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 　庄信正

20世纪30年代的两个重要长篇小说家老舍和茅盾，有很多有趣的对照。茅盾的文章，用词华丽铺陈;老舍则往往能写出纯粹北平方言，如果用历来习用的南北文学传统来衡量，我们可以说，老舍代表北方和个人主义，个性直截了当，富有幽默感;而茅盾则有阴柔的南方气，浪漫、哀伤，强调感官经验。茅盾善于描写女人;老舍的主角则几乎全是男人，他总是尽量地避免浪漫的题材。茅盾记录了近代中国妇女对纷攘的国事的消极反应，老舍则对于个人命运比社会力量更要关心，他的英雄人物都很有干劲，茅盾很早就转向共产主义，把它当作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不二法门;可是直到写《骆驼祥子》（1937）为止，老舍一直忠实地相信一个比较单纯的爱国信条：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尽力做好分内的事，来铲除中国的因循腐败。

茅盾深受俄国和法国小说的熏染;老舍的个性和教育背景则使他爱好英国小说。说来也许是侥幸，在1925年到1930年间，正当茅盾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老舍却寄居伦敦，写他的头几本小说，用功自修，也不管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读些什么流行的书。在漫谈他个人文学生涯的《老牛破车》里，老舍后悔没有亲身参加五四运动，后悔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国内发生的种种令人振奋的事。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否能创造出他个人主义的一派小说，就很难说了。

老舍（本名舒庆春，又名舒舍予）是旗人，1899年生在北京。早岁丧父，16岁师范毕业后，就得奉养母亲，一面利用空余时间在燕京大学念过几年书。1925年坐船去英国以前，在南开中学教过国文。到英国以后，他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教中文，靠菲薄的薪水过活，一面开始看英国小说，主要是想把英文学好。他对狄更斯极为喜爱，不久就模仿他写了一本滑稽小说《老张的哲学》。许地山那时在英国念书，很欣赏这篇稿子，就推荐给《小说月报》的编辑，从1926年6月开始连载。老舍接着就写了另一部滑稽小说《赵子曰》，还是带着狄更斯的影响，但比前一本在技巧上颇有改进。他在伦敦任教和居留时期的最后一本小说是《二马》，写的是中英关系。

1930年，老舍在欧洲度过暑假以后，启程返国。归途中在新加坡羁留了一些时候，写了一本儿童幻想读物《小坡的生日》。1931年，回到中国，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其他大学教了六年书。因为各杂志的编辑不断地索稿催稿，他常常得赶着写，所以他自己估计，后来有几个短篇和几部长篇不大成功。他列举的失败作品中，有讽刺性的《猫城记》和喜剧性的《牛天赐传》。（《猫城记》这部旅游火星的寓言，虽算不上是精品，对中华民族提出了最无情的控诉。有关该书的讨论，见《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老舍自己很看重的小说《大明湖》，因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本炸弹直接击中商务印书馆大楼，把版毁了，所以从来没有印出。不过，接着写的《离婚》（1933）和《骆驼祥子》证明了他的小说一直在不断地进步。

老舍自己以为没有分量的《老张的哲学》是一个邪恶教员和杂货商人的故事。虽然这本小说在嬉笑怒骂上完全失败，它对公理沦丧这一事实的英雄主义的处理，却是老舍后來作品的先声。比较惹人发笑的，结构也比较好的《赵子曰》，事实上可以加上小标题：《英雄理想败坏的一个写照》。主人公赵子曰慷慨、天真、乱花钱、爱吃——正是这种理想腐败的化身。尽管他自己有各种温良的品质，他却盼望取得民国初年北京腐败官场中流行的沽名钓誉的一些装点：醇酒、美人和高歌;但最重要的是有个官衔。赵子曰并无雄心或贪心，他只是因为没有官职，不能摆绅士的阔绰派头而感到屈辱。他一点也不好色，不错，一种不正确的骄傲心理使他以为他乡下太太的小脚会丢他的脸，因而从不见她的面;但是另一方面，他自觉绅士该有才貌双全的太太，因而追求女大学生王小姐，结果也是徒然。

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赵子曰正在和他要好的大学朋友一起喝酒狂歌，这些人包括花花公子欧阳天风，娃娃脸的莫大年，政客武端和三流诗人周少濂。他们计划在学校里发动一次风潮。就赵来说，他写过两本谈麻将和京戏的书，已经小有名气了，但他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他还得在运动和罢课方面崭露头角才好。只有在淡淡之交的诤友李景纯的面前，他有时略感不安，因为李不同意他的种种作风。可是不久他就为了追求足球健将和学潮领袖的光荣头衔，而把心里的不安忘得干干净净。他终于因为闹风潮被学校照章开除。

接着赵就像以前一样，迷迷糊糊地发狠求起官职来了。他先到天津去找周少濂，周被第一个大学开除以后，已经顺利转到神易大学。（老舍在一章冷嘲热讽的文字里，描写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学府的课程：一、二年级全力学《易经》，三、四年级的学生，由校长亲自卜卦决定主修课目。）赵子曰从他这位诗人朋友那得不到什么帮助，最后只好给一位将军的儿子做家庭教师，希望东主能给他谋个一官半职。但事与愿违，答应的官职没有成，赵子曰就又回到北京。这时候他的朋友们想出一个策略助他稳稳地控制女权发展会。赵自掏腰包，帮这个会举行了一次京戏义演，结果除了在报上提了一下，交到几个贪图便宜的朋友之外，对自己官运毫无裨益。

赵子曰的资本越来越少了，他的朋友们也不再每天到他的住处去聚会。武端在北京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莫大年在一个银行里当职员，李景纯则在全心全意地念书。只有花花公子欧阳天风还来往着，挑逗他再接再厉地追王小姐。赵子曰相信有个好太太是做官的先决条件，就接受了欧阳天风的建议，要想办法和这女孩子幽会，但没有成功。从这里开始，小说越来越戏剧化。欧阳以狄更斯式的恶人姿态出现，对王小姐有一种邪恶的左右力量（这力量在最后一章里作者好好地解释了一番）。赵终于看穿了欧阳的奸诈。

赵一直自视甚高，但由于追求王小姐不太成功，才干和权术也无济于事，他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傻瓜，让那些酒肉朋友骗了。他重新去找他的“良心”李景纯。李景纯给了他这么一个劝告：

现在只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条是低着头去念书，念完书去到民间做一些事，慢慢地培养民气，一条是拼命杀坏人。"

赵决定采取后一条路，选了已和一个外国政府交涉出卖天坛的武端作为他第一个铲除的对象。赵决心阻挡他，必要的时候，甚至杀死他。可是，就在这时候，李景纯却为了谋杀一个贪官而被捕;武端在他这个高尚的朋友将要被处死的当儿，幡然悔悟，变成爱国分子。他和赵不同，选了求学的路。

《赵子曰》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第一部严肃的喜剧小说，它至今还是这个形式里少数几本赏心悦目的创作。尽管在结尾时它流于通俗剧式的调子，它的放浪的喜剧气氛，甚至它的尖锐的嘲讽，都使这本小说成为描绘国家腐败而不夹杂太多爱国说教的犀利杰作。在主人公的荒唐历险故事中，老舍写出了一个与英雄气概正相反的生活方式：就是完全不顾中国人民的要求，自私地、不切实际地沽名钓誉。重新觉醒的赵子曰既然不学无术，就只能铤而走险，做了恐怖分子，但恐怖主义是中国通俗小说里尽人皆知的侠义观念的夸张和歪曲，而在当时这种救国乏术，失望之余，强调个人勇敢和气节的举动，只能当作济急的药。老舍一再地强调，专心读书和工作是国家重建的唯一的道路。

赵子曰为人率真，也有爱国倾向，所以老舍用明显的讽刺笔法善意地写他。可是整个小说却充满了老舍本人对于所有亏负老百姓的政客、学生和军人的极深的厌恶。如下面这一段里就对学生和兵士的怯弱痛加鞭挞：

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大兵与学生。大兵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大兵，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们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大兵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大兵的资格。不打大兵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

再如下面亦庄亦谐恣意嘲笑学生暴动后果的一段，也是作者在发泄他对暴民的强妄残狠的强烈敌意：

校长室外一条扯断的麻绳，校长是捆起来打的。大门道五六只缎鞋，教员们是光着袜底逃跑的。公事房的门框上，三寸多长的一个洋钉子，钉着血已凝定的一只耳朵，那是服务二十多年老成持重的（罪案！）庶务员头上切下来的。校园温室的地上一片变成黑紫色的血，那是从一月挣十块钱的老园丁的鼻子里倒出来的。

温室中鱼缸的金鱼，亮着白肚皮浮在水面上，整盒的粉笔在缸底上冒着气泡，煎熬着那些小金鱼的未散之魂。试验室中养的小青蛙的眼珠在砖块上粘着，丧了它们应在试验台上作鬼的小命。太阳愁得躲在黑云内一天没有出来，小老鼠在黑暗中得意扬扬的在屋里嚼着死去的小青蛙的腿……$

老舍在下一部小说里放弃了喜剧倾向，改用略带悲剧的手法表达他的爱国意旨。《赵子曰》有狄更斯的风味，而《二马》却比较像几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描写父子间冲突的小说。在讨论中英关系上，这本小说很明显地也可以和《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相比。但是老舍深深体会到海外华侨所受的屈辱，他不能像福斯特（E.M.Forster）那样在讥刺中透着十分超脱——因为悲愤的激情往往掩盖了讽刺的笔触。《二马》里也有几段谈到中国前途的说教文字，是用作主要戏剧情节的陪唱（chorus）的。

马则仁是广东人，多年住在北京，想谋求一官半职，结果使他感染了旧式绅士的典型的坏习气，他和儿子马威坐船到伦敦去接管他亡兄的古董店。有一位在中国认识的伊牧师，对他们很好，帮他们在一位寡妇温都太太的公寓房子里找到了住处。%刚上来对中国人有着一般人的偏见的温都太太和她的女儿玛丽都因这两个房客而极感不便，但是慢慢地發现他们为人善良周到。特别是温都太太，她对马则仁颇有好感，甚至想不顾社会上的反对而嫁给他。有一天，他们到一家店里买订婚戒指，她看到店员对马先生公然放肆侮蔑，因而取消了婚仪。

同时马威热烈地对玛丽表示好感，玛丽正在苦心孤诣地想找个同种的白人做丈夫，对于他的善意只报答了一次，那还是喝醉了酒，心情很坏的短短的一会儿。马威为了设法忘记玛丽，便努力工作和锻炼身体。可是他显然不能忘情，他和伊牧师的懂事的女儿凯瑟琳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能得到片时的慰藉，但无补于他对玛丽的痴想。

马则仁生性慵懒，又不屑为商，所以难得在古董店里照顾;幸而马威有他的朋友李子荣帮忙，店里的生意居然蒸蒸日上。但是事实上麻烦的事正在酝酿着。原来马则仁有一次没有让儿子知道，在一部电影里扮演一个华人歹角，因而使在伦敦的中国劳动阶级大为愤懑;而马威自己也开罪了一些中国学生，李子荣听到了谣传有一批人要来骚扰店铺，以为是扩张生意的大好机会，应该利用。但是马则仁害怕出事，卖了店，生意不做了。这时马威开始对他父亲、他自己和他对玛丽的痴情感到厌恶，他向李子荣作别，离开了伦敦。

小说里面马则仁是个可怜而带点滑稽的角色;他不像大多中国小说所爱攻击的那些老一代的士绅，而只是麦考伯（Micawber）一流的漫画式人物。他的死爱面子，他的用钱大方（通常只是用来掩饰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他的缺乏常识和对他所谓“庸俗”的不屑，甚至于他的自私和慵懒——这些弱点都在略带滑稽中使人感到可怜。就他的爱梦想和渴望人家关怀同情他这两点来说，马则仁又类似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里的李普·布鲁姆（Leopold  Bloom），而他的儿子也就像是史蒂芬·代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在自己家国之外，为新中国铸造良心。

马威主要的是不满于英国人对中国人公开的轻视和主子样的假慈悲。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皮肤是一样的颜色，为什么却受到不一样的待遇？他的敏感的性情使他只能找到一个答案，那就是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所居的荒唐可笑的地位。另外，他父亲对于自己在伦敦经常受到的那种虐待的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及每次有英国朋友替中国说话时，他所表示的幼稚的欣慰，都使马威不耐。马则仁常年的耽于安逸生活，一生梦想做官，如痴如醉，所以还没有年青一代的那种民族自觉。对于马威来说，他父亲是中国国耻的化身。

和敏感的、有浪漫气息的马威对照的是他的做事有条不紊、接受现实的朋友李子荣。李为了念完大学，什么零工都愿意做;他甚至驯顺地接受了和家乡一个没有受什么教育的女孩子订婚，使马威很觉惊奇。对李子荣来说，放弃个人的幸福、快乐是中国的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尽管马威佩服他的行为，自己却不能有条不紊地自修求进，也就是不能为民族福利工作做准备。他个人的问题太真实、太迫切，等不及中国富强起来以后再解决。想到自己父亲的懦愚无用，他就很难过，而玛丽老使他难以忘怀。老舍固然以李子荣为理想人物，但同时在马威这个角色里写出了当时每一个中国爱国青年所面临的悲剧性的困境。李的禁欲主义，一方面是他自己情愿的，一方面却也是由于他的感性不够。但是就中国需要像李子荣这么能献身的人这点来说，马威的悲剧性（他的屈辱、热情和既要对得住自己，又想对得住国家的这份心肠）就显得相当强烈。

《二马》里的爱国题材，当然不光是深深钳在父子间的斗争上，而是与中国人和英国人社交往还时的一些情景密切相关的。特别出色的是，老舍创造了三场晚饭的情节，来指出中英关系中所含的较大的讽刺性。第一个晚宴是伊牧师夫妇为马氏父子和温都太太母女开的，其间我们看到伊太太的弟弟亚历山大的粗俗：他在中国发了财，一直不断地拿中国人开玩笑;我们也看到伊氏夫妇“适可而止”的善意——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经验，并没有消除他们对不信教的中国人的基本憎恶。饭后的点心是伊太太用米做的布丁，这是假定所有中国人都爱吃米而硬凑合出来的。味道不消说很差，更象征着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无知而又示恩颁赏的态度。

第二个晚餐更进一层处理中英关系这个题材。有一次圣诞晚会，温都太太只请到了马氏父子，她的其他朋友都因為这两个中国房客而不屑参加。不过在晚会里大家都强作欢笑，而就在这时候，玛丽却宣布她和男朋友华盛顿已经订婚的消息。马威默然强压住自己的怨愤;温都太太也突然觉悟到女儿结婚以后她一定会寂寞不堪。一时冲动之下，她吻了马则仁，而且决定嫁给他。

第三个晚饭是马威和凯瑟琳在一个中国馆子吃的，其实就是小说的高潮。老舍喜欢嘲弄中国留学生，但没有一本小说像《二马》这样，恶毒地刻画教养很坏的茅姓学生领袖兼沙文主义者（chauvinist）。茅也在饭馆里，他看到马威和一个洋妞儿在外面吃饭，大起反感，觉得好像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大声地用英文对他的同伴说：“外国的妓女是专为陪人们睡觉的，有钱找她们去睡觉，茶馆酒肆里不是会妓女的地方！我告诉你，老曹，我不反对嫖，我嫖的回数多了，我最不喜欢看年轻轻的小孩子带着妓女满世界窜！请妓女吃中国饭！哼！”&凯瑟琳听了这话，气得面色苍白，马上就要离席而去。但是马威挡住了她，站起来去要茅道歉。这个学生领袖拒绝以后，马威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耳光。这么一打起架来，在外面吃饭的凯瑟琳的哥哥保罗也跟着生气了。保罗高傲保守，觉得妹妹和中国人约会根本就是一种耻辱，他打了马威一拳，二人动了全武行，结果马威打胜。

由于殖民主义认为白人比别的种族优越，因此产生了以东方作背景的低级小说和电影里以前常见的两个谬见，就是有色种族的男人一定暗中想一亲白色女人的芳泽，而有色种族的男人不敢为了自卫和一个白人动武。《印度之行》描写了第一个错觉的一切含义：一个白人女孩子单独和一个印度男人同处在山洞里所感到的恐惧。老舍描写马威和保罗打架，不但想打破一般人心目中的中国人的怯懦，而且也强调中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件事的典型的反应。这样一来伊太太非常生气了，她长年在中国居住的经验使她相信，中国人就该服从白人，接受基督教。马则仁对白人一向心怀畏惧，自然赶紧地跑到伊家去为儿子请罪。

这三个晚餐场面，在表现中英关系上，清楚地表示老舍能控制他的复杂的材料和拒绝自囿于一种单纯的爱国主义。他所写的英国人虽然是很普通的那几个典型，但大体上是信得过的;另一方面，马则仁和姓茅的学生领袖的可耻，也足够代表他们的国家。在描写马威的困境和一般海外华侨的屈辱里，老舍揭露出国家重建问题的某些方面，这在《赵子曰》里是不显明的。

就进一步在不同背景下探讨中国国民性的软弱和中国社会的病态这一点来说，《离婚》'是老舍前两部小说的续书。老舍以为中国的难堪处境，直接来自没有骨气，尤其是中上流阶级的怯懦因循，失掉了行动的勇气。只要能吃饱饭，他们就坚守古老的积习。我们在李景纯的恐怖主义和马威的行不通的浪漫主义里看得出来，老舍的作品是很有一点刚强的侠气的：那些害群之马是该杀的。不错，国家的重建需要努力工作和学习，但是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至少比胆怯卑弱较为可取。

很带讽刺性的是，在《离婚》里杀死坏蛋小赵的是一无家产的丁二爷——他除了一条命以外，没有什么值得患得患失的了。正面人物主人公老李却受到家庭、事业和社交的种种羁绊，毫无这般毅然行动的能力。

像先前的几本小说一样，这本书里也着重地讽刺了肤浅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刻画天真这个人物的同时，老舍极其夸张地描写了沿海都市的大学生：他同时生活在好莱坞的梦境和乌托邦里;他一点书也不念，只知一味花钱;他叫常年受苦的父亲张大哥“资本老头”。

他也认为女人是他的飞黄腾达的最好盟友，非常重视他在情场的胜利——尽管至终他失败的时候，归咎于他所交往过的女人们身上。

《离婚》里讽刺的主要对象，当然并不是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而是奉公守法、兢兢业业的有家室的小人物和公务员。老李、张大哥和他们的同事，都对家庭烦恼和等因奉此的枯燥办公生活无可奈何。因此《离婚》这个书名象征这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也就是说，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李、丘、吴三对夫妇都有充足理由愿意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大家都怕冒险，都怕社会上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主人公老李尽管生活枯燥无味，却仍然珍重地、浪漫地梦想着一个有诗情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较老的、较收敛的马威。由于张大哥的劝告，他勉强地把太太和两个孩子搬到北平去，以为这样可以减少他的烦恼不快。一上来，他为他太太的土里土气觉得丢脸，可是过了不久，她就从他同事的太太们那里学来一些布尔乔亚的习气，使他又大为震怒了。她经常逛街买东西，和他吵吵闹闹，并且暗中刺探他。在这种不断的捣乱中，老李唯一的慰藉是他对马太太的暗恋，这个孤寂的漂亮女人住在同一房子的另一边。在他内心里头，老李很想辞掉公务员的差使，脱离他的家，和马太太一块儿跑到一个热带小岛上去。

老李最后的反抗表示是辞了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但一如张大哥在小说结尾时预测的一样：

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

《离婚》里可以看出老舍喜剧才情的新面目：冷嘲热讽地刻画小官僚的种种嘴脸;灵巧地运用对话;俏皮地在很多警句里把一些不调和的概念对立起来。而它和《二马》同样是一本严肃的小说，尽管没有前书那样火爆和热烈。正像马威最后扬弃他父亲，老李至少暂时扬弃了家庭、事业和朋友。他宁愿住在乡下，和敢于杀人的丁二爷在一起。在《离婚》里，老舍告诉大家，些许的勇气也往往能奏奇效，他也不无伤感地驳斥那些自囿于卑怯、无聊、刻板的框框里的男男女女小人物。

在讨论老舍下一部主要小说《骆驼祥子》以前，我们应该先谈谈《牛天赐传》。）尽管此书文学价值不高，却显示出作者态度上的一种转变，这转变后来到了《骆驼祥子》里便越发昭然若揭了。两本小说都想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会有今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牛天赐传》用幽默的笔法探索“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怎样养成”* ;而《骆驼祥子》则用悲剧的笔法描写一个善良的无产阶级者徒然的挣扎。两本书里都可以明显地看出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这个大因素抹杀了人的自然善良性，也挫败了他对人格完美的努力追求。

在《离婚》里，老舍斥责中国人胆小怯懦，叫他们加强英雄作为，所以还很个人主义。但是在《牛天赐传》里，他就表示很怀疑，在一个普遍腐败的社会里，个人英雄主义究竟有什么用。到了《骆驼祥子》，老舍就积极地主张集体行动的必要了。没有具体证明，很难说老舍得到这样的结论是自动的还是受了左派的压力。在上世纪30年代，他是个享誉很高、普受欢迎的作家，和左翼作家联盟、林语堂一群人以及别的中立集团都保持友好的关系。《牛天赐传》和《骆驼祥子》最初都是在林语堂编的杂志上连载的，但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老舍在左派的全力支持下，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长。

《牛天赐传》很多地方显著地模仿《汤姆·琼斯》（Tom Jones）。主人公也是个弃儿，他的养父母、保姆、阿妈，小时候的朋友四虎子，和他的塾师们，也都可以在菲尔汀的小说里找到喜剧性的模型。书里慢条斯理的叙事拍子，善意的挖苦和动辄长篇大论，都像《汤姆·琼斯》。结尾主人公意志消沉的时候（这也使人想起《汤姆·琼斯》），否极泰来，老塾师意外地出来援救。不过《牛天赐传》结束时，20岁的主人公抱着马到成功的信念，动身到北平去了。所以这本小说不像汤姆·琼斯的伦敦之旅一样，包含浪荡汉的情节 （picaresque  action）。

菲尔汀有意向士绅阶级的各种品德认同，所以在小说里让这个慷慨善良的角色最后得到好报。老舍对他的主人公所代表的小地主阶级采取嘲讽的态度，所以有意地刻画出牛天赐的慷慨胸怀，怎样在家庭、学校和小镇的氛围中渐渐地麻木不仁，终于只知道贪欲和媚世。牛天赐同情穷苦的农民，始终喜欢和他的穷朋友在一起自由地畅所欲言，可是尽管这样，他越来越倾向于他个人所属阶级的轻浮冷酷的作风。他一个一个地采用自己圈子里上等社会的所有社交和文学花样，新旧不论。他特别不能忘记他义母临死嘱咐他弄个一官半职。他义父的破产和死，使他终于觉悟到金钱的无上重要。义父母一死，他穷苦交加，“眼哭得干巴巴的疼。他都明白了：钱就是一切，这整个的文化都站在它的上面。全是买卖人，连云社的那群算上，全是买卖人，全是投机，全是互相敷衍，欺弄，诈骗”。+这年轻的主人公扬弃了早期的愚蠢行为，决心赚钱，又有老塾师慨然帮忙上大学，当然应该顺利地成功。但他的成功也就是他的失败：以世俗的方式追求世俗的富贵，善良的品质就不免要斫丧了。

《牛天赐传》是本有趣的小说，含着对人生的一种清醒的、讥讽的观点。但是调子太松懈，幽默感太平淡，因此就不免显出作者对他的主题没有着力处理。相反的，《骆驼祥子》是一本深含个人情感的小说，在这里老舍想具体写出他对个人单独救国的必然徒劳所感觉到的新信念。牛天赐对于自己屈服于环境压力，良心上只有一点不安，骆驼祥子却为了要个人独立地过活，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身心交瘁为止。

在这一点上，这本小说和哈代的作品，特别是《卡城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之间有一个密切的感情上的相同处。故事结构紧凑，也使人想到是受了哈代的影响。

祥子是个老实、木讷、硬朗的年轻汉子，在北京的街上拉洋车。他唯一的野心是省出钱自己买一辆车子拉。可是他刚刚买了一辆，就稀里糊涂被捉进军队里当苦力，车子也被人夺走了。有一天夜里，他从军营里逃了出来，顺手牵走三匹骆驼，慌慌张张地只贱卖了35元。他对自己偷骆驼并不后悔，因为他的车子是被无理抢去的。但不管怎样，这次是他堕落的开始，因为他的人格受到损害，不完美了。

为了要再买一辆车子，祥子开始加倍卖力拉车，甚至于硬抢老车夫们的客人;他以前是不屑和他们抢生意的。他像从前一样，很受租车的老板刘四爷的信任，每天把车子还了以后，在他车厂里过夜。刘四爷的又丑又凶的女儿虎妞诱着他通了奸。祥子这次向诱惑屈服表示出另一个妥协，因为他一直想着有了钱以后，娶一个干净利落、身体强健的乡下女孩子。他感到很羞耻，就离开刘家到曹教授家拉私人包车。本来祥子在他的新雇主——一个和蔼的社会主义者——的慈祥照顾下，是可以找回他的纯洁的，无奈虎妞一再地来缠他，假装说怀孕了。

一次警察借口曹先生参加地下活动，搜查他的住宅，祥子的所有积蓄都被一个贪赃枉法的侦探没收了。现在他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回到刘四爷的车厂去。刘对他起了疑忌，因为他女儿还是坚持要嫁给这个一文钱没有的苦力，不想找经济地位较好的丈夫。父女之间的对立终于在刘的69岁生日那天爆发，接着大吵起来。祥子为良心所驱，只好站到虎妞這边：尽管他讨厌她，却更忍受不了她父亲歪曲地骂他爱钱。他和虎妞结了婚，搬到一个贫民窟去住。

虎妞以为父亲早晚会原谅她，所以安心地靠平日积蓄过着舒服日子。而祥子呢，他极其悔恨被这样骗着结了婚，就越发卖力地拉车，希望能独立自主。有一天奇热，又下了豪雨，祥子拉车回家，发起高烧来，在床上病了有两个月。从此他的健康受了损害，而他太太老是嘲骂他的自力更生愚不可及，使他更加痛苦。好在祥子和一个叫作小福子的邻居女孩子来往时得到些许慰藉。小福子靠做妓女赚的一点钱养活她的酒鬼父亲和两个弟弟。及至虎妞难产死了以后，祥子很想娶这个困苦的好心女孩子，但是想到要养活她一大家人，他吓住了。他终于搬到别的地方去。

祥子心情太坏，就开始抽烟喝酒，而且和以前看不上眼的那些吊儿郎当的车夫来往起来。他甚至在某人家拉包车的一段时间里，从女主人身上传染到淋病。受了这最后的屈辱以后，他毅然振奋了起来：他要娶小福子，然后再去找他以前的恩人曹先生，让他拉包车。曹先生很高兴让他回来，但他决定先得找到他以前撇开的这个女孩子。焦头烂额地找了一阵子，他才知道小福子做了一段时间的最下等妓女以后上吊自杀了。这一来，祥子的精神完全垮了。他不再回曹家拉车，因为做工就表示还想为了体面好看做徒劳无功的挣扎，而他现在已经失去应有的勇往直前的毅力。他开始自暴自弃地偷东西，出卖朋友，这样一天一天地越来越肮脏懒散，至终他成了个邪恶的无业游民，在北京的无休无止的婚礼和葬礼里替人家扛小旗子，赚点钱用。

由上面这个大纲可以看出，祥子为了要体面地过活，是的确值得赞美和同情的;事实上，读过这部小说一度流行的英译本的人，都一定会记得在Rickshaw Boy里，主人公最后和他女友皆大欢喜地团圆了。，但是老舍对他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祥子的悲剧并不单是因为各种环境因素合起来害了他;按书中暗含的意思，即使是他克服了小说里列举的一切困难，他也一定会碰到另外一些，一样地也会打垮他。要是没有健全的环境，祥子所作的那种个人主义的奋斗努力不但没有用，最后还会身心交瘁。祥子这个人物固然是作者怜悯同情的主要对象，但到结尾时硬被变成讽喻个人主义的形象。我们读他最后堕落的故事的时候，意识到作者插进了讽刺手法，这和小说主题的同情旨趣是不相符合的。小说最后那句语气很重的话，充满了作者对主人公的公开轻蔑：“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来自一个倡导咬紧牙关为社会服务的作家，上面引的这段话的左倾观点令人吃惊。老舍显然已经认定，在一个病态社会里，要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就得要集体行动;如果这个阶级有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求发展，只徒然加速他自己的毁灭而已。在这本小说里，发言人是一个老车夫，他两次在祥子的生活里出现，每次都使祥子做了一种决定，减少了他的自尊和自信。第一次祥子看到老头子带着孙子踉跄地走进一家茶馆，祥子扶着他坐下，二人攀谈起来，祥子发觉这个骷髅似的，一贫如洗的人，以前是个独立的车夫，自己有车子。于是祥子怕起来了：自己有车，就能逃得了穷命吗？和虎妞结婚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坏处？

这样一想，对虎妞的要挟，似乎不必反抗了：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儿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嘛不享几天现成的福！看透了自己，便无须小看别人，虎妞就是虎妞吧，什么也甭说了！.

小说最后，祥子为了改过自强，到处找小福子的时候，他又巧遇茶馆里见过的穷老头子。老人的孙子这时已经死了，他很坦白地告诉祥子说：

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去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茶来！谁喝碗热的？/

祥子听了这段经验之谈，非常气馁;后来他发现小福子死去了，便乖乖地认命，不再挣扎。从老车夫身上，他看出奋斗是没有用的。

没有疑问地，老舍是把这个社会批判当作小说里不可少的一部分。幸而这一点没有破坏主角生活的悲剧逻辑，而主要故事之所以紧张动人，正是因为他丝毫不变地把戏剧焦点（dramatic focus）放在奋斗的事实上。在描写主角一再拼力设法活下去的时候，老舍表现了惊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特别出色的是祥子和虎妞之间婚前婚后的紧张关系的描写;像茅盾在《虹》里所写梅和柳遇春的婚姻生活一样，在这里读者像是爬上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可以俯视赤裸裸的人生经验的狂暴可怖，一点不温情、说教或投合大众趣味。下面这段描写两人婚后不久的那次吵架，可以用作例证：

“好吧，你说说！”她搬过个凳子来，坐在火炉旁。

“你有多少钱？”他问。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吗！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

祥子像被一口风噎住，往下连咽了几口气，刘老头子，和人和厂的车夫，都以为他是贪财，才勾搭上虎妞;现在，她自己这么说出来了！自己的车，自己的钱，无缘无故的丢掉，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甭想活着！0

《骆驼祥子》是抗日战争前夕写的，可以说是到那时候为止的最佳现代中国长篇小说。固然老舍慢慢脱离早先个人主义的立场，他显然还是个独立作家;而《骆驼祥子》尽管免不了有缺点，基本上仍不失为一本感人很深、结构严谨的真正写实主义小说。书中爽快直截的文字传达了北京方言的地道韵味。其中主要人物都实实在在地使人难忘。小说的戏剧力量和叙述技巧都超过作者以前的作品，虽然《赵子曰》《二马》和《离婚》都各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它也驾乎老舍后来——抗战开始以后——的作品之上。老舍构想《骆驼祥子》当时的心情，是在寻求一个新的综合;一方面继续对阮明这个人物（祥子向警察局告密的那个人）所代表的卑鄙的学生分子兼政客表示厌弃;另一方面也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爱国公式表示不满。这当然还不符合左派观点，但显示老舍已经开始非难带有自由主义味道的个人主义。

在抗战时期的紧张气氛里，老舍为了反日救国，重新倡导英雄式的行动——但只是在宣传上这样做，并且缺少他先前对中国的需要和缺陷的深思卓识。

注释：

【1】 《赵子曰》，页308。

【2】 《赵子曰》，页104。

【3】 《赵子曰》，页62。

【4】 原注讨论姓名译音问题，兹从略。——译者

【5】 《二马》，页167。

【6】 《離婚》有两个英文本：Helena Kuo 译的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 和Evan King译的Divorce。

【7】 1947，上海版，页281。

【8】 《牛天赐传》已被译成英文，名叫Heavensent。

【9】 《牛天赐传》，页306。

【10】 《牛天赐传》，页272—273。

【11】 Rickshaw Boy（New York，Reynal and Hitchcock，1945）大体上译得很忠实，但结尾是祥子和小福子大团圆。译者Evan King删去了描写祥子游荡告密等丑事的几段极重要文字，终于把他写成重回曹家工作，从三等妓院救出了小福子的心满意足的人，改头换面以后的结尾，实足代表译本的达观温情：“夏夜清凉，他一面跑着，一面觉到怀抱里的身体轻轻动了一下，接着就慢慢地偎近他。她还活着，他也活着，他们现在自由自在了。”（页384）现在中国小说很少有好的英文译本，而Rickshaw Boy竟这样篡改原文，歪曲原著的精神，是很使人惋惜的。

【12】 《骆驼祥子》（上海，1946），页308。

【13】 《骆驼祥子》（上海，1946），页122。

【14】 《骆驼祥子》（上海，1946），页287。

【15】 《骆驼祥子》（上海，1946），页186。

（选自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

本辑责任编辑：马洪滔  林幼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