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

《资本论》写作于19世纪50—6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英国各种瘟疫频频爆发的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大量引用了英国枢密院卫生官约翰·西蒙医生当时主编的《公共卫生报告》，一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劳动时间、工资收入、劳动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对工人的克扣、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也剖析了瘟疫大流行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成因。重读《资本论》，马克思的理论跨越百年向我们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卫生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矛盾的体现和爆发。

瘟疫周期性流行对无产者的致命戕害

尽管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但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各种传染性疾病引发的瘟疫，与资本主义生产如影隨形，已经成为英国周期复发的流行病。“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8页）《公共卫生报告》就是其中一项法令《1858年公共卫生法》的成果之一。《公共卫生报告》不仅详细记载了历年瘟疫爆发的情况，而且全面再现了瘟疫大流行如何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叠加在一起，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对城市工人、农业工人等无产者造成致命戕害。这让我们得以看到，资本主义对工人生活资料、劳动环境的克扣所造成的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拮据和劳动环境恶劣，是导致瘟疫在工人群体大流行的三大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