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纯 张 硕 张新荷

(西 南 大 学 心 理 学 部，重 庆 400715)

1 问题提出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个体依据自身所构建的一定标准对自己持续一段时期或大部分时间的生活状况进行的总体性认知评估（Shin &Johnson, 1978），它被认为是整个行为功能和积极心理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可能会扩展研究领域对青少年应对发展任务和挑战的能力的理解（杨强, 叶宝娟, 2014; Proctor, Linley, & Maltby, 2009）。因此，探究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促进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针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发现，在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积极的家庭环境、父亲或母亲的情感温暖均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陈志英, 2017; Dew & Huebner,1994），母亲的拒绝则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江颖颖, 2016），家庭关系尤其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间的关联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按照Bowen（1978）提出的家庭系统理论，整体家庭关系往往会因为父母冲突而遭到破坏，父母冲突本身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家庭人际冲突形式（Simons, Whitbeck, Melby, & Wu, 1994）。父母冲突是指发生在父母之间由于对待某件事情或事物的态度、兴趣或目标等存在分歧或矛盾进而产生言语或非言语形式的攻击行为。可依据其冲突发生的频率、强度、内容、风格以及冲突是否得到解决等特征或角度来具体加以界定（池丽萍, 2005; 王明忠, 王梦然, 王静, 2018）。多项研究表明，父母冲突会导致青少年一系列内、外化问题的产生，如青少年抑郁、焦虑、攻击行为、反社会行为等（王娟娟, 王宏伟, 潘娣, 宋广文, 2018;王艺潇, 2017; 夏天生, 刘君, 顾红磊, 董书亮, 2016）。因此，父母之间的冲突和分歧是与儿童和青少年福祉相关的重要因素（Cummings & Davies, 1994），是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方面。

众多研究表明，作为父母冲突的重要特征，发生频率对青少年的心理适应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高频率的父母冲突会导致青少年对家庭的生活满意度降低，并减少其对父母的尊重，表现出显著高的攻击、同伴排斥、孤独、抑郁等行为或情绪表现（梁丽婵, 边玉芳, 陈欣银, 王莉, 2015;Plunkett & Henry, 1999）。而生活在高频率父母冲突家庭中的青少年男性可能会认为在恋爱关系中带有侵略性的言语和行为是合理的，并很难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Kinsfogel & Grych, 2004）。可见，父母冲突频率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过往研究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指标大多选择体现消极心理状态的变量，关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消极心理状态的关联性，而本研究着重挖掘父母冲突与青少年积极心理状态的关系，探讨父母冲突频率对青少年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当直面父母冲突时，子女通常会对父母冲突进行认知评价或做出行为反应。国外研究发现，儿童介入父母冲突的行为与其适应问题呈显著正相 关（Mueller, Jouriles, McDonald, & Rosenfield,2015）；面对父母冲突，不同性别的青少年应对行为及其后续影响存在差异，介入父母冲突、提出个人看法等积极且支持性的应对行为可以有效缓解女孩内化问题的发生，而回避、忽视等消极的应对行为则与男孩的内化、外化问题呈显著正相关（Nicolotti, El-Sheikh, & Whitson, 2003）。国内研究者则有不同的发现，杨阿丽、方晓义和林丹华（2002）的研究认为无论青少年面临父母冲突时采取积极或消极的应对策略，使用频率越高，其出现的问题行为越少，主观幸福感越强。这些研究提示面对父母冲突时，青少年当下的行为反应与其后续内在的心理变化与心理适应密切相关。同时，邓林园、许睿和方晓义（2015）的研究表明父母冲突频率与青少年采取回避、否认等消极应对策略呈现正相关，与采取介入冲突、积极解决问题等积极应对策略呈现负相关，可见父母冲突频率会对青少年的行为反应产生影响。因此，探讨父母冲突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时，引入青少年的行为反应，探究其中介作用是具有可行性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初中生作为调查群体，探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及青少年的行为反应在二者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其中以父母冲突频率作为父母冲突特征的指标。以期能够佐证前人关于父母冲突频率与行为反应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为降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有效帮助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父母冲突频率显著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2）父母冲突时青少年的行为反应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3）青少年的行为反应在父母冲突频率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河北省保定市与重庆市两所中学青少年群体进行测量。研究发放问卷420 份，以在场景想象的确认性题目“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想象自己的家人处于刚才所示的场景”中选择“完全不可以”、数据录入时场景类别缺失、单亲家庭及数据空缺项超过半数为数据筛除标准，筛选出有效问卷366 份，有效率为87%。其中，女生181 名，男生185 名；中学七年级151 名，八年级215 名。被试平均年龄为13.44±0.78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问卷

采用张兴贵、何立国和郑雪（2004）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共计36 道题目，分为以下六个维度：友谊、家庭、学业、自由、学校、环境。采用7 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量表总得分越高表明学生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3，效度指标拟合良好（χ2/df=2.50, AGFI=0.92, CFI=0.86,IFI=0.87, RMSEA=0.05）。

2.2.2 父母冲突时青少年行为反应问卷

采用由张新荷（2016）编制的父母冲突时青少年行为反应问卷以及场景想象的确认性题目。该问卷采用场景想象法，主要是为了规避让青少年回忆真实发生过的父母冲突场景带来的心理负担与冲击。

该问卷从夫妻冲突的模式及内容考量，设定两种父母冲突场景。夫妻之间通常采用“要求-退缩”的沟通方式解决问题，一方总是以情感要求、唠叨、责备和抱怨等形式同对方讨论彼此关系中的问题，另一方则总是以捍卫自己、消极应对、不采取任何改变或退缩（如沉默或离开）等形式逃避讨论（Stanley, Markman, & Whitton,2002），可见“要求-退缩”的沟通方式可能体现为“主张（唠叨、责备、抱怨）-主张（捍卫自己）”的模式，也可能表现为“主张（唠叨、责备、抱怨）-回避（沉默、离开）”等。另外，国内相关研究发现，“妻子要求-丈夫退缩”的沟通方式显著多于“丈夫要求-妻子退缩”，并且男性在冲突解决策略的回避维度得分上显著高于女性（毕爱红, 胡蕾, 牛荣华, 吴任钢, 2014; 曾红, 林汉生, 武晓艳, 明伟杰, 2010）。夫妻冲突的内容多样，以家庭事务意见不同而引发的冲突最为常见（王大任, 李守强, 杨阿丽, 2003），同时“EASS2006 东亚家庭”大规模调查显示，关于家务活分工产生的争吵、冲突是此类夫妻冲突中较为普遍的（岩井紀子, 保田時南, 2014）。因此，最终确定了夫妻因家务分工产生意见分歧，并且相互主张个人意见（图1）和一方主张一方回避（图2）的想象场景。为保证问卷分配的随机性，研究者在调查中将两种场景的问卷各设置为每个班级总人数的一半并且随机发放给学生填写，最后收集到主张-主张场景的问卷203 份，主张-回避场景的问卷217 份。

图1 场景一：主张-主张场景

图2 场景二：主张-回避场景

行为反应共11 题，由介入行为因子的7 道题目和回避行为因子的4 道题目构成，采用4 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4=非常符合）。介入行为因子为青少年直接参与并干预父母冲突，如题例“我会试图说服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以制止他们吵架”；回避行为因子为青少年会主动回避父母冲突，对父母无任何应对行为，如题例“我会去其他地方，比如躲进自己的房间，或者到外面去”。本研究中，问卷的介入行为因子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回避行为因子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2，问卷的效度指标基本达到可接受水平（χ2/df=4.14, AGFI=0.89, CFI=0.85, IFI=0.86, RMSEA=0.08）。

2.2.3 父母冲突频率

父母冲突频率的衡量指标题目为：“你的父母之间会出现刚才所示场景那样的吵架吗？”，采用4 点计分（1=完全没有，2=基本没有，3=有时，4=经常）。

2.3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SPSS22.0 进行数据的相关分析，采用Bootstrap 方法并运用Mplus7.4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统计确认。结果表明，未旋转时共生成12 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11.36% 的方差变异，小于40%的临界标准（周浩, 龙立荣, 2004），说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影响较小。

3.2 各变量之间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两个场景下的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发现，在主张-主张场景中，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与父母冲突频率呈显著负相关，介入行为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回避行为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在主张-回避场景中，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与父母冲突频率呈显著负相关，介入行为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回避行为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回避行为与父母冲突频率呈显著正相关。

3.3 父母冲突时青少年行为反应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两个不同场景下父母冲突频率为自变量，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父母冲突时青少年的行为反应（介入行为和回避行为）为中介变量，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新中介检验流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主张-主张场景中，父母冲突频率与青少年的介入行为及回避行为这两个变量均未存在显著相关，主张-回避场景中，父母冲突频率与青少年的介入行为的相关不显著，因而对主张-主张场景中的两条路径和主张-回避场景中介入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的路径进行了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均不显著。

主张-回避场景中，父母冲突频率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全效应回归系数显著（c=-18.90,p＜0.001），按中介效应立论。由表2 可知，父母冲突频率对中介变量青少年的回避行为的预测效应不显著（a=7.74,p＞0.05）；将自变量父母冲突频率与中介变量回避行为同时纳入模型，回避行为对因变量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应不显著（b=-0.56,p＞0.05），因此用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a与b的乘积，结果显示置信区间[-11.38, -0.48]不包含0，间接效应显著；父母冲突频率对因变量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显著（c’=-14.58,p＜0.001）。a与b的乘积与c’同号，青少年的回避行为在父母冲突频率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7.743×（-0.559）] /（-18.90）×100%=22.90%。

表1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表2 父母冲突频率-回避行为-生活满意度中介的回归分析（主张-回避场景）

4 讨论

4.1 父母冲突频率、青少年的行为反应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冲突频率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这与相近研究的结果一致，如消极父母婚姻状态会使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降低（王金霞, 王吉春, 2005），高频率的父母冲突会使青少年对家庭的生活满意度降低，并感到自身发展和家庭稳定受到威胁（孙莹, 2011; Plunkett &Henry, 1999）。因此，父母冲突是青少年整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父母冲突频率越高，对父母冲突感知敏锐的青少年评价其生活满意度越低。

青少年的介入行为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回避行为则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存在部分差异，杨阿丽等（2002）的研究显示，不论是积极应对行为还是消极应对行为都可以有效减弱父母冲突给青少年带来的心理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对青少年行为反应的定义和分类有所不同，该研究中的个别消极应对行为在本研究中属于介入行为。例如，“面对父母冲突时青少年寻求他人帮助”被该研究归类为消极应对行为，具体含义是获取他人支持，以缓解父母冲突的消极影响而非借助他人力量来介入父母冲突；而本研究中，寻求他人帮助的内容没有限定，因而其内涵可能更为丰富，既包括通过寻求他人帮助以干预父母冲突，也包括在他人支持下缓解父母冲突的负面影响。另外，牟英（2011）指出，相对于寻求他人帮助，回避行为更加指向内部，是消极行为和情绪的体现。因而本研究将寻求他人帮助归为介入行为，本研究中的回避行为更多体现的是与父母和他人保持距离，独自处理或放置父母冲突的影响。总之，本研究认为，比起参与并干预父母冲突或向外部寻求他人帮助，面对父母冲突时直接的回避行为可能更容易使青少年沉浸在消极情绪中，并受到这一消极事件的持续影响。

4.2 青少年的行为反应在父母冲突频率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首先，在主张-回避场景中，青少年回避行为在父母冲突频率与生活满意度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90%；中介效应表明，当父母冲突呈现主张-回避的消极交流形式时，父母冲突频率越高，则青少年的回避行为越多，生活满意度越低。本研究中，关于主张-回避场景中回避行为的中介作用，父母冲突频率与回避行为反应的关系与邓林园、许睿和方晓义（20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父母冲突频率与青少年回避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另外，家庭“溢出”假说（spillover hypothesis）和父母冲突代际传递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冲突关系所裹挟的消极行为和情绪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并且多次发生时，一方面，父母回避式的消极应对方式会让青少年担忧家庭生活，甚至让他们处于焦虑和抑郁的生活状态，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还会引导青少年的社交方式，他们会模仿父母对冲突的处理方法（Kinsfogel & Grych, 2004; Peris,Goeke-Morey, Cummings, & Emery, 2008）。以上研究表明父母冲突通过多条路径影响孩子的心理适应与发展。在本研究中，青少年因反复经历父母的主张-回避型冲突而影响其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同时通过观察学习回避冲突这一应对方式，在面对父母冲突时有所使用，而且可能将其外化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因此作为消极行为和情绪体现的回避行为，会进一步影响青少年对自我生活满意度的评价。

其次，在主张-主张场景中，父母冲突的频率与青少年回避行为相关不显著，这与邓林园等（2017）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体现了不同的父母冲突形式对青少年行为反应的影响。两种场景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冲突当下，虽然前者的紧张性更强，但父母双方都表达了个人的意见，这可能是协商问题的前奏；后者伴随一方的回避，场面的紧张性减弱，但可能给夫妻关系留下隐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张锦涛、方晓义和戴丽琼（2009）发现建设性沟通对夫妻的婚姻质量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回避式沟通则对夫妻婚姻质量有负向预测作用。因而主张-回避型父母冲突的频率越高，青少年对冲突解决和父母关系的评价越消极，越容易采取回避行为；但在主张-主张场景中，无论冲突频率如何，青少年还受到对冲突解决、父母关系的评价等认知要素的影响，使其在回避行为的选择上没有差异。

再次，关于介入行为，在主张-回避场景和主张-主张场景中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有研究表明，无论父母冲突的频率如何，只要是在青少年面前直接展开的冲突，青少年就会主动地、有选择性地介入其中（邓林园等, 2017）。因而本研究中直面父母冲突的青少年可能基于频率以外对父母冲突的感知要素来决定选择何种介入行为。例如，面对父母冲突，从冲突强度、应对效能等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分析，无论冲突的类型与频率，青少年如果认为该冲突强度弱且自己有能力帮助父母缓解，则倾向于选择介入；而青少年如果认为该冲突强度强且自己无法帮助父母解决问题，则倾向于放弃介入。可见，与行为反应相关联的认知要素值得进一步探讨。

最后，本研究证实了父母冲突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证实了在主张-回避的父母冲突场景中，青少年的回避行为在父母冲突频率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作为中介因素，青少年的回避行为不仅影响了其生活满意度，同时也进一步干预父母冲突频率与其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如果青少年反复经历父母主张-回避型冲突，父母和援助者可以考虑从青少年的行为反应入手，通过调整回避行为以减轻父母冲突的负面影响。不过，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父母冲突时青少年的行为反应固然重要，但与其密切相关的复杂认知，如对父母关系、冲突解决、冲突强度、应对效能等的评价同样值得深究，未来研究可将认知与行为进行整合讨论。第二，在使用场景想象法时，只关注了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频率，对其主观感知的冲突强度与内容等缺乏考察，未来研究中需要更加全面地把握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特征；同时，为了提高对父母冲突频率评定的有效性，测量题目数量有待增加；并且，父母冲突的模式也可进一步多元化，考察“妻子要求-丈夫退缩”以外其他模式的影响；总之，场景想象法的运用尚不够成熟，有待进一步完善。

5 结论

（1）父母冲突频率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生活满意度；（2）青少年的介入行为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青少年的回避行为则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3）在主张-回避场景中，青少年的回避行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