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鹏飞,曹辛华

民国时期曾经涌现过众多的社团,这不仅是历史现象,更是一种文学现象。据曹辛华教授在《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类型、特点及其价值》中统计,晚清民国存在的旧体诗词社团数目已近千种[1]80。正声吟社即是民国香港地区较有影响的一个社团,目前虽有袁志成《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2]、曹辛华《民国词史考论》[3]和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4]341-345等对此进行概括性描述,但却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正声吟社进行详细考察,窥测民国社团在民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推动民国社团个案史和民国旧体文学的研究。

一 正声吟社结社情况考

辛亥革命以后,大批的逊清遗老纷纷避居香港。他们在香港经常组织各种雅集活动,结为吟社。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1)陈谦在《香港旧事见闻录》第四十六章《海隅诗话》中对正声吟社的组织情况有所讲述，后来学者关于正声吟社的概况多来源于此。记载:“民国肇兴,广州文人每多迁寓香港,结为诗社,前后凡三四起,尤以‘正声吟社’组织最大。”[4]343关于正声吟社组织的过程,虽有陈谦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有记载,但未作系统深入的探究。笔者结合当前研究成果,进行详析考述。

其一,正声吟社成立于1931年,由黄棣华、谭汝俭、胡景瑗、吴瓞昌等人发起,主要成员有温肃、朱汝珍、赖际熙、江孔殷、区大原、桂坫等五十二人组成。社名取“正声”,暗含着社员用雅正的诗篇,规范人心之意。朱汝珍在为《正声吟社诗钟集》题词所说:“特以正声标义旨,范人心志曰无邪。”[5] 279这与他们所处的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时代有关,正如潘静如在《时与变:晚清民国文学史上的诗钟》所说:“近代士人以变风变雅说作为隐性的理论资源,将诗钟视为一个时代特别的文体或文类,有其深刻的缘由所在。”[6]另外,正声吟社由于是寓港遗老的自由组合,没有在香港注册,所以不收月费和卷资,只收席金港币一二元。雅集的酒席费用多由乐陶陶及中华酒家的东家胡景瑗负责。

其二,正声吟社常在乐陶陶酒家和中华酒家举行雅集活动。如1931年12月19日正声吟社廿一集在中华酒家以“寿苏会”为主题,举办雅集活动。再如1932年5月8日,社员在乐陶陶酒家为黄棣华北上大连饯别。另外,正声吟社在举行雅集活动时,提前推选一人把放在竹筒内的散字用筷子夹出两个,作为钟眼。然后,再从另一个竹筒里夹出钟格,作为下次活动的钟题。正声吟社的召集人为邓绍光,每次活动由他将预先拟定的钟题发函给各位社员,让他们携佳作参加雅集。

其三,正声吟社的社作以诗钟为主,兼及诗歌书画,社集为《正声吟社集》。社员在每次雅集结束后,佳作也会送到《华字日报》刊出。1932年正声吟社取社员所作,汇辑编成《正声吟社诗钟集》,收录诗钟作品557联,诗歌123首,并且附有书画作品24幅。另外,据《正声吟社诗钟集》附录的启事记载:“诗钟各稿多已散失不全,仅就所存零稿附印成帙。”[5]425可知,正声吟社社员的作品多有散佚。

1932年正声吟社因国内战事紧张,社员无暇顾及创作,遂宣告结束。正声吟社虽成立的时间不长,但因社员大多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雅士,所以在当时的香港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陈永正在《岭南诗歌研究》中所说:“(香港)30年代,较重要的诗词组织有正声吟社。”[7] 469

二 正声吟社成员特征

正声吟社社员登记在册的总共52人(2)《正声吟社诗钟集》前附录有社员人名表，主要包括社员的字号、籍贯、科名等信息。。他们利用结社的形式,诗酒酬唱,吊古抒怀,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总体来看,社员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地域上以粤籍人士为主;社员多为科举出身;诗书画兼擅者占有很高的比例。

第一,正声吟社成员以粤籍人士为主。正声吟社重要成员如赖际熙、朱汝珍、温肃、江孔殷、区大原、桂坫等人皆是粤籍人士。一方面与地域上广东和香港毗邻有关。香港当时虽为英属殖民地,但人口登记政策相对宽松,所以当时出入相当自由,粤港文人往来频繁。清朝灭亡后,粤籍遗老纷纷迁港。谭汝俭在《正声吟社诗钟集序》所云:“迨民国之初,避地香岛,而故乡耆宿亦相率偕来,前后结为诗社者凡四五类,以诗文书画相驰骋,而所作以诗钟为最多。”[5] 278另一方面与广东地域文化有关。广东虽是革命的发源地,但也有一部分文人重视气节,如清代进士陈伯陶所言:“盖明季吾粤风俗以殉死为荣,降附为耻。遂相率而不仕不试,以自全其大节。”[8]居港遗老往往对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清朝灭亡后,他们不仕新朝,纷纷迁往香港,形成一个具有强烈凝聚力的群体。另外广东各个地方的社员人数分布不均,南海籍社员最多,达到16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其次为番禺籍人数为9人,顺德籍成员6人,东莞籍成员4人,其余广东各地人数较少。

第二,正声吟社社员多为科举出身,社员中21人拥有清朝科举功名,其中进士有8人。鼎革之后,这些遗老功名中断,又不仕新朝,流寓香港赋闲聚会,经史讲学。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中说:“辛亥革命后,一批清室遗老涌入香港,也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这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地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夹缝中,这些卫道者们固守传统阵地,并谋得生存与发展。”[7] 468如正声吟社重要成员赖际熙(1865—1937),字焕文,号荔垞。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授编修。辛亥革命后移居香港,以“尊崇孔道,羽翼经训”为宗旨创建学海书楼,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后又在香港大学任中文讲师。朱汝珍(1870—1942),字玉堂,号聘三,又号隘园。光绪三十年(1904)榜眼,授翰林院编修。1931年,朱汝珍移居香港,并就任香港清远公会会长。同时他被聘任香港大学哲学、文辞两科教习,又兼职于香港学海书楼,任主讲[9]。还有温肃(光绪二十九进士)、江孔殷(光绪三十年进士)、区大原(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桂坫(光绪二十年进士)、黄诰(光绪二十四年进士)、谈道隆(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等社员均是进士出身。他们组织各种雅集活动,吟咏唱酬,对传统文化充满着眷恋之情。陈晶华在《清遗民社会生活研究》中所说:“民清鼎革致使传统文化丧失其主流地位,值此旧学衰微之际,清遗民较历代遗民具有更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他们以赓续旧学命脉为己任。”[10]正声吟社即是在此背景下成立。

第三,正声吟社社员文化水平相当高,诗书画兼擅,正如邹颖文所说:“南来文化人大多出生书香世家,或师承国学名宿,学问渊博,多诗书画兼擅。”[11]《正声吟社诗钟集》附有社员李宝祥、张云飞、苏贞洪、胡景瑗、吴瓞昌、陈秩云等人的画作。如张云飞著有《坡公事迹山水画册》《百苏画册》等,尤以后者最为有名。当时社员区大原、温肃、赖际熙、朱汝珍、黄棣华和社会名流左雨荃、刘春霖、岑学吕、陈树人、张汉三、区大典、岑敏仲、樊增祥等人对《百苏画册》均有题词,如黄棣华《题张云飞先生绘苏册》:“东坡活现画图中,镕铸诗词入化工。”[5] 395对张云飞绘画艺术高度赞赏。再如胡少蘧既是正声吟社社员也是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的成员,书法黄庭坚,画学董其昌。他在谭汝俭七十一岁生日时所绘《南极老人图》,得到社员的高度称赞。还有其他社员李宝祥善画兰菊、苏贞洪善画兰、陈秩云善画竹等,这些人均活跃于当时的香港画界。另外遗老的书法造诣极高,在当时香港也非常有名,被称为“太史公书”。如《粤籍遗老书法家与二十世纪初期香港书坛》记载:“然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太史公书’转趋流行……自1928年起,多次邀得吴道镕、朱汝珍、岑光越、温肃、区大原、桂坫等太史书写。”[12] 154诗书画三者兼擅,是社员的普遍特征,正如桂坫为《正声吟社诗钟集》题词所言:“文通有梦笔生花,书画搜罗到米家。更得新诗称三绝,清才传遍海之涯。”[5] 279

三 正声吟社的创作特点

正声吟社的社作以诗钟为主,兼及诗歌书画。由于社员多为科举出身,文学创作造诣颇高,所以社员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在当时香港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纵观社员的诗作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但不同的题材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点。感怀类的作品呈现出沉郁厚重的风格,富有忧患感和时代感;写景咏物类的社作善于锤炼,具有韵致深醇、情思真卓的特点,体现出社员之间择字觅句进行才思较量的特征;赠别类之作语言古朴雄壮,借离别一吐胸中激愤,融合个人身世之感;吟咏新物事类的作品语言简洁明快,直接表达出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正声吟社社作中多呈现出感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社员忧时感事的情怀,故而形成沉郁厚重、悲壮凄苦的艺术风格。正声吟社成立于内忧外患、新旧文化碰撞的时代,故逊清遗老们以雅集的形式来抒发沉郁情怀,交流心声。正如谭汝俭在《正声吟社诗钟集序》所言:“社中诸君子生不逢赓歌飏拜,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即忧时感事,陈古刺今之作,亦复忧谗畏讥,不敢形诸笔舌。而惟颓然自废,被驱迫于平昔所唾弃不屑之业。”[5]361“不屑之业”指诗钟,正声吟社社员大多属于旧精英阶层,帕累托认为在社会转型之际,旧精英阶层经常会变得衰弱无力,尚存一丝消极的气息,但缺乏积极的勇气[13]。这也是社员把忧时感事寄托在被人称作“小道”诗钟的重要原因。正声吟社的感怀类作品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方面,咏史感怀。如张云天《隋炀帝·杨玉环》(雌雄分咏格):“鼙鼓逐惊《羽衣曲》,歌词莫问《后庭花》。”[5] 361黄棣华《东坡·陈后主》(守雌格):“惨累丽华投辱井,逗醒琴操入空门。”[5]358黄家端《汉高祖》(合咏格):“积虑边陲思猛士,忍心俎醢定孤儿。”[5] 333此类诗钟以哀婉惆怅的感情基调借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感慨兴衰,寄托哀思；另一方面,借寿苏会感怀。1931年12月19日正声吟社同人第二十一次雅集在中华酒家举行,且以寿苏会为主题进行唱和。如黄棣华所作:“无情风雪送居诸,又寿东坡近岁除。两戒山河成陷阱,千家井灶化丘墟。”[5] 376这是作者在大连阅读香港报纸后,得知正声吟社有寿苏雅集时所作。诗中把日军侵占东北之史事融入寿苏诗中。冯渐逵《寿东坡生日》:“家住西湖魂恋月,宦游南粵事成烟”[5] 377,借寿苏会抒发羁旅之感。最后,节日感怀。这类作品数量虽然少,但可以体现寓港遗老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如桂坫《中秋杂感》:“天南秋冷尚挥戈,豆本同根可奈何”[5] 372，对国内战争深表担忧。正声吟社曾以端阳杂感命题,社员们纷纷借题发挥以抒心中抑郁不平之气。陈廷泰《香江端阳杂感》:“吊古伤今气不平,不平心事自然鸣。吟诗香海当蒲节,一片凄风苦雨声。”[5] 387张云飞《端阳杂感》:“愿祝此君常醉饱,尽教世界一昭苏。”[5] 388黄棣华《香江端阳杂感》:“愿天早降龙船水,三日为霖救此方。”[5] 386这些诗作可以看出社员虽寓居香港,但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虑。刘兴晖在《近代诗钟社探赜》所言:“借游戏笔墨寄寓风雅之意,这才是晚清士大夫结社敲钟的真实目的。在诗钟社的集体创作中,既可赢得众人的认可,又藉此抒心中不得志之抑郁。”[14]正声吟社即是这种情况。社员因受战火威胁,南来寄寓香港,所以这些感怀作品中呈现出沉郁厚重、悲壮凄苦的艺术风格。

其二,正声吟社社作中的写景咏物类的作品善于经营,呈现出意新句警、韵致深醇、情思真卓的特点。社员因为多是清朝遗老,文学造诣较高,且诗钟具有竞技的特点,所以他们对于作品的构思极为重视。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语言较为简练,极重炼字。诗钟本来是一种文字游戏,正如连横所说:“诗钟亦一种游戏。然十四字中,变化无穷,用字构思,遣词运典,须费经营。”[15]如黄棣华《鸦·石》(鸢肩格):“一拳石浸芙蕖水,数点鸦栖朴樕林”[5] 349，“拳”“点”二字传神精确,生动形象地描绘石浸水、鸦栖林的状态。谭汝俭《酒·光》(比翼格):“三尺龙腾光射斗,万人牛饮酒成池。”[5] 338魏鉴芳《风·声》(鹤顶格):“风月林泉容杖履,声华京洛染车尘”[5] 291,“光射斗”对“酒成池”,“风月林泉”对“声华京洛”,可以看出以上皆是语言简练、精巧允当、浑然天成之联。其次,诗钟作品中人文意象较多。如陈廷泰《云·水》(鹤膝格):“大气欲吞云梦泽,清光最爱水精宫”[5] 310,描写出云梦泽的水气蒸腾和水精宫的皎洁明亮。黄诰《云·水》(鹤膝格):“会稽县里云门寺,采石山中水府祠”[5]308,简洁地交代了云门寺和水府祠的地理位置。林屏翰《妓·猪》(分咏格):“一肩生啖鸿门会,两鬓空吟燕子楼”[5] 297,“鸿门会”对“燕子楼”,此联对仗颇为工整。社作中还有一些以历史人物作为诗钟的意象。如桂坫《笑·河》(魁斗格):“笑看柳眼嗟谦益,朗诵椒花忆笥河”[5]325,谦益即是明末清初钱谦益,笥河即是清代文人朱筠。黄棣华《华·影》(蜂腰格):“书纪重华虞帝号,词传三影宋人名”[5]306，虞帝即舜,名重华;三影即是北宋词人张先。林焜彜《中·燕》(鹤顶格):“中道安归悲阮籍,燕台忝召识青莲”[5] 342,青莲即李白。阮籍对李白,可谓工整典切。最后,社员的诗钟作品虽惯用典故,但极少用生僻的典故。正如朱汝珍在为《正声吟社诗钟集》题词中所说:“此中句语都真率,传诵无劳作郑笺。”[5] 279如陈廷泰《曹操·蝶》(分咏格):“寓言文字庄周梦,乱世奸雄许劭评”[5] 293,作者运用通晓的庄周梦蝶和许劭评曹操的典故来隐藏钟眼。再如冯渐逵《酒·光》(比翼格):“偷光凿壁匡衡苦,酾酒临江孟德雄”[5] 339,谭汝俭《同·喜》(四五卷帘格):“朱陆异同纷聚讼,唐虞揖让喜赓歌”[5] 340,均是运用常见的典故进行构思创作。诗钟本是限时之作,社员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体现出社员的语言高度凝练。所以“诗钟以词为用,非炼无以运其词”[16]。

其三,正声吟社社作中的赠别之作多表现出社员之间真挚的友谊,这类作品古朴雄壮,同时也融合了个人的身世之感。赠别之作主要集中在社员的诗歌之中,如1932年黄棣华离开香港北上大连经商,社员在乐陶陶酒家为其饯别。社员纷纷作诗送别,互相唱酬之作达23首。陈廷泰《送伟伯老友之大连四首》(其一):“去年东北起烽烟,杀气骎骎到大连。满地干戈君作客,盘桓数月始言旋。”[5] 389在身处战火不断的时代,传达出对友人此行安危的关心。谭汝俭《送伟伯之大连》:“肉食不堪谋远略,为君珍重一篇诗”[5] 389,以直接倾吐的方式不仅表达出对朋友的关怀之情,也透露出社员对当时国家前途未卜的担忧。另外,黄棣华对当时雅集送别自己的场景也有诗歌记录,如《五月八日同人饯余于乐陶陶酒家,酒后赋此描写当时情状,聊博诸公一粲》:“端阳节后风雨多,束装待发唱骊歌。同人饯我一杯酒,醺醺不觉醉颜酡。”[5] 390此类赠别的诗作也恰恰体现了在国家动乱的年代身处异地的寓港文人之间的真挚友谊。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员借送别之作一吐心中之块垒。

其四,正声吟社社作中的吟咏新物事类的作品数量虽然少,但极具思想价值。这类作品语言简洁明快直接表达出当时社员对新生现象的批评。香港当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大量的西方新生事物出现在港岛。社员皆是从内陆寓居香港,见到如此多的新生现象,寄寓了或贬或褒的评判态度。正声吟社雅集中也以此为题,邀请社员作诗。如正声吟社曾以女招待命题,社员作品达到36首。如黄棣华《正声吟社以女招待命题戏作十绝句以博一粲》(其一):“非奴非仆亦非傭,颜色甘为悦己容。抛却女红蚕织事,别寻显芳生活踪。”[5] 379作者对女子离家抛弃女功现象表示不满。陈廷泰《女招待七绝八首》(其一):“本是良家女子身,如何入市溷嚣尘。卢边酤酒谋生活,艳说文君第一人。”[5] 383作者坚决反对女子外出工作。张云飞《女招待七绝八首》(其一):“工钱尽够积私囊,已胜蓬门作嫁裳。乱发朝朝煎灼地,却云妆束仿西洋。”[5] 384女子为招待员是近代社会适应城市发展出现的新现象,也是“五四”以来女性经济独立的表现,但是遗老们面对这种女子抛头露面作招待员的现象持讽刺态度,这也体现出他们思想的保守。

四 正声吟社研究之意义

正声吟社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社员大多是具有影响力的清朝遗老,并且也创作出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他们用作品的形式记录了时代的疾风骤雨在心中引起情感的巨大波澜,也描绘了兵荒马乱的时代画卷,正如庄德友在《晚清民国诗钟研究》所言:“诗钟活动的潮涌,涤荡着这个新旧交替,内忧外患,中西、古今思想错综交葛的时代,诗钟活动俨然成了部分名士生活中不可割舍的重要元素,成为他们诗意生活的重要表达方式。”[17]因此对正声吟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对正声吟社的考察,有利于促进对香港旧体文学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新的文化思潮在国内已经成为主流。面对新文化的迅猛发展,寓港遗老对传统文化日渐式微感到忧虑。陈廷泰在为《正声吟社诗钟集》题词所言:“可怜古学渐消沉,硕果晨星感慨深。一卷诗词存国粹,广陵散在俟知音。”[5] 280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新文化运动也渐渐影响到香港。《香港文学简史》记载:“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许多新文化工作者频繁地往返广州与香港、上海与香港之间,香港书市开始大量销售从上海运来的新书刊,新文化的火种在香港传播开来了。”[18]社员们尤其是拥有科举功名的遗老,面对儒家文化体系即将坍塌时,主动承担起保存国粹的责任。正声吟社的成立,即是他们通过雅集活动保存国粹的一种方式。正声即正风,指雅正的诗篇。朱汝珍在为《正声吟社诗钟集》题词所说:“特以正声标义旨,范人心志曰无邪。”[5] 279可见他们以结社雅集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因此,对正声吟社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民国时期旧体文学在香港的发展。

第二,对正声吟社的考察,有利于促进对民国香港社团活动的研究。正声吟社的社员大部分都是逊清遗老,移居香港后积极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也热衷于举办各种雅集活动。如赖际熙在辛亥革命后移居香港,任香港大学汉文讲师,又创建学海书楼,宣扬国学。他们时常赋闲聚会,畅饮咏诗,形成早期香港独特的文人圈子。正声吟社就是这批寓港遗老推动建立的。他们不仅参加组织诗词社,还踊跃参加香港的书画活动。如谭汝俭、胡景瑗也加入香港书画文学社。温肃、桂坫、朱汝珍、赖际熙、江孔殷等人也参加香港的书法团体,以至于“太史公书”在香港非常流行。赖际熙也参加了早期陈伯陶发起的“宋台秋唱”活动,表达黍离之悲。正声吟社解散后,朱汝珍、赖际熙、江孔殷等人在1936年成立蟾园社。朱汝珍和江孔殷在1939年又成立了千春诗社。黄棣华、谢焜彝等人也成立了硕果诗社。正声吟社的社员也积极推动香港教育活动。如1930年成立的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以“沟通中西学说,别其异同,辨其得失”为宗旨,区大典担任会长,赖际熙与温肃均为副会长。他们除了主办公开演讲外,亦创办《香港大学中文辑识杂志》,刊载学术文章。[12]180所以可见正声吟社社员热衷于参加各种雅集活动,并推动社团建设,对繁荣香港社团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对正声吟社的考察,为香港近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正声吟社不仅属于文学现象,而且还属于历史现象。正声吟社的社集文献也属于香港近现代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人们可以通过正声吟社社员作品了解到遗老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如谭汝俭在《正声吟社诗钟》序中所说:“比年以来禁经黜圣,故书雅训,几欲全付一炬。庸妄之徒遍天下,诗文简牍,辞气务为鄙倍,则诗钟一道,在今日已为雅裁,汇而存之,或亦斯文一线之所寄乎,是则尤可悲也。”[5] 278可见当时寓港遗老对新文化排斥的态度和坚守传统文化的心态。他们也在香港积极推行经学教育活动,主张以“四书经义课学院,各学员受其熏陶,亦以四书经义课其所教之学生”[19],从而推动香港的读经之风。另外社集文献中也提供了大量社员生活的信息。如陈廷泰在《送伟伯老友之大连四首》诗中小注写道他们一起食熊掌及穿山甲,喝百余年的白兰地酒[5] 389,可见他们生活水平的奢侈。还有社员王颂清为其次子完婚,大家纷纷作诗庆贺。总之,正声吟社的社集文献为我们研究香港近现代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第四,对正声吟社的考察,有利于诗钟史的研究。正声吟社的社作以诗钟为主。诗钟是盛行于清末民国的一种诗歌游戏。易顺鼎《寒山社诗钟选甲集·序三》:“诗钟者,相传出于闽人,而其风盛于近代。余每与友聚辄喜为之。”[20]随着诗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诗钟流派,其中闽派和粤派是特色鲜明的诗钟派别。闽派尚性灵,粤派尚典实。正声吟社社员虽然基本上都是粤籍人士,但他们对于二派兼收并蓄,不以派别标榜。正如陈廷泰在为《正声吟社诗钟集》题词所言:“正声吟社集群贤,击钵推敲已一年。闽粤诗钟分两派,兼收并蓄也无邪。”[5] 280正声吟社实际上也是诗钟社团,创作了大量的诗钟作品。《正声吟社诗钟集》收录诗钟作品557联,并且这些诗钟艺术水平很高。陈谦对其评价极高:“1932年(正声吟社)编有《正声吟社诗钟集》一册,与清樊增祥《樊园战诗续记》、易顺鼎《吴社诗钟》和蔡乃煌《絜园诗钟》,后先辉映。”[4]343所以,通过正声吟社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诗钟在民国时期香港地区的发展。

第五，对正声吟社的考察，有于推动对民国诗词社团的深入研究。目前，民国诗词社团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如吴慧慧《梁社研究》、孙文周《近代社团春禅词社考论》、吴晗《舂音词社》等，均对民国诗词社团进行精细的考察。但对于丰富的民国诗词社团来说，当前的研究仅是冰山一角。民国社团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也多样，结社文献也具有“杂、广、散、残”的特点。[1]84因此，学界对民国诗词社团的整体研究有待深入拓展。只有通过大量的细化个案研究才能进一步全面考察民国诗词社团概况。本文通过对正声吟社的成立过程、社员特征以及社作特点的考察，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香港社团的发展状况，也能带动香港其他诗社的研究，如香港的北山诗社、竹林诗社、联爱诗社、千春诗社、硕果诗社等，进而推动对民国诗词社团的深入研究。若由之拓展下去，也必然会发生出许多有关民国诗词社团的相关研究课题。另外，正声吟社属于遗民群体文人社团，与一般的社团相比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也有利于深入认识民国诗词社团的特征。

综上所述，正声吟社是寓港遗老处于新旧社会更迭的时代所成立的社团。他们用社作记录心灵的创伤，保存文化记忆，具有浓郁的遗民情怀。正如何乃文等所言：“昔香港开埠未久，而国遭离乱。士庶南来，志不得伸。于是诗社立，吟咏兴。社员以近体嗟身世，怀家国。兴寄之风，于兹传响。”[21]因此，这批文人创作上往往具有比兴寄托之意，心态上持文化保守态度，情感上体现出对故国文化的留恋。通过对正声吟社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民国时期香港遗老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探究民国时期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