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生

(安阳学院 经济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发展军民融合是建设现代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作为一种高科技的新型产业融合模式，军民企业融合具有很强的产业带动效应。随着中国“军转民”“民参军”的推进，军地双方不断进行要素和产品的优化组合，并逐渐发展成为各地区进行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分工生态链的形成，而军地协同发展的核心也在于实现军地创新要素和产业的融合，二者涉及的都是多主体间的关系，且具有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一致性。能否实现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直接检验着军民融合战略的推进效果，因此，军地协同已成为驱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的军地协同传导路径

协同不仅可以实现价值增加还能带来价值创造，是全面创新管理的最高阶段。依据创新系统理论的管理思想，军地协同需要完善以下几个子系统网络化的创新路径(1)姚艳虹,谢敏,葛哲宇：《协同网络中知识域耦合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华东经济管理》，2019年第7期。。

(一)战略协同路径

战略协同是引导军地全面协同创新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下推进军地协同，需要按照“党的领导、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和市场运作”的总体思路，根据《省(区、市)军民融合发展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设置的意见》，建立跨行业、跨部门、能够协调军地关系的独立机构，强化军工、民用企业之间常态化的联系机制。破除军地协同中存在的技术、生产、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等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以实现军、产、学、研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产品生产、国防动员以及平台建设等多维度的“无缝式”对接。

(二)主体协同路径

军民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具有复杂多元的特点，具体包括政府部门、拥有技术密集度的国防军工企业、民营企业、高校科研单位以及中介社会服务机构等。目前，军民融合的各主体在机构性质、运作模式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制度安排中仍处于二元结构下的“分离”状态(2)王双喜：《我国军民融合跨界协同治理的策略》，《经济学家》, 2018年第2期。，这造成各参与主体“有共识，难落实”的现象普遍存在。军地协同要融合多元创新主体，致力于打造以军民企业为主体，以科研单位和高校为核心，加强跨区域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和交流。同时，要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其他区域企业进行创新合作，设立跨区产学研合作项目，利用区域间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关联，形成合理的创新活动分工结构(见图1)。

(三)创新协同路径

创新协同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强化军民企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军民双方在协同发展中要处理好人才培养、产业培育和成果转化工作，加快军民协同发展的人才培育工程。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研究能够为军民企业发展输入人力资源、技术方法以及科学理论等智力资源。目前，中国国防科研领域的专家主要来自军工集团，而民营企业和高校中创新人才的比例较低，应该积极整合创新主体之间的技术设备和创新资源，通过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等成果转化平台，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四)资源协同路径

军地协同需要统筹利用园区内外各创新主体的资源，将技术、人才、资本和信息延伸到包括服务、管理等在内的全要素融合，构建军民企业合理范围内“人才共用、信息共享、技术共创、利润共分”的动态化资源协同创新体系，充分释放彼此间的创新活力，增强协同网络组织在多元主体中的聚类和合作效应。

(五)环境协同路径

制度和环境建设是提升知识创新能力的核心驱动力，理想的军民协同创新环境应该致力于完善企业之间竞争有序的法律支撑，优化与企业员工相配套的高端生活环境和社会服务体系。首先，要落实军民企业协同发展的法律保障，根据国家《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的意见》，围绕军民两用技术研发进行成果转化，加快军民融合领域立法工作。其次，要打造留住人才的社会服务统筹体系。由于在园区工作的大多为白领精英阶层，这也要求园区打造购物、餐饮、健身以及休闲娱乐一体化的全方位生活服务体系。再次，注重沿线学校、医院、养老院以及社区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员工的生活难题，在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中留住人才。

因此，军地协同多元创新主体间的融合关系具有明显的网络属性，该网络是以战略协同为导向，融合主体协同、创新协同、资源协同和环境协同等子系统，从而提高产业园区整体竞争力(见图2)。

二、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的军地协同机理

军地协同之所以能够驱动产业园区发展，源于协同网络效应和由此产生的规模集聚效应。协同网络具有开放性、复杂性、动态性等特点，要在主体交互作用中建立科学、技术和市场间的合作，从而实现整体创新能力大于个体创新能力之和(3)刘丹, 闫长乐：《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与机理研究》，《管理世界》, 2013年第12期。，产生额外价值增值。

军地全面协同网络涉及军地基础设施建设、军民科技研发、军民产品生产、产业孵化以及军地协作平台建设等领域，从横向维度可以突破多元主体存在的条块分割障碍，从纵向维度则可优化整合资源，拓宽产业链通道。特别是在军民共用性强的海洋、太空、生物、新能源、网络空间以及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军地共建共享的协同网络效应迅猛增长。因此，军民双方在合作共生中形成的网络联结，由联结形成的“网络效应”也有利于产业园区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融合中产生空间集聚效应。

军工企业与民用配套单位在高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壮大企业规模，通过人才流动、技术合作激发外部知识的溢出效应(4)赵中华,鞠晓峰：《技术溢出、政府补贴对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军工企业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10期。，进而强化产业园区的规模集聚竞争优势。当然，各创新主体在协同互动中不断激发的新创意和灵感，会产生更加细化的专业分工，促进产品链延伸，降低单个企业在转换生产加工环节中付出的成本，形成“无形的大工厂”(5)刘迪：《技术市场发展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催生园区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出现，而且还会加速企业技术创新的价值链高级化进程(6)严北战：《基于“三链”高级化的集群式产业链升级机理》，《科研管理》,2011年第10期。，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助推园区发展进入“集聚——优化——再集聚”的良性循环(见图3)。

三、军地协同产业园发展的国内外探索实践

本文以国内外军地协同产业园区发展具有影响力的四川绵阳地区军地协同产业园区和美国128高科技公路为研究对象。四川绵阳地区是国务院批复全国唯一以军民融合为主题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其中，军工和科技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大标签，并且拥有全国唯一的国家科技城。美国128高科技公路始建于1951年，是重要的技术公路、国防研究的重镇，曾是高度依赖政府的军工科技生产基地，至今已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电子工业中心。

(一)绵阳市模式——产业联盟协同创新体系

绵阳市产业园区尝试构建了产业联盟协同创新体系，其探索创建的军地协同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1．知识创新。绵阳军地协同产业园汇聚了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代表的18家国家级大型军工科研院所，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代表的12所高等院校，各类技术人才23万，引进高层次领军人才174人。在许多重要科技领域聚集了大量高层次人才，当地高校每年为绵阳输送军民融合类专业人才3.8万人(7)http://www.jmrhchina.org.cn/news/692.html.。另外，绵阳市政府不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2018年研发与实验发展经费投入达到152.4亿元，是全省唯一超百亿投入的地级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6.61%，居全省首位(8)2018年四川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大量的知识创新的投入也带来了专利申请量的逐年增加，分别从2016年的10168件上升到2018年的10486件(9)2016年和2018年绵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产业创新。绵阳市军地协同产业园集中了以长虹、九洲等老牌企业为代表的大中型骨干企业50余家，培育出以利尔化学、九九瑞迪、东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型军民融合高技术企业100余家。截至2017年底，绵阳市拥有321家军民融合企业，产值达153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0%(10)http://my.newssc.org/system/20180824/002491635.html.。目前，绵阳已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为代表的三大主导产业(11)http://k.sina.com.cn/article_1784473157_6a5ce64502000wcj2.html.。

3．产业联盟。绵阳市政府组建了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联盟，架构起了军地协同的桥梁和纽带，该联盟集合了以九州电器集团为代表的国有大型军工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合作的产业链创新协同网络，该协同网络总计有86家成员单位构成。此外，绵阳市政府致力于实现高校、研究所在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军民融合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领域的协同发展。同时，绵阳市还不断为外部生态体系建设提供深度的合作服务，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国家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促成近20亿元的交易金额。同时组建了四川军民融合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共享服务平台，整合了价值超过36亿元的仪器资源，实现了军地科研资源以及设备的开放共享。

(二)128公路模式——“政府扶持+市场转型”

美国128高科技高速公路“政府扶持+市场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创新智力支持。128公路两旁集中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65所院校，一大批实验室、科研分支机构以及新兴科技企业。公路两旁的科技型企业70%由麻省理工学院创办，该校的发展与美国对国防科技的研发需求有直接关系。“雷达实验室”“林肯实验室”等重要的国防实验室均坐落于该地区，实验室承担着美国军事项目的顾问和承包商的职能，大量军事研究机构和公司的研发工作也都是在该地区合作完成的。同时，麻省理工学院根据军事需求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在导弹防御、太空武器、以及通信系统、数字计算机等方面为美国军事项目和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麻省理工学院非常重视研究的实践应用，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和企业相结合，公路沿线的企业大多是从学院的研究实验室分离出来的。

2.风险投资助推。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公路沿线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波士顿地区有十分发达的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位居美国第二，为当地高技术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其中，全美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由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泰勒·康普顿建立，专为波士顿地区早期的高技术公司提供风险资金，全美最大的基金公司Fidelity Investment也坐落于此。此外，还有政府创建的半官方风险投资公司、地区银行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以及由企业家联合组织创建的专为高技术公司共同为产业园提供资本服务。

3.政府扶持+市场转型。128公路的发展由美国政府全力扶持和打造，沿途企业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巨额研制资金以及军品订单，战争期间这里形成了一个高度依赖政府且具有保密性的军工科技生产基地。1953年空军研究基地落地波士顿，军事经费开始投入该地区。20世纪60年代，该公路每年能够从国防部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园区产品的重要购买方。一直到70年代，受美国政府大规模产品订单的助力，并承担了军事合同的部分分项合同，128公路成为美国重要的技术集聚中心。发展到80年代后期，小型计算机生产企业受到了来自个人计算机和工作站制造商的威胁挑战，园区企业利润锐减，高技术企业解雇了6万多名职工(12)刘洪,佘金凤,张丽立：《影响科技园区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相比较的经验》，《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1期。。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政府订单、国防合同急剧减少，园区发展开始萧条。企业面临从依赖政府军用订单的规模化、独立化，转向依靠民用市场的小型化发展。随后，通过打造优质文化生态，不断创新商业模式，128公路又焕发了新的活力。阿麦卡(Akamai)、EMC(易安信)以及MGI等多家高科技公司总部均坐落于此(13)苌千里，徐蕾：《高技术产业、资本类型与企业创新效率：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三)产业园区发展的启示

以上国内外产业园区发展的成功经验显示，产业园区发展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要素的系统化和综合化工程，其快速、高质量发展与军地全面网络化协同传导路径相契合。在军地协同总体战略指引下，融合军工和民用科技创新资源，双方能够共同分享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四、军地协同下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基于军地全面协同的网络化创新思想，依据国内外产业园区协同发展的实践经验，提出推动中国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建议。

(一)以战略协同强化中央顶层设计，建立协同绩效考核体系

军地协同网络力量的发挥需要来自中央顶层的指导和管理，因此要制定园区严格、规范的考核评估体系。首先，政府要对园区发展进行总体统筹和设计。具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设计：宏观上要将产业园区发展战略与国家创新驱动等重要战略对接，打破军地协同网络边界，立足全球网络，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人才、信息、技术、产品跨界流动的成本；中观上要发挥产业园区和区域协同发展战略间的关联效应，逐步建立区域间军地协同的创新网络，发挥产业园对周边区域的溢出、带动效应，努力找到产业园区和区域规划的契合点；微观上要明确园区发展的重点，将产业园区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尝试以培育军民协同园区作为提升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力点。

(二)针对军地全面协同建立产业联盟的网络化治理模式

构建军地协同产业联盟契合了军地全面协同发展的要求，该联盟坚持“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的基本理念，通过识别与协调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共性形成社会网络，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整合了创新资源，实现了军民之间深度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凝聚力和辐射力的新型网络化组织。强化军地协同产业联盟的网络化治理，首先，需要统一多元主体间的军民协同战略导向，破除军地协同中存在的制度壁垒和体制障碍，以网络化的外部集聚效应不断吸收新主体、新资源的进入，降低交易成本，推动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其次，需要填补联盟发展中的法律缺失问题。目前中国并未针对产学研等联盟合作组织制定全国性立法，地方也未制定军民融合产业联盟相关的法规，严重降低了成员间合作效率。为此，应该制定颁布能够满足新时代联盟组织发展需求的法律法规，以立法形式明确联盟法律地位以及多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再次，要强化产业联盟市场化运作意识。从性质上看，产业联盟是介于“市场制”和“科层制”组织间的混合组织(14)高杰,丁云龙：《军民融合产业联盟的新生境构成、组织形态与治理结构走向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政府要重点做好法律法规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宏观引导。

(三)以军地主体协同保障产业园区发展的人才输入

人才是实现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基础，也是实现知识转化、技术更新的中坚力量。要建立产业园区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供应机制。首先，要形成创新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国防军工企业聚集了一大批高素质科研人才，而民用企业也汇集了大量具有敏锐市场洞察能力的企业家。因此，要在人才流动中形成军民企业资源的优势互补的局面，促进拥有不同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技术的企业之间高效融合。其次，要依托园区地理集中的优势，尝试组建军、产、学、研相结合的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联盟，健全军民融合专业人才培训体系，为产业园区发展输送更多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科研创新人才。要构建“小核心、大网络”的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促进新创意转变为高价值的解决方案，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能力转化。

(四)强化军地创新协同提升园区产业竞争力

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产业的集聚发展要围绕军地创新协同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以“广覆盖”为目标，尽可能拓展网络连接的范围，放开民营企业准入门槛，吸引更多企业充实到军工生产系统中。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武器装备采购、军队保障社会化、人才培养以及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搭建关联产业的配套体系。同时，延伸军民融合产业领域，结合区域产业发展优势，围绕高端智能化领域重点进行产业空间布局，组建优势行业发展联盟，推进更多军民协同的产业集聚发展。其次，要致力于提升军地协同创新的“深层次”改革。军工企业要逐步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各个层级形成面向市场生产的现代治理制度。要利用现有科技成果，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专注于国防尖端领域的技术开发。同时，民企应该找到与军方产业在产品结构、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的契合点，逐步实现分系统和全链条生产的整体提升，强化民用企业参与国防科技工业的深度和广度。

(五)以环境协同培育产业园区发展的良好外在环境

政府应该立足于建立面向市场的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做好产业园区发展的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建造以及地区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以优惠政策解决企业发展在税收、土地、融资环境等层面的问题。要协调不同科技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机制，高效组织网络中的各类节点，简化办事手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同时，要搭建军地之间在技术、资源、管理等层面互相渗透的平台，第一，打造一批军民融合投融资平台。加强与银行、产业基金和投资公司的合作，探索组建军民融合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产业发展基金等投融资平台，开辟多渠道融资途径。第二，建设一批共建共享的信息、物流等基础数据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互联网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开放示范园区。第三，打造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孵化平台，推动军民企业间技术和资本的结合，加快军民两用成果共享、转化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