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建构、地域认同与意义生产: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贵州电影
2020-12-23戴硕
电影评介 2020年14期
戴硕
从“在地性”视角看,贵州电影无疑是近年来华语电影区域化生产颇具代表性的集群。伴随着贵州籍导演毕赣、饶晓志、陆庆屹等新生代创作者的悄然崛起,他们纷纷把镜头对准了贵州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将个体生命经验与生活沉淀转化为影像表意修辞,催生了斐然向风的贵州电影图景。尤其在2018年,《地球最后的夜晚》《四个春天》《无名之辈》三部在贵州拍摄、反映贵州生活的电影在院线上映,更是被媒体称为“贵州电影年”。而历时性地看,对贵州的影像书写源流既久。进入21世纪,包括非贵州籍导演在内的陆川、王小帅、宁敬武、蔡尚君以及贵州籍的丑丑、吴娜、陶盟喜等导演,均在创作中将贵州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这不仅为国产电影的版图平添了饶有趣味的贵州视觉图谱,也形塑了透视贵州历史与现实、城镇与乡村、客体与主体的鲜活影像志。
由此,对贵州电影的研究俨然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守望“在地性”与异质空间的题中之意。有学者将贵州电影命名为“以贵州的历史传统、现实生活与特定地域为题材,表现贵州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精神文化及其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变迁的电影”[1]。这个定义侧重题材原则与文化原则,相对周延地描绘了贵州电影作为类别的内涵与外延,从而为贵州电影的研究确立了比较清晰的边界。而在具体研究路径的选择上,20世纪陡然兴起的文化地理学则为审视贵州电影提供了更为切近的学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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