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雅 林

（1．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01；2．哈尔滨工业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所，哈尔滨150001）

2019 年至2020 年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当时人们完全未知的态势席卷全球，其传播速度之快、来势之迅猛、感染范围之广、防疫难度之大，是人类病毒抗疫史上极为罕见的事件。 与新冠肺炎病毒斗争的保卫战成为在非传统安全条件下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经过数月的奋战，取得了重大成果，人们的生产生活和防疫步入新常态阶段。

这次抗疫斗争的胜利，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领导和决策理念的先进性，特别是中华民族特有文化所凝聚成的生活方式韧性，成为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深厚根源和“中国力量”。 中国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前行的路上会有很多艰难险阻，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挖掘和培育中华民族生活方式体现的中国韧性，如何把战疫中铸就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聚集到每个人身上，转化为现实的中国力量，创造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时代性主题。

一、从“生活方式战疫”的概念空间看抗疫经验

从生活方式视角总结中国的抗疫经验，涉及在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创造中生成的两个概念建构：一是“生活方式防疫”，二是“生活方式战疫”。两者各有其经验的内涵表述，而分析概念框架的建构就应有其实践经验基础。

（一）“生活方式防疫”概念

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扩散，同任何瘟疫大流行一样，都与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有关。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疫情防控较为成功的国家，都把倡导和推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作为建构公共卫生防护网的重要措施，带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看似平常的做法，却都成为人们新倡导的生活习惯和风尚，对疫情防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疫情防控进入后疫情阶段后，为防止疫情反弹仍需做一系列艰苦工作。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文明史始终是伴随着各种疫情的斗争史，从来没有停止过。 进入21 世纪，由于人类活动对自然干扰程度的剧增，会给各种传染力极强的病原体提供更为适合的土壤，因此面向未来，人类同各种病毒斗争的力度可能还会加大。 即使这次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研制成功并接种了，也还可能产生耐药性以及出现新的更强的危害人类生命的病毒。 因此，人类要战胜不断出现的病毒，不能只靠科技的力量，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与病毒是互动共生体，人类行为得体和健康，就会减少病毒发生几率或同病毒之间形成危害较小的共生关系。 因此，防止疫情大流行的一个根本性措施是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东亚疫情防控做得相对较好的国家也都采取了相关措施。 比如，韩国明确提出“生活防疫”的概念，日本提出“行动变容”“生活变容”新理念以倡导新生活方式［1］。对此，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其形成了“生活方式防疫”的概念和做法。 “生活方式防疫”的核心理念是革除日常生活行为中不利于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旧习惯或化旧为新，树立生活新风尚，提高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自律性和文明性。

（二）“生活方式战疫”概念

这是在全面总结中国战疫经验和观察中华民族在战役中表现出的生活方式样态而提出的概念建构。 我们之所以在短期内控制了疫情，是因为我们动员了14 亿人进行了一场人民战争，彰显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及其凝聚而成的全部生活方式力量。 “生活方式防疫”概念尚不足以表述中华民族全部生命力量的展现。 从疫情防控经验看，单有“防”的举措，尚难以真正战胜病毒的进攻。 比如，日本在“行动变容”“生活变容”理念下，民众的生活自律程度和社会规划紧密程度都具有较高水准，并值得人们学习。 无论“防”的怎么样，要控制住疫情反弹，都需增添“战”的功力。我们提出“生活方式战疫”概念，在实践上和学理上都有其确当性与合理性的根据。

从实践上看，中国这次对新冠疫情防控的社会集体行动，在性质上不是“防”而是“战”，疫情防控中的常用词是“战疫”，是总体战、保卫战、阻击战、歼灭战、大会战、战斗、斗争、作战、全民战疫、新形式的人民战争，形容湖北和武汉是“主战场”，等等；中国投入的是全民族从每个人内心深处涌现出的精神力量、行动力量和信仰力量，是“生命力”转化的“生活力”“战斗力”，是“软实力”转化的“硬实力”。 当然，我们从生活方式角度强调“战疫”，并不是否定“生活方式防疫”的功效，正像武士出征手里拿着利剑、身上穿着铠甲一样，“防”同样是“战”的一体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当我们使用“生活方式战疫”概念时，就内在包含了“生活方式防疫”概念。

从学理上说，作为由知识衍化而来的社会科学范畴概念，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知识：一是日常性知识。 在生活方式概念体系中的狭义概念和“生活方式防疫”概念，大体是以这种知识为基础的，这种概念具有经验性、情境性的特点，易于被大众掌握，但不具有完整的建构性。 二是专业理论知识。 其在生活方式理论体系中构成广义生活方式概念的知识基础。 广义理论形态的生活方式概念涵盖着人们全部生命活动和追求的表现形态，比如包括劳动（生活属性部分）、休闲、消费、交往、政治、生态、文化和精神信仰等生活领域。专业理论概念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往往具有认知上的超前性，但它的追求是逐步日常知识化、大众化和发挥实践上的建构功能，从而化为变革社会生活的“物质力量”。

最早建立生活方式这一理论范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 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他们把生活方式视为涵盖了包括生产活动方式在内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全面展开、实现、发展形式，建立了生活方式的“一元本体观”［2］。 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表述是他们把人类历史看成与“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完全一致的［3］。 “生活方式战疫”概念的学理基础就是广义生活方式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战疫实践中得到展现，构成我们对战疫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之“因”的重要解释框架。

以“生活方式战疫”为范畴概念总结战疫的中国经验，并面向未来发展寻找中国的韧性和力量，坚持三个理论出发点：一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新时代奋斗总目标的大历史视野，检视疫情中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新建构、新展现所提供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瞬间打断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作出巨大牺牲，这一事件看似同中国新时代发展总目标之间形成了张力，但也使中华民族的韧性得到淬炼和升华。 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把“短时段”在民族共同体一个个成员身上展现出的积极因素发掘出来，从生活方式视角为中国“长时段”总目标的发展进程寻找内在动力。 二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无疑要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战疫中展现出的生活方式积极、闪耀光辉的东西，同时疫情也给中国人提供了反思的机会，看清了在中华民族身上平时看不清、看不到的问题，我们也要找出在“活法”上存在的问题。 我们使用“中国经验”的概念也包括这种含义。 三是“生活方式战疫”体现的是从广义理论形态生活方式概念上所确立的概念空间，本研究的一个学术任务就是呈现具有广阔概念空间的专业理论概念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大众的实践力量，并逐步实现日常知识化。

二、战疫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建构的基本经验

生活方式的主体是一个个生命独享的具体的个人。 在中国数千年文明的发展中，形成了有着共同情感、血脉相连、从不间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形塑成个人共有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研究就是以民族共同体的“活法”在疫情中的展现为考察对象，总结中华民族在危难瞬间降临时所展现出的生活方式建构新经验。

战疫中的日日夜夜，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参与者、观察者和思考者。 本文作者作为其中的一员，对于中国生活方式战疫基本经验的认知就来自亲历的参与、观察和体验，虽然也注意观察过程的细节和倾听了无数感人的故事，但更注重作为一种宏观历史事件的观察和思考，正像从卫星上扫描地球球面一样获得精细度的观察是为了对整体面貌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除自己的观察思考外，也随时注意国内外有识之士对中国每个阶段战疫中发生事件的观察和评价，并在比较中确认和深化自己的看法。

（一）从日常“微生活”习俗的变革入手筑牢社会文明的根基

这次战疫是同看不见的隐形“敌人”战斗，敌人可能就在身边，因此维护生命的安全必须从改变日常微小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入手，加强防护手段。 由于疫情中人的生命健康受到现实的威胁，所以这些行为举措既成为社会对个人的规范要求，也符合关爱生命的社会道义，人们接受程度高，推行速度快。 由于控制疫情已超出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公共生活秩序，因此这次疫情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行为的变革，开启了移风易俗和日常生活革命的序幕。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通过移风易俗养成好的生活习俗。 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提出“习俗美”的问题，之后历代名士对此都多有论述。 比如，东汉的崔寔在《政论》中说：“夫风俗者，国之脉诊也。”从现实来看，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既是疫情防控的必要措施，也构成中华民族文明崛起的根基因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否具有高度修养的民族，国际上人们往往通过生活行为来衡量，如旅游者的行为举止、走不走斑马线、是否乱扔垃圾等。 在这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需要从“微生活”的变革做起，激活新的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革除不良习俗、树立文明新风尚方面出台了不少措施，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民风民气发生了积极向好的变化，但也要看到有些号召和措施并没取得预期效果。 例如，改革开放初期试图从礼仪文明做起，全民倡导说“请、您、谢谢、对不起”七个字的文明用语，以及提出“五讲四美三热爱”规范要求，等等。 这说明移风易俗、改变旧习惯往往是更为繁难、细致的工作，“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劝学篇》），只有号召是不够的，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我们还要从非典时期倡导文明卫生习惯的经验中汲取教训，疫情中大家都遵守卫生规则，疫情过后则患了健忘症，马上将这些规则抛到脑后，当然这种情况也是世界疫情史中的通例，我们需要打破这一通例，将这次疫情防控视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生活文明素质的历史契机。

（二）从中国语境和实践出发建构积极有为型的绿色生活方式

这次疫情给人们上了一堂最触动心灵的课：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必须重塑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健康，离不开环境的健康和大自然的恩赐。 这次疫情的暴发可以看作人类自身悖谬式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破坏后果的又一个惨痛的新例。 疫情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潜在的脆弱性，人类如果不改变自身行为，不但会产生更加威胁生命健康的病毒，而且随着温室效应的升高，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也会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国际有识之士都大力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正在转化为实践，开创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局面。亿万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也包括对绿色生活方式概念内涵的中国话语新建构。

对绿色生活方式概念内涵的界定，国际上通行的是从日常生活行为层面所作的阐释，强调抛弃穷尽一切欲望和超出实际需要的生活方式，奉行建立在合理需要基础上的被称作“简朴”“简约”“极简”低碳的生活方式，日本学者还提出“断舍离”的概念，以区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减少过度消费等不良行为对环境的破坏，这些都属于绿色生活方式概念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却突破了这种内涵。 那些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荒漠上，用数十年坚忍不拔的劳动开辟绿洲、创造绿色家园的人们，那些对被严重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和再造、创造美丽家园的人们，他们都用辛勤的汗水创造了自身的幸福生活。 还有，绿色生活方式还应包括社会生产出的食物和提供的饮用水等是否是有机绿色和有益于健康的。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得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中国有大片的国土面积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又有很多的山河湖泊、城市和乡村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人为破坏。如果没有改天换地和修复生态的壮举，何来绿色生活方式。 因此，通过劳动营造绿色新天地和生活家园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应纳入中国语境、中国实践下的绿色生活方式内涵。 这种内涵界定，在学理上是有依据的，即前述的广义生活方式概念。 马克思是把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保证人们生活的方式纳入广义的生活方式理论体系的。 只有在这一理念基础上建立的绿色生活方式内涵，才能真正通过人化生态环境创造来保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实现美好生活目标。

（三）守正固本，努力培育以新型集体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生活方式

我们说这次疫情是大课堂，很重要的是人们在如何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从心底获得了震撼性感受和认识。 国际上许多人士在关注中国防疫取得成功经验时都特别强调一点：形成共识、举国同心、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文化彰显出无比的优越性和力量。 他们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更加顾全大局，更遵守规则，在关键时刻能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表现出令人赞叹的自我牺牲精神。 国际上普遍认为东亚国家在疫情防控上做得比较好，恰恰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 在儒家文化中，“我”并不孤立存在，而是在与他人关系中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个人不可能孤立地获得自由。 相比较而言，奉行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国家，全民精神动员难度最大。

在传染性很强的新冠病毒防疫经验中，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微小不良行动会对全局性的防疫产生风险，甚至影响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疫安全格局。 防疫中个人需要让渡一部分自由，但换取的是个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安全，因此，一些国际人士认为，体现在个人微小生活行动中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代表的是人类最高素养和最高人性，也是生活意义和生活幸福感的高层次体现。 这种集体主义，我们称之为新型集体主义，战疫中充分显示它是“中国力量”的重要之源，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坚决捍卫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新型集体主义区别以下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一是在资本利益驱动下以原子化个人为本位的价值体系，表现在自由观上则是把“我”和“我们”的关系对立起来，奉行个人至上原则，这在美国的疫情防控中有突出表现，这次疫情必然使以这种文化为重要内核的“美国梦”的影响力式微。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大力弘扬新型集体主义价值观，一定要防止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和侵蚀。 二是同否定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只把个人看成“螺丝钉”的极左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划清界线。 新型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把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和个人利益、美好生活追求视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体现的是个人本位与共同体本位高度一致，相互融通，共同构成生命共同体。

（四）家国情怀是新时代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的情感纽带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人内心深处、凝聚在血液中的深厚情愫和文化认同。 这种特有的文化同古罗马“家与国”二分为两大领域的文化不同，是把天、国、家视为自我的落脚点和不可分割的连续体［4］。 《孟子·离娄》有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华文化同世界上大多数文明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即不是把超现实的神灵世界作为核心信仰，而是从文明形成伊始就将“人的生活、现实的社会交往、现实的社会治理”作为生命之基、力量之源［5］。 在长期的水患、外患频发的小农社会，正是国家社稷提供保护，家国一体成为人们的现实信仰。

在这次全球抗疫中，国外媒体在总结各国疫情防控的经验时一致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步调一致是取胜的重要保证，并对中国共产党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正是在抗疫中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执政理念，才获得了人民极高的信任度。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布了最新研究报告《理解中国共产党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该研究经过对超过3．1 万名中国城乡居民长达13年的大规模访谈得出结论：2016 年度中央政府满意度高达93．1%。 这在世界各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中所占比率是最高的。 在中国，党和政府事事以人民为重，人民也就高度认同党和政府；党和人民的步调高度一致，人民也就义不容辞地投入抗疫斗争。 人民与党同心同德的关系，是坚不可摧、任何国外敌对势力破坏不了的。 这里涉及一个理论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国和家应属于二分的两个世界，国属于以权力为中心的系统世界，家则属于非功利的人与人情感自由交流的生活世界，国对家的生活世界往往有殖民化倾向。 但在中国，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奋斗目标的党和政府，同样和14 亿人中每一个生活者一起构成了生活世界，同样是家国情怀的体现者和以家国情怀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的建构者。

（五）传承和光大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格和生命底蕴

神话是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同世界上一些民族借助神的力量来实现人的目标的神话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表现中华民族迎难而上的不屈精神、靠自身的力量改天换地的神话故事。 这些神话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以及《淮南子》中均有记载，儒家《易经》把这种精神和生命态度概括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国歌之所以让人心潮澎湃，是因为表达了这种精神和生命态度。 中华民族固有的这种精神气质在全民抗疫中有充分的展现和弘扬。 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创世女祖先，在人类面临多重灾难时，她在补天时把自己的整个身体也补了进去，这种献身精神在今天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中得到了体现。 中国古老神话在展示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时不渲染神仙救世，而是表达中华民族自身攻坚克难的意志。 在抗疫中，从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到普通的平民百姓都体现出对这种精神的传承。 他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仁心大爱，共克时艰，表现出同心抗疫的巨大能量，在打赢这场人民战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谱写了无数感人的故事，涌现出无数和平时期的英雄，他们构成了中国脊梁。 这种精神气质所贯穿的民族共同体生活方式的共性，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是弥足珍贵的，构成了“中国力量”的要素。

中国在实现复兴的道路上，还会遇到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一系列难以预测的风险和挑战，要真正做到化危为机，创造中国人的幸福生活，就必须承续和弘扬这种精神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倡导这种精神和生活方式与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不同，完全是为了通过奋斗创造中国人的幸福美好生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生活前景。 也需要指出的是，要防止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后可能出现的日常生活平庸化、“佛系化”和“低欲望化”倾向。

（六）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和普及，在疫情发生前已经形成快速发展的趋势。 中国已拥有9 亿多网民，互联网普及率超过60%，但疫情还是制造了“意外”，网络技术进入人们生活各领域的速度在平时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由于被疫情快速推进，现在几个月就实现了，使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一切活动都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 当线下生活按下暂停键时，线上生活却异常活跃起来，手机成为人们身体器官的一部分，健康码成为人们的第二身份证，只需一个App 就可以解决人们生活中大多需要办的事。 可以说，2020 年是中国人云生活的元年，是互联网重塑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年。 在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拓人们的生活新空间、造福人民的美好生活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抗疫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但在疫情防控、治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也塑造了人们新的生活形态。 面对未来的发展，中国需要高瞻远瞩，通过发展高科技前沿技术，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推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革。

但当我们欢呼信息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好处的时候，又不能陷入单纯技术主义、进步主义的误区之中，也要看到其社会应用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甚至生存风险。 比如，云生活容易让人沉浸于虚无的满足感之中，加剧与现实生活的隔离，失去真正的行动力，以及侵犯隐私权和网络鸿沟拉大的社会不平等，等等。 智能机器对人类产生的生存风险可能还有未被认识的方面，比如不少专家提出，智能机器有强大的自我学习能力，不能排除机器在生理和心理上超越人类、争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主导地位的可能，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生而为人的意义。 因此，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也要考虑人文方面的影响和长期后果，不能离开“心”的问责。另外，在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应用时，也要注意为尚未掌握其技术的人群特别是老年群体提供便利和普及工作。

（七）强化以家庭为本位的生活依托和文明传承的社会功能

中国是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以家庭为本位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家庭只是默默地发挥着功能，但在抗疫斗争中人们忽然发现家庭是那么重要和承载着那么多功能，“居家”成为疫情中的一个热词和生活方式：居家隔离、居家办公、居家上课、居家就医、居家旅游等，家庭成为疫情中的坚固堡垒。 家庭中不少新增加的功能在疫情后也将长期保留下来，成为新常态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功能都不能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6］疫情中的家庭堡垒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费孝通在20 世纪90 年代提出，全国有那么多人在外面飘来飘去，为什么中国的秩序还是稳定的？ 秘密就在于家庭，因为人人都为了家，同时又有家做后盾。 家是一起生活、发展和幸福来源的共同体，家的功能和力量就来自家庭首属共同体生活方式聚合的力量。 当代的家庭结构、家庭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家庭的本位地位和文化传统是不可改变的，未来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建构仍然离不开以家庭为本位的功能发挥。

需要指出，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西方反传统激进社会思潮的兴起，家庭的功能受到极大冲击，甚至被视为压抑和毁灭人的个性的“令人烦闷难忍和行将崩溃”的组织单位，这种思潮在中国也有一定回声。 从媒体报道来看，疫情中家暴和离婚率在一些城市也有所增长。 因此，进行家庭建设、发挥家庭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仍是一个重要议题。 这些议题有：发挥家庭的教化功能，按着先哲的教诲，把“修身”作为“齐家”的基础，形成文明的家风家教；建立以爱和责任为基础的和谐家庭关系，既要以非功利的爱为核心，又要强调家庭责任观念，国外流行的“SOLO 化”思潮①“SOLO 化”是在日本流行的一种婚姻家庭观。 调查显示，68%的日本青年男女对婚姻、家庭生活不感兴趣，看重“自立、自由、自给”价值观，结婚怕失去自由、怕麻烦，极为看重个人独立生活空间，时间和钱只愿花在自己身上，不为他人所左右；即使结婚有了家庭，也希望确保一个人度过时间，不依赖任何人活下去。 这一思潮可能导致独身化、未婚化和离婚率上升。在中国是不可取的；在家庭群体责任与家庭成员个性满足之间建立平衡的新型关系；提高家庭生活经营和生活资源配置的能力，能使家庭成员从中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培养好后代。

（八）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表达是社会生活方式进步的重要标志

国家为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授予钟南山等人国家最高荣誉，国家在介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院士的业绩时特别强调他在抗疫的艰难时刻，“敢医敢言”，作出人传人的判断，为党中央果断决策提供了根据。 在疫情突发、原因不明、状况复杂的情况下，钟南山敢于直言，不仅来自他的专业智慧，更表现了他对社会和人民生命高度负责、勇于担当、不惧个人得失和政治风险的精神品格。 钟南山获得网友的赞誉：“他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给人以心安的力量。”

依据新时代“主要矛盾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逐步超出私人生活领域而进入公共生活之中，其中包括社会参与和表达的诉求。有的学者把公众的民主参与称为“生活民主”和生活方式的微观政治建设，“生活民主不仅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自主品格、理性素养和精神生活质量”［7］。

在中国，网络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为公众的民主参与和表达提供了新的平台。 自媒体在提供社会敏感信息上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并有助于从政治上把握舆情和及时作出风险判断，特别是有助于汲取民智，从而帮助各级政府做出正确和符合民意的政策选择和决策。 2020 年中国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就采取了广开言路、问计于民的做法，深受公众的好评。 网络自媒体也会有多种声音，但相信广大网民可以在多种声音的辨别中作为公民逐渐成熟起来。 当然，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每个公民要更加自律，发表言论要有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对自由的权利不可滥用。 对危害公共利益的言论有所限制，是任何国家都要采取的措施。

（九）努力在全社会培育具有高尚精神境界和审美追求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如果说全社会通过移风易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做到“习俗美”的话，那么还属于生活文明的起底性建构，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还应显现更高的样态。 孟子提供了一种境界：“充实之为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尽心下》）这种境界强调的是个体生命的充实完善，表现在人的生命活动上则是形成人格美的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生活方式，这与马克思的说法是跨时代相通的，即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这次抗议斗争无疑使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受到极大冲击和震撼，也提供了一次全民族生活方式跃迁的契机。 我们常常饱含着热泪看到无论是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和陈薇这些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身上，还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志愿者和外卖小哥等人身上所展现的最美人格和生命的光辉，都是从人们心底发生的聚合反应，将使人们的英雄观、明星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发生改变，重新思考中国人的活法和生活意义、生活境界。 生活方式研究的价值取向就是，如何通过生活意义的建构和生活价值的自觉选择提升自身的生活境界和品位，从个体生命状态上焕发真善美的生活追求和审美境界，核心是形成新的人性和新的人。 人们生活的精神境界高了，才更有助于克服日常生活行为中的旧的、不良习惯，消除低级的行为和追求。 而放弃低级的享受、追求高层次精神愉悦就是新人的成长过程。 需要认识到，培育中华民族高尚的精神追求和有光辉的生活方式，是比解决经济发展任务更繁难的任务。 最根本的是在民族共同体日常生活实践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培育“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并把疫情防控中形成的抗疫精神融入人们生活方式的新血液之中。 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标志，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形成富有魅力的以真善美为内核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

三、发挥生活方式建设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功能

可以预判，未来的社会史研究将表明，2020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历史标志性年份，对中国的意义则更加突出。 2020 年8月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8］对新发展阶段内涵的界定是：“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从这一论断中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是对新阶段特征的定性表述，主题是实现人民更加美好生活的发展目标，即由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进入全面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新阶段，这应看作发展理念的重大提升。

（一）新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动能和建构因素呈现出的新特点

进入以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新阶段，社会发展的动能和建构因素呈现了哪些新特点？

1．通过发展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要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提供日益平衡和充分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良好生活条件和社会供给。 但是作为满足对象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从社会层面要实现对人们动态的、复杂多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供给，必须精准地把握人们的需求，而从文化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层面研究人们需求是如何变化的，正是生活方式这门学问的优长和所承担的重要功能。

2．美好生活的主导性指标是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既取决于社会提供的生活资料状况，又是生活主体价值选择、评价和自我建构的自为性过程。 比如，在新发展阶段，社会满足的是人们不断增长的“合理需要”，而不是无限膨胀的欲求，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恰恰容易出现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无度欲求的情况。 再如，需要不仅是量的概念，也是质的概念，新发展阶段不但要从物质层面继续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将注重从精神的、社会的和生活意义层面提升人们的幸福度问题，因为美好生活同精神的、和谐人际关系的、非物质层面的因素相关性将加大。 因此，新发展阶段无疑要引导人们的需要从物质层面向更高精神文化含量层面、从超越私人生活领域向公共生活更广阔的领域发展，这就涉及主体的价值选择和生活意义的建构问题，而生活方式正是研究要如何通过价值选择建构生活意义的学问。

3．“创造生活”是人类独有的生活需要

美好生活的实现不单纯是“享有”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是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通过利己和利他相统一的行为中创造出来的，而且这个创造、奉献过程本身就是美好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组成部分。 研究在主客体互动生成关系中主体“享受生活”和“创造生活”的关系也是生活方式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实现以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发展，必然是社会日益平衡和充分的供给条件和每个生活者自我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而每个生活者对美好生活实现的主体参与度和能动性作用更加凸显，正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发展特征。 在战疫斗争中，中华民族展现出的生命力量和生活方式韧性更使人们看到了14 亿人民在创造自身美好生活上显示的无与伦比中国力量。 生活方式研究的学术取向，就是把这种创造中国人美好生活的力量发掘出来。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而生活方式就是研究“生活办法”的学问。

（二）新发展阶段如何发挥生活方式的重要建构功能

中国的生活方式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生活方式研究的倡导者在当时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要把生活方式问题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层面加以考量，并就此提出了诸多建设性观点。 这应看作生活方式研究者的重要理论贡献。 但在当时还只是前瞻性理论思考，只有到了今天才真正在发展战略层面显示出其理论的实践意义。

1．要用完整科学的生活方式范畴概念指导生活方式建设

我们在总结生活方式在战役中发挥重要功能的中国经验时，提出的“生活方式战疫“这一概念，就是建立在广义生活方式概念基础上的，即中国在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战斗中显示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全面的生活方式力量。 在新发展阶段所要实现的美好生活发展目标是涵盖人们生活全部领域的概念，因此广义理论形态的生活方式概念具有完整的建构性，这一概念把狭义经验性情境性生活方式概念包含于其中，同时又在理论上实现了西方社会学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生活方式概念的超越，回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活方式观上来指导中国的现实发展，通过美好生活建构的全面性，实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和社会进步的全面性。

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要进入主体性范畴概念生成领域

鉴于新发展阶段呈现的每个具体的生活者在美好生活建构上参与性、能动性和建构性作用更加突出的特点，在社会科学领域必然提出了丰富主体性范畴概念、激发主体性活力、加强“软基建”的理论需要。

经济学有个“蛋糕”理论，即发展不但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 但理论链不应到此终止。 蛋糕做大固然好，但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蛋糕？ 是做成口味好又营养丰富的蛋糕，还是做成一个既难吃又不利于健康的蛋糕呢？ 因此，“蛋糕”的理论链要延伸到“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吃好蛋糕”。 “吃好蛋糕”的含义既包括蛋糕好吃营养丰富，又包括吃蛋糕的人有品味的能力。 因此，正是“吃什么样的蛋糕”决定了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蛋糕。 也就是说，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无疑要解决“供给侧”精准对接和服务于“需求侧”的问题，而“需求侧“问题又是生活主体参与建构过程，缺失了一个个生活主体这个“蛋”，是打不成美好生活这个“蛋糕”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任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现实的发展状况同社会需要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还要做出艰辛的努力，重要的是走出对西方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结构功能主义、客体主义的路径依赖。 需要提示的一种现象是，现在通行的许多社会科学概念，如经济、财富、竞争等，从辞源学上看都包含丰富的人文内涵，反映人类生命的主体性活动，但到社会科学在西方工业化发展时期的创立之时，大多抛弃了原有的人文内涵，而具有了客体物化的性质，社会中的人只成了“他者”的没有主体性的人。 时代发展到今天，又需要找回失去的东西。 费孝通晚年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强调社会学学科的人文属性，确立了生活本体论的社会学信仰，强调社会学者的文化自觉是推动社会向着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前行，这为新发展阶段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正确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理论建设在社会客体范畴的创新上取得很大成绩，进入新发展阶段将为主体化范畴的创新提供强大的驱动力，以激发每个生活者的主体性社会建构的活力，其中包括生活方式理论。 在创新主体性话语体系满足时代需要中，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3．突出“生活型社会”政策导向，制定和实施生活方式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

鉴于生活方式建设在新发展阶段实现美好生活目标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因此应研究在“十四五”发展时期以至更长的时期如何发挥其建构问题。 在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各省市地方政府都采取了本地出台和实施的城乡居民卫生健康和生活文明准则或行动方案的措施，并取得较好成效，为新发展时期制定和实施生活方式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提供了实践经验。

制定和实施新发展时期国民生活方式建设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要考虑五个问题：一是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为人们的自为自觉的价值选择行动，成为人们自然自在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自我精神修养的境界，并充分发挥抗疫精神的激励作用。 二是研究如何把党和政府在生活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生活者个人美好生活追求的能动性、社会供给的客体因素和主体的自我价值建构因素、社会的共性行为规范和个性的多样性展现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共同体。 三是编制“十四五”规划要探索如何逐步从以“生产型社会”的政策取向转向以“生活型社会”①作者在本刊2012 年第1 期发表《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一文提出并阐述了生活型社会概念和发展模式，指出：中国在走出“生产型社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之后，所要建构的是与西方消费型社会性质不同的社会，可以定名为“生活型社会”， 生活型社会就是由生活逻辑所贯穿、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提高生活品质，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场域的社会。 “生活型社会”的提出，将为人类第一次走出物支配人的社会模式提供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模式，体现为历史的超越性（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1 期第5－14 页）。政策为主导型的转变，反映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发展要求和发挥其建构功能。 四是生活方式建设的目标是在全社会培育“美好生活能力”，具体包括“美好生活价值选择能力”“生活资源的优化经营能力”“生活审美化能力”和“美好生活协同共创能力”四个方面，并把战疫中展现的生活方式建构的基本经验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发扬和光大。 五是在新发展时期要把全民全社会的生活方式建设纳入精准社会治理范畴。 生活方式文明建设要以个人和家庭的“修身”“齐家”文明培育为基石，并从社区等微社会入手，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结合起来，通过教育、典型示范、行为规范以至行政的、制度的、法律的等多种方式实现综合治理。 可通过开展“新生活方式运动”，形成一定的社会氛围，核心是发挥每个生活者主体的能动性和美好生活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