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血之室》中男性气质的颠覆与重构

2020-12-23徐明莺黄梦琴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0年12期

徐明莺　黄梦琴

内容摘要：安吉拉·卡特的代表作《染血之室》中的两个主要男性人物侯爵和盲人调音师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男性气质。本文结合R.W.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指出《染血之室》中的侯爵为支配性男性气质载体人物，盲人调音师为“友爱”男性气质隐喻人物。通过巧妙地设计侯爵生命完结、盲人调音师与女主人公“友愛”结合等故事情节，卡特完全否定了侯爵男性形象并肯定了盲人调音师男性形象，进而完成了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颠覆和对“友爱”男性气质的建构。

关键词：男性气质颠覆重构友爱

《染血之室》是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及其他故事》的开篇，被认为是卡特的“代表杰作和最可能流传久远的作品”（拉什迪，2012）。《染血之室》以侯爵、盲人调音师和女主人公三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营造了奇艺华美、幽暗诡异的艺术世界，蕴含着敏锐清晰的女性主义和现世视角，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在《染血之室》中，卡特通过塑造两个典型男性形象、设计圆满的故事结局，对男性气质进行了颠覆和重构。

男性气质是相对于女性气质而定义的，它描述男性性别主体所拥有的性别特质，反映男性的生存状态和两性关系现实在不同历史语境的动态变化。有学者认为“男性气质终将终结，至少人们已经生活在这个终结阶段的起点”（麦克因斯，2002）。麦克因斯的著作《男性气质的终结》（The End of Masculinity， 1998）提供了一种从意识形态和历史建构角度研究男性气质的崭新视角，体现了“男性气质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最极端的结合”。他认为，男性气质既非生理本质亦非社会建构的个人身份，而是父权文化为了抵制现代性的兴起和维护男性特权而构建的意识形态，它必将随着社会性别分工的变化和女性主义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甚至最终消失（Edwards， 2006）。而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既是性别关系中的一个位置，又是男人和女人为确立这一位置所从事的性别实践，同时也是这些实践活动对于身体经验、个性和文化施加的影响”，只要人类的身体具有性别特征，男性气质就永远不会消亡（Connell， 1995）。本文试图结合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从文学批评的性别维度对男性气质进行研究，解读卡特在《染血之室》中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颠覆和对“友爱”男性气质的重构，进而揭示卡特对男性性别主体的实践改造和对“友爱”两性关系的希冀。

1.男性气质与支配性男性气质

性别是人类最本质的属性;相应地，男性的性别角色借由男性气质来表征。性别气质本身不仅仅是生理性的同质化特征，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人类在自然、社会、文化互动中的动态流变。性别概念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其特定的核心要素和理论指向。同样，男性气质的内涵和核心价值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澳大利社会学家康奈尔在其《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1995）中多次声明男性气质的内涵和核心价值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他认为，“性别的常识性知识绝对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的理性认识，通过这些实践，性别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或‘完成了”（Connell，2003）。康奈尔进而将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男性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和边缘性。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是指在一定的性别模式中占据霸权位置、拥有权威的男性气质，也是被社会所称颂的理想性、主流化的男性气质，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实现”（唐丽伟，2017）。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概念一经提出，就标志着男性气质不再是单一的，单一化的男性中心得到了相应的消解。

长期以来，支配性男性气质被视为理想男性形象的象征，性格、权力、财富、社会地位等被视为其标志。拥有这类气质的男性往往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与统治地位。《染血之室》中的侯爵集力量、钱财、地位和权利于一身，其支配性男性气质主要体现在生理、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各个方面。首先，在生理上，侯爵身材高大强壮，拥有极强的性能力，而对性的实践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体现，等同于由肉体征服带来的性统治权。这种生理上的优越感让伯爵“忽视了他的身体里也有腺，如睾丸这些腺也能分泌荷尔蒙”，进而“相信他的身体同世界的关系是直接的，正常的，认为他的认识是客观的;同时却认为女人的身体是障碍和禁锢，处在她所有东西的重压之下”（Beauvoir，1961）。其次，在家庭条件上，他出身名门望族，富可敌国。实际上，侯爵剥夺了女人在财产上的占有权和遗赠权。他的饮食起居和穿着打扮一贯讲究。司机、管家、女仆、传家宝、珠宝、衣服、香水、保险箱、收藏品等应有尽有，结婚配置极尽华奢。他像购买牲畜和奴隶似的把女主人公买走。再次，在社会地位上，他社会地位显赫，拥有十分可观的经济来源和社会资源：生意、房产和公司。他结过三次婚，前妻非富即贵：女伯爵，艺术模特和歌剧歌手。除此之外，他拥有无上的权利。

总体看来，侯爵就是康奈尔所描述的那类拥有显赫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利的男性，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载体人物。他“汇聚经济钱财、社会地位和声望名誉于一身，是社会推崇的理想男性的象征，为社群女性所仰慕，也是男性追逐效仿的对象”（汪涟，2015）。然而，支配性男性气质只是“普遍存在的理想化的、充满幻想和欲望”（荣格，2011）的形象的投射，即一种理想化的完美形象，因此更倾向于“在话语层次上而不是由真实的人”（Munro，2012）来体现。

2.颠覆支配性男性气质

支配性男性气质从女性的从属中获利，与男性超越女性的支配地位相连接（Carrigan，1987）。康奈尔的支配性男性气质集中体现在《染血之室》中的侯爵身上，而卡特在文本结尾“杀死”了侯爵，完全否定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存在，进而完成了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颠覆。在卡特看来，康奈尔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实质上是男性冷淡自我、控制欲膨胀和迷恋暴力的表现，缺乏女性需要的“友爱”。

首先，卡特颠覆了表现为冷淡自我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侯爵向女主人公求婚时，女主人公说“好”的时候，侯爵那厚重的肉脸一如既往地沉着。女主人公答应嫁给侯爵时，他脸上肌肉毫无动弹，只是发出一声咿哑的长叹。面对婚姻和妻子，他表现出的只有冷淡，总是一副冷漠的表情。她在侯爵生活中只是一个因素，而侯爵确是她的整个生存。卡特借女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失望和反感。婚姻是女性追求幸福的殿堂，女性需要的是甜蜜的陪伴和真情的呵护，而侯爵却在蜜月期把妻子抛弃在空洞冷寂的城堡里，这座城堡就像色诺芬提到的“庇护所”。显然，由于后代及种族的延续、人到老年所需要的支持、与风餐露宿的野兽相区分，人类需要“庇护所”。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庇护所”有里外之分，外面是男人的天地，里面是女人的专用之处，同时也用来收藏所需之物。

其次，卡特颠覆了表现为控制欲极强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在他面前，女主人公完全失去了自身主体性，扮演着附属品的角色。女主人公必须遵照他的安排生活和装扮。女主人公被他囚禁在凄冷的城堡里。女主人公的身体成为他“凝视”的对象，情感也被置于“对象化”的境地，一切正常的心理生理能力和应有的权利都遭到压抑和剥夺。这种支配性男性特质异化了女性的存在，也助推了女主人公向外寻求安慰。

再次，卡特颠覆了表现为迷恋暴力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侯爵的那充满秘密的血室令人乍舌：被防腐处理过的尸体、另一尊骷髅头和被百道尖钉横穿过的第三任妻子。女主人公出于好奇，想要通过那颗通往他“秘密”的钥匙开启他的内心世界，不料却发现了他的真正面目——弑妻狂魔。当男性缺少展现男性气质的方式时，暴力往往成为最便捷的选择。然而，通过暴力所获得的快感远不如自愿奉献的快感。妻子给与丈夫的正是后一种快感，即自愿地毫无保留地愉悦丈夫。当他发现女主人公违抗他的命令，打开那扇罪恶之门时，他觉得自己的男性气质被挑战，从而恼羞成怒，狂躁不安，选择用暴力来宣扬自身的男性气质，意欲再次杀害自己的妻子。

在故事的最后，侯爵的暴力遭致了自身生命的完结，直观地再现了卡特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否定态度，即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颠覆。

3.重构“友爱”男性气质

男性气质随着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渐演变成理性、控制和距离，即康奈尔所称作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然而，在卡特看来，这种支配性男性气质载体人物的公众形象与现实人物境遇并不吻合，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欺骗性无处遁形。“性别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与种族、阶级、国别等社会结构相互交叉或产生互动。男性气质不是一成不变的，男性气质总是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做出自己的调整”（唐丽伟，2017）。也就是说，除了以个性、金钱、权力和地位为代表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男性还可能因为阶层、种族、性格、能力等原因，在文化建构和社会实践中在后天的建构中生成非支配性男性气质”（龙念，2019）。

卡特在《染血之室》中通过刻画盲人调音师建构了非支配性男性气质，即“友爱”男性气质。卡特建构“友爱”男性气质的思想基础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卡特在布里斯托大学念书时主修中世纪文学，同时对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和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古希腊“友爱”（亚里士多德语）理念成为卡特重构男性气质以改良男女两性关系所诉诸的一剂良药。在婚姻关系上，亚里士多德汇集了公正、不平等、美德以及贵族的管理方式，进而解释了丈夫对妻子的“友爱”的本质。他认为夫妻间的“友爱”如我们在贵族政治中发现的东西如出一辙（亚里士多德，1999），因为它与贵族政治的长处不谋而合，即优秀者获益较多，而每个人各得其所，它与贵族式关系中所体现的公正相吻合。亚里士多德还说：“夫妻以及通常意义上的朋友之间该怎样相互来往，与他们应该怎样做人实为一题”（亚里士多德，1999）。

首先，卡特的“友爱”男性气质立足于平凡谦虚的秉性。故事中的盲人调音师体型瘦弱，表情温柔害羞，经常微笑。他深知自己的奴仆身份，对女主人公的敬畏远超过她面对恶魔本人时可能的害怕。当他半夜躲在门外听女主弹琴被发现时，低头解释到，“夫人，刚才我像只卑屈的小狗悄悄爬到你门边，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听，直到我一时笨手笨脚掉了手帐”（《染血之室》，48）。他说话的节奏带着乡间的节奏，潮汐的节奏。女主被他的谦卑所感染，感叹道“看见充满友爱人性的盲眼的他，似乎刺伤了我，让我胸口内在某处深深刺痛”（《染血之室》，48）。平凡的盲人调音师谦虚的秉性，给女主人公带来了温暖和安慰。

其次，卡特的“友爱”男性气质内化于真纯笃诚的心性。盲人调音师虽然身患残疾但自力更生并热爱生活。他有一张线条温和的嘴，甜美纯真的微笑，他身上闪耀着“可爱的人性”。相对于家财万贯的侯爵，他出身卑微，人微言轻，但他并未俯首称臣，而是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得知侯爵实际是心狠手辣的暴力弑妻狂，而自己同时也面临杀身之祸，他依然秉承正义、勇敢无畏，选择留下来和女主一起捍卫正义，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与女主共患难，真正做到了“贫贱不移”和“威武不屈”。

最后，卡特的“友爱”男性气质立身于宽厚仁爱。故事中的盲人调音师情感细腻真挚，仁慈友爱。他与女主性情想通，并一直默默聆听女主人公的钢琴曲，试图与女主进行灵魂沟通。听到女主在房间不断踱步的声音，他对女主的孤独忧郁感同身受并主动前去陪伴。看到女主身陷险境，他充满同情心，并设身处地地帮助女主人公逃离了生命危險。故事的最后，他和女主人公结为连理，用宽容和仁爱消解了女主自身的羞愧。盲人调音师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给女主人公带来了强大的力量。卡特在《染血之室》中以美好的婚姻和理想的伴侣结尾肯定了盲人调音师，寄托着卡特对“友爱”男性气质的渴望和对“性情相和、志趣相投而结成的人间最美好的友谊关系”（西塞罗，2003）的憧憬。苏格拉底在肉体的爱和灵魂的爱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他摈弃了自身的肉体的爱，把灵魂的爱视为真正的爱，并把友爱作为赋予一切关系以价值的基本原则。盲人调音师和女主人公之间的结合体现的正是这种“友爱”，他们在爱情关系中开始培养不可毁灭的友谊，两个情人互倾衷肠，为成功同感欣喜，为失败同感悲戚，而且互相关照。人们正是通过如此行为转化继而珍惜相互钟爱之情，一直享受到老年。

4.结语

对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颠覆体现了卡特对后现代男性气质的修正;对“友爱”男性气质的重构寄托着卡特对理想男性气质的想象和渴望。卡特在《染血之室》中对侯爵和盲人调音师的人物塑造十分鲜明有力并分别赋予两者极具代表性的对立男性气质。表现为康奈尔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侯爵是暴力和权利的化身，隐喻“友爱”男性气质的盲人调音师扮演着仁慈友爱的理想男性角色。卡特在《染血之室》中通过“杀死”侯爵和构建盲人调音师为理想伴侣，否定了支配性男性气质，重建了“友爱”男性气质。卡特多次声明男女之间的“友爱”使和谐美好的两性关系得以构造，终其一生也在创作中倡导男性的“友爱”解放女性的思想。《染血之室》中侯爵和盲人调音师的人物塑造和命运安排表征了卡特的“友爱”法则，即最美的人类情感室温情脉脉的友爱而非令人心绪起伏跌宕的爱情。“友爱”理应被男性同胞们视为最宝贵的情感以构建最密切的男女关系。美和妙处是转瞬即逝的，当情人看到他的爱人逐渐失去魅力时，人们感到恐惧。注定要消失的爱的契约最终需要转化成友爱关系。就伦理而言，这是必要的转化;就社会而言，这是有用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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