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艺 莹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一、 中国绿色发展的实践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1]50。这意味着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化转变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1.绿色产业的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选择

自然资源作为一种非竞争且非排他的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而这种正、负外部性带来的额外成本与效用损失是难以计算与弥补的,由于发展绿色产业既满足了应用、使用、发展绿色技术以促进经济创新与转型 ,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市场失灵带来的外部性问题。所以,绿色产业政策的社会目标外延要小于产业政策,而其对生产发展的可持续要求及产业结构调整是对环境政策核心要义的扩展,更加符合维持经济增长和避免环境灾难的挑战[2]。但是,相较于产业政策及环境政策,双重的责任对绿色产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如何通过将自然资源产权化、市场化,技术性的内部化其外部成本及如何合理分配政府干预的强度、企业的参与度是绿色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中国绿色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涉及范围广、内容多样,包括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建材、绿色电器、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等。而相应的,中国绿色产业政策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环保政策的陆续推出为起点,以产业结构调整、新能源开发为契机,绿色化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政策调整过程。以1973年《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为起点,到2000年底出台的多个关于环保与治理污染的政策,为21世纪前十年新能源开发政策,以及绿色产业政策的发展萌芽提供了保障。近年来,扶持“绿色-金融”与“绿色-工业”政策不断出现,2016年,《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出台为中国绿色产业链的建立、绿色产品的生产奠定了政策根基。2018年生态环境部成立,加强了环境部环保监管职能。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规定》,加强了党内环保督察责任的精准落实。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绿色产业实践的深入,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绿色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行政手段、市场手段更加细化,为中国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与空间。

2.绿色生活的创造----绿色社会的最终选择

(1) 绿色的生活方式。目前,学术界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倡导主要以十九大报告中“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1]51-52为政策来源,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所强调的“坚持人的生活与自然环境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3]、人与自然相互创造为理论基础。生产影响生活,绿色生产最终会形成生活方式的绿色。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广泛开展绿色生活行动,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向勤俭节约、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4]。所以,绿色的生活方式可以总结为简约、低碳、文明健康。在实践中,绿色生活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2011年以来,国家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除了开发新能源代步车,骑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车辆限号等方式的尝试与普及让低碳生活的实践更加具体化。此外,在中央各部门的推动下,高校和民间各种环保组织所进行的“旧衣回收”“垃圾分类回收”工作逐步推进,2019年7月,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为标志,全国各城市逐渐开展具有地区实用性的垃圾分类工作。

(2) 生态扶贫的精准构建。生态扶贫是改善地区环境,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方法。生态扶贫的手段包括发展生态产业、进行农业生态补偿、发展生态旅游或者进行生态修复工程建设。而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必然会带来扶贫地区生活方式的转变。当生态成为发展经济的依托,会驱动人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为生态带来更多的正向反馈。一方面,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是推进农村乡村振兴,农村群众脱贫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挖掘本土文化内涵,可以加快文旅结合产品的研发、生产,大力发展生态旅游[5]。四川省的达川区就是“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人居环境改善”综合发展方式的践行者。首先,达川区在完善农村综合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特色产业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幸福美丽新村和农产品加工集中区[6],将互联网引入农业发展中,探索、扩展、创新农产品销售渠道与农业发展道路;其次,通过依托当地红色资源、特色“巴文化”、独特的湖水景观发展旅游业,建立生态文明工程,推动当地旅游与生态环境的改善;再次,达川区以环卫人员队伍管理,生活生产垃圾管理,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及环境污染集中治理为依托,对人居环境进行整改。“三改一整治”“三无三有”“三齐两化”等措施极大地提高了人居环境的整洁度,舒适度,提高了人民生活的幸福感。

二、 中国绿色化发展的困境

中国的绿色化发展在政策上经历了萌芽、正式提出、发展完善3个阶段。中国的绿色化发展萌芽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党中央提倡节约为标志,要求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进行大范围的植树造林。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落实到产业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11年以来,通过大力开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及水利等方面建设,绿色发展战略得以有效践行。经过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7]及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发展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经济、民生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绿色化发展的两个主要障碍。

1.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奥康纳强调环境是一种条件[8]。而这种条件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会不断受到经济的掠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通过农村、城市经济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及逐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治理整顿,“七五计划”于1990年底绝大部分超额完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基础。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让环境迅速恶化。1994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1996年,国务院在《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防治河湖污染,建设“33211工程”[9],并陆续出台措施,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力度。而无论是“又快又好”还是“又好又快”发展,中国发展的关注点还集中在追求经济的结构调整,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维度上。21世纪以来,新能源开发、绿色产业的扶持与发展低碳循环经济的一系列尝试取得了成果,但如何降低开发成本,促进绿色产品的广泛使用,真正取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2.发展民生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生态良好的文明之路更加重视,配套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人民群众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意识不断加强。2016年,中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区数量增加到676个(数据来源:《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15年修编)》),但是由于生态功能区内不能进行经济开发,对生态功能区内百姓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困扰。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区内就有南岭山、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共涉及到23个县(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区划》)。2017年7月财政部印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确定了补助系数,以及可以依托的生态环境指标。但是因为生态功能区的补偿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相应配套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专业的考核队伍及针对不同补偿地区的转移支付公式。对于不能种植经济林,不能进行大型牲畜的畜牧业养殖,不能依托水岸开展旅游业的居民来说,现在的补偿完全无法满足其生活的需要。资金补偿无法为缺少生活资金来源的群众提供长期的生活保障。在生态功能区,面对绿水青山无法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情况,需要更有效率、更具体的资金保障与政策支持。此外,资源区划交叉部分的协同治理与保护,企业与政府在节能、环保、能源开发的项目中的合作所面临的主体冲突对民生造成的影响也需要在中国绿色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

三、 中国绿色化发展的路径

1.践行主体的构建

无论是绿色经济发展还是绿色社会发展,都涉及到政府、企业、公民的权力落实与责任分配及在此基础上的制度构建。绿色发展理念践行主体的合理构建,要突出各主体的角色优势与力量特点。所以,如何将政府的制度保障职能、企业的技术开发优势及群众集体智慧合理应用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推进仍然需要不断探索,并且面临很多阻碍。

首先,对于政府来说,在生态保护标准、绿色金融制度、基金制度的制定上仍存在违规成本较低、资金投入不足、市场平台缺乏合理运用等问题。一方面,土地污染、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大气环境、遗传资源、环境损害、生态补偿、核安全的法规仍不健全,缺乏针对性;另一方面,绿色发展需要社会化融资。目前,将个人、企业、银行、政府统一起来的绿色资本市场和绿色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提高绿色环评在企业尽调、上市评估中的重要性及为融资困难的新兴绿色发展企业建立绿色基金等仍需要政策的支持。

其次,《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印发标志着中国绿色产业的定义更加严谨,产业划分更加明晰,市场进入标准更明确。在中国,绿色产业越来越成为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企业更应该意识到绿色技术开发对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在和科研院所合作的基础上,围绕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形成包括绿色企业文化、技术人员培养、绿色产品创造的整体化的绿色发展系统。积极参加由政府主导的以水电站维护、污水处理厂建设、环境整治的PPP项目,将环保、新能源船舶、节能改造、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生产过程废物处理、生态修复、环境监测等绿色产业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的权利出让给企业,或完全由企业管理。

最后,要发挥群众对绿色发展的贡献力。由群众主导的绿色消费是中国绿色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正如李本松所言,绿色文化内涵要求节俭消费,力戒奢侈消费、过度消费和不合理的高消费[10]。绿色的消费观应该成为一种伦理与道德要求,通过节约、环保的绿色消费观的倡导,合理规划消费行为。群众是绿色文化发展的起点与目的。绿色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人本文化。通过形成包括绿色世界观、绿色价值观和绿色教育观在内的绿色文化体系,探索人同自我、同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最终追求生态与社会的发展质量与效益。以教育、宣传为手段增强群众对绿色文化的认知、认同、遵循与传播,将绿色文化理念与绿色文化实践相统一。

2.发展渠道的开拓

除了加强顶层设计,中国的绿色化发展更应具有时代性,满足时代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中绿色因素嵌入的迫切需求。但渠道的开拓不应该盲目的以民生、经济发展被滞后为代价,而是将内部与外部相结合,以互联网和加强国际合作作为新的发展助力点。

(1) 互联网的可利用性。互联网为中国绿色化发展的效率与效益的共存提供了空间。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智慧能源建设中提出的“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11],以及智慧环保、资源回收、废弃物在线交易平台、环境动态监测平台的提出为能源协调共享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持。以物流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为例,依托大数据,特别是北斗导航地理数据定位与实时数据检测反馈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水上通航及水库、船闸的使用效率。船舶不用停船就可以通过门户网站查阅调度信息、预约申请、缴纳过闸费用。这一系列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与中国绿色发展的融合。数据发布、跟踪、接收与反馈更加高效,打破了绿色发展的行业、地区限制,带动了中国绿色物联网的建设。而互联网在教育、人工智能的方面的尝试也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可以协调使用的便利技术和更多的可能性。

(2) 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首先,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的绿色化发展本身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不管是技术溢出、经济溢出还是知识溢出。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绿色发展必然会产生主体情愿或不情愿的影响,并且随着全球性气候问题的增加,各国也将认识到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的合力。所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在根本上也不可能只由一个国家来进行。其次,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开展国际之间的绿色发展经验交流、绿色生态扶贫、绿色生态补偿、在交界处建立共同管辖的生态旅游区或生态功能区,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提供新的契机,为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平台。再次,中国用事实证明了绿色发展合作的决心。2019年4月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中国主动同110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分享绿色发展经验,在农产品种植、培育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提供绿色发展的机遇。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进一步表达了中国对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视,通过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在落实《巴黎协定》方面的合作[12],共同努力推动世界发展的绿色化。

所以,中国的绿色化发展是一个不断实践、试错、再实践的过程。通过政府、企业、群众的密切联系与深入配合,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绿色文化、绿色生态,将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发展理念与世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