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字仍须识字医
2020-12-23张大春
视野 2020年20期
张大春
除了身体之病、精神之病,还有语言之病;对于这一方面,人们似乎不太讲究。
我四岁那年春天,久咳不止,父亲带我到村子口的松本西药房找钟大夫。我记得非常清楚,钟大夫诊断得斩钉截铁:肺炎。父亲有两个选择:要不就送往大医院住院治疗,要不就每天早晚带我上西药房来打针。将家庭积蓄、用度合计了一番,父母亲商量的结果:“还是交给钟大夫吧。”
钟大夫在日据时代是个兽医,娶了一个皮肤白皙、总是温言软语的日本妻子,先后有了四个女儿之后,才生下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只知道那孩子小名的发音是“Adibo”(日语发音,原意是医学用语的脂肪adipose)。病程长逾匝月,我跟Adibo甚至成了每天早晚都要隔窗相互点头微笑的朋友。日日清晨黄昏,父亲或母亲,或抱或背地带我“上松本”。
我知道,“上松本”的意思就是早晚三针。通常,第一针粗大如水管,盛装着黄色透明液体;第二针细小如铅笔,里面是无色透明液体;第三针的尺寸介于前两者之间,针管里装着奶白色的液体—这一针能不能打,还不一定,得每天早晚做“实验”(我第一次了解并记住了这个语汇),那就是拿一把有磨砂面的小钢刀,在我的肘弯内侧拉开一个十字纹,抹去渗血,再滴上一滴针筒里的奶白液体,五分钟之后,钟大夫会问我:“会不会痒?”“会不会痛?”
每天早晚割两刀肉其实没什么,每天早晚扎两次针也没什么,真正令人恐惧的是要我回答那两句“会不会痒?”“会不会痛?”钟大夫问得越谨慎,我就答得越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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