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

[摘    要] 为开展以国别文化差异为导向、以海外风险管理为目标的研究，通过采用调查分析和马氏距离计算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文化维度特征和文化价值距离量化值，重点阐述了在该量化距离基础上的中外国别价值融合度，基于此提出了基于文化價值距离的“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结果表明：采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和马氏距离对国家之间的文化价值距离进行计算是有效的;提出的“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对国别环境初步研判起到正向引导作用。可见考虑“文化价值距离”的风险识别对风险管理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文化维度; 风险管理;  国别判定套筒; 马氏距离; 一带一路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20. 21. 049

[中图分类号] F273;U4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20）21- 0110- 04

0      引    言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汇率波动加剧，能源价格低位徘徊。发达经济体增长预期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凸显。全球基建市场短期下行压力较大，非洲、西亚等地区大部分国家基建投资减少。我国放宽援外资格准入，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国家对外合作更加注重项目可持续性，传统政策红利逐步消退。框架项目审批日趋严格，资金出境监管加强，非主业投资受到政策限制。随着国家、行业以及标准化组织相应要求的不断完善和深入，以及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管理的幅度、范围和内容不断调整，在新的管理时期，企业“走出去”战略下的各项海外业务进程面临着巨大挑战。

海外业务最终落脚点在于，具体国别的境外项目。从根本上讲，海外项目具体实施要直面文化差异，各类境外项目风险无一例外地沉浸于文化差异的影响之中[1]——例如宏观环境风险类别下的宗教纷争、胜任能力风险类别下的技术标准适用倾向、人力资源风险类别下的信仰与工作时长矛盾、财务税务风险类别下的支付偏好、人员安全风险类别下的种族及文化差异、项目合规风险类别下的道德规范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类别下的罢工事件、其他外部风险类别下的审批流程复杂性等。

基于此，在新冠疫情发展走向仍不明晰、境外局势不断变化的今天，亟需解决因文化差异不同而造成的宏观环境综合识别和判定难题。

1      理论基础

1.1   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

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2]，包含权力距离指数（PDI）、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数（IDV）、 男性化-女性化指数（MAS）、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AI）、长期和短期思维导向指数（LTO）、克制-放纵指数（IVR）等6个文化维度。

权力距离指数（PDI）用来反映社会成员对权力等级的接受程度。在日常生活中，PDI高的国家的公民倾向于强调上下级的等级制度，尊重权力和财富的社会地位，通过权力获取个人利益。在对形式制度形成的影响方面，更高的权力距离往往导致更激进的阶级制度。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数（IDV）是用来衡量社会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倾向。IDV值较低的环境下，人们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个体愿意融入社会，社会成员崇尚、和谐一致性，奉行中庸之道，追求社会秩序。

男性化-女性化指数（MAS）反映了一个社会对男性社会和女性社会的偏好。男性社会的特点是强调世俗的成功，推崇工作而不是生活。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AI）反映了个体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或规避程度。一般来说，人们对不确定性的防范程度不同。

长期和短期思维导向指数（LTO）用来衡量各国在追求长期和短期目标方面的选择差异。以长期目标为导向的决策者，坚持社会目标，提倡勤奋、节俭和未雨绸缪习惯于考虑未来，关注长期利益。

克制-放纵指数（IVR）用来反映一个国家克制和放纵的文化特征。纵欲程度高的国家，其特点是储蓄率低、群体行为奢侈、即时满足。

1.2   马氏价值距离（MVD）

马氏距离是由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P. C. Mahalanobis）在研究种族相似性时提出的这一概念[3]，马氏距离表示数据的协方差距离，马氏价值距离（MVD）则延伸达标文化价值的协方差距离。马氏距离在某些情况下比欧几里得距离更符合实际[4]，如图1所示：从二元正态分布中叠加100个随机抽取的散点图的等值线图。质心点用蓝色表示，三个兴趣点分别为橙色方块、红色三角形和紫色圆。计算三个兴趣点和质心点的欧几里得距离可知：橙色方块<紫色圆<红色三角形，而计算三个兴趣点和质心点的马氏距离可知：橙色方块<红色三角形<紫色圆。在马氏价值距离研究上，已有研究计算出中国与新加坡的价值距离远小于与中国相邻的泰国和巴基斯坦。

2      模型逻辑推导与建立

2.1   确定研究对象

近年来，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频次和力度稳步增长，因此本研究的国别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

通过近6年的海外项目经验总结，笔者所在的海外风险管理团队观察到，相较于境内业务，海外业务涉及的地理距离与文化价值距离之关系更为复杂，因此其海外项目风险管理一大特色即在于，正视海外业务所面临的不同文化差异，具体包含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在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这是与境内业务风险管理的最大不同，因此本文研究对象还包括如何寻求以“文化差异”为特征的外部识别工具，作为海外风险识别和评估阶段的重要加持。

2.2   文化维度分析

结合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剖析海外业务开展的国别软性环境。图2为“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文化维度计算值及直方图比较。

从权力距离指数角度，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PDI高达80，企业决策高度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盟国家与中国在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最小。中东欧和独联体大多数国家的PDI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PDI显著高于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匈牙利、巴基斯坦、捷克等国，显著低于斯洛伐克、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在海外业务开展过程中，如果东道国的权力距离指数高于中国，寻求东道国决策层支持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数角度看，东盟国家与中国在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最小。社会普遍重视关系（社会网络），依赖群体关系而不是个人主义。企业员工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和心理依赖。中东欧、独联体和西亚大部分国家的IDV与中国的IDV有很大差异，因为它们在地理上和历史上与西方世界接近。匈牙利、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波兰的IDV明显高于中国。

从男性化-女性化指数角度看，纵观历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高MAS的男性社会，在这个文化价值维度上与西亚和南亚国家比较接近。这一维度的差异导致的矛盾主要局限于企业管理的细节，风险通常较低。

从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角度看，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包括新加坡、越南、中国和马来西亚，有广泛的安全感，并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在不确定性规避态度上，中国与东盟国家最接近，与独联体国家的差异最大。对于差异较大的国家，其具体的项目投融资和管理战略应以稳定和确定性为主。

从长期和短期思维导向指数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长期目标导向型国家，LTO得分为87分。在该指数比较范围，中国与新加坡和俄罗斯的差距最小，与大多数西亚国家的差距较大。埃及、黎巴嫩、伊朗、约旦、伊拉克等国家易着眼于短期目标，中国企业在上述国家投资时应注意控制项目工期。

从克制-放纵指数看，东盟国家在这一指标上普遍高于中国，这对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投资或建设高铁、公路、机场、电站等基础设施等海外业务提出了警示。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希腊、土耳其、斯洛文尼亚表现出高度的放任，实际上对合作发展有一定的抑制危险。统计结果表明，IVR与LTO之间存在中度相关。

2.3   文化价值距离计算

常规风险识别工作更注重对企业内部的缺陷审视和外部国别的危机测度，当前研究很少将目光转移到“内部”与“外部”的联系或融合度上，这样的风险识别工作显然是二元割裂的。因此必须找到环节上这种割裂性的桥梁——文化差异。造成不同国别文化差异的隐性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规范、制度和思维模式。价值观作为识别文化差异的主要隐性因素，是一种系统的逻辑思维。相似的文化背景有助于促进文化价值观的融合[5]。当文化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时，其协调成本可能会超过对应收益，使得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文化价值观的相似性越高，文化障碍就越少，团队在沟通中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少。

综合上述六大文化维度，采用马哈拉诺比斯距离算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32个国家的文化距离采用文化价值距离度量进行了探究、计算和分析，结果见表1。

总体而言，东盟国家（ASEAN）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表现出文化亲和力[6]。价值融合程度最高（马氏价值距离最小）的新加坡、印尼和越南都来自东盟地区。中国与中东欧（CEE）和西亚洲国家文化差异显著。南亚国家与中国存在较高或中等的文化价值观距离。独联体国家（CIS）普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与中国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价值融合程度适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民族在语言、宗教信仰、法律渊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效防范海外业务中的文化不相容性迫在眉睫。

2.4   “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的建立

为使文化价值距离的理论能延续至落地的风险管理工作中，需进一步抓住国别特色，尝试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资企业境外业务常在国为主要对象的文化价值距离统筹分析，并以其作为风险管理的必要配件加以考虑。基于此，笔者采用情境枚举法，结合工程施工中常见的钢筋套筒施工工艺，创造性地提出基于文化价值距离的“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该理论以具体的海外业务流程作为“钢筋”的主轴，以风险管理技术识别出的若干关键风险作为“钢筋”的肋，“鋼筋”肋（即风险）的存在对钢筋加工、保管和安装（即海外业务日常管理）提出更高挑战，但从另一面，肋的存在增大了与混凝土外部环境（项目所处宏观环境）的咬合力，一旦与外部融合成功，即存在更大机遇，换言之，无风险的项目其收益亦不乐观。“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工具，则是在上述常见情境下，对“钢筋”起到端头保护，协助和同类钢筋连接，其具体对海外风险管理起到如下两方面的作用：

其一，保护罩作用。以文化价值距离计算结果作为国别环境的“先手”判断，为海外业务及具体项目的风险管理做好终端加固。

其二，连接件作用。用该套筒作为相同或相近国别开展海外业务的连接件，衔接做好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经验的互联互通。

3      基于文化价值距离的“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的应用效果

以S企业为例，运用“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模型进行分析，该企业海外项目的选择和国别市场进入的考虑上，不完全以“指令性”参与、“邀请性”参与和“代理化”参与承揽项目，而是在原有风险内外部环境信息收集、确定基础上，适当地考虑“文化价值距离”可能引发的诸多问题和预期困难，进而保证企业对风险识别的外部大环境十分熟悉且充分准备。

S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经营和生产，其在价值融合度最高的国家，如新加坡（括号内数字为文化价值距离，余同1.58）、印尼（1.77）等承揽业务的外部阻力不大，尤其在印尼已深耕近4年，正筹建海外分支机构。2015年起S企业即开始在印度开展相关业务，并派员常驻近2年。同时，近年来除了在菲律宾（3.32）开展相关项目前期研究外，还在孟加拉国（2.46）、马来西亚（3.14）等文化高融合度国家，以既有的长期稳定项目为依托，积极筹划建立分支机构。在中融合度国家如泰国（3.56）、俄罗斯（4.24）、伊朗（4.30）、乌克兰（4.41）、伊拉克（4.49）等地，也先后不同程度地派驻力量开拓经营。

S企业在尼日利亚、吉布提、巴基斯坦、尼泊尔、马达加斯加、几内亚、斐济、巴西等地市场的海外经营和生产管理工作，也同样借鉴了基于“文化价值距离”的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为同类地区传授经验教训起到了显著作用。

4      结    语

经过以国别文化差异为导向、以海外风险管理为目标的研究，采用调查分析和马氏距离计算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文化维度特征和文化价值距离量化值，并探讨了运用上述计算结果开发“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的可行性和实用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采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和马氏距离对“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别的文化价值距离进行计算是有效的。

（2）提出的基于文化价值距离的“国别环境判定套筒”理论模型，对国别环境初步判定起到正向作用。

（3）考虑“文化价值距离”的风险识别使得风险在1.0版——海外风险环境信息收集和2.0版——基于业务流程的风险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项目所在国的宏观环境分析研究和风险预判能力，通过坚持以“战略引领、策划先行、风险预控、效益为本”为原则，协助依托海外经营策略，更有效地对目标国项目进行决策。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倩.中西方文化习俗差异探究——评《中国与英美国家习俗文化比较》[J].领导科学，2019（24）：2.

[2]胡锋，高扬，赵红，等.文化维度特征对创新竞赛绩效的影响：基于设计类创新竞赛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18，31（3）：100-111.

[3]盖炳良，滕克难，王浩伟，等.基于马氏距离的竞争失效可靠性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20，40（1）：11-16.

[4]杨绪兵，王一雄，陈斌.马氏度量学习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研究及几何解释[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9（2）：133-141.

[5]廖衛民.全球媒介之城与融合传播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0（1）：152-165.

[6]宋伟，高敏杰.实力结构、欧盟经验与东亚困局——兼论中国的东亚战略[J].社会科学，2020（4）：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