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必应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阳 550025)

洛神，中国神话传说中司掌洛河的地方水神，初名“宓妃”。“宓妃”之名，或源于屈原《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嫔？”[1]99王逸注：“雒嫔，水神，谓宓妃也。”[1]99雒，许慎《说文》：“雒,鵋鶀也。”[2]76又或通“骆”，指白鬃的黑马。嫔，《说文》：“嫔,服也。”[2]262《尔雅》：“嫔妇也。”[3]指妃嫔。《尚书·尧典》：“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4]《天问》中宓妃身份为黄河之神河伯的妻子，被夏有穷国君夷羿霸占，其形象是一个骄傲乖戾、美而无礼、淫乐无度的配偶神。对于宓妃身份说法颇多，汉王逸认为是“神女”[1]31，唐代李善注《文选·洛神赋》引如淳注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5]269宋洪兴祖补注《楚辞》云：“宓妃伏牺氏之女，故使其臣以为理也。”[1]31

随着历代洛神形象的丰富和发展，“洛神”或曰“宓妃”这一形象，逐渐成为文学作品寄托情感加以歌咏书写的对象。《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1]31《淮南子·俶真训》：“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6]司马相如《上林赋》：“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妆刻饰，便嬛绰约。”[5]128-129张衡《思玄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丽以蛊媚兮，增嫮眼而蛾眉。”[5]219在所有围绕洛水女神的文学创作中，《洛神赋》堪称声名最著的文学作品，其赋中之“洛神”甚至成为后代世人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及至晚明，河东君柳如是作《男洛神赋》，亦为一篇不拘于俗之作。结合曹植《洛神赋》、柳如是《男洛神赋》的创作背景及其心态，体察两赋中的书写视角及性别立场，可见由于时代背景及个人经历心态的不同，两赋有相同之处又有异别之分，于两赋对照之间，颇可见其殊趣。

一、两赋创作背景及心态探微

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云：“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7]223人之作赋，实言其志、表其心、状其情。《洛神赋》与《男洛神赋》两赋创作时间相隔虽久，但创作背景及心态却有某种相似性。虽然一个贵为王侯、一个流落章台，身份地位相差悬殊，但观二人人生经历，都可谓郁郁不得志，有所盼而不能得，这种苦闷感与失落感伴随二人一生。正是在这样的生命体验下，两赋之创作皆在于寄寓身世之感、言表平生之志、谱写心灵之曲，虽相隔千年而极见默契。

(一)以赋言志的《洛神赋》

曹植《洛神赋》原名《感鄄赋》，因“鄄”与“甄”通，后世遂有人附会出曹植与文帝妻甄氏之风流韵事。此说实为虚妄而又流布颇广，毁前人品行而污后人之口。鄄，实指地名，在今山东境内，为曹植之封地，曹植封东阿王，又名陈王、鄄城王。所谓“感鄄赋”者，即于鄄地遇有感之事而赋之，实与甄氏无关。“感甄”之说见《文选》卷十九李善作注：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涕。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令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5]269-270

此说历来多受批评，朱乾《乐府正义》：“按《文选·洛神赋》注载子建感甄事，极为荒谬……然则《洛神》一赋，乃其悲君臣之道否，哀骨肉之分离，托为神人永绝之词，潜处太阴，寄心君王，贞女之死靡他，忠臣有死无贰之志，小说家附会‘感甄’，李善不知而误采之，不独污前人之行，亦且污后人之口。”(1)[清]朱乾：《乐府正义》，乾隆五十四年刻本，苏州图书馆藏。丁晏《曹集诠评》：“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2)[清]丁晏：《曹集诠评十卷》，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刻本，哈尔滨市图书馆藏。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言此赋旨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8]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亦云：“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于太阴，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盖魏文性残刻而薄宗支，子建遭谗谤而多哀惧，故形于诗者非一，而此亦其类也。……不解注此赋者，何以阑入甄后一事，致使忠爱之苦心，诬为禽兽之恶行，千古奇冤，莫大于此。”[9]

“感甄”说无疑虚妄，曹植《洛神赋》“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意在继承楚辞以男女譬君臣之笔法，与屈子之志同。曹植少有壮志，其《白马篇》中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0]105之言，可见其激昂奋发之状态。然自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丕立为世子后，曹植既失宠信于武帝，又见忌于文帝、明帝，多受防范与限制，直至太和三年(公元229年)郁郁病逝于东阿。《洛神赋》作于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距其病逝仅七年，饱受猜疑的苦闷悲愁、人生不得志的郁郁寡欢，在赋中通过对“神女”的书写或可一见。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亦是曹植与柳如是赋作之中情感有别的重要原因。

(二)谱写心曲的《男洛神赋》

与贵为王侯的曹植不同，柳如是一生奔波于风尘，《男洛神赋》的创作与此经历紧密相关。清顾苓《河东君小传》云：“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3)[清]袁翼：《邃怀堂全集》，光绪十三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柳如是妙龄坠入章台，乱世风尘中往来江浙、金陵之间。其一生命运多舛，先在幼年被辗转贩卖，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嫁年逾花甲的大学士周道登，未久道登死，流落松江与复社、几社、东林人往来。崇祯十四年嫁给学贯天人、被称为当代文章伯的钱谦益为侧室，直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为护家业而结项自尽。

柳如是对钱谦益的感情是复杂的。前期，钱谦益为明朝高官，又为文章大宗，不仅在诗文上引领一时风尚，更在东林党人间领袖群流。钱、柳二人又皆饱学之士，寓居“绛云楼”“红豆馆”中，读书论诗、相对甚欢，不失为一对神仙眷侣。清袁翼《邃怀堂全集》云：“牧斋临文有所检勘，河东君寻阅，虽牙籖万轴，某册某卷立时翻点，百不失一。所用事或有误舛，河东君从旁颇为辨正，故虞山甚重之。常衣儒服飘巾大袖间出与四方宾客谈论，故虞山又呼为‘柳儒士’。”③其相敬如宾、如胶如漆之情可见，当为钱、柳前期生活之日常写照。但随之而来的明亡，却把二人这种寄寓书斋的生活打破了，更使二人情志之异显露出来。

清顾苓《河东君传》云：“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③随着钱谦益的降清，钱、柳二人终显非同道之人，精神上已有所分歧。其后虽有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钱谦益因黄毓祺反清案被捕入狱，柳如是四处奔走于次年解救之事，甚至柳如是康熙三年之死也是出于护钱家产业，但这些更多是出于责任。

而《男洛神赋》作于1634年，即明崇祯七年，离明亡尚有十年。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云：“河东君之《男洛神赋》为酬答卧子之《湘娥赋》而作。”[11]143卧子即晚明抗清人士陈子龙，与柳如是交往颇深，亦为柳如是心慕之人，无奈抗清身死。陈子龙《梦回寄柳姬》诗有“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12]563“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12]443之句，“芝田馆”为洛神居所，是把柳比作曹子建笔下之洛神。陈、柳二人两情相投，虽终未成眷侣，然情意颇深，而从柳如是此《男洛神赋》间亦可一窥其心曲。

二、“神”形象及爱慕心理异同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13]505故而不同作者对于同一对象的书写往往“各师成心，其异如面”[13]505。就曹植《洛神赋》与柳如是《男洛神赋》而言，虽然两赋都在于对“洛神”之美的书写及爱慕心理的表露，但写作背景、心态的不同使得两赋各有所异。两赋中不仅作为描写主体的“神”形象有所不同，而且由“神”之美而产生的爱慕心理亦有所别异。

(一)两赋之“神”形象

曹植《洛神赋》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10]211洛神的出场是在车马劳顿、精移神骇之际：“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10]211赋以君王告御者之口吻具陈洛神之形象。云：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瓌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10]212

此段描写飘然浪漫、生动奇逸。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量化用楚辞书写“神女”的句子，所呈现的“神”现象也与先秦以来“人神相恋”主题中的“神”形象颇一致。如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类似于宋玉《神女赋》中“皎若明月舒其光”[5]267的神女体态描述。洛神“瓌姿艳逸，仪静体闲”的气质，也与宋玉《神女赋》中“瓌姿玮态，不可胜赞……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5]267-268的描述相似。再如洛神“左倚采旄，右荫桂旗”的装扮，与屈原《九歌·山鬼》中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1]79的形象类同。可见曹植《洛神赋》中的“神”，依旧继承了先秦“人神相恋”主题中的“神女”形象，但在对洛神之美的营造上更加丰富。如描写洛神“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可见对司马相如《美人赋》的借鉴：“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7]127但总体而言，曹植《洛神赋》中之“洛神”，其形象依旧是“人神相恋”文学主题中的一类。

相对于曹植《洛神赋》中之“神”，柳如是《男洛神赋》中“神”的形象有所不同。《男洛神赋》序云：“友人感神沧溟，役思妍丽，称以辨服群智，约术芳鉴，非止过于所为，盖虑求其至者也。偶来寒溆，苍茫微堕，出水窈然，殆将惑其流逸，会其妙散。因思古人征端于虚无空洞者，未必有若斯之真也。引属其事。渝失者或非矣。况重其请，遂为之赋。”[14]116赋云：

伊苍傃之莫记，惟隽朗之忽忘。惊淑美之轻堕，怅肃川之混茫。因四顾之速援，始嫚嫚之近旁。何熿耀之绝殊，更妙鄢之去俗。匪榆曳之嬛柔，具灵矫之烂眇。水气酷而上芳，严威沆以窈窕。尚结风之栖冶，刻丹楹之纤笑。纵鸿削而难加，纷琬琰其无睹。凫雁感而上腾，潾灦回而争就。方的砾而齐弛，遵襳瞹以私纵。尔乃色愉神授，和体饰芬。启奋迅之逸姿，信婉嘉之特立。群妩媚而悉举，无幽丽而勿臻。椩乎缈兮，斯因不得而夷者也。至其浑摅自然之涂，恋怀俯仰之内，景容与以不息，质寄焕以相依。庶纷郁之可登，建艳蔤之非易。愧翠羽之炫宣，乏琅玕而迭委。即瀖妙之相进，亦速流之诡词。欲乘时以极泓，聿鼓琴面意垂。播江皋之灵润，何瑰异之可欺。协玄响于湘娥，匹匏瓜于织女。[14]118-120

曹植《洛神赋》之创作充满奇幻浪漫色彩，与洛神相遇是在“日既西倾，车殆马烦”“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之际；而《男洛神赋》创作缘由则是思古人征端于虚无空洞之事，并无《洛神赋》中之奇遇。再观两赋描写之辞，《洛神赋》中惊鸿、游龙、秋菊、春松、罗衣、华琚、金翠之首饰、明珠以耀躯、左倚采旄右荫桂旗，无不是一个楚辞书写传统中“神”之装扮；而在柳如是《男洛神赋》中，水气、丹楹、凫雁、翠羽、鼓琴、匏瓜，虽寓意美好，然较《洛神赋》中之意象更为平凡常见。或者说，创作《洛神赋》中的洛神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神女”形象，那么柳如是《男洛神赋》中的“神”更多是一个“世间完人”的形象，是人世间理想男性的化身。

(二)爱慕心理异同

因两赋中“神”之现象不同，它们所体现的对于“神”的爱慕心理亦有所差异，或者说曹、柳二人希望通过赋作来表现的情感有所不同。《洛神赋》中，面对飘然而至的洛神，不免钟情其美而心旌摇曳，但苦于无法表白而心中惆怅失落、犹豫迟疑：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10]212

应当说“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这种失落迟疑的情绪不仅是赋中人物所有的，更是曹植借赋中人以寄寓自身之处境与心情。由《洛神赋》序可知此系黄初三年入京回封地鄄城经过洛水“遇神女”之后而作，而在此前后，曹植处境窘迫。他虽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愿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0]105，想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10]391，然而因其文人性格及耽于饮酒的习惯，先失宠于武帝而失世子之位，后又多遭文帝、明帝猜忌打压，接连被贬迁，密友如丁仪、丁廙等相继被害，人身自由亦多受监视禁锢，以至渐失少时风采，心态日渐消沉。据《三国志》载：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15]333

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常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15]279-280

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籓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15]345-346

曹植既因遭受猜忌而怅然绝望，那么黄初三年的这次入京归途中，其心境当不免于失落仿徨。把曹植的“怅然绝望”与《洛神赋》中的“犹豫而狐疑”联系起来，把最后与洛神的“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10]213与他所经历的君王见疑、不得见用对照起来。如此，求而不得的“洛水之神”即是曹植本人求而不得的政治理想、盼而不见的亲情温暖与君臣情义。那么对于“洛神”的爱慕便是曹植对于理想的追求，而“洛神”终因人神道殊而不可得，也就是对于理想及自身命运不可把握的人生悲歌。

而在柳如是《男洛神赋》中，“洛神”更多象征着一种完美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在人世间的化身便是赋中比作“男洛神”的陈子龙。陈子龙作为“明诗殿军”“明代第一词人”，在明末清初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吴梅《词学通论》称：“余尝谓明词，非用于酬应，即用于闺闼，其能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则者，独有大樽(陈子龙)而已。三百年中，词家不谓不多，若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殆无一人可满意者。……至卧子则屏绝浮华，具见根柢。”[16]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言：“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17]才名之外，陈子龙一生投身抗清事业的壮举相对于钱谦益“水冷”的托辞而言，无疑更符合柳如是心中士人应有之形象。

柳如是与陈子龙之交往最早当在崇祯五年前后，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云：“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约自崇祯五年壬申起，最迟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训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11]106

陈、柳二人志趣一致，又多存旧情，《男洛神赋》中以“男洛神”托指陈子龙，则赋中一切对“男洛神”之赞美，实则为对如陈子龙一般的理想士人人格形象的讴歌。故而《男洛神赋》末尾言：“斯盘桓以丧忧，雕疏而取志。微扬蛾之为愆，案长眉之瞴色。非彷佛者之所尽，岂漠通者之可测。自鲜缭绕之才，足以穷此烂漾之熊矣。”[14]120较之《洛神赋》最后“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10]213的描写来说，其中的悲愁情绪少了许多。故《男洛神赋》中对“男洛神”的爱慕亦不再是《洛神赋》中对“洛神”求而不得的苦闷，更多是一种向往与颂扬的心态。

三、从两赋看女性意识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地位是极难等同于男性的。赵大文《男尊女卑血泪史》中列古代女性遭受迫害分纳妾、典妻、贞节、裹足四类，封建社会对女性之禁锢、残害，可见一斑。而至晚明时期，随着历史进程及社会背景影响，社会思潮大为改观。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价值的体验和醒悟，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通过对比曹植《洛神赋》与柳如是《男洛神赋》可以看到，女性在其间的地位与作用有所不同，亦可一见从汉魏到晚明期间女性意识的发展。

(一)两赋之中的女性

两赋的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有着奇妙的关系，曹植《洛神赋》是男作者描写所爱慕之“神女”，而柳如是《男洛神赋》是以女性视角来描写“男洛神”。女性在两赋间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不仅仅通过赋来表现，亦与作者紧密相连。《洛神赋》中的洛神无疑是美的，其体态摇曳飘然如大雁、婉约轻柔似游龙、发環如轻云蔽日、飘摇状流风回雪、皎洁似朝霞、灼灼若芙蕖，更有秋菊、春松、幽兰、桂旗的点缀，已经无形容之辞以增其美、无复加之语以添其丽。既是在“日既西倾，车殆马烦”之际邂逅如此“洛水之神”，自然不免心旌摇荡：“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途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沓，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10]212-213

正当“无良媒以接欢”“怅犹豫而狐疑”之际，“洛灵感焉”，飘然而至，此处“洛神”似乎与人有某种心灵相通。而之后无论是写洛神踏过椒香小道，走过杜蘅草丛，抑或是言洛神“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都是洛神在一个男性眼中的形象，这一切的出世脱俗之美以至于“令我忘餐”。而其后对洛神离去情景的描写，无疑使这种男性视角下的书写风格更加显然：“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銮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扬。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10]213

这里描写的洛神不再是飘然天外、出世绝尘的“神女”形象，似乎更多是一个为情所困、歧路沾巾的情窦少女。洛神“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甚至陈言“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虽然这里是以洛神之口表内心之情，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洛神”作为一个“神女”的形象，其出现是服务于男作者情感的表达需要的。或者说，《洛神赋》中的“洛神”更多是被置于一个欣赏、仰慕的地位，而这些欣赏与仰慕是由男性来主导的。

而在柳如是《男洛神赋》中，这种性别位置发生了变化。这里的变化不仅仅指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性别的调换，更重要的是，《洛神赋》中作为女性的“洛神”由男性来歌颂，而《男洛神赋》中作为男性的“男洛神”之美是由女性来发掘书写的，男性不再是主导的一方，女性才是这种赞美与颂扬的主体。《男洛神赋》中无论是“尚结风之栖冶，刻丹楹之纤笑。纵鸿削而难加，纷琬琰其无睹”[14]118-119还是“尔乃色愉神授，和体饰芬。启奋迅之逸姿，信婉嘉之特立”[14]119的描写，都是以一个女性追求、赞扬美好的口吻来体现的，这无疑是对一直以来所谓“女德”之下女性形象的打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书写对象不同造成的，更多与作者个体的经历及情志有关，这或于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缘起》中可见：“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11]4陈寅恪先生此番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论断可谓独到而精确，柳氏虽为“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然正如王国维题诗“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18]所云，其气节和操守是不亚于士大夫的。柳如是曾语张溥云：“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戡乱御侮，应如谢东山运筹却敌，不可如陶靖节亮节高风。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4)见钱文选《诵芬堂文稿八编》(民国间铅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故刘梦溪评曰：“河东君能够在才人荟萃的江南佳丽之地得以立足，并为当时的胜流所赏识、尊崇和引为知己，自然不只是因为其聪灵貌美，慧心多艺，以及诗学造诣的深浅，同时还由于她果敢有为、洞识大体、具有政治抱负……明了这一层，河东君当明南都倾覆之后三年不言不笑，与牧斋一起在暗中从事复明活动，表现出悲壮的沈湘复楚之志，就不会感到突然了。”[19]

(二)女性意识的发展

解读《洛神赋》与《男洛神赋》的诸多差异不能脱离两赋创作的时代背景，《男洛神赋》中女性意识较《洛神赋》更加张扬的原因，或可以在汉魏与晚明的时代对比间显见。虽然自先秦时起便有诸如女德无极、妇怨无终之类的所谓“女德”要求，但相对而言，汉代女性所处环境还是较开放的，儒家礼教对女性加以禁锢的教条主义发展尚在早期。汉代女性可以协议离婚、寡妇可以再嫁、情侣可以私奔，如陈平之妻嫁陈平前已五嫁、卓文君新寡而夜奔司马相如诸事。故而在《洛神赋》中，作为女性的洛神对于自己的情感是不加掩饰的，赋中先是因“余”的“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而致”洛灵感焉，徙倚彷徨”，在终因人神道殊而不得不离别之际，洛神直陈心曲、表白心意，这是一个婉柔而热烈、善感而真挚的魏晋女性形象。汉魏之际，因时代动乱不安，命运的无常感与人生的无力感笼罩着每一个人，女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反倒更加开放而自由、热烈而勇敢。在《洛神赋》之中的“洛神”身上，这种对情感的不掩饰、对美好的勇敢追求，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虽然最终“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然犹能“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这种女性对自身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意识极其宝贵，这也是《洛神赋》历千年而仍动人心、感人情的原因所在。

傅衣凌《明史新编》言：“(明代)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经济恢复和超过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并从中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伴随明朝的由盛而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天崩地解的征兆。”[20]明代风气变换、思想激荡、社会转型的情况更甚于前，资本主义萌芽及社会结构的转变使得社会的风气及人的思想都大为改观。及至晚明，这种风气更盛，张显清《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谈道：“晚明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由早期人文主义思潮和实学思潮所组成。晚明的人文主义思潮……强调人的自心自性的醒悟,宣扬离经叛道,要求人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要求行为自由;鼓吹人欲、私欲,要求物质利益;肯定心性无别,要求贵贱平等。李贽一派的思想具有一定规模的代表性,引起众多人乃至平民百姓的共鸣。这种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21]

正是在这种早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晚明士人对于个体生命体验的追求热烈而勇敢，往昔囿于深闺庭院之间的女性也显示出不同于前代的风采，柳如是无疑是这种女性的典型。任晓兰《论晚明女性婚姻自主意识的萌芽及其制度性阻滞》一文指出：“到了晚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嬗变，在婚姻问题上自发的女性意识得以萌动，女性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人格意识逐渐产生。这既是近代男女平权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前奏，也是封建末世批判传统妇女观的一次绝唱。”[22]因此，自古以来男性摹写、颂扬女性的传统在《男洛神赋》中被打破了，这宣示着从来在“爱”的世界中多处于被动方的女性，开始勇敢而热烈地表露自己对于男性的情感，对于爱与美开始了主动的表达与追求，这种张扬开放的女性意识是较《洛神赋》中更为强烈的。

要之，虽然曹植《洛神赋》与柳如是《男洛神赋》间的女性都真挚而美好，且都敢于表达内心爱慕的情感，但由于时代背景及社会发展的不同，《男洛神赋》所体现的女性意识较《洛神赋》更为强烈。在《洛神赋》中，洛神虽然“献江南之明珰”“长寄心于君王”，但因于“人神之道殊”，最后仍然只能“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更像一个虽然敢于表达爱慕之情，而终无法展开勇敢而决绝的追求的情窦少女。而在《男洛神赋》中，无论是爱慕情感的表达，还是以女性视角对于爱与美的勇敢追求，无不体现出晚明女性那种开放、自由、独立、强烈的内心情感与人格力量，这是《洛神赋》中的洛神身上所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