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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译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020-12-22邢云文韩晓芳

关键词:译介传教士马克思主义

邢云文,韩晓芳

(1.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大学 新闻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1949年,毛泽东说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这一论断当作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确切结论(1)这句话中的“送来”并非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传来”。毛泽东之所以说“送来”是基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价值,从而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现实参照。同时,马克思主义真正传入中国确实也有苏俄的主动作为,特别是1920年后。参见:李爱华.对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思考[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3):20.。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思想就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译介到中国。虽然这些零碎译介被淹没在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中,没有引起国人重视,但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埋下了种子。而且,他们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与社会交往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收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准备和思想参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体现了国人从被动接收到主动选择的成长变化:从西学中汲取精华,为我所用,最终走出自己的道路。

一、李提摩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和主体动机

李提摩太是近代西方来华的著名传教士,1870年以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在晚清“丁戊奇荒”(1876-1878年)中,他通过在山东、山西开展赈灾活动,在中国建立了较高的社会声望。之后,他改变传教策略,以启发思想、献计献策、发展教育等为途径,加强与高层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对晚清政治特别是维新派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他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零星思想也被附带传入中国。

(一)李提摩太最早译介马克思主义文本考辨

关于李提摩太何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学界有两种说法:1899年李提摩太述、蔡尔康译《大同学》说(简称“1899年说”),1898年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译《泰西民法志》说(简称“1898年说”),都把李提摩太当作在中国提及马克思名字的第一人。

有学者认为,1898年“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将英国人科卡普(Thomas Kirkup)撰写的《社会主义史》一书译成中文,题名为《泰西民法志》,这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1]究其源头,则是1987年陈铨亚[2]根据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等书的不明确提示,推测有1898年版《泰西民法志》,进而否定“1899年说”。经《中国共产党创建史》(1991年)[3]、《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1994年)等书作者引用[4],“1898年说”逐渐传播开来,近年来还有一些论文引用[5]。

也有学者认为,1899年《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其原著为英国社会学家颉德(Benjamin Kidd)《社会进化》一书。在这篇节译的文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其观点[6]。1899年2月《万国公报》刊载《大同学》第1章内容,在叙述欧洲因经济发展导致的贫富差别和阶级对立情况时提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7]马克思的国别表述有误,可能因译者根据马克思晚年定居伦敦的情况而误认为他是英国人。[8]8脚注5同年4月刊载第3章内容,介绍当时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9]此处译名与上述不同,更正了国别,同时提及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同年5月出版的《大同学》第8章又指出:“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8]56进一步介绍:“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于禽兽,而不任人簸(拨)弄也。”[8]57

事实上,1993年汪家熔就根据广学会1898年的年报没有记录该书信息等质疑“1898年说”[3]。2000年王也扬通过确切的史料证明这种观点有误。他发现广学会1912年度英文版工作报告中才录有《泰西民法志》一书,且看到译者胡贻谷在1917年《谢庐隐先生传》中提到1898年自己年仅十四岁,因此推断1898年他不可能翻译《泰西民法志》。[4]因而,当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是“1899年说”。

(二)“西学东渐”的历史语境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人开始学习西学,特别是西方科技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洋务运动即是集中体现。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设想和思想需求发生转变,近代西方政治、法律和哲学思想等的传播在中国成为主流。维新变法时期,西方传教士主导下的西学传播达到高潮,参与机构众多,译介面和辐射面广,影响深远。变法失败后,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力式微,特别是全国留学日本浪潮的兴起,日书中译渐成主流(2)据不完全统计,1896—1911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文书籍数字的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翻译西文书籍的数字。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40.,留日学生也成为译介西学的主体。

维新变法前,中国知识界比较流行两类西方理论,一是主张适者生存、全面竞争的社会进化论,作为反思现实的思想引导;一是与已经开始没落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畅想未来的思考框架。前者契合了中国的现实需求,成为危机中国的一个药方;后者则让中国人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图景。

马克思主义就是伴随着这两类思想的传播进入中国。19世纪70年代初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原名《三述奇》)[10]及王韬《普法战纪》等对巴黎公社革命的描述,让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李提摩太和蔡尔康译介的政治乌托邦小说《百年一觉》(3)《百年一觉》原著是美国作家爱德华·贝米拉(Edward Bellamy)1888年发表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长篇小说《回顾2000—1887》,书中虚构了主人公一觉醒来就穿越到113年后的故事,一出版便引起轰动,李提摩太出于宗教传播需求翻译了这本畅销书。参见:孙燕京.双重困境中的李提摩太——兼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J].社会科学战线,2007(5):144.《百年一觉》于1891年12月到1892年4月以“回头看纪略”为题目在《万国公报》上连载,1894年又由广学会出版了单行本。译者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因其书多叙养民新法”,充分挖掘了这本书的政治、经济意义,可见与《大同学》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动机有一致性。该书的观点和结构启发了康有为写作《大同书》、梁启超创作、翻译政治小说的实践。参见:何绍斌.从《百年一觉》看晚清传教士的文学译介活动[J].中国比较文学,2008(4):23-29.也描绘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消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制度取而代之的理想社会[11],直接影响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大同社会构想中寻求西方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的“大同热”。社会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从1896年严复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天演论》开始,李提摩太译介的《大同学》即是对《天演论》的回应。《大同学》的原著《社会进化》一书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进化论与宗教伦理思想结合起来,也介绍了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李提摩太为更有效说明基督教强大的社会作用,满足当时中国社会渴望变革的心理需求,有选择地译介了《大同学》[12]。在翻译时,他自然而然地为中国人介绍了书中内含的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8]导读8,马克思主义也被引入近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

(三)“以学辅教”的主体动机

在晚清中国,李提摩太虽集学者、政客、报人等社会角色于一身,但他最根本的还是传教士。在他的认知中,中国虽然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13]4,但却“像非洲野外一样鲜有人知悉”,很“危险”。中国人不仅“无知”,而且“迷信”,需要基督教“拯救”和“帮助”[13]5。同时,他秉持“西方中心论”和“新教文明等级观”,认为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8]总序11因此,“挽救”与“解放”就成为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对中国的主要情感倾向。

由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刻板印象,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在中国巡回布道遇冷。为解决异质文化传播的阻力以及克服这些问题,他们采用“以学辅教”的方式,即结合中国人的实际需求,以办学校、办医院、办报刊、译介西书等形式传播西学知识,从而打破中西文化隔阂,迂回传播宗教。他们的主业(即传教)渐渐隐身,副业却获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广泛认同。在此过程中,那些夹带来的西方思想为后世中国带来了长远影响,甚至成为中国改革先驱的思想资源。[11]

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也是李提摩太在“以学辅教”主体动机下带来的“副产品”。颉德的《社会进化》并非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主旨思想是肯定宗教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作用,人称“斯宾塞福音”,即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基督教的福音书[8]导读11。李提摩太译介这本书的原因,除了它在西方广为流传外,根本上是为了传教。他在《大同学》自序中说:“先生心窃悯之,特著此书,……俾人共知善治国者,必以善讲天道为指归。……此理甚深”[8]自序2-3。这里所讲的天道,即颉德的宗教进化论。[8]导读19-20可见,李提摩太是在推广基督教的过程中译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虽然这些零碎思想并没有进入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他在无意识中最早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李提摩太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活动及其传播细节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各种路径中,相比起十月革命前留日学生主动译介和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大规模传播这两个阶段,晚清时期李提摩太的附带传播很容易被忽略。但是,通过再现其译介活动的细节,我们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早期如何在中国落地,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所发挥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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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译中述”的译介模式

从主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译介到中国非李提摩太一人之功,而是他与中国文人蔡尔康(4)在近代新闻史上,蔡尔康被誉为“上海华文报业中的最佳作者”。在他任华文主笔期间,《万国公报》的社会影响力也达到了最高潮。参见:田中初.游历于中西之间的晚清报人蔡尔康[J].新闻大学,2003(4):23-26.他在史志译撰方面很有建树,19世纪90年代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的译著《泰西新史揽要》和资料集《中东战纪本末》他都参与其中,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世界历史,意义重大。参见:马 军.首个将Karl Marx译为“马克思”的人[J].史学理论研究,2002(4):132-133.合作的结果。《万国公报》刊载《大同学》前四章的署名都是李提摩太口述、蔡尔康撰文。这种合作翻译模式体现了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译介活动的特点,即传教士口述、中国本土学者笔录并润色文字。这种模式的形成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文人中西语言水平不高有直接关系,也是晚清中国语言与文化规范制约的结果。虽然传教士来华前都经过语言培训,且大多来华多年(5)李提摩太来华的时间从1870年到上海算起,到1899年译介《大同学》时已将近30年。,但他们的文字表述水平远没有口语表达水平高。同时,文言文复杂的语法系统和差异的文学规范,使传教士难以真正掌握这种异质文化[14]74-76。所以,传教士在译介时要把基督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必须以中国文人为媒介。

在这样的译介模式中,蔡尔康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翻译人才,在马克思主义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把李提摩太的口述内容用中文表达出来,为这些西方名词寻找合适的中文对应词汇,以有助于它们更好地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更为重要的是,他凭借过人的文采(6)时人有“林君之口,蔡君之手,几合美华而为一人”之誉。参见:汪叔子,王 河.近代著名报人蔡尔康及其手稿本[J].江西图书馆学刊,1992(2):70.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爱国情怀(7)蔡尔康不仅是有才学的人,而且是一位维新思想宣传家。在他与林乐知合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中,他客观分析甲午战争的原因,对林乐知的看法进行批驳,直言自己作此书的目的是“呼寐者而使之觉”“敢言翰林、御史所不敢言”,爱国立场鲜明。参见:汪叔子,王 河.近代著名报人蔡尔康及其手稿本[J].江西图书馆学刊,1992(2):71-72.蕴含在所译介内容中,因而具有较大的主体性。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二人译介《大同学》的时期,正是维新变法失败后国人热衷于从日文转译西学的阶段,他们的合作译介也成为当时特定语境下“西译中述”的最后景观。中文译者开始掌握西文,主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凸显。在一些译著中,蔡尔康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传教士。1894年至1901年他任《万国公报》华文主笔期间,连李提摩太也承认,“广学会频年译著各论说,亦大半出其手笔”[15]。同时,在他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合译那本曾风靡全国的《中东战纪本末》时,大部分翻译及政论文的写作由他单独完成,所以林乐知在该书自序中对他加以肯定:“至于此书之成,始终籍蔡君子茀之笔”[15]。具体到译介《大同学》的过程,以自序中提到的“天道”为例,“凡不顾讲天道之国,无不衰败随之”[8]自序3,这里的“天道”是指天意,对应的英文词汇是“Providence”(天意、神、上帝)。但在清末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语境中,“天道”一词是指宋明以来的新儒学。李提摩太能如此巧妙地进行话语嫁接,没有蔡尔康的帮助不可能完成。[8]自序3注释2可见,蔡尔康在译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及其评述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附会儒学”的意义建构

面对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译者往往采取“附会儒学”的方式对原文的意义进行重新建构,以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李提摩太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如此,他第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放置到特定的中国语境中,对原文进行主观改写与操控。译者还附加了原文所没有的主体选择、主观嫁接、主观评述和主观联系。在《大同学·序言》中,他阐释了这种意义建构方式:“惟中西文法不同,不必句翻字译。故仅节取各章中扼要语,胪举无遗。”[8]自序3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和情感倾向,就决定了其在中国话语体系中被建构或被改造的方式,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理论特点。

通过比较颉德原著和《大同学》的第1章,可以看到译者如何用主体选择来实现新的语义建构。原著主要概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四层意思:财富聚集到大资本家手中;社会生产面临过度恐慌;无产阶级通过将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而掌握政权;阶级差别和对抗消除等。其中,财富归属等与主旨不符,所以李提摩太没有选择翻译。[16]在选择的基础上,他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嫁接到译文中:“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8]8,今译作“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7]可见,李提摩太对这篇革命文献比较熟悉,所以能自然而然地运用其中。[18]

译者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观点时还添加了主观评述:一方面是用自己创造的“安民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界定。译文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定性为“德国讲求养民学者”即体现了他的情感倾向。在李提摩太的思维框架中,“安民良法”与当时的“格致”(科学)、军事等相对,又与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相联系,指“治理社会、族群、国家的良好方案”[8]导读21。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进行直接评价:“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曼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7]“此言也,讲目下之情形,实属不刊之名论”[8]57,将恩格斯的观点当作不可更改的确切结论。至于颉德原著中提到的无产阶级掌权的必然性,译者却用“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等词表达其“无奈而为之的被动性”[16]。

此外,李提摩太、蔡尔康二人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颉德著作的重新阐释与局部改造,使二者建立了主观联系。颉德原著并未提及与“大同”相对应的词语[8]导读16,他们二人译介时,为了更好地将“斯宾塞福音”与中国文化建立联系,便将二者关联,客观上也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传统大同学说语境中。

(三)“先刊后书”的载体策略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译介过程中,当时的流行刊物《万国公报》(8)该刊于1868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原名《教会新报》。1883年停刊,1889年复刊后成为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机关刊物,1907年终刊。和采用传统书籍形式的《大同学》构成了传播的重要载体。该刊在晚清时期已超越了媒介本身特质,成为当时中国传播西方新式知识和意识形态最重要、发行量最大的中介。特别是维新变法之前、义和团运动后,该刊在中国的影响逐渐达到巅峰。在出版单行本之前,《大同学》第1章到第4章就连载于同年《万国公报》上。因报刊连载的社会反响好,于是初印两千本单行本[8]导读6,成为影响晚清思想界的重要著作。同时,“书刊结合”意味着能充分利用媒介特质和编辑手段进行配合传播,扩大译介内容的影响。1899年2月起《万国公报》刊登《大同学》内容时,该刊处于发行的低谷,《大同学》正是它1889年复刊后鼎力推介的一部作品[18]。此外,广学会遍布全国的图书经销处为《大同学》的传播提供了保障,“1898年有28处,1899年增至35处。”[19]556可以推测,1899年译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万国公报》和《大同学》也会通过这些经销处到达全国35个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

(四)“发现+培养”的受众机制

李提摩太在译介西学的过程中采取了主动细分、培养受众的策略,主要基于传教士对中国才智阶层(9)1887年,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提到了广学会的宗旨,即为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提供更为高档的书籍。他根据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把中国文人和官员当作有影响力的才智阶层进行针对性传播,故本文沿用此说法。参见:孙邦华.李提摩太与广学会[J].江苏社会科学,2000(4):161-162。重要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把握。围绕这一群体,广学会确立了相应的文化传播宗旨:“在熟悉当地人思维的基础上,站在中国的角度著书立说,使之适应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那些知识阶层和领导阶层”[13]136。1891年李提摩太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时,也一再重申这样的宗旨。

“发现+培养”的受众机制首先表现在对才智阶层的开发上。李提摩太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西方文化征服中国官员和文人的构成和数量情况的在华新教士。”[22]根据1891年《同文书会年报》,他选择有代表性的目标受众并做了详细的统计,共44 036人(10)统计如下:县级及以上的主要文官2289人;营级及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县学政及以上的教育官员1760人;书院(学堂)教习2000人;各省的高级候补官员2000人;以5%计的文人30000人。经挑选的官员和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10%计4000人。参见:孙邦华.李提摩太与广学会[J].江苏社会科学,2000(4):162-163.。其目的在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再通过与这些领袖人物的社会交往,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国。基于这样的计划,李提摩太在中国充分开展各类社会活动:(1)收集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题目,组织专人撰写文章并翻译;(2)筹备与推广各种讲座[13]139;(3)在科举考场附近免费发放印刷品;(4)对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的优秀论文进行奖励[13]140。同时他也加强与中国才智阶层的往来,晚清官员李鸿章、张之洞等,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他“经常应邀参加强学会的群体活动”,“也时常邀请他们参加这边的聚会。”[13]165

其次,表现在按实际需要、分阶段传播中国才智阶层最感兴趣的西学。初期以普及科学发明创造为主,甲午战争后以传播社会历史、政治思想等为主。广学会及其出版机构也表现出同样鲜明的特点,截至1901年,共计出版书籍130多种,其中宗教类60多种,社会科学类与自然科学类90余种。非宗教类书籍中,又以历史、社会等人文类书籍占多数(11)此数据引自徐士瑚《李提摩太传略》第34页,此书于1981年为山西大学80周年校庆而写,1992年90周年校庆重新修订,未正式出版。(徐士瑚1946年6月至1949年7月出任国立山西大学校长。)。

此外,还表现在发展教育以培养西学人才方面。义和团运动后,李提摩太在中国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发展教育。他提出利用山西赔款银五十万两创办学堂,1902年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前身)创立。“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堂,这是首倡,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19]589李提摩太任西学专斋总理,为了解决教材问题,他还在上海成立了翻译部,翻译了历史、商业、天文等各方面的教材。

三、李提摩太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影响

在维新思想家的各类著作中,“随处可见广学会出版物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凡有传教士的地方,就有广学会的影响。”[19]562-563李提摩太译介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信息也随着这些出版物在国内的广泛传播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国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外在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铺垫式译介活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被唤醒,进一步增强了变革现实的欲望与动力。他们译介的西书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知识资源和想象空间。”[14]185

(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表达的早期话语形式

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是西学中国化的过程,许多中西观念的第一次对接都源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虽然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本身并不等同于中国化,但通过他们,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无形中开始了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等接触、碰撞和融合的进程。在文本和表达方式转换的同时,其形式和内涵也因附会中国思想文化框架和概念系统而发生相应变化和拓展,于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表达的早期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首先体现在对应的译名上。虽然关于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相关研究中,日文译名更受关注。但实际上,他们二人的译名“是在日语中的汉字译名全面登陆之前,中国接受西学的原生态译笔,值得充分重视”[18]95-97。这种翻译对接,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民族思想前提,中国传统文化则因马克思主义丰富了内涵,进而实现异质文化的被认同与接受。

其次,体现在共同的思想逻辑上。通过他们二人的译介,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共同的归结点,即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会使全人类到达一个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中国传统思想里被表述为“大同”,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则是共产主义社会。[23]

此外,还体现在民本思想的视角上。综观《大同学》的八章内容,“民”是通篇的关键字眼,也是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标签。译者创造性地使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解释西方思想,以此拉近其与中国民众之间的文化距离,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本文化有了第一次接洽,也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二)促进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启蒙

李提摩太以便于中国人理解的“救贫”“均富”[6]等视角将流行于欧美的一些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带到中国,客观上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他针对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通过《近世要务》等文章将自己对于理想社会制度的分析及变革主张介绍给中国人,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使之成为有极强变革现实诉求的实践主体,特别是对维新派改革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文章,从日本向国内输入马克思等人的新思想。他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是当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24]。当代日本学者森纪子认为,颉德的《社会进化》一书1899年在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翻译出版。虽然梁启超后来的文章多用日译的词语,但梁启超在中国及1902年前后的日本,可能读到了相关译本。[8]导读36尽管他把马克思译作“麦喀士”,与李蔡二人的译名不同(12)学者周伟驰这样分析:“梁启超去日本之前的西学知识主要来源于译述,流亡日本后他凭借自创的‘和文汉读法’,能够阅读日文著作。”参见:颉德.大同学[M].李提摩太,蔡尔康,译.姚达兑,校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8:总序5.,但这可能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李提摩太译介活动影响下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典型案例。

除了理论视野,李提摩太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更新思想提供了情感引导。当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西方异质文化影响而产生焦虑时,由传教士引导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规范进行批判,同时有倾向性地推介西方思想,从而使他们可能从情感上接受传教士所提供的各种前景选择。一切启蒙从批判开始,“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风俗陋习的系统批判,启发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思与启蒙主义”“可以称为近代第一波启蒙主义运动。”[8]总序13批判基础之上再进行引导:在《大同学》中,李提摩太不仅表现了对《共产党宣言》(13)李提摩太首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文字。参见:赵 耀.《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历史意义[J].湘潮(下半月),2012(8):1.和《资本论》(14)这是中国刊物上第一次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参见:徐 洋,林芳芳.《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2):10.的熟悉,而且用“安民新学”(15)1895年李提摩太在《永息教案折》中陈述了“改良中国”的“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法。参见:张 涌.传教士·政客·学者——晚清变局中的李提摩太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113.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朗态度。除了翻译包含同情劳动人民、揭露帝王对人民压迫的《泰西新史揽要》,他还写过《论工人致富》一文,分析工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工人之于国家即生财之源致富之本”(16)参见:徐士瑚《李提摩太传略》第30页。,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这些情感引导都会激发有识之士变革社会的潜能。

四、结语

这场由传教士主导、“西述中译”的西学传播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创造性叛逆[14]绪论2,即传教士译介目的与结果之间的错位,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学时的创造性吸收。动机与效果的错位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动力。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传教士译介的西学内容时,通过批判性吸收,另辟蹊径,重新转化,最终接受了新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

今天再回顾李提摩太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这段历史活动,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一要看到他译介和传播的主要目的就是传教;二要看到在译介过程中,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国人从中吸收了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使它们在文学、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变革中成为知识、技能储备和改革参照物。[14]156李提摩太译介的马克思主义,从解释的正确性来看有不少问题,且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并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但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起点。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武器,其接受的土壤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出现。十月革命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中国工人有了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有了发生发展的土壤,开始成为一种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而不是像早期传播阶段仅存在于知识界的书写文本中。毛泽东之所以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使中国人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激活了之前在中国知识界已有一定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回答中国要往何处去的方案,直到这时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地在中国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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