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协娜 王 艳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即以时间转折和空间转换相统一为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和最大的客观环境。新时代呼唤新理论，以应百年巨变。统筹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瑰宝在五千年文明传承中熠熠生辉，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治理形态和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重视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中的科学统筹，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境界，结合中国发展现实需要，秉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吸纳治理理念精髓，以深广宏大的实践形态体现出新时代的统筹领导，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功、优化与良性循环相协调的正确道路。我们党领导的伟大实践，准确把握对象、穷尽利弊因素、理清相互关系、寻求最优效用，整合各主体及相关力量，形成了社会发展和谐稳定的统筹治理态势。目前我们处于“三期叠加”阶段，透过随信息化而凸显的矛盾问题，有针对性地认识问题症候，推动统筹科学化与科学统筹实践，对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治理性”问题呼唤科学统筹

“管理是一切人类活动中涉及最广泛、影响最深刻、作用最重要的活动。”(2)刘天禄：《统筹学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在管理的系统性难题中，治理被发现并即刻风行世界，对应的是系统所要求的确定性问题。而现实往往更丰富，信息化成果快速普及，大数据、云计算、万物互联，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碎片化又瞬息万变，确定性成为稀缺资源；对整体而言，越是想无缝衔接“全覆盖”，越是捉襟见肘“透风撒气”，以至于产生社会性群体焦虑。世界范围的治理尚在路上，而“必要的革命”业已来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工业时代已近终结，“后现代”问题早已凸显。可见，各个领域与整个大环境一样，亟需将不可控关系向可利用、可适应、可控方向调整，“共同协作”即将开启真正的可持续变革：今天相互联系的世界就像一条大船，每个人都成为解决问题所需力量的一部分。

1.组织性有序与自组织无序的不对称

伴随着社会实践发展，管理理论与实践不断得到升级与完善，尤其是20世纪系统科学以及诸多理论与技术应用基础上的管理得到了科学化提升，产生了“管理即控制”之说。科技的迅猛发展与社会化实践的日益增强，信息瞬息万变，基于系统的管理边界变得模糊而难以确定，主客体以及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多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成为必要。世界各国政府治理模式虽有异同，都体现出多主体参与协同过程的特点，但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组织性有序与自组织无序的系统矛盾，甚或出现组织性无序与自组织有序的体系危机。治理对应的目标任务与问题相伴，一般是区域性划分任务、组织力量，“地毯式”“网格化”管理，寻求组织可控与规范有序。但治理实践告诉我们，这是个世界性难题。

“三期叠加”中的我国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隐蔽模糊又高度关联。以信访工作“系统性”问题来说明，就是以组织应对自组织、以集中应对分散、以有序应对无序，多重矛盾交织、重叠、纠缠，两难、多难、悖论，表现在方方面面：国家对信访权利保护、信访活动许可与对信访行为控制的矛盾；设置制度初衷与民众对信访结果期望的差异；废除或强化信访制度与民众利益价值取向的矛盾；治理高成本运行与法制化管理及难以得到民众理解的困境；流程技术等改革创新方法只起到消极应付、维持现状的作用，民众信访心理执拗，对政府努力视而不见并对自身表达效果及风险无暇顾及，造成不计后果的恶性循环。可怕的是，在当前政治环境下，似乎只有维持现状，才有可能使既已形成的政治生态不被打破，但民众大量涌向信访救济所形成的信访潮，不仅给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3)胡元梓:《中国民众何以偏好信访——以冲突理论解决为视角》，《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而且因信访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了大量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何况日常工作态度、环节、时间、程序等服务与管理问题，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次生”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提高对社会问题的治理能力本质上是一致的。“一体两面”具有对称性，也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与破解之道。走出系统困境，扩大治理视野，站在中国政治结构整体的高度来统筹研究问题，才能全面把握政治过程，找到破解难题的恰当切入点。

2.制度化规范与非制度化运行的不适应

任何制度提供的都是某种原则性、规范性、程序性与标准化要求。然而事物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自组织机制。在群体与组织成长的过程中，制度化规范肯定是必要的，重点是如何发挥制度化正功能防范负功能，这是衡量组织成长与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任务繁重，但同时也出现制度化规范生硬与非制度化运行的不适应、不匹配。分析信访过程，可加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有种观点认为，信访中的国家与民众，是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国家的治理制度创造出了一种政治限制与机会，民众的行为又往往会突破这种限制，积极地在这种限制内寻找机会，最后结果可能是制度被不断调整、行为也被不断限制。信访就是在这样一种互动的过程中展开着，大量非制度化的因素掺杂其中，人为主观的因素随处可见，从而导致了信访结果的不确定性(4)尹利民：《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信访的实践逻辑及其风险》，《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1期。。“非制度矛盾解决方式分为制度合理——手段非制度化、制度不合理——手段非制度化、制度不合理——手段制度化三种类型。选择非制度化矛盾解决方式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短缺与执行偏差、非制度化主体收益的心理预期、闹事亚文化的形成与蔓延,这三种因素相互交织,促成了非制度化矛盾解决方式的选择偏好。”(5)邵燕：《非制度化矛盾解决方式的成因、类型与应对》，《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这种治理过程中非制度化因素的过度渗入，可能是基于某一特定时期政治的需要或其他原因，但这种处理方式却以降低人民对制度可靠性和稳定性的信任为代价，变化越频繁，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度就可能越低，以至于出现对政府信任呈现出“倒金字塔”的情形(6)胡容：《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由此可见，对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把握，需要从中国政治结构的整体着眼，从分析地方和基层问题入手，实现顶层设计与中下层同步的统筹兼顾。制度建设势在必行，根据问题归属，制度问题也要及时改革。属于制度的部分就去改革制度，属于民众行为的部分用规范引导，属于政府及部门的部分则转变职能。从分工上要体现核心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要站在全局、统揽主导、协调各方，科学、民主、依法，担当起全方位的总体责任，应成为先进政党与政府不断进行反思变革的力量。

3.“树结构”“网结构”与功能的不协调

观察人与自然大的生态结构可以发现，生物圈的基本结构分为纵向的“树结构”与横向的“网结构”两大类，总结构则是“内树外网”。这两种结构都通过“结点”来形成。“结点”在这两种结构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同一“结点”可以是“树结构”中的一个环节，也可能是“网结构”中的一个“结点”。“网结构”中的每一个“结点”都是一个“树系统”，“网结构”中的“结点”如果单向联结起来就会组成一个更大的“树系统”，而“树系统”内部相同层次的分枝间，也有类似的网结构关系。道法自然。结构—功能理论揭示了结构与功能特性的内在关系。社会结构与政府机构是否亦如此呢？以信访为例来分析，信访工作系统具有纵向压力传导机制，属于“树结构”，而信访工作开展和运行则需要横向用力、协调各个部门共同履职，因此又具有“网结构”特征。这就产生一种结构与功能的扭曲。政治生态的改善过程，就是二者的和谐完善过程。从此次疫情防控看结构与功能之中国优势，包括体制优势，民主集中制、人民军队忠于党、国有企业主力作用、悠久革命传统、广大爱国民众、包容性中华文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得到充分体现。如何像生物圈般实现“内树外网”达到动态平衡？可否考虑二者共进互补：高层制约(树制约)的领导起根本性的主导作用，引入同层制约(网制约)，强化规则意识与法治意识，同时发挥横向制约作用，以政务事项公开、公平竞争、公开评价、群众评议来消解纷争；以国家整体发展的供——需平衡为环境制约(生物圈制约)，通过外界环境提供的总能量的变化来对整体结构进行综合制约，从而实现统一整体功能的良性循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的国家行为，已体现出体制组织的“树结构”、部门和基层与社区管理的“网结构”、全国上下整体的“内树外网”结构的统筹协调，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能力。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总结与完善。

4.系统性与科学统筹的时代性交汇

众所周知，系统性知识体系是科学化的成果。“唯物论、辩证法为科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科学理论本身又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具体体现，甚至是它们直接应用的科学结晶”(7)刘建明、王泰玄等：《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因此，如把科学理论看作一个有序的知识系统，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实验是其基本特征，那么，科学化作为将人类某些活动本身作系统化反省的过程，也离不开对上述三者的探究。由此，基于统筹本身的实践性，统筹科学化意喻有三层：一指系统性知识体系的学科建设，这是常规意义的概念范畴等学理性建构；二指统筹实践本身的系统化反省，对统筹经验教训及时进行科学总结归纳提升，不断提高统筹行为符合客观规律的程度；三指揭示有效解释、预测与控制纷繁的社会问题与秩序的自然法则。就此标准来看，统筹还有一个系统性乃至科学化过程。一方面，要完成统筹知识体系的科学化，另一方面要祛除系统性自身的局限与弊端，同时还要以统筹科学化推进科学统筹。目前状况是虽有统筹概念和日常实践，却没建立起统筹学这个理论体系和学科；运用学习者众，专业研究者寡。当前，统筹已成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总体安全、发展战略、危机化解的急需。古往今来，统筹亘古不变的内核与新时代复杂实践要求以及信息化高科技载体叠加重组，新时代的统筹已然不是纯粹经验性知识可以支撑的简单活动，而是需要科学理论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技术融合贯通应用的复杂实践，因此科学统筹具有更加艰巨的使命。可以明确的是，后工业化、信息时代开启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要求的科学统筹，注定是非同寻常的。我党对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的组织领导及统筹实践，就为世界提供了现实案例与成功样板。

二、科学统筹的渊源与实践依据

大变局、大实践呼唤大理论。传统哲学回答“人”的基本问题，新时代哲学需回答人的“类”问题。中西方传统哲学源流对思考人与自身、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方面对立排斥又交融汇通。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同，以大数据为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创造出一种以信息数据控制他人选择方向的方式，这种形式与过去直接扣除劳动价值不同，是对人“类”的新挑战。后现代，人工智能似乎已解决人类的劳动异化问题，但“新新人类”的“类”存在，即如何统合自身与人工智能体乃至自然、社会的关系，需要新的思维模式去解决。统筹，基于中国智慧和文化传统，跨学科来关照“类”发展问题。当前，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需要具体的学科理论支撑。习近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深谋远虑、通观全局，雄视古今、广纳中外，集其大成而用之，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其统筹思想与实践到达了这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登上了21世纪的历史制高点，体现了时代性要求，成为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指导性理念。

1.统筹是世界治理风潮与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交汇

统筹根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千百年来的“大一统”思想和整体思维相伴而生，有着中华优秀文化渊源与实践基础。基于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源于古代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统筹”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展现的是东方的文明与智慧。“统筹”强调的是领导者为实现人、时、空差异相统一对有限的资源所进行的全局性、整体性的调配与规划，评判整体需要的优先级，以最有效的安排和最大化的成效、最佳资源优化配置为依据，实现领导、规划、预前、资源与利益的优化整合。西方语境推崇“治理”，没有“统筹”概念，故而“统筹”一词至今没有找到恰当的英译词来推介。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侧重点，“统筹”与“治理”是东西方文明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抽象和概括。当下，“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国家统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治理”风潮席卷全球，人们毫无顾忌地用治理来代替统治，将治理、创新和变革相联系，形成系列“治理产品”，“治理”自身也成为需要治理的问题了。需要注意的是，治理同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要求，我们应防止在重组社会内部各级责任时削弱中央集权国家，将其再分配的功能服从于自由经济规律的目的。统筹兼顾各种社会复杂性并有利于对话和集体行动，方可在推进上述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进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相应升级，以应对国家治理的全新挑战，适应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新常态。社会转型中现代公民意识的成长和现代国家的构建，需要克服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修正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保证政府依法行政。同时，应该充分看到、估量以及预防“治理”系统性、确定性局限带来的风险。为克服治理失灵，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元治理”“健全的治理”“有效的治理”“善治”“电子治理”，集权治理或分权治理。其实，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于推动民众表达的制度化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科学统筹在关注社会管理力量多元互动的同时，对领导角色给予重新定位，提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整体统一思想，已被视为21世纪的主导思潮。

2.统筹是我党领导人的一贯主张与长期实践

“统筹”之于实践，作为综合平衡的原则或思路，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源远流长，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执政方式之中。我党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以统筹兼顾来处理各种矛盾问题和革命与发展问题。统筹兼顾也成为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党对国家统观全局的认识，是对千头万绪各项工作的整体综合。毛泽东同志十个指头“弹钢琴”，注重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邓小平同志“两手都要硬”，注重全面协调；江泽民同志“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注重可持续；胡锦涛同志“科学发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习近平同志“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以整体辩证思维，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一种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又是集古今中外治国思想精华的再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各个层面前进的脚步声中，乃至于在群众衣食住行的丰富上、老百姓的饭桌上，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新时代新思想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和社会改变。统筹，意味着顶层设计与责任担当。“统筹，是指在方向目标确定的基础上，将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放在世界大背景下来运筹谋划，以推动事业发展、顺利实现目标。”(8)李德顺：《统筹兼顾，注重大局观念》，《人民日报》2016年7月29日。习近平同志敢于正视和回答当代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性治理难题，其治国理政思想体现出鲜明的统筹意蕴。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充分验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形成由多点向多面的扩展，指导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通过协调各主体、客体与环境，整合人群、时间与空间，寻求和把握对实践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立体网络型的统筹治理形态。

3.“统筹领导”是新阶段民族国家整体发展的客观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决于党的治理现代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基层社会治理实效和领导干部的统筹能力。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统筹兼顾推进整体事业发展。特别是2018年以来，多次强调统筹问题。2018年3月，首提党的“统筹领导”。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因此“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9)《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领导紧密结合深化机构改革推动改革工作》，《新华每日电讯》 2018年3月29日。，统筹安排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和各领域改革，通过机构改革推进各领域改革，在深化各领域改革中优化机构职责配置。2018年9月，又强调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2018年10月，在东北视察时提出要“科学统筹精准施策，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2019年7月5日提出:“要加强党政机构职能统筹，发挥好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统筹本领域重大工作”(10)人民日报评论员：《以机构改革新成效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19-07/08/c_112472。，并且要求以目标为着眼点去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以问题为着力点去补短板、强弱项。统筹兼顾的目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为民统筹，就是最负责的担当。担当的底气与力量，来自人民。习近平同志从自我做起，从关键少数抓起，强调从严治党，使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与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相适应、相契合，党在保持斗志高昂、肌体健康前提下，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破解难题、化解危难。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统筹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了“改革全局观”：要牢固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他突出强调了改革的“全局性”，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方面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伟大事业”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全面发展、辩证发展、包容发展，是主体、客体与环境的统一，目标任务、时间阶段与空间规模的协调，事业愿景、措施手段与效率效用的一致，业绩成就、投入产出与良性循环的匹配，只有这种“全局性”，才能真正有效增益社会主义事业与人民福祉。

纵观人类发展史，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实践过程中的“四不”问题的形式与内容可能千差万别。但万法归一，百年巨变复杂大局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都需要统筹领导与科学统筹。统筹着眼点要立足大局整体、及时因应转变，并分层分类有序着力：中央和上层领导、各单位“一把手”，着重解决不可逆不确定问题，对方位、方向、方略、决定的“校”准、“确”认，确权、确定、确切、明确、准确等等，尤其针对体制性、体系性问题；而其他领导、地方和基层工作部门的领导，注意力焦点是解决不稳定不均衡问题，追求“精”，精确，精细，精准等等，针对机制性、系统性问题。“四不”问题的分层分类管理与综合处理相结合，是大势所趋。上层路线方针政策“确”而“定”，基层执行才能“精”而“效”。可见，由于现实需求的不断增长与多样化，上层的任务是重战略统筹与顶层设计，基层的任务是重精细落实与精准执行。

三、统筹科学化已成急迫的实践课题

当前“后工业化”转型进入信息化时代，从知识体系到实践体系，都需要一种从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现代性中提炼出具有“新现代性”的东西，而统筹作为一种既古老又崭新的智慧和方法，它从朴素知识走向科学进而实现学科性构建并指导实践，需要一个跨越当前学科牢笼分割的重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统筹科学化。在服务于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中，抵制各种不确定性、碎片化以及西方意识形态与科技的渗透，必须推动科学统筹的研究。

1.推动系统向统筹的思维方式转化

实践是从根本上解决以往一切形而上学所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和困境的东西。从古典的浑然到工业化时代的专业化、分工化的现代性，再到信息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实践转型上，反思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应看到系统思维深种于我们生活、工作和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产生的系统性“路径依赖”根深蒂固，高学历与西方学科背景者尤甚。因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从经验思维开始的，逐渐产生不同专业知识形成专业思维，由专业思维集中产生系统思维和系统科学；随着信息化发展，系统思维与经验思维的统一演化升华统筹思维。

从管理视角看，系统思维并非一无是处，其中的各个部分是边界清晰的，这种系统化制约是管理有序的必要条件，否则就难以管控。问题在于，信息时代各种不确定因素剧增，实践直接面对的统筹问题，呈现出动态网络化特征，突破了系统对现实问题的可控抽象，同时包括可控、不可控与可管理的“体系”(即统一体)问题。人们往往囿于系统性思维而缺乏应变意识，由此产生防疫中的武汉反应太慢的现象。慢，是以时间换空间的行动要求。如何在危急情况下统筹时间与空间及人群，系统可作基础，统筹才是前提。如“封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是用空间换时间，如能用时间换空间，就是提前预防、及早采取措施、第一时间阻断病疫，同时因势利导，协同互动，克“疫”制胜。

众所周知，人的思维又分为线性和非线性两类，互相支持。没有线性思维，思想就无法交流；没有非线性思维，思想就不能发展。系统知识的更新发展，需要由非直线性思维横跨出去、产生的新思想，在开放环境中加入外部因素、重组、创新，环境因素作为重要变量不可或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1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从线性与非线性，从系统到统筹，方法工具的创新，基于实践的整体性与物质统一性，是通过无数的过程和无数的联系相统一的连续形式来实现的。统筹就是把时空作为任何事物的构成要素、事物发展的框架、事物的本质内容，同时作为研究事物的核心方法以及它们的统一对象来对待，权衡所有的轻重缓急得失，即时空是统一对象内生的。领导者统筹实践就要处理人与时空的轻重缓急得失，就要选择自己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中国的新时代改革开放，需要兼顾各个方面与领域的统一和平衡，转方式、调结构的高质量发展新常态，要把发展——变革——创新与机遇——风险——规避三部分合起来才叫发展。而无论是经济治理或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都需要突破过去的各领域分治、条块分割的“技术官僚式”思维，以及由此带来的低协同性困境，“整合思考”重要性突显，“整体考虑”成为领导者的必须，“整体思维”成为新时代解决问题最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导者作为统筹主体，在新时代已由管理服务转为领导决策与战略统筹。针对社会问题的无结构化、多系统、多角度、多类型所产生的不可控现象，作为统筹主体应着力优化、转化，实现对人时空的大辩证大协调。统筹处理的总体问题，是在复杂实践中由“安危、轻重、缓急、难易、得失、疏备”等构成的“多难”问题。反思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的“安危、轻重、缓急、难易、得失、疏备”方方面面，我们是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局面与多难问题的呢，各级各类组织与个人，应该都有许多感悟及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2.统筹思维“整体关联”的“统一体”假设

所谓“统一体”是一种概念抽象，指具有相互关联的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单元或系统构成的统一整体，也就是对问题中的人、事、物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利弊条件作出的抽象概括。“统一体”概念的导入，基于社会整体性思维，其含意既是整体的统一，又是统一的整体，构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东方文明传统一直注重整体关联，认为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之中，才能正确认识它也才有意义，各个部分彼此是一个整体。古人心目中的事物无论如何复杂，万法归于“道”，宋代以降也说“理”。汉代的《河上公章句》注《老子》认为，老子之道，既可“治身”亦可“治国”。范仲淹则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早成千古佳话。基于整体关联理念，用统筹去管理战略问题，其中隐含这样的假设，一是判断是战略问题还是策略问题，是复杂问题还是单纯问题；二是从战略上解决问题，不是简单修补细枝末节或点面，而是顶层设计、统筹治理；三是复杂问题呈现为一种立体螺旋型动态变化。因此，统筹从整体去把握的首先是规律与大局，透过现象看本质乃至破局，也要在最高层次上总体处理。整体统一体本身是活的全息的，具有自身的完整性、独立性。剖析这个统一体，或者以此为窗口，我们可以领悟现实问题的有机整体性与复杂关联性。为什么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对于人体与治病，同一个对象，两者竟各成一体甚至无法沟通。原因就在于看待人体生命的根本观念不同。中医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人体是不可分的整体，一切以自然为宗。现代西医把人体看成静态可分的物质实体，由此导致了两者根本方法的差别。

在整体统一之中，系统对于统筹是有贡献的。系统的特点是边界清楚、目标明确、方法可控、数字可量化、追求极值等。如果系统在统筹之内，系统则解决方向、可控、目标任务的有序问题；如果系统在统筹之外，则解决有效但不一定解决整体需要的定位、定向、定态、定势问题。而统筹在系统基础之上，可取得整体发展的统一效能。统筹的实质是“主动”。主动，是有机体生机与活力的表现，也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担当。主动去打破系统的局限，创造条件、推动转折、驱动创新，在资源、目的、方法、效果、载体、空间各个方面突破并得以实现统一。主动，才会创造机会、争取时间和空间，才能前瞻和预警。系统方法不太讲主动，因为一主动就会产生不稳定、不均衡。社会实践却期翼主动行动，引发不同程度、适度与幅度的不稳定不均衡，才能寻找机会达到弯道超车、取得全局主动权。所以，系统方法本质上是保守模式、回避主动的。目前我们体制中存在的某种不作为现象，干部没干劲、不主动、缺乏内生动力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系统性局限造成，需要的是体制性改革，不是单靠教育、修养与境界所能解决。

统筹与系统方法的根本区别，还在于其对象的产生。统筹对象是经过统筹方可产生的，不是现成的直观地出现的。对象是针对一定的人时空来讲的，恰如人在景中，同时人也成为景观的元素；复杂形势要求我们超越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关系，把主体、客体和环境作为统一过程来研究，因此又如人在观景。人的实践活动所针对的事物受到人的作用，使人成为差异利用中唯一一个起主导作用的要素。系统之中的人，很难跳出部分看整体。人的侧重点不同，认识对象就不同，各类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人本身也在不断地变换心意与视角，人所处背景又是多么地繁纷复杂，稍纵即逝，没有系统化的时机和固定场域，由此必然凸显出统筹的必要与困难。如果可以在信息不清晰、不准确、不完整之中，抓住要害、找到“最大公约数”，处理和调整各方关系，方匹配于“整体统一”的统筹对象。全国是一盘棋。脱贫攻坚如此，防控疫情亦如此，把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和健康安全放在首位，作为最根本的利益，作为最能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关键点，才是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和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我们党的科学统筹，追求的正是全体人民整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维护的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利益。

3.统筹科学化的进路探索

第一，统筹科学化的跨学科理解。不可按照惯常表面词汇作论断，可尝试把统筹作为一个整合平台，采用新的思维去诠释。(1)统筹意喻的概念是复合多重结构的，是“体”“用”“效”的三合一。(2)统筹意喻的概念不是固化的，在人时空统一中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动态的。(3)统筹意喻的概念是多层次的、重叠的、交织的。(4)统筹的学科界限是隐性复合的，既寓于各个学科之中，又超乎各个学科之上。实际上，统筹是整合、重组并创新了各学科，它不必有专属概念和方法，只有独特的统筹原理和原则，即针对各种实践过程的适应、适用、适合、适当、适度原则，依据统筹原则组织各种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法，解决不可逆不确定问题，在此基础上用系统方法解决不稳定不均衡问题。因此，以统筹看待问题时，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一概而论或局于一般的线性因果关系，更像是中医诊病，把人置于自然大循环之中，“望闻问切”复杂动态整体把握脉搏，因人因病因时辨证施药，一病一法，一人一方。

第二，统筹科学化的超系统理解。统筹科学化理论来源有三：一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为根；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本；三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为方法保障。系统思想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综合现有的一般系统理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协同学和超循环论等现代复杂性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技术哲学问题的横断科学”(12)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甚至可将唯物辩证法规定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一定意义上，当代系统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关于整体与部分观点的具体化发展。中国古代朴素的系统思想是现代系统理论的又一重要思想来源。中国古代系统思想资源丰富，可溯至《周易》“八卦”思想及演化的“阴阳五行”说，《黄帝内经》把阴阳五行的平衡视为一个和谐整体的前提条件。《孙子兵法》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运用动态系统的思想来分析战争局势。以上系统思想成为现代系统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在如此丰厚的传统系统思想资源的温床上，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统计学、管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现代系统论在原有系统思想观点方法和理论基础上，成为新世纪新时代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伟大成就、当代主导性的综合性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究竟系统、系统性是什么？局限何在？问题是否与系统思维局限有关？人们却少有细究。统筹以“整体”“体系”有机统一为视域和框架，超越“局域”“系统”的格式化及集成模式，具有更好的阐释力。

第三，统筹研究的超常规理解。统筹之所以在日常未被重视，概因日常生活往往处于系统性规范性之中，只有在高层次、复杂局面、危机时刻、多难困境中，最典型的是如战争、疫情、灾难、应急等生死关头和重大较量中，统筹才会格外重要，正如预则立，统筹则胜。统筹研究的对象是领导者在复杂实践中运用多专业方法运用、多组织层次结合、多阶段衔接逐步形成的。准确抓住对象，即找到实践主客体与环境的交叉重合部分，是领导统筹的关键。从理论研究上说，统筹方法是以核心方法、价值方法、决策组织方法和学习方法组成的组合方法论体系。统筹对象与统筹方法的统一是它们的确定、稳定、中心、主动的统一过程与动态开放体系的兼容。统筹研究的总体思路是依据领导者复杂社会实践的“确定——稳定——中心——主动”过程，研究“对象——目的——方法——成效”的关系，以发掘、充实、健全、提升统筹理论基础最终指导实践成功。统筹研究的路径，是从复杂实践(多程序、多结构、多对象、多方法)的过程入手，对实践过程中多重关系排列组合，按照时间、空间和人的统一，统一筹划、统一组织，促进并维持实践的成功、优化与良性循环的统一态势。

4.统筹科学化应着重处理的关系

第一，势态预见。从大的时空来看统筹，探讨的是如何从偶然事件中及早发现问题、尽早介入和处理问题，如何从数量不多但可以发挥超常作用的因素中认识规律和根本。这需要研究人群的思想、行为和博弈，结合各科的方法体系，研判把握环境、资源、机会、趋势不同的“态”，判断稳定平衡态、调整不平衡态还是远离平衡态等，做出前瞻性预见和筹划。系统视域中，各单位的运行是线性组织流程，但新的突变条件加入后，造成变化加剧与不确定，各种不确定造成各种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这就需要统筹“主动”去“预见”把握大势。统筹是以预见和预备处理问题的。毛主席说过，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凡事预则立的预，是在时间上跑在前面，在疏备上做到位。预见的思想方法，要求领导不断提高预见准确率，推动领导对事物发展规矩和本质的把握和洞见，能看得远看得全看得清看得准，整合各种专业系统方法，减少预见与实际结果的偏差。唯有主动预见，防患于未然，方可造就整体良性发展大势。

第二，分组转化。统筹具有水性与土性，水与泥土的统一组合，不同条件会出现不同结构，融合转化适应是其特性。犹如对待疾病的方法，西医依赖仪器测量、分析解构，中医是整体思维，调理、化解、接纳、理解，与病共处。人体的疾病无非是三种，退行性衰老性病变与遗传性疾病是必须接受和适应的；外来侵入性的疾病是环境外部条件造成的，有的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大多数还是可控的。适应和改善环境，提高人类自身免疫力是唯一选择。人类社会发展亦然，要适应矛盾问题“病毒”的变异和存在，必须成为适应性主体，主动借助科技手段和力量，以提高人类社会免疫力和适应力。统筹就是发挥“社会水泥”的作用，增进社会有机团结，建设精神家园、和谐共同体，统一筹划、应对危机、走出困境。

第三，辩证统一。统筹机制力量的复合特性，包括方向、核心、网络、机制、方式、周期等，是六个维度的统一：一是方向。包括环境方向、事业方向、实体方向的统一。环境方向如全球化、网络化、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二是核心。即本质，唯一性。统筹对象与其他事物之别在于人时空的唯一性。三是网络。即边界模糊的网络、虚实相间的网络、软硬相成的网络的统一。四是机制。即统一机制、协调机制、平衡机制等的统一。五是方式。即决策方式、运行方式、发展方式等的统一。六是周期。即生命周期、运行周期、组织周期等的统一。统筹通过以上机制，把“目的、方法、对象、成果”(简称“四同”)作为一个问题来解决，如抗日战争，目的是解放中国，对象是落后、愚昧、腐败的中国社会与旧制度，方法是用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效果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社会的解放。中国人民既是目的、又是对象、又是方法、又是最后成果。国民党抗战之所以输是因为这些方面都是脱离分开的，只有统一起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就是统筹方法。统筹解决了目的、方法、对象、成果的“四同”，也就扭转了不可逆、不确定态势，同时成为系统的前提，系统再解决“四同”下边的“四不”(不可逆、不确定、不稳定、不均衡)中的不稳定、不均衡问题，为统筹提供更可靠的保障。所以，打破常规去认识二者的关系，二者不是排斥分离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发挥系统与统筹的叠加优势，是统筹科学化与科学统筹的可能进路。

总之，复杂实践要求我们统筹把握整体大势，未来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相统一。新冠肺炎防治作为复杂实践过程，应予统筹组织，首先要区别可控与不可控的、可利用不可利用的、可组织不可组织的因素或范围，按照机会最小公倍数与资源最大公约数的平衡关系，统筹领导和科学施政。化“危”为“机”，转“机”为“势”，也不是让不可逆成为可逆，而是在不可逆的方向上，运用人时空统一调配原则，使秩序、节奏、质量、服务等变得更为确定、稳定、均衡、有效。疫情爆发与工业化城市化的互动关系将被重新认识，推动社会治理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从疫病爆发来统筹思考、一体化看待我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式，科学对待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全球化过程。统筹安排全民防疫应急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多功能性。重新思考中医科学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中医以人的自组织为宗旨，观察的不仅仅是人体，还有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同病异治是空间与时间关系的辨证施治，其对自组织力的观察和判断，与科学统筹实际上异曲同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世界各国发展“情结”难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地球生物圈自我修复达到极限，病毒噬人，气候异常。中共中央在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提出“生物安全”立法要求。站在全球整体看问题，全球关联的整体性与地球家园的唯一性，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呼吁世界各国以及人人都要行动起来维护修复家园，反思传统与现代及后现代的关系，反思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全球性的科学统筹与统筹领导虽任重道远，但须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