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威

近些年，学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电影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将其纳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研究框架内加以考察的论文或专著不是很多。“南方局”全称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于1939年1月，1946年5月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党组织，“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1)彭亚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总序》，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页。由于这种特殊性，南方局做的很多工作(包括电影工作)一度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这也成为当前学界关于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电影活动研究成果不是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颖超说：“南方局领导下的地区党史，是我们党全部历史的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2)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页。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电影活动。司徒慧敏在《我所知道的党领导香港戏剧电影工作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明确提出：“党的南方局对香港电影戏剧工作给予指导，特别是廖承志同志给了许多帮助。”(3)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百年司徒慧敏》，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第316页。有鉴于此，本文从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电影人群体之构成和特征、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电影人之创作和影响、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电影活动之功绩和意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整体性地勾勒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电影活动的历史图景，从中总结经验，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发展提供策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