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乐沁 杨晓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外交上的努力与成就为中国抗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珍殊港事件爆发后，美、英两国的加入，使得中国的抗日御侮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为一体。随着二战胜利的临近，美、苏、英开始联手考虑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并着手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美国更是力主邀请蒋介石政权代表中国广泛介入，国民政府也由此迎来了十分利好的国际局面。

如果当时能够抓住这个机遇，以一种更加蓬勃的姿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新建与国际事务处理，那么抗战极有可能成为近代中国复兴的一个契机。只是历史不容假设，后人所看到的景象是，抗战后期及战后的国民政府外交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困境与失败，这既是蒋介石政权种种无能与腐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局。

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备受国际社会轻视的国家，贫穷、愚昧、腐败、落后……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这种形象一度有所改观。然而，国内连绵不断的内战，以及国民政府在“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一系列外交事件上的軟弱不作为，使其国际形象再度跌入低谷。卢沟桥事变后，尽管蒋介石政府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及《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标志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但国际上对中国抗战能否持久坚持普遍充满疑问。

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愈挫愈勇，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用巨大的牺牲与顽强韧性，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亡华的迷梦，这才使得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大国对中国抗战刮目相看，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施展才有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艰难逐鹿：弱国毕竟难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考虑到中日军事实力的差距，蒋介石试图通过国际联盟等途径，把中日冲突诉诸国际社会，以争取利害关系国支持和同情，但都不同程度地以失败而告终。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为重塑国际形象以争取外援，面对日军不断加强的攻势，在上海发动淞沪会战，不惜投入全部精锐力量，与日本侵略者鏖战三月余，之后，经过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大会战，国民党军队不仅全部成建制的精锐德式装备师伤亡殆尽，还损失了家底甚薄的空军力量，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也被日军攻陷。可美、英等西方大国仍持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很难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于是把外交重心放在加强中德、中苏关系以引进更多的军火装备充实抗日正面战场上。

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在抗战初期建立起与德国的良好合作关系，主要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密切合作期。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认为“德国军队训练精良、武器先进，颇足效法”，因此十分重视与德联络工作。而受纳粹思潮影响，谋求军事扩张的德国也急于从中国获取钨、锑、锡、铜等战略资源，因此对蒋的联络工作也十分重视。

1927年12月，德国人鲍尔便与寓居沪上的蒋介石会谈一周，开启了中德长达十年的军事合作。鲍尔向蒋呈交了一份《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指出欲使中国军队战斗力加强，必须配备德式装备、实施德式训练等。蒋于是任命鲍尔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负责中德军事合作事宜，并决定让德国顾问对国民党中央军展开德式整训，还给出了36、87、88三个师做试点，让这三个师全部装备德式装备。同时，蒋介石下令国民政府从德国采购了大量德式装备，大到坦克，小到子弹，细到电缆，总数约占同期全部输华军火的80%以上，一时间，“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mm口径的高射炮……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国民党当局也派出了最精锐的87、88两师赴沪作战，虽然取得了庙行大捷等战斗的胜利，一度迫使日军四易主帅、多次增兵，也涌现出了谢晋元这样的爱国将领，但终因武器装备悬殊等原因，国民党军队被蒋介石下令撤出上海战场。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德国之所以愿意以中立姿态帮助中国，是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量，德国纳粹政府不希望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因中日战争的爆发坐收渔翁之利，更不希望中国成为苏联的盟友。正如德国外交部长魏泽克1937年7月的两份指令中所写：“中日之间的战争将使苏联政府得利，它乐于看到日本在其他地方受到牵制并因军事行动受到削弱”;日本侵华“将妨碍中国的巩固，从而加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最终把中国驱人苏联怀抱”。

侵略者之间终究是沆瀣一气的“连体”，德国与日本在瓜分世界这个根本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在日本的反复施压下，德国于1938年“变脸”，并于这年3月单方面决定中止已实施多年的中国军事学员赴德训练的合作项目，4月向中方交涉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5月宣布停止对中国出口武器，最后一批武器于8月份运抵中国。中德关系迅速终结，国民政府对德外交宣告失败。

抗战时期的中苏合作，则以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为标志，此后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一直是中国抗日战场外国军火的主要供应者。

但苏联援华是基于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拖住日本，使其不能侵犯苏联远东地区的考虑，因此，当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率代表团于1938年春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破天荒地与他进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而且说得十分直率：“中国既是在打自己的仗，也是在打俄国的仗。日本的最终目的是要取得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中国将继续得到俄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包括弹药、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

苏方的战略布局如此，其对华的援助必然是有限的：一是必须在日本的容忍范围内行事，二是保证援华武器装备的数量能使中国继续抗战以拖住日本即可。所以，当孙科提出请求苏联直接出兵时，斯大林立即打起了太极，表示只要华盛顿会议九个合约国或其中主要的一部分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苏联可以立即出兵。可等到1940年下半年，等来的却是苏联抛开中国，直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并于1941年4月签订条约，苏联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承诺不向北进犯。国民政府战时对苏外交铩羽而归。

1942年，当国民政府最终把苏联势力驱逐出新疆后，抗战以来的中苏同盟关系也正式宣告终结，中苏、中蒙边境从此进入多事之秋，苏联操纵的各种势力在中国边境不断制造骚乱，苏联也始终拒绝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反对中国参与四国宣言，不愿参加有中国参加的盟国会议，在盟国之中处处为难国民政府……

东边日出西边雨。随着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不断深入，美、英等国逐渐认识到中国对于维护远东和平及美、英在远东利益的战略价值，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终于迎来新的外交空间。

早在1937年7月，美军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就致函美海军作战部长莱希上将，强调“挫败日本进攻美国图谋的最佳办法就是援助中国抗战”。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文森特（中文名范宣德）也相继表达了类似意见：“中国坚持抵抗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重要的”;“除非中国的主权得以维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才能得以维护，而除非日本军国主义被打败，中国的主权才能得到维护”。1938年中美磋商抗战第一笔美方经济借款（又称“桐油借款”，以中方向美方出口桐油换取美方贷款，总额2500万美元）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也向罗斯福建议：如果美国不援助中国抗日，终有一天美国总统要飞到东京屈辱地向日本天皇献上半个菲律宾。

英国此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1938年5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关于对华援助的长篇备忘录中表示：“中国是在为所有遵守法律的国家作战，恰巧也是在为我们在远东作战”，中国得到的外援越少，战争便可能结束得越快，英国在远东被扫地出门的时间也就来得越快。

美、英态度的转变，对蒋介石政权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蒋介石认为无论战时还是战后，美国必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于是，国民政府开始重点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召回了不受美国人待见的驻美大使王正廷，1938年9月选派有留美背景的胡适出任大使。胡适甫一上任就四处奔走，向美国各界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抗日，并积极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修改充满“孤立主义”色彩的中立法。1940年，蒋介石还让与美国关系匪浅的宋子文担任特使，赴美加强与白宫及有关部门的联系，国民政府对美外交进人快车道，美国也时不时地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拉上一把。

1939年7月24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有田一克莱琪协定》，对这个纵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绥靖”文本，美国迅速作出反应，26日单方面宣布废除191 1年签订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以示美方对日本失去政治上的信任。虽然美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美国1940年才正式实施对日经济制裁措施），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

1940年9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实施对华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彻底对日禁运废旧钢铁;11月30日，罗斯福发表《总统关于对华财政援助的声明》，公开表示“对中国政府提供一笔1亿美元的信贷正在认真考虑之中”，其中，“总数达5000万美元供一般使用的信贷已经本政府决定”。美国频频支持国民政府的表态也使得英国方面不得不紧随其后采取一些类似行动。

当然，国民政府这一系列外交成就的取得，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与勇气密不可分。没有中国军民的英勇表现作为基础，美国也不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唯一能够统一中国、避免旷日持久的内战的政权”，并对它寄予很高期望，一再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塑造蒋介石的中国领袖形象。

不过也应看到，美、英这些大国的外交政策，其根本出发点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争取本国的利益，并不是建立在对国民政府实力的认同之上。

罗斯福就曾向儿子埃辽特表示过，美国要在亚洲建立的是“美国主导下的和平”，需要把中国包括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在中英修约问题上，英国政府念念不忘战后恢复日不落帝国的远东“辉煌”，丘吉尔则干脆明确表态：“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版图中除掉。”因此英国总是力图保留若干特权，如外贸最惠国待遇、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购置不动产权，等等。

可见，国民政府抗战后期及战后外交，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任强国摆布、处处受压制的命运。

内政VS外交：无可奈何花落去

外交与内政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不反映内政诉求的外交，也鲜见完全不受外交影响的内政。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虽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建设皆乏善可陈，但其毕竟成了世界承认的合法政府，国民党也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执政党。受此影响，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国民政府频频露面国际外交舞台，外交领域也更加广泛，中国代表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表现更加活跃，不仅能够担任权重甚至是负责的岗位，而且能够拥有较大的发言权。

1942年1月1日，中国在坚持全面抗战四年半之后，与美、英、苏在华盛顿共同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標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1942年10月和1943年1月，国民政府分别与美、英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在华不平等特权，接着又与相关国家签订废除原先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压迫中华民族百余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瓦解。

1943年10月30日，美、苏、英、中四国在莫斯科签署决定成立普遍性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为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谈，并于次月发表《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所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都将归还中国。1944年9月，中国代表参加筹建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安全机构会议”（俗称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第二阶段会议;1945年4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道发起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在美国的主导下，开罗会议使中国跻身世界大国行列，成为维护战后和平而成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并在最权威的机构——安理会中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代表顾维钧还当选为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执委会首任主席。在战后其他国际组织中，中国代表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朱学范1945年9月出席世界职工联盟会议大会，并在执行局会议上被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徐谟在联合国最高司法机构——海牙国际法院法官推选中以得票最高顺利当选……

然而，国民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无力也不可能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蒋介石政权所有的外交活动，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独裁腐败的统治，国民政府外交的成败与否，既受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更取决于蒋介石政治手腕的翻覆、国民党政权治理能力的强弱以及国共关系的变化，而正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的挫败。

蒋介石一贯使用非制度性的方法来操控政权，表现在外交上首先就是“亲信外交”。全面抗战爆发前，为了确保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尽可能体现自己不抵抗的意图，蒋介石想方设法把戴季陶、张群、王正廷等亲信放在重要的外交岗位上，在与德、美、英等国打交道时，虽然也起用一些西洋教育背景的人，如让留德博士朱家骅、俞大维负责联络中德关系，但他更倾向于起用程天放（1935年驻德大使）、陈仪（军政部常务次长）、张治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等亲信。

平心而论，这些被蒋介石看重并出任外交要职的亲信，大部分也并非平庸之辈。但问题在于，亲信之所以为亲信，就是因为他们与蒋介石个人在政治上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助蒋把持内政是这些人从事外交活动的第一要义。这些掌握外交权力的“大人物”在决策或行动时无一不带有派系斗争色彩，这就使得战时对外政策蒙上了太多国内政治斗争的阴影。

1939年1月，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集中力量，增进效率”为由，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党总裁为委员长，行使统一指挥党政军的绝对权力，“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由此，先前已分别成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获得了空前的权力，他的兼职开始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当然，无论“上一级的蒋介石”还是“下一级的蒋介石”，都已经把各项外交大权全部集中到了自己手里，原先的“亲信外交”也就成了“领袖外交”。

由于蒋介石对传统职业外交官十分“嫌恶”，曾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利是图”，因此，他经常越级干涉外交事务。程天固（1889-1974）出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时，巴拿马发生排华事件，蒋介石亲自发电给程，“饬令速即前往交涉勿延”。程天固接电后觉得很不可思议，巴拿马已驻有中国公使，他这个墨西哥公使去处理显然是“越俎代庖”，但迫于无奈只能奉命，事后不由感慨“我国政府之办事，多不讲究手续，而使外放代表或官员，办事不无困难和棘手”。

而每当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关系摆不平时，蒋介石则会把外交大事当自己家事来办，尤其是抗战后期，很多外交决策甚至是执行过程都是直接交给家人、特使和侍卫官们。正是因为不放心胡适的知识分子特性，蒋介石才要让宋子文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赴美谈判。蒋也知道撇开大使不合国际惯例，便特地致函罗斯福：“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畀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所熟悉者。余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洽商一切之全权，彼受完全之信任，且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授予宋子文绕过胡适而行事的权力，尤其是蒋关心的借款问题“不必与胡使相商”，宋子文“径自进行为便”。

1942年12月，宋美龄以治病名义访美，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内子非仅为中（正）之妻室，且为中（正）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正）意志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正）之面罄也。”1943年11月，蒋介石率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出席开罗会议，而时为中国驻荷兰大使的金问泗对此一无所知，面对询问此事的别国外交官，他只能“觉得颇窘”;而且，中国代表团中来自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仅参事郭斌佳一人，而与开罗会议并不相关的国民参政会访英代表团却得到蒋介石手令，返国途中经停开罗，以便在会议期间为蒋提供咨询。对此，就连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都觉得些许夸张：“（陈）布雷先生语我，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可谓一语直击要害。

给予蒋介石“领袖外交”更致命打击的是国民党江河日下的内政。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新闻宣传部门“毙”掉了成都《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原因是这篇不得刊出的稿子对战争后期国统区的情况进行了“错误”报道：“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其实，早在1943年，抗战大后方的工业即因为原料短缺及通货膨胀急劇恶化等因素而普遍不景气，再加上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遭受日军重创，国统区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都陷入无可逆转的恶劣境地。

1944年，对国民政府政治上的不满已在社会各个阶层中蔓延。以农村地区严重失序的河南为例，因为1940年、1941年、1942年连续三年庄稼歉收，中原大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但国民党当局仍无情地压榨农民，结果导致全面的大饥荒。可即便如此，国民政府仍强行征役100万人加高黄河沿岸的堤坝，被迫劳役的农民不仅没有工钱，还常常得自带饭食，激起的民怨民愤一触即发。

在国民政府内部，由于国民政府的实际掌控力每况愈下，经常发生各个兵工厂为抢夺美援军工物资而相互射杀的奇葩事件，种种对现实的不满与批评也甚嚣尘上。孙科1944年春就严厉批评政府的专制无能以及镇压进步势力的恶劣行径，指责当权者采取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仅压制所有不同声音，甚至在竭力仿效纳粹德国迫使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

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更是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代表们不约而同地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漠视民生、机会主义，以及党、政、军内部的堕落无能。后来有史家颇为感慨地评价道：“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显然，蒋介石及其亲信都很清楚，内政治理已是四面楚歌，要想保证内战胜利就必须依靠外国援助，“化缘”遂成为抗战后期及战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为此，蒋介石在冷战升级的情况下选择了“站队”，决定投身美国阵营，甚至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用以换取维护独裁统治所需的美元和枪炮。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同美国签订的《关于中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之协定》，规定“美国政府之军事法庭与当局，对于顾问团人员在中华民国可能之一切犯罪有权行使专属管辖权”，这无异于让美方又有了治外法权。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更是被英国媒体嘲讽为“这就是一个大而强的国家摧毁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的每道国防线，而且这就是支援卖国的和反动的政府从事内战，以达到掌握这个国家经济命脉的目的”。这些损害国家利益的条约的签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换取美国支持。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已毫无民意基础，美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与国民政府一起沉船，无论是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共之间的穿梭外交，还是作为杜鲁门特使的五星上将马歇尔的驻华调停，最后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1949年，蒋介石政权的外交能力已十分虚弱，各国都看到了国民党政权即将覆亡的命运。

失序脱轨：虚幻的大国之梦

对国际关系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对中国而言，抗日战争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变迁期，靠着中华民族血染辉煌的抗日斗争以及美国的绝对支持，蹒跚的国民党政权一步一步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尤其是战后在联合国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4月下旬，中、美、苏、英作为共同发起国的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修正案，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努力。

但由于缺少内政及国内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再加上国力仍然孱弱，国民政府根本无以展现与联合国筹建国相称的大国外交能力。苏联外长莫洛托夫1946年10月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就不留情面地挖苦道：“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怎么有助于管好全世界的事呢？”1947年1月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虽然一直主张美国政府要维护甚至偏祖国民政府，但国民党政权的低能迫使他不得不私下里提醒驻美大使顾维钧转告蒋介石：“中国必须尽快解决国内问题。”

中国参与领衔签署“二十六国宣言”、参与签署“四国宣言”仪式，以及成为二战四强之一，这是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巅峰时刻，其背后都深深地烙有罗斯福的印记。换句话说，没有美国的奔走撮合，国民政府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实现。可令美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抗战尚未结束，蔣介石与美国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却不断升级，双方围绕在华美军费用结算、史迪威职权问题以及与中共关系等问题，直接把中美关系带向了某种不确定状态。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决定派兵参加中国抗战，美军人员陆续被派往中国战场参战。为此，中美双方约定，驻华美军的生活费用及修筑供美空军使用的机场的费用，先由国民政府以法币垫支，日后再由美方予以结算。但由于从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财政状况越来越糟，对美军日常费用的垫付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蒋介石便利用参加开罗会议的机会，向罗斯福请求新的10亿美元的战时借款。但由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反对，罗斯福对蒋的这次借款请求未予同意。对此，蒋介石极为不满，“物价高涨至此，而军费与为美军广辟各地飞机场的费用，动辄在一二千亿以上，而其借款则置若罔闻，更令人寒心”。决定以“支付驻华美军军费与为美军建筑机场费用为交涉之根据”予以反击，于1944年1月15日向美方提出，如果美方不贷款给中国，美军在华一切后勤保障费用就由美方以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的汇率方式自行负担。美国人闻悉后表示无法接受：1：20是中美双方1941年协定的汇率，而1943年10月美元对法币的黑市汇率已上升至1：120。蒋介石提出以1941年的官方汇率负担在华美军费用，显然是在要挟美方。

罗斯福复电蒋介石，请中方派员赴美协商。蒋介石派出财政部长孔祥熙赴美商讨过渡性解决办法。但由于双方在汇率问题上分歧太大，谈判一直拖到1944年12月才以1：80的协定汇率草草了结，而此时1美元的黑市价已涨到700法币。吃了哑巴亏的美国人当然不会放过国民政府，不仅在支付美军费用时毫不积极，而且一再削减或拖延对华援助，变相放任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

这一点，连蒋介石本人也感觉到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前允贷我之战车今以推诿船运困难而迁延，一切交通、通信器材亦托词以欧洲战场吃紧不能如期接济中国。最可怪者，美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发表已久，国书始终未寄到。可知其军事、外交当局对我国之轻视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抗战临近胜利、盟国大举反攻之际，国民党军队却在抗战正面战场全线溃退，这种让人跌破眼镜的局面既暴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片哗然。

史迪威就曾明确建议美国政府继续推动国共合作并下决心改组国民党，他甚至主张把提供给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拿出相当部分给中共使用。史迪威自认为：“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是：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与政治;说到做到。”

也许是史迪威等人的意见影响了罗斯福，不久美方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变先前的完全倚重蒋介石政权为多手齐下，其中一手就是由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将中国战区内的中美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全部交给史迪威指挥;史迪威后又亲自转交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要求“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以改变中国战场万分危急的局面，使盟国援救中国的所有计划不至于化作幻影。

这两份电报可以说是触及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底线，引起了蒋的极大怨愤，他先是用“拖字诀”，即不正面回复、借词搪塞罗斯福，复电称原则上赞成，但因中国军队成分复杂暂时无法实行;接着又“愤怒”地要求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转告罗斯福，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甚至还致电孔祥熙“今后切不可再向美方要求任何物品”。

为缓和蒋介石的不满情绪，罗斯福提出可以解除史迪威参谋长的职务及其支配租借法案物资的权力，但建议保留史迪威中印缅战区指挥官一职。国民政府内部很多人都认为既然美国方面主动示好，中方不妨见好就收，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于1944年10月9日回电拒绝了罗斯福。

罗斯福最终同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于10月21日离开重庆回国。蒋介石表面上赢回了尊严与面子，但战时中美关系却因此严重受损，美国舆论对重庆的批评骤然增加，《纽约时报》10月31日刊登文章，直接批评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

更糟糕的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全面性的溃败，与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盟军反法西斯节节胜利的国际形势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不得不再次调整远东战略，并以此为起点直至1950年代，开启了从“助华强大”到“重苏轻华”再到“扶日反华”的对华关系实施路径。

与之相对应，1944年9月美、英首脑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后，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逐渐由作为最后击败日本的基地下降为配合太平洋战争的辅助战场，由此也引发了国民政府外交上的一系列怪现象：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而且会议结果“对中国只字未提，视为无足轻重”;1944年10月下旬，美、英、苏三个大国相继承认法、意政府，却无一知会中国……

尤其是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就战后世界新秩序及列强的利益分配问题，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谈，史称雅尔塔会议。这次会议，中国不仅没有参加，而且美、英两国为了换取苏联承诺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内派兵对日作战，雅尔塔会议确定种种苏联对华的利益诉求，如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苏联租用旅顺军港、保证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越权……这些都对中国构成了新的重大伤害。

后在美国多方牵线搭桥下，国民政府于1945年6月派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进行谈判。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签订。这个条约表面上是以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为基础，但达成的协定则大大超出前者的范围：国民政府代表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同意中苏共同经营中国的长春铁路;大连开辟为自由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就其内容而言，这个条约可以说是抗战以来外国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喪失了不少领土主权利益。对此，就连英国外相艾登都表示不可理解，他对顾维钧说自己理解中国不得不参加中苏会谈，但中国“并无必要放弃比罗斯福与斯大林协议之外更多的东西”……

国民政府自以为是的大国幻想最终被无情的现实戳破！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国民政府抗战后期及战后外交不仅没能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苏、英的大国关系，就连周边外交政策也乏善可陈。

由于国民政府外交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都是为了保障反共内战，因此周边外交政策往往是在政治上屈从于雅尔塔体系，在全球战略上甘心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附庸。国民政府一度曾想支持和帮助周边新独立国家而提升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与威望，但由于所有兵力都用在了反共内战上，对外也就能不出兵就不出兵、能避免冲突就避免冲突，以致先后失去了出兵日本、惩处战犯、索取战争赔偿等有利时机，放弃了实现香港提前回归、琉球独立等原定外交目标，也没有尽到支持印度支那半岛和朝鲜人民早日独立等应尽的国际义务;尤其是对战后亚洲邻国出现的排华风潮无所作为，没有尽到保护侨胞的政府责任。

抗战时期“中国战时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为挣脱殖民枷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期斗争的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没能通过抗战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反而在经济崩溃、内政失修中走向没落，不仅没有维护好中国的战胜国地位，甚至还主动或被动放弃了不少国家利益，有一些至今仍对我国的对外关系产生“负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国民政府的外交之路越走越窄，国际地位日益下降，最终成为国际弃儿，种种失败的教训至今仍令人唏嘘、发人深省。

（责任编辑：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