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鹏， 李学智

(1.遵义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3； 2.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备受自然灾害侵袭。在军阀混战，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条件下，政府无力组织一定的人力物力对灾民就受灾地区进行广泛的救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恢复经济生产。人们只能是靠天吃饭，每逢大灾之年各地更是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天津地处渤海之滨，九河下游，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水灾时有发生。又由于天津毗邻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所以天津的水灾自然会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加上近代以来天津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商业繁盛，积聚了大批经营商业的巨商大贾。天津也是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地区，许多政治上下野之人喜欢在此做寓公。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区位优势使得天津在发生灾荒时得到政府、民间慈善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及其他地方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1917年京畿水灾就是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对灾民展开有效应对的一次成功案例。

一、京畿水灾述略

1917年，全国遭受水灾的省份达到了12个，而且大部分地区灾情极为严重，其中受灾最重的是直隶地区。据记载“(天津地区)白河南岸漫决各口共三十八道。静海至天津共计大小决口十六道……蓟县被灾村庄二百四十七个，被灾人口91786人”[1]。另据记载，八月上旬御河、西河水势暴涨，顺直各县属纷纷淹没，津中河北一带各村被灾最重。入秋后，直隶地区又连降大雨，天津与保定之间也变成了一片汪洋，仅天津城内就有灾民数十万人。水灾发生后，冯国璋大总统命熊希龄负责督办京畿一代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熊希龄对各县的受灾情况作了具体的通报，本次受灾总计达103县，被灾村数17646个，被灾人口达5611759。此次水灾严重可见一斑，天津作为重要交通枢纽，通商大埠，灾民来此觅食者众多，这更加剧了救灾的困难。据天津水灾急赈处1月17日报告“城厢灾民共五万余户，需玉面五十万斤”[2]。《大公报》评论水灾，认为此次水灾“五十年所未有”。

二、水灾与社会各界救助活动

1.天津各界成立慈善救济团体开展救济活动

水灾发生之后，“本埠各官绅赶发急赈并随时筹办普赈，各绅又共同议决设立赈抚总机关顺直义赈会。”[3]8月11日，津埠官绅各界在顺直省议会内开顺直水灾成立大会。在会上，商会会长卞月庭宣读了该会章程，与会者一致认为面对如此水灾，应和衷共济救济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12日，警察厅厅长杨敬林邀集各界在南市第一台召开水灾急赈会，到会者有千余人，杨敬林呼吁各界群策群力，设法捐款以救灾难中的同胞。同日，地方最高长官曹锟将天津灾况电呈政府并请迅拨赈款救济灾黎。冯国璋大总统以“此次水灾十多年所未有，桑梓关情尤甚悯恻，近以派员来津密查各灾区，以便拨款赈济”[4]。天津红十字会迅速向总会报告了灾情，并向上海红十字会提出了募款的建议，沈敦和根据天津红十字会的报告，向国内外发出了《向近畿水灾捐募启事》，请求赈济。红十字会还向海内外各慈善人士深情呼吁进行救灾募捐，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北洋政府及在津重要官员对此次水灾极为关注。寓居于天津的熊希龄，目睹了此次水灾造成的巨大损失，并表示了极为深切的同情。他向北洋政府提出了赈灾的建议。“1917年9月29日，冯国璋大总统颁发命令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次日，财政部拨款30万元交熊希龄赶办急赈。10月，熊就职任事，在北京设立督办处。”[5]并派人到遭受重灾的天津勘察灾情。为了统合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展救济工作，10月15日，熊希龄邀集天津水灾急赈会、天津警察厅、顺直助赈局等中外慈善团体开会，熊希龄在会议中提出了八项赈济措施：统一放赈、平粜、开办工厂、筹办施药处所、设因利局(即小额借贷所)、保留牲畜、以工代赈。会中决定由直隶省长、京兆尹和督办处负责急赈部分；顺直助赈局负责冬赈；顺直义赈局负责春赈[6]。为了更好地指导天津的水灾救济，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天津分所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天津分所依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章第三条规定设于天津；规定凡京畿水灾联合会会员在天津者皆为分所会员；该分所设干事长一人、副干事长二人、干事数人；职员会每周一召开一次，大会随时由会长或干事长召集；分所筹议事务以关于天津者为限，决议案须报告总事务所，分所经费亦由总会筹拨；决议项由总事务所交由会所遵行。

各宗教慈善团体在水灾发生后，迅速展开了救援活动。基督教伦敦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圣道堂、青年会等团体，1917年10月1日联合成立了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下设卫生、教育等六部，具体实施救济工作。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向各大慈善家及慈善团体发出了赈灾募款的吁请，并联合北京基督教向全国基督教徒发出《北京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致全国基督教徒公启》，希望全国圣徒，同心合力，共襄斯举，集腋成裘。北京天津基督教还向全国发出号召，展开了最大规模的募捐救济。1917年12月，由北京、保定、天津3处基督教组成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选举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会长、京汉铁路局长王兆熙、圣公会主教鄂方智为副会长，赈济会执行委员有23人，对京津地区实施难民救济。天津警察厅、天津官绅、慈善人士等为应对此次水灾而成立了天津警察厅水灾急赈会。

2.北洋政府、各机关及社会知名人士积极助赈

直隶督军兼省长曹锟向各县拨款救济，并饬警察厅设法筹借房屋于河北张公祠前搭盖席棚以备灾民暂住。8月10日“发给蒸食五千斤以应急需”[7]。遂有振德店黄宅助蒸食五千斤，洋行杜氏助席五百张，善堂联合会助席一百五十张，蒸食数百斤。8月17日，侯家后绅商李少棠特捐助苇子两千斤，以资提倡，并劝募平和洋行程祝山苇子两万斤，一律送交灾区挨户查放，以济灾民。河北张公祠灾区浮打窝铺一千余户，财政次长张岱杉前往参观后，当场捐助该处难民白面一万斤。天津起卸行众善堂捐助该处难民苇席一千一百领，均交中区警察局转交查放。西五警察分署署员袁定生连日约集绅商提倡急赈救济灾黎。英界张镇芳家眷及仆役等共捐大洋一千元购蒸食粮米等物，请代为挨户发放。津埠绅商冯松泉等十余人视此灾状，不忍坐视，认捐一千余元与善堂董事李星北接洽，愿于灾重之区择尤施放，并印刷捐启若干本广为劝募，竭力进行[8]。江苏督军李秀山关怀桑梓，轸念灾黎，自备巨资由北京公馆采办玉面二十余万斤运津赈济灾民，每大口八斤小口四斤[9]。郭矩卿捐助水灾急赈会玉面一千斤。禅臣洋行严昭明助急赈会玉面一万斤以为冬赈之补助[10]。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驻津办公处坐办张岱杉，因时值严冬，灾民代赈孔殷。12月4日由北坨缉私营挑派目兵十余名前往南开善沽押运赈粮，在新车站按户查放[11]。启新洋灰有限公司助警察厅内天津水灾急赈会棉衣五百套，第二批又助成童棉衣六百套，第二批助玉面五万九千斤，张向辰代交募捐一百元，天津合郡各河共六十三家柴厂等助洋二百元，铭利生陈秀圃捐助玉面一千五百斤。王逋先代募赈洋五十元，京中票二十元交票十二元。隐名氏助玉面一千斤，天津车站同人助洋四十元[12]。天津警察厅水灾急赈会成立后，财政部造币厂孙用轼捐助寒衣四十九套。“财政部直隶津浦全路商货统捐总局饬各分局将旧存巡勇裤衣二百六十件解津助赈。”[13]12月8日京奉铁路机务处全体同仁公议购买秫米六十石代为散放。江苏省会各界筹赈会现将募得军警暨各处绅商捐助旧棉夹单衣裤五万八千八百零二件，军帽六百九十六顶，皮布靴鞋二百九十双，裹脚布八十二付……同巡警两名押运至津前赴贵会缴纳，请为散放，以济灾黎[14]。直隶省长曹锐16日捐助警察厅内天津水灾急赈会玉面五十万斤，以资补助该会之进行[15]。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熊希龄因直省水灾民食缺乏，现值春种需粮急，应举办平粜，派员在吉林采购粮二十五万石，30日运津，饬令各县知事转饬灾区领运平粜，以济灾黎[16]。旅沪顺直会馆筹办天津水灾赈济会代表范竹齐到会自行捐助玉面二千五百斤，黄献臣自行捐助一千五百斤。张督军夫人捐助冬赈两万元红粮用专车运津。张泽湘自捐小洋三百七十二角，玉面条三百斤，棉衣一百四十件。熊(希龄)督办允为补助赈粮八千石。1918年1月红会又接到烟台镇守使署参谋处函送赈款汇票大洋二千四百零七元七角一分请代为散济[17]。

3.天津本埠演艺界、书画界等团体捐款救济难民

权仙经理朱义德、马克起协同慈善人士在老权仙慨助电影一夜，得资均归赈款，以拯灾黎[18]。河北兴华园全体发起演唱义务戏三日，并热心绅商特别施助及医药馆散售资共计大洋五百三十元八角，小洋六百七十九角，铜元三万四千四百四十六枚，尽数充作赈款送交西区警察总署转行赈济灾黎[19]。天津同乐会正乐育化会全体会员在东天仙演唱义务戏三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售烟助赈。是日，得款项共计七百余元，除去该会经费，余尽数充作红十字会赈款[20]。8月14、15两日第一台演戏筹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场卖烟得款尽行报效，连日热心善士到场听戏为之满座。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除自行募捐外，17日另捐款一千元。各茶园有演唱义务戏者，该公司一律到场卖烟尽数资助。16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用大车二十辆满载大饼一万六千斤并咸菜等物前往张公祠散放。经该公司散赈员与张公祠水灾办事所员接洽后，即分南北挨铺逐户散放。17日该公司又复派员押载大饼及咸菜等五大车赴西头一带散放[21]。9月6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发又由散赈员数员押载白米五大车到直沽散放，7日出发散放丁字沽[22]。天津县义阡局于此次水灾难民死亡相继水中游尸亦复不少，均共筹救济方法，特择高埠义地为埋葬之所，假定西门永丰屯施材厂设立临时救济施材社[23]。

作为近邻的日本得知天津水灾后也进行了筹款，汇往天津救济难民。天津商务总会转交日本大阪中华商务总会赈款日金五十元、日本大阪三江公所赈款日金五百五十元、中日贸易亲友会赈款日金三百元、日本大阪中华总商会赈款五百元，以上总共日金一千四百零五元至红会，红十字会均按照天津商会交来之数目收讫散放赈济以惠灾黎，并登报宣布以表感谢[24]。

4.政府、各慈善社团积极开展对灾民的救援行动

水灾发生后，8日，顺直水灾救急会派王品一、赵善卿、刘兰轩等赴西沽村查放赈抚，按照该村临时之民房被水淹没之贫户大口施放米一斗五升，小口施米二升，9日已放赈一百五十余户[25]。10日派刘兰轩、王品一前往大红桥、西沽西于庄查放大米，赈济灾民。派杨敬轩、沈润田携带大米计一百包赴汴庄子、赵庄子、杨庄子散放[26]。对大虹桥西沽村左近沿津浦铁路两旁逃难灾民，李星北、刘兰轩、赵善卿等面请津浦铁路局长暂假沿路站台为灾民栖处之所，并购买苇席四百领于张公祠地方搭窝铺，让灾民有平地安身[27]。派员分赴梁家嘴、佟家楼、芥园西一带各村庄携带大米四十包，散放急赈。18日，李星北、孙子文、赵善卿、王品一等赴西头朱家花园，协同巡警用小船将一切灾民救出，男子送到救养院，女子送往北马路女子家庭传习所后院住宿[28]。孙子文又派职员两名照料一切。9月4日水灾救济会职员刘兰轩偕同查放员吴子铭、阎小晨、张文敬、顾士珍赴佟家楼、邵公庄、张树林、育德庵、西头大沟头、西和记等各灾区散放灾民铜元赈济[29]。为救济难民，水灾急赈处约请善堂联合会赴东南乡海河一带调查灾户赈抚。12月1日派出调查员张月丹、孙俊卿、张汉亭等出发海河东西两岸、正西大沽、草头沽、咸水沽及东乡共一百八十四村查赈，又赴南乡一带调查[30]。张冠卿、张荫堂同朱余齐、刘俊卿、李永庆对中区第四分署界灾民进行了调查。陆小山、王品一率同善堂联合会同人7日出发南乡调查灾民，徐汇川、王品一往四乡查放冬赈[31]。王子玉、李颂臣等查得东二区、东三区、东四区界内共贫民四千零四十七户。陈楚湘同严蕉铭、张荫堂查得河东特别第二区界内贫民一千九百余户。水灾急赈会查得北一区、北二区、北三区、北四区、北五区、北六区总共贫民一万两千零九十六户。24日上午开董事会议，杨敬林报告查南一区、南二区、南三区、南四区、南五区贫民七千九百五十八户。水灾急赈处委托善堂联合会查得东乡灾区、南乡灾区、西乡灾区及北乡十九村难民共四万三千八百五十九户。警察厅水灾急赈委员会全体人员全力以赴对天津地区的受灾户数人口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为慈善团体的施救提供了依据。

天津基督教赈济会为灾民筹备处所，一在种植园靶子路后，筑房子千间；一在种植园北，筑房四百间；一在水产学校西，筑房百间；共筑房屋一千五百间。天津基督教水灾急赈会在女青年会及仓门口教堂设立女工厂二处。每处雇有女工三十名为难民赶做棉衣，以资御寒[32]。后又在河北新车站附近筑造房屋二千九百二十余间，让难民迁入居住，并随时向难民散放赈济。

警察厅内天津水灾急赈会发起人徐世昌、赵尔巽、龚心湛、徐世光、张彪、赵丛蕃、张学良等函请警局指定老龙头迤北郭庄地点随即鸠工庇材克期建成草房式窝棚二百间[33]。水灾急赈会董事李向辰协同教养院管理龚树堂出发大沽，散放冬季棉衣数百套及赈济款项赈济灾黎。李星北等查放西三分驻所同益庄共二百四十二户，施放玉面七千三百二十斤，棉衣五十件[34]。在西北乡及海河、咸水沽、葛沽等共一百三十九村，共放出赈粮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七斗四升，洋面二十袋，棉衣五千七百九十四套半。散放咸水沽棉衣千套，红粮一千八百余石。12月4日，急赈会开会，杨敬林主张教养院不分男女均一律收养，每日令收养乞丐用小车振铃到处敛收商民所剩之食物以资在院乞丐食用。杜克臣主张教养院专派十人，每日轮流出发，分途街巷，敛收乞丐，以专责成[35]。咸水沽一带五十九村计一万一千三百六十户，共放出赈粮五千零二十九石二斗。张月丹、孙俊卿、王品一等还“赴西乡杨柳青等四十二村散放赈济。”[36]东三分驻所散放赈粮三百石。张月丹、孙俊卿等于4日(即今日)查放杨柳青大觉菴、北辛庄等四十二村，施给红粮四千五百零九石，棉衣两千六百零一套。崔孔箴同李星北、杜小琴、陆小山散放西二区、西三区、西四区、西六区(西一区界内务贫民)玉面二十四万四千九百八十五斤，棉衣六百四十一套半。这期间警察厅内水灾急赈会计开天津急赈冬赈两次，共查极贫、次贫灾民十二万零三百八十一户，及男女老幼五十三万四千六百六十六口，发出衣服米面等物，衣十万零二千二百五十六件。整个水灾期间水灾急赈会散放棉衣数十万件，赈粮数百万斤，这为赈济灾民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顺直助赈局对于津邑灾民施放冬赈种种进行手续，唯恐赈粮不足接济，12月23日派员携带巨款会同查赈员前往南乡潘儿庄赈济[37]。顺直助赈局董事李颂臣独自捐款购备玉面数十万斤，派员查放特贫之户，并在东门内慈祥社施放赈济，以惠灾黎[38]。此外李家还在城内贡院西寄生所冰窖胡同独资创办粥厂，已收纳千余名，此中能纳二千余名[39]。旅沪顺直会馆筹办水灾会代表李永庆、曹幼占、周鉴堂、王静泉等散放各窝铺玉面：窑洼洋元场后五百零五家共玉面九千二百四十斤，张公祠三百零五家玉面一万一千二百七十斤……北三区公园后五百六十四家共玉面一万一千七百四十斤……陈唐庄三百户共玉面六千斤，大经路北五区界内五百五十家共玉面八千三百二十斤[40]。旅沪顺直同乡会9月27日寄津洋一万元委托范竹斋等八人代表在津散放急赈以济灾黎[41]。10月3日，范竹斋等八人放出铜元十八万三千五百枚并助南五分署打埝费洋五百元。4日范竹斋等分赴上天仙东宣讲所梁家嘴等处，是日放出铜元八万六千九百二十枚[42]。13日赴云贵会馆、马公祠、闽粤会馆等六处调查灾民，散放铜元十一万一千一百二十枚。旅沪顺直会馆筹办水灾急赈会由10月1日起所放出赈济如下：中区总署散放玉面一万斤交西头老公所散放玉面一万斤，东于庄窝铺放棉衣八百六十七套，张公祠窝铺放棉衣共四百套，聚合当内放一百八十六套，中和当内一百六十九套，慈惠寺放十一套，津浦西站放二百一十七套，至月末共放玉面二万斤，棉衣二千二百五十二套。放衡水县赈粮八百五十石，武邑县赈粮五百石，冀县五百石，静海县五百石，霸县二百石共二千五百石均由警务处转交该县知事代为散放。昨又指定散放西乡一带杨柳青等村赈粮七百石，南乡一带大任庄等村赈粮六百石，东乡一带咸水沽等村赈粮六百石，北乡一带王秦庄等村赈粮六百石，以上西乡共赈粮二千五百石[43]。本次旅沪顺直会馆共计施放玉面十五万六千四百零三斤。奉天奉直会馆赈济直隶灾民购玉米面三百余吨，由京奉火车运输来津。会馆有利的配合了政府对灾荒的救济。

5.天津各慈善社团积极开展对难民赈济行动

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驻津办公处除其十二、十三两路委员长傅恒、赵毓衡均在天津办理赈济事宜外，又推定查赈委员，分派十三路出发清苑、安国、固安、涿县，香河、深县、滦县、宁河等县[44]。鉴于津邑灾民哀鸿遍野且谋食颇艰，于是张岱杉派员分往各县举办平粜局，就近购粮公平交易，通令各商不得抬高粮价以资救济而维民食[45]。基督教水灾赈济会成员天津工业售品所总经理宋寿恒(则久)因直属文安灾情较重，独自筹备赈济，由中国基督教会制作冬赈大小棉衣二千余套，运往文安散放[46]。水灾发生后，顺直助赈局赈款总办李组绅于12月10日由局出发携带款项赴乐城、井陉、唐山等县散放冬赈[47]。顺直助赈局事务所在东门内设立后，局长李嗣香12月22日派员分往丰润、芦台、沧县等处成立分局实地查放赈济[48]。顺直助赈局驻津查赈员还派员赴静海县查放冬赈。李颂臣以阴历年关在即，所有出发静海、衡水、文安、固安各县三查赈员陆续派令携带赈款出发以便赶速施放，截至2月5日以前一律放完竣。针对文安、霸县、定县、安国等水灾区，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实行特别赈济。仅文安县就发放赈款十一万九千元，帮助修筑河堤四十余里，迁移数千户灾民到吉林，设立灾民收养所30余处。1918年春天，文安县当地乡绅自发组织起来，为基督教在苏桥建立感德牌坊。各地乡绅纷纷效仿，北洋政府也为华北水灾赈济会颁发奖章勋章。

三、京畿水灾中慈善社团救助活动评析

京畿水灾为民国时期所罕见，津埠社会各界及各慈善机构对难民救济工作不遗余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把难民救济同灾民教养紧密结合

在对灾民的救济中，基督教青年赈济会加强了对灾民的技艺传授与培养。该会“在河北种植园旁建筑窝铺二千余间，收难民三千余人，就地设立小学一处，授以国民常识，学生约计一百余人。又设立女工厂两处，专为灾民置造棉衣，妇女佣工者约二百余人，设纺线工厂、网工厂各一处，每处雇佣灾民工约百余人，实行以工代赈。”[49]生计部召集贫民教编织草帽辫，实行以工代赈。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推销，为此该会特“函请熊督办转商直隶长官饬军警各界一律购用此项草帽以广销路并可为灾民筹一生计”[50]。六月份，天津基督教干事王瑞庭、刘子烬、王卓忱、张国体、王振纲、宋则久、李馨甫等在仓门内创办基督教贫儿半日学校，学额二十人，招收年龄在十岁以上者，以造就无力入学之贫儿，使能成自立之良民，并随时扩充。课程授以国文、英语、笔算、珠算、习字、修身、唱歌、体操、图画、手工、商业。上午授课，下午实习工商成业在校或在校外卖货，工作专作普通易销之物及售卖国货，校中管午餐一次，衣服书籍由校酌量发给[51]。

2.注重加强卫生防疫工作

北洋防疫处近因被水灾黎易感受疾病而天津各医院大都在上午施诊，本处即于种痘所内添设临时灾民治疗所，每日于下午两点钟起至五点钟止施诊病症以辅各医院之不足[52]。直隶省长公署组织卫生队分别出发救济难民。又添设直隶灾民善后卫生局养病院，凡救护之灾民均临时送院诊治并派卫生医兵轮流守卫[53]。天津红十字会极为注重灾后的防疫工作。灾后，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援聘善医士设施医处开幕施诊，经该会诊治之病，不取分文。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对灾民的卫生极为注重，13日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卫生部麦大夫近因被灾难民住所多有污秽之处，业经该会卫生员分往劝导灾民首重卫生，而免传患疫病，定月于14日(即今日下午三点钟)在青年会开会演讲卫生要理[54]。为了更好地普及卫生知识，他们还设了卫生学校，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天津青年会水灾赈济会同仁2月5日通函该会各会员及各慈善机关并各团体，谓该会自办理灾民住所以来，迄今两月，教养兼施，俾资自立，所设卫生生计学校诸部以及讲演所男女工厂等事业已经初具成绩。定于2月13、14即旧历正月初三、初四两日下午一点钟至五钟在河北新车站种植园本会灾民住所特开展览大会以供参观[55]。

3.注重灾民的遣散与善后工作

城北宜兴埠天津红十字分会临时妇孺留养院灾民四百余名，由董事王仰周会同红十字会副理事长孙子文筹议，时值融和，所有灾民按照户口发给恤赏，以便解散，并令合摄一影而作纪念[56]。3月10日，红十字会职员会同警察官及绅董对返乡难民按大口四元，小口二元发给赈款，灾民等临行时无不感激鸿德[57]。河间献县难民四百六十五人前晋京请求大总统赈恤，大总统允每大口给洋二元，每小口给洋一元，4月6日由京派差护送来津，经警察厅传知北五区署员及水上警察局局长梁彩廷妥为保护，7日梁彩廷派委督察员沈维翰、侦探员林长胜会同北五区署员在大虹桥雇大船五支将男女老幼难民安插上船回里[58]。为防止有些难民将被施救衣物典当，红会在赈衣上印有红十字标记并致函各国领事署及特别第一第二管理局函请求配合工作，以确保救济的功效。上海红十字会办赈员蔡吉逢3月25日接沪会来电告知由于京畿灾重，难民孔多。近届春荒代赈尤亟，冬赈结束，乞速返沪商榷春赈办法，赶速进行，以期救人救彻[59]。

4.此次水灾赈济史无前例

水灾期间基督教教会水灾赈济卫生部，到灾区运送食品、医疗药品，掩埋淹死的人畜尸首；居食部组织贫民缝制棉衣共计16650件，分发直隶灾区灾民9150件，搭造难民窝铺1950间；工程部成员孙炳炎、潘德森、欧恩悌等传教士都是水利专家，他们赴灾区勘测河道，设计河防工程；经济部募集捐款100622.74元，粮食90万斤，柴禾30万斤。十月上旬，赈济会在天津建造一些灾民收容所，占地80余亩，搭造窝铺1950间，另设医院工厂、学社、米店、磨坊、煤库、柴厂、浴所等设施。雇佣工人780余人，收容直隶灾民7091人，每日分发米面6000余斤，直到次年四五月，才陆续遣散。

京畿水灾督办处成立了近一年，对京畿地区，特别是天津的灾后救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设立十四处委员分处，委员长一人，以期办事敏捷。到1918年7月份止，赈济事务业经完竣，遂将十四路委员分处一律撤销，从而结束赈务。这次救灾工作在熊希龄及有关单位通力合作之下顺利进行，一共成立因利局309处，老弱留养181处，粥厂593处，种子借贷所49处。并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三条公路。在水灾中出现大批无家可归的孩子，熊希龄成立了收养流浪儿童的机构“北京慈幼局”，由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供给经费。很快收容了1000多人[60]。此外京畿的水灾督办处对天津的河道也进行了积极的治理，对减轻水灾，防患于未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天津警察厅内水灾急赈会自1917年八月十日起至翌年二月底统共收入捐款“大洋二十二万九千三百元零六角八分八厘。收入衣服米面等物，收衣十九万六千零六十一件，馒首三十五万二千七百七十九斤。大米小米共五千二百十七包，玉面八十三万五千五百斤，白面三千七百二十三袋，小米红粮四千零六十石，煤末七百吨，红粮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二石四斗四升，草荐四千八百个。”[61]

5.严格善款的使用

作为官方与民间联合举办的重要慈善救济社团，警察厅内天津水灾急赈会赈灾统计收入捐款二十二万九千余元，并窝铺衣粮等项，除分别查放赈济灾民，此外并无一毫经费。所有办理赈灾一切文牍账目安插查放各事项由警察厅员司暨各区署官警担任兼办，纯属义务，不另支薪。各董事出发查放亦系义务，饮食旅费概由自备，并不动用捐款，以期实惠均沾，公归食用。此次办赈宗旨官绅担任筹款，绅董担任查放，权限虽有划分，但能和衷共济。

6.救济活动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认可

天津各慈善救济团体的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对慈善社团的感激。被救济地方给天津红十字会送匾额数方：杨柳青镇送来一方曰“恩同挾纊”；河北西窑洼后五百村送来一方曰“万家生佛”；宜兴埠并淀北二十四村送来一方曰“德被群生”；胜芳镇送来一方文曰“惠我灾氓”；西乡三十一村送来文曰“实惠灾黎”；海河各村送来两方，一方文曰“救济一方”，一方文曰“胞与为怀”，又送旗二面，一文曰“慈祥愷悌”，一文曰“饥溺犹己”；慈善机关原不介意于兹名面，一时颂扬者如此雍雍济济，亦足徵该会之款不虚糜，民沾实惠矣[62]。被救灾民还借助媒体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如杨柳青镇在二次被水后得到了上海红十字会的救助，事后他们借助《大公报》表达了对救灾人员的谢意。西乡两岸三十一村村伍代表灾民也通过《大公报》发出了鸣谢红会函。

政府对于天津慈善社团在本次水灾救济中的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冯国璋大总统1918年4月6日奖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匾额一方，文曰“量閎胞與。”[63]直隶督办京畿水灾善后处来函嘉奖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冯国璋特颁一书有“一视同仁”的匾额。

京畿水灾急赈会的成立，体现了政府对此次历史上罕见水灾的重视，该组织的成立，使得京畿地区水灾慈善救济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当时的媒体给予了极高的厚望，大公报认为“水灾赈济联合会成立，为京津灾民维持生命者又多一慈善机关，此诚灾民不幸中之幸。主持该会者中外人共同负责，众擎易举，该会将来之成绩必能使遍野哀鸿早登衽席而谋室家之安，则该会之造福灾黎，宁有既欤。”[64]

冯国璋大总统以警察厅内天津水灾急赈会于此次水灾拯救灾民办理赈务甚属热心，于4月18日特题匾额一方，文曰“乐善好施”，业派专员送该会悬挂，以扬其善举[65]。这可以说是对水灾赈济会所取得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

总之，本次水灾发生后，在政府的带动之下，各慈善社团积极行动起来筹款募捐，奔赴灾区广泛开展调查施救，配合政府对灾区实施积极地救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津埠人民渡过这次灾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本次社会救灾中，全国很多地方都向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社会各阶层在大灾面前，人类的同情心充分展现了出来，这在中国救灾史上也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