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定恩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谈到“乡愁”问题。如他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道:“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将“乡愁”概念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用“留住乡愁”来协调物质建设与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国调整发展模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及新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人类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诗意表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从对“物质文化”的追求过渡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建设美好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美好生活与“留住乡愁”在本质内涵上是一致的,它们不仅要求物质上的充裕,也要求精神上的富足。事实上,现代乡愁在传统乡愁的基础上,增添了对现实的担忧和反思。这种担忧和反思以及部分群体乡愁的缺失,正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的真实反映。所以说,“记得住乡愁”“留住乡愁”既是从哲学角度积极寻求“两个关系”的和解,也是从现实出发努力创造美好生活,增强人们幸福感和获得感的过程。

一、问题提出:习近平关于现代乡愁的表述及其特征

中国现代乡愁是一个相对概念,用以区别西方乡愁和中国传统乡愁。一方面,与西方以医学、心理学等学科术语表述“乡愁”有所不同,中国乡愁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中国乡愁可以具体化以寄托人们的情怀,也可以抽象化用来反映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乡愁所蕴含的对家乡环境和文化的怀念有所区别,中国现代乡愁不仅包含着传统乡愁所表达的情感,也包含着对现实的担忧与反思。正是现代乡愁所传达的这种反思意识,才使得乡愁不仅实现了从文学领域到哲学领域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空间到现实空间的回归。

(一)现代乡愁的哲学特征:历史与流变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首次谈到“留住乡愁”之后,又在2014年谈道:“一个地方的幸福很重要,要记得住乡愁。”[4]2015年指出“(农村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5]2016年在安徽考察的时候又讲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注意乡土味道,留住田园乡愁。”[6]2018年在广州考察期间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要突出地方特色,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7]“记住乡愁”“留住乡愁”一方面在强调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即不仅要注重经济建设,也要重视生态保护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现代乡愁的历史性和流变性特征,即现代乡愁的产生和发展是乡愁历史流变的结果。

中国传统乡愁是一种文化,它植根于人们的生活,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强的层次感和厚重感。中国古诗词记录着古人对乡愁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这些诗词文学中感受中国乡愁的与众不同。《诗经·小雅·采薇》中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8]远出征战的将士将营地的薇菜采了无数遍,新的薇菜已经发芽,将士们回家的期望再次落空。这首诗意在表达戍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这种思念诗文中并没有具体所指。但概括而言,它既指思念故乡的亲人,也指思念故乡的环境。唐朝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9]这里的乡愁比较纯粹,就是对亲人的思念。中国近代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在其名作《乡愁》中表达的乡愁又与前两者有所区别,在余光中先生这里,乡愁是思念母亲、新娘和故去的亲人,是想念祖国大陆。从这些诗词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中国传统乡愁既表达对“新娘、母亲”等人的思念,也表达对“祖国大陆”等环境的思念,还表达对“故去亲人”等逝去的事物的怀念。从这个角度考察,如果说西方的乡愁是一个平面,那中国传统乡愁就是一个立体。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乡愁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传统乡愁发生在时间和空间的割裂过程中,空间上主要表现为远离熟悉的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其他事物,时间上则主要表现为“古今之别”和“阴阳两隔”。文学研究者认为,传统意义的乡愁可分为思念故人、怀念故地、眷恋文化,其中对历史文化的眷恋是乡愁的根本因素。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乡愁大致可以从五个维度考察:家的意义,人际联系,日常生活,个人回忆,家乡环境。而比较大众化的观点则认为,乡愁就是对家乡的人、物、观念等的怀念,即对家乡环境与文化的怀念。[10]现代中国人讲乡愁,有时是在表达对故乡的思念,有时也在表达无法适应快节奏生活的焦虑,或者对现代化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的担忧。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重提乡愁,即表明乡愁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根源之一就是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所以,现代乡愁在传统乡愁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涵,即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担忧和反思。从传统乡愁到现代乡愁的流变,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却也是我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二)现代乡愁的现实特征:反思与缺失

相对于中国传统乡愁,中国现代乡愁具有两个鲜明的现实特征,一是现代乡愁蕴含着对现实的担忧和对现代化的反思,二是乡愁缺失现象在部分现代群体中变得更加普遍。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是粗放式的,需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只注重量的增长势必加剧生态失衡,而生态的失衡势必导致物质与精神的失衡,进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从而带来乡愁的普遍缺失。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到城市谋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的人们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城乡之间巨大的差距是他们产生担忧和反思的重要根源。他们的后代虽然依旧是农村户口,却自小生活在城市,从而变成了一个乡愁缺失的新型群体。从我国现实出发,现代乡愁的这两个特点,又可以用“融不进”与“回不去”六个字进行概括。对于这六个字的理解,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第一个层面是物质层面。简言之,就是乡下人首先融入不了城市,其次也回不去农村。钱钟书先生讲:“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出来。”其实,钱钟书先生讲的还不够彻底,因为他忽略了一类人,这类人既没有住在城外,也没有住在城内,而是住在城墙上。农民工就是住在城墙上,城墙外是农村,城墙内是城市。这与我们所讲的“城乡结合部”还不太一样,住城乡结合部的人至少还有选择的余地,奋斗得好可以搬进城市,实在不行还能搬回农村。很多农民工则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权。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在城市生活几十年之后,他们的言行举止基本与城市居民无异,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依然是农村户口,这其中一部分是不愿迁到城市,另外更多的是无法拿到城市户口这张“绿卡”。既然没办法融入城市,那他可以选择回农村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行。背井离乡几十年,故乡可能早已物是人非。“传统村落遭到破坏,旧式的家族结构发生变化,和睦的邻里关系变得松散。”[11]二代、三代农民工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自小跟随父母生活在城市,熟悉和习惯了城市里的一切。但他们依旧不是城市居民,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但同时他们也不是农村人,他们是不会种地的农民。因为他们既不会农村人的生产生活技术,也不愿意放弃习惯了的城市生活。

第二个层面是精神层面。相比于物质层面的“融不进”和“回不去”,精神层面体现得更加普遍和深刻。单从表面上看,很多进城工作的人与城里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即使他的身体融进了城市,他的精神和文化也无法融进城市。城乡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和精神世界,这种精神和文化会随着血脉繁衍和传承。人们受不同文化的熏陶,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肉体和精神都会受到这种文化的支配。物质上的融入总是比文化上的融入更加迅速,所以常常出现物质与文化的脱节。精神上的格格不入,是现代乡愁产生的重要原因。对二代、三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几乎没有乡愁这种概念。他们是不会种地的农民,是我们国家现实存在的一个新的群体,而且这个新型群体正在不断扩大。乡愁的缺失以及现代乡愁所折射出来的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担忧和反思,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文化现象,其实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民二代、民三代往后,作为不会种地的农民,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均面临着“融不进”和“回不去”的处境。因为既融不入也回不去,所以只能长期徘徊在一个虚无的空间之内,这里是乡土文化的沙漠,是精神和价值的戈壁,是乡愁的荒原。

二、哲学意蕴:乡愁变化隐喻“两个关系”演变

乡愁即指对故乡环境与文化的怀念,所谓环境其实揭示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文化则揭示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说,从传统乡愁到现代乡愁,再到留住乡愁的变化,其实隐喻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传统乡愁隐喻“两个关系”的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是原始的,朴素的,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和解;现代乡愁隐喻“两个关系”的剧烈冲突;留住乡愁则是在追求“两个关系”的和解。

(一)传统乡愁:“两个关系”的原始和谐

传统乡愁隐喻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传统乡愁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农业文明中塑造而成。“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2]一方面,人类对自然充满了敬畏,采取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实践态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另一方面,人类出于对自然的无知和忌惮而敬畏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被迫的。以前农村居民上山砍柴,他们会优先砍掉那些死掉的树木,而且还会非常注意保护新生的小树苗。保护植被这一行为是人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表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但他们保护植被是基于经济利益考虑,是为了以后获得更多的木材以换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保护植被其实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重要举措。人们无法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没有积极主动地维系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被动的和谐。

传统乡愁隐喻人与人的原始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可以从人与人(个体)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人的类本质)的关系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最直接的关系是男女关系,最根本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尽管传统社会婚姻中的男女方在地位上并不平等,但法律和礼俗所共同确证的夫妻关系会成为双方内心深处的羁绊。除此之外,尽管传统社会里人与人的利益不可能对等,但由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人生活的圈子总会在利益上存在相对平衡。正如费孝通所说,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是熟人社会,人们会以自我为中心,以差序格局的方式与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人与社会的关系,追根到底是人与类本质的关系。人们从事传统的生产,过传统的生活,而且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生活总是局限在很小的区域之内。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故乡的生产生活总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自由自觉”,一是因为这种自由总体而言是相对的,二是因为人们在怀念和回忆故乡的时候,总是具有选择和夸大的特点。

(二)现代乡愁:“两个关系”的剧烈冲突

现代乡愁隐喻人与自然的冲突。现代乡愁蕴含人们对现实的担忧和反思,反思的是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担忧的是一味追求速度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问题。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随着生产的继续发展,整个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二次大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13]。生产带来两个部门的分离,两个部门的分离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在更大范围内的发展。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创造出了先进的技术文明和物质文明,从而掌握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强大的变革能力。然而,大生产创造的巨额财富往往都是以无限制地牺牲自然为基础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关注到农药对生态的破坏性之前,整个人类还完全沉浸在征服自然的梦幻之中。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经历诸多阶段: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崇拜和依附于自然;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初步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控制、支配自然[14]。传统乡愁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现代乡愁则产生于工业文明时期,即是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副产品的重视和思考。

现代乡愁隐喻的人与人的冲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运行,以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随着改革的加快和深入,市场经济理念进入寻常百姓家。一方面,市场经济成为主导,资本的逐利性对人们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总是围绕特定的利益展开,传统的人际关系瓦解。现代化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由它所带来的归属感的减退,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的失落和孤独,也进一步加重了人们的戒备心理。另一方面,许多利益集体的消失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以农村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农村的基层管理单位历经了农会、生产大队、生产队、村委会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包含集体利益的组织逐渐被瓦解和取缔,人与人的利益纽带被解开,人与人之间的传统关系受到强烈冲击。不仅是城市里的睦邻关系存在问题,农村的睦邻关系也不如从前。

(三)留住乡愁:“两个关系”的最终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5]。人的自然主义可以简单地从三个维度理解:一是人本身就是自然存在物;二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三是人类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能动地改造自然。自然界的人道主义包含两层意思,首先自然界是人的劳动的物质基础,人离不开自然界;与此同时,人把自然界纳入劳动过程,自然界也同样离不开人。没有人类的生存及其实践,自然界无法显示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人与自然的和解,即是指人类在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人与人关系的和解就是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5]。简言之,人与人的和解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

回归现实,留住乡愁是“两个关系”最终和解的直接体现。“两个关系”的和解意味着富裕的经济、清明的政治、和谐的社会、厚重的文化以及优美的环境。不仅乡愁本身会变得更加浓郁,乡愁的载体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牢固。因而,“两个关系”和解的过程,其实也是留住乡愁的过程。反过来讲,所谓留住乡愁,其哲学内涵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和解,而其现实表达就是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社会、文化和政治建设。社会发展不是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范围的发展,而是全领域全范围的综合发展;同样的,“两个关系”的和解也只能是各方面因素的共同结果。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愁的系列谈话中,我们感受到,留住乡愁就是让人们生活得幸福,就是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就是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地方特色。其中,改善人居环境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保护传统文化是在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和解,而让人们生活得幸福其实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和解。如果说传统乡愁是对“两个关系”的肯定,现代乡愁是对“两个关系”的否定,那“留住乡愁”就是对“两个关系”的否定之否定,即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否定回归。

三、现实关切:从“乡愁缺失”到“留住乡愁”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新的历史定位,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新时代,我们重提乡愁,绝不只是停留于理论上的探讨。乡愁是人们重返精神家园的路标和灯塔,是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的导航仪,是地方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让地方发展“留住乡愁”既是对现代乡愁折射出来的反思意义的回应,也是党和国家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举措。

(一)乡愁是人们重返精神家园的路标和灯塔

古人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什么样的人,因为环境塑造了人,所以长大了的人也离不开养育他们的环境,即便是肉体离开了,精神上、灵魂上也无法割舍。有的人原本住在传统村落里,住着古朴的楼房庭院,喝着古井里的水,吃着自家菜园子生产的蔬菜,过着传统节日,说着方言。他所在的村落的村口可能还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树上可能还有一个喜鹊巢。在外地遇到一个说方言的陌生人也会觉得十分亲切,从外地归来,远远地看见柿子树就知道自己快要到家了。在这里,柿子树已不再是柿子树,庭院不再是庭院,古井不再是古井,而是一个一个的乡愁文化符号,是乡愁的物质载体。方言不再是难懂的语言,传统节日也不再是异域文化,而是乡愁的精神载体。现在柿子树和庭院没有了,方言和传统习俗也在逐渐消失。乡愁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的消失,导致乡愁的消失。

乡愁是人们重返精神家园的路标和灯塔,乡愁的消失导致人们没办法回家。重建路标和灯塔,让地方发展留住乡愁,就是在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引导人们重返精神家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6]。围绕这个总要求,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比如根据“产业兴旺”的要求提出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根据“生态宜居”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根据“乡风文明”提出了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根据“治理有效”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根据“生活富裕”的要求大力推行精准扶贫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人与人的关系,最根本就是利益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精准扶贫其实就是在缩小收入差距,着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提出要建设新农村,后来在2005年,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近几年又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发展越来越重视生态建设,越来越重视人居环境,这是努力改善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举措。

(二)乡愁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

乡愁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晴雨表,是地方人们幸福感、获得感的温度计,它能够直接体现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晴雨表”作用强调地区发展的总体状况,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各个方面得到协调发展是为“晴”,发展失衡是为“雨”。“温度计”作用强调地区发展的程度,协调发展得好则“温度适中”,发展不好则“温度或高或低”。留得住乡愁说明地方发展状况良好,人们有很好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留不住乡愁说明地方发展存在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相对较低。

下姜村是浙江省的一个小山村,2003年至2007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4次前往考察,为脱贫指明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下姜村实现了从“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郎”到“农家乐,民俗忙,游人如织来下姜”的巨大转变。事实上,下姜村的变化只是浙江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一个缩影。该工程于2003年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和主持下,在浙江全省启动,至今已有16年,是我国探索乡村振兴,落实精准扶贫,建设美丽乡村的试点和示范基地。下姜村通过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从而促进了下姜村人与人关系的改善;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从而促进了下姜村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而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都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乡村振兴,在保护地方特色保护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就不仅从精神上也从物质上为留住乡愁创造了条件。

四、结束语

中国乡愁与中华文化相伴而生,相伴传承。农业文明孕育了传统乡愁,工业文明产生了现代乡愁,生态文明催生了留住乡愁的思想。乡愁文化内涵广博,影响深远,且不断变化。处在后工业时代的中国,在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交汇期间重提乡愁,既具理论意义,更具实践意义。现代乡愁和中国传统乡愁不同,中国现代乡愁蕴含对不计后果、盲目追求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的担忧与反思。从乡愁的现实关切角度出发,乡愁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总体发展状况,可以指引人们重返精神家园。如何在发展中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让地方在发展过程中更好更多地留住乡愁,让我们重返精神家园,以及如何应对第三空间(即乡愁缺失空间)给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都是乡村振兴和城市建设所面临的新的挑战,也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