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不足难倒晚清驻外公使
2020-12-23
文萃报·周五版 2020年46期
1906年1月,农历腊月底,伦敦的波特兰透着阵阵寒意。这里伫立着大清国驻英使馆。馆舍租赁的是一栋六层楼房,大小房约有七八十间,靠一大一小的两部楼梯连接上下。一月份的伦敦,下午四点刚过,太阳便已落山。盘旋的楼梯上,安装着七八盏电灯,为保证人员上下的安全,现在全都打开,可楼里仍显得十分暗淡。
在一间简朴到寒酸的屋子里,驻英公使汪大燮正在往国内写信。四个月前,他以外务部参议的身份被派往美国,追踪日俄两国在战后的和谈。在美之日,他又接到上谕,命他直接赴英就任驻英公使一职。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公使,一上手就是大国使馆的当家人。等他到伦敦办完交接手续,马上就遇到眼前最大的难题——钱。于是,他写信给堂弟汪康年大吐苦水。
作为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除了掌管伦敦的馆舍,还要负责在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的总领事馆,两地的開销,由他统一调度。他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开支清单:馆内的年收入是库平银六万两,平均每月五千两。其中,八百两要支给房租,两千四百两要支给参赞、随员和洋员作为工资。这样,还剩一千八百两。汪大燮的薪水、办公经费和各种杂费全都在这一千八百两之内。他还要支付洋仆人的工资二十五镑,电费十二镑,煤气费七镑,煤炭费五到六镑,自来水费四到五镑,电话费一镑,信纸邮票费五到六镑,中华会馆捐七镑,善捐二镑,清洁费二镑,马车费十镑,华仆、学生的吃饭用度七十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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