革潜力的重大影响。[46]

埃梅爾·阿卡萨利（Emel Akali）等人则在尝试用“后新自由主义”（post-neoliberalism）这一术语去解释亚洲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方式，该术语将后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治理形式，旨在保留以前新自由主义的要素，并将其与福利政策结合起来，带来了更多的国家干预和监管以及更少的市场主导的经济，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通过国家干预使新自由主义部分地得到逆转。2013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新自由主义之后？亚洲新自由主义后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研讨会上就讨论了后新自由主义概念是否适用于在包括日本、土耳其、中国、马来西亚、印度、越南、马来西亚七个亚洲国家。在他们的讨论中，最普遍的思路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正义机制”相结合和匹配。“社会正义机制”乍一看似乎旨在增加穷人的福利，但它与“福利国家”的话语或实践无关，更准确地应该被视为一种“购买”技术，比如小额贷款作为吸收基层能量为自由市场提供动力的资本主义就是例子。[9]

五、欧洲：移民、性别、劳工心理

在欧洲大多数地方，新自由主义的渗透更多体现在应对传统体制危机的改革过程中，从观念改变到制度化逐步实现。虽然这些改革最初主要是为了应对危机或变化的环境而非刻意迎合新自由主义，但在无形中将市场的观念置入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主体意识中，并使后者认可了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比如瑞典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总统朗特密、荷兰共党领袖维姆.科克、英国撒切尔政府、德国施罗德政府等都推动了市场化改革。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欧盟成为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欧洲被制度化的一个有力路径。[47]

凯伦·贝克（Karen Bakker）研究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989年开始的供水部门私有化行动。将市场制度引入自然资源管理，以协调效率和保护环境是市场环境主义的重要主张，但是Karen发现水作为自然资源的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成功，几年后，政府又引入竞争和价格制度。因为水是一种“不合作的商品”，水是一种会赋予生命的、不断循环的、具有规模联系的资源，其物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特征使其特别难以商品化。凯伦的结论与大多数关于新自由性质的文献相反，将私有化、商品化和商业化视为不同的过程，认为私有化不是商品化的变体，商品化也不是私有化的必然结果。尽管新自由主义通常意味着市场制度的日益普及，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资源的自动或完全商品化。[48]

诺力（Noelle J. Molé）作为人类学家研究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意大利劳工心理问题，他以“precarizzazione”一词来表达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以过渡到半永久性和私有化的劳工制度的过程，同时也指心理不确定和工人公民的过度警惕的日渐正常化。在对是否能长期持有职位的不确定性，意大利工人呈现出一种焦虑和恐惧的状态，这种心理造成了工人间出现了以劳动合同类型为指标的评价体系和激烈竞争状态下的冷暴力行为（围攻）。[49]

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hristopher Lawrence）的研究讲述了希腊在通过欧盟融入全球市场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希腊农村造成的后果。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希腊农村再生产可剥削劳动力的能力，在过去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家庭、当地的贫民和内部移民。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劳务移民和非法移民，这些被排除在福利制度以外的新移民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希腊农村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针对跨国劳务移民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社会认同话语持续存在着，在这些因素综合下，希腊农村社会产生了新的民族身份认同方式和劳动力组织方式。[50]

乔恩·宾妮（Jon Binnie）的研究旨在对理解性别、性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做出贡献。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性政治的讨论通常基于英美语境，有时甚至无法认识到西方以外如何构筑新自由主义性。宾妮认为通过考察波兰当代LGBTQ政治斗争的经济和阶级层面，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在波兰城市内部争取平等和宽容的游行组织，可以解决这两个主要目标。她着眼于当代波兰内的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政治和性政治，同时指出了在一个国家考虑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因为新自由主义可以从阶级的跨国政治角度更有效地进行研究。其对跨国流动性的关注证明了以跨国和国家术语重现分类差异的方式，例如，与国际移民在帮助波兰工人阶级工人了解LGBTQ人群方面所具有的所谓变革力量有关。[51]

六、澳大利亚：作为反例的市场、原住民权益

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言论充斥着澳大利亚公共政策的词典，大量的政策都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进行了变革，以前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通过竞争性招标大量外包出去。对此琳妮·切斯特（Lynne Chester）分析了五个现存市场，包括电力、水、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服务、澳大利亚低收入者住房以及正在建立的碳交易市场，分别考察了以下几个方面：市场准入规则、持续参与的障碍、组织这些市场功能的机构、定价、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中介机构的作用、每个市场之间的竞争、市场政策引发的复杂性、政府角色、关键市场成果以及市场之间的异同。最后琳妮认为，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言论和主流经济学所发表的言论相反，政府的直接干预对公共产品的市场配置和治理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市场高度依赖信息技术。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言论与实际市场结构、运作、相互作用和结果之间存在脱节。[52]

在迪尔德丽（Deirdre Howard）等人合著的书中，作者们研究了新自由主义的复杂轨迹，并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新自由主义在包含和限制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可能性;第二有关原住民与新自由主义的互动的微观解释性研究具有特殊价值。例如巴尔（Maria Bargh）记录了毛利人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抗，还叙述了一些微妙的故事，比如通过支持其他生活方式来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和假设。此书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地理法律状况的特殊性而“多样化”的“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形式。[53]

七、结语

新自由主义作为欧美资本主义在遇到危机后尝试刺激经济增长，恢复社会发展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在全球各地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却引起了一些普遍的负面后果。首先是造成了贫困问题的严重化以及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其次，是引发局部地区的动荡和不稳定;然后是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此举普遍降低了民众的福利水平，也引起了一些与自然紧密共生的本地人的拒绝和抗议;另外，新自由主义组织劳动力的方式不仅在工人阶层内部引发了强烈的竞争，造成心理上的紧张、焦虑和不安，还调动了大量跨国劳动移民，国际移民和本土劳工的冲突进一步引发族群矛盾。

由于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形成了各种形态，学者们在不同地区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欧美地区，福利制度的变化，民粹主义的興起，移民带来的问题，底层社会的扩大及其引起的痛苦受到关注。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造成了社会阵痛，开发与破坏并存的局面得到记录和分析。在亚洲，学者们将新自由主义概念再定义以适应对亚洲的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保障，但是依然产生了社会阶层的变化和隐形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统治。在澳洲，学者关注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重新定义了国家、社会和土著人民之间的关系。最终，全球各地是否能找到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学者们还在观察、思考中。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一种传播性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如同一支兴奋剂会与不同“体质”（体制）的国家、地区发生化学反应。作为一门具有较强反思力和社会文化批判力的学科，人类学家通过对不同地方社会的深度参与观察，洞察了新自由主义对不同社会文化的冲击，呈现出多样性的体验。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能够在经济领域调动起更大的力量，而这一力量能否运行通畅，打开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活力，同时不致使社会、政治、道德等层面发生混乱和不安，则依靠的是国家与地区自身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若一个国家不顾及社会的整体安定和发展而照搬照抄新自由主义，那无异于饮鸩止渴，拉美的苦痛足以警醒世人。从非洲、拉美、亚洲的某些案例也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下若无法在国家宏观调控层面上保持政策的独立性，而是轻易被强国和国际组织插手国内改革，则容易引起整体动荡和矛盾，并在发展上产生对外的过度依赖。欧洲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原产地，其改革也引起了工人组织的抗议，但相对来说在内部并没造成大的动荡，反而是受到全球新自由主义扩散后延迟性的移民问题的困扰。另外，新自由主义作是一种“药性过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案，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对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的坚持具有制度上的“抗药性”。

注释：

①流行歌曲的标题，与欺骗或假冒可互换地用来描述行为和对象。

参考文献：

[1]李小科.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56-62.

[2]David Harvey. Neo-liberalism as Creative Destruction[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07， 610： 21.

[3]Miguel A. Centeno and Joseph N. Cohen. The Arc of Neoliberalism[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2，38 （1）：317-340.

[4]刘应杰.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的应对之策[C]//李成勋.世界金融风暴的袭击后我们的对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4.

[5]释启鹏，杨光斌.墨西哥暴力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根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02）：119-125.

[6]雪莉·B.奥特娜.晦暗的人类学及其他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J].王正宇，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04）：1-14.

[7]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8]Ortner， B. Sherry.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 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J].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016（1）： 47-73.

[9]Emel Akali， Lerna K. Yanik and Ho-Fung Hung.Inter-Asian （Post-）Neoliberalism？ Adoption， Disjuncture and Transgression[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5， 43（1/2）： 5-21.

[10]Aihwa Ong .Neoliberalism as a Mobile Technology[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2007，32（1）： 3-8.

[11]嚴磊.试论新自由主义对非洲发展的危害[J].人民论坛，2013（20）：241-243.

[12]郑渝川.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崛起的代价[J].经略赞赏经略网刊，2019-11-12.

[13]渡边靖.逆说美国的民主[M].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96.

[14]蒋雨璇.新自由主义毁掉了民主——温迪·布朗访谈录[J].国外理论动态，2018（10）：1-4.

[15]Ilana Gershon.Neoliberal Agency[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1， 52（4）： 537-555.

[16]方旭飞.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J].拉丁美洲研究，2019，41（04）：101-118.

[17]艾米尔·斯奇帕，李海玉.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兴起？表现与影响——来自美国共产党的分析[J].理论与评论，2018（04）：83-89.

[18]郑志光.巴西现代化道路的新自由主义陷阱[D].华东师范大学，2015.

[19]Peter S. Cahn. Consuming Class： Multilevel Marketers in Neoliberal Mexico[J].Cultural Anthropology， 2008，23（3）： 429-452.

[20]Analiese M. Richard. Mediating Dilemmas： Local NGO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Neoliberal Mexico[J].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2009， 32（2）：166-194.

[21]张青仁.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墨西哥土著居民的发展困境评析——以索盖人抗争格里哈尔瓦河水电开发事件为例[J].世界民族，2019（04）：27-36.

[22]Paul C. Hathazy. （Re）Shaping the Neoliberal Leviathans： the Politics of Penality and Welfare in Argentina[J]. European Review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 RevistaEuropea de Estudios Latino Americanos y del Caribe， 2013（95）： 5-25.

[23]World Bank.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Sub Saharan Africa： an Agenda to Action[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1.

[24]Taylor & Francis. Economic Faith， Social Project and a Misreading of African Society： The Travail of Neoliberalism in Africa[J].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5，26 （8）：1303-1320.

[25]Graham Harrison. Post-neoliberalism？ [J].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10，37（123）： 1-5.

[26]Michael Stasik.Vernacular Neoliberalism： How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Runs Public Transport in Ghana[J].Sociologus， 2015，65（2）：177-200.

[27]Jrg Wiegratz. Fake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neoliberal moral restructuring and pseudo-development： the case of Uganda[J].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10，37（124） ：123-137.

[28]Mona Atia.A Way to Paradise： Pious Neoliberalism， Islam， and Faith-Based Development[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102（4）： 808-827.

[29]Diana K. Davis.Neoliberalism， Environmentalism， and Agricultural Restructuring in Morocco[J].Geographical Journal， 2006，172（2）： 88-105.

[30]R.Carter Hill.Neoliberalism and Developmentalism：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C].Taipei Discussion Forum， 20 December，2007.

[31]Ong， Aihwa.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New Durham： Duke University， 2006.

[32]姚炬.國有化与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理念扩散下的小国家[D].上海交通大学，2013.

[33]Amy Bhatt， Madhavi Murty and Priti Ramamurthy.Hegemonic Developments： The New Indian Middle Class， Gendered Subalterns， and Diasporic Returnees in the Event of Neoliberalism Signs [J].Feminists Theoriz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pecial Issu ，2010 ， 36（1）： 127-152.

[34]Clarinda Still. Dalits in neoliberal india — mobility or marginalisation ？ [M].routledge India Augest ，2014.

[35]Ranabir Samaddar. neo-liberal strategies of governing India [M].Routledge India，2016.

[36]K. Kalpana. woman， microfinance and the state in neo-liberal India[M].Routledge India，2016.

[37]Ravi Kumar. neoliberalism， critical pedagogy and education[M].Routledge India， 2015.

[38]橘木俊诏.格差社会[M].丁曼，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

[39]Takaaki Suzuki. After Neoliberalism？ The Curious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in Japan[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5，43 （1/2）：151-177.

[40]郑永年，钱继伟.一个自由放任改革时代的终结？[J].文化纵横，2014（04）：20-26.

[41]郑永年.亚洲自有独特的发展模式[N].人民日报，2015-02-04（003）.

[42]Alvin Y. So.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Neoliberal Capitalism to State Developmentalism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dern Sociology， 2007， 33（Special Issue）： 61-76.

[43]刘芷含.新自由主义下的“病人”与“病人满意度”[J].兰州学刊，2018（09）：180-188.

[44]黄应贵.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地方社会[C]//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第8辑[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2）：108-125.

[45]朱安东.“伯克利黑帮”与印度尼西亚4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J].国外理论动态，2007（11）：25-30.

[46]Bui Hai Thiem.In Search of a Post-Socialist Mode of Governmentality： The Double Movement of Accommodating and Resisting Neo-Liberalism in Vietnam[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5， 43（1/2）：80-102.

[47]林德山.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渗透与欧洲危机[J].欧洲研究，2016，34（06）：1-13+165.

[48]Karen Bakker. Neoliberalizing Natur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 in Water Supply in England and Wale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5，95 （3）： 542-565.

[49]Noelle J. Molé. Anticipating Neoliberalism in Northern Italy's Workplace[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 2010，112（1）： 38-53.

[50]Christopher Lawrence.Re-Bordering the Nation： Neoliberalism and Racism in Rural Greece[J].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005，29（3/4）：315-334.

[51]Jon Binnie.Neoliberalism， Class， Gender and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Politics in Polan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14，27（2）： 241-257.

[52]Lynne Chester. Actually Existing Markets： The Case of Neoliberal Australia[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Papers from the 2010 AFEE Meeting），2010，44（2）： 313-323.

[53]Deirdre Howard-Wagner， Maria Bargh and Isabel Altamirano-Jiménez. The Neoliberal State， Recognition and Indigenous Rights[M]. ANU Press， 2018.

收稿日期：2020-05-04責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