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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好的照明”
——论冯塔纳小说《覆水难收》的文本隐匿游戏

2020-12-20吴晓樵

关键词:塔纳克里斯蒂娜伯爵

吴晓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特奥多尔·冯塔纳完稿于1890年12月的长篇小说《覆水难收》(Unwiederbringlich)于1891年1月至6月在《德意志瞭望》上连载,1892年出版单行本。虽然在冯塔纳生前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覆水难收》就已被德语文学研究界誉为可以跻身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完美艺术品。(1)Vgl. Peter Demetz,Formen des Realismus. Theodor Fonta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Hanser,1966,S. 166. Gerhart von Graevenitz,Theodor Fontane: ängstliche Moderne. Über das Imaginäre,Konstanz University Press,2014,S. 47.1891年3月28日,冯塔纳的同仁、瑞士著名诗意现实主义作家康拉德·费迪南特·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在读完杂志上连载的《覆水难收》前十八章后,即对冯塔纳的艺术功力赞不绝口:“使我很感兴趣的是,看着冯塔纳的小说似乎就在我的眼前产生。人们看着他在建造。《覆水难收》是《德意志瞭望》在长篇小说这一纯粹的艺术形式方面迄今所推出的、堪称最为出色的一部作品:细腻的心理,牢固的轮廓,极高的、像生活一般真实的人物,一切之上却有着一种确定的诗意的气息。但是,就是被最为灵巧的手驱使,这也是何等沉重的一部机器——一部长篇小说!”(2)Conrad Ferdinand Meyer und Julius Rodenberg. Ein Briefwechsel,hrsg. von August Langmesser,Paetel,1918,S. 296.

作为创作诗意现实主义婚姻小说的巨擘,冯塔纳在《覆水难收》中继续探讨了看似门当户对的贵族等级婚姻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下走向坍塌、崩溃的悲剧,(3)Eva Geulen,Frauen vom Meer. Zum exzentrischen Ort von Theodor Fontanes,,Unwiederbringlich‘“,In: Text + Kritik.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II (2019),Theodor Fontane,Dritte Auflage,Neufassung,S. 101-112,hier S. 102-103.只不过他将视野从柏林和勃兰登堡马尔克转到了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及其邻国丹麦。可惜,冯塔纳晚年创作的恢弘的艺术品还没有引起我国德语文学研究界应有的重视,该部奇特的小说文本中一些深埋在文本之下的特殊的“机关”

(Finessen)(4)参见Renate Böschenstein,Fontanes ,Finessen‘. Zu einem Methodenproblem der Analyse ,realistischer‘ Texte“. I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chillergesellschaft 29 (1985),S. 532-535。也还没有引起国际冯塔纳研究界的充分注意和破解。本文拟就这部小说文本中还没有被国内外研究界所探讨过的现实主义的空间描写作为隐匿(5)关于“隐匿”作为这部小说的形式原则,参见Wolfram Seibt,Kruses Grab: die versteckten Nicht-Ehen in Theodor Fontanes Gesellschaftsroman ,Unwiederbringlich‘“. In: Fontane-Blätter 45 (1988),S. 45-70,hier S. 49,66。的小说文本诗学的隐喻来进行解读,将研究旨趣聚焦于冯塔纳小说文本中“隐匿的文本自我指涉”这一特殊的冯塔纳式文本嬉戏操作方式。

一、 情欲之火中的滑稽自救

《覆水难收》共计三十四章。情节发生的地点跨度较大,从位于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州的霍尔克内斯堡(前八章)到丹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从哥本哈根郊外的行宫克朗本堡到小说主人公赫尔穆特·霍尔克伯爵在求婚失败后游历于伦敦等地(第三十一章),最后又回归到霍尔克内斯堡(后三章)。小说叙述的主要时间跨度为1859年9月——但小说一开始,曾短暂将时间镜头拉到七年前男女主人公乔迁到新建在海滨的新居——至1861年10月一位次要人物以书信的形式报告离婚后又复合的女主人公蹈海自杀的经过,前后刚好两年时间。

结婚已17年的霍尔克伯爵与37岁的妻子克里斯蒂娜身边有一儿一女,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一个“被加洗为埃斯特里德的男孩”(6,7)(6)Theodor Fontane,Unwiederbringlich,hrsg. von Christine Hehle,Aufbau Verlag,2003,所有小说文本引文均出自该版本,页码直接在括号中标出不再另注。——在出生不久后即不幸夭折。在“亨胡特教徒环境下教育长大的”(7)女主人公心情沉重,在精神上一直处于消极的状态。具有“建造激情”(Baupassion)(6)的霍尔克伯爵搬离旧居,乔迁到在海滨沙丘上建造的“新居”(8,10)。小说的情节一开始短暂将时间拉到霍尔克一家七年前在“圣灵降临节”(9)那天搬到营造好的海边城堡。随后时间聚焦于“1859年9月底”(11),亦即普鲁士和丹麦1864年为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归属权而大动干戈的前夜。

和建在“沙丘”(5)上的“海滨的府邸”一样,霍尔克伯爵看似又走上正轨的幸福稳定的婚姻实则潜伏着危机和冲突。他与在宗教上极其“虔诚”(31)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在子女教育、农事安排、家庭事务等诸多事情上意见相左。容貌美丽、天性“忧郁”(33)、内心渴求“和平”(33)的克里斯蒂娜伯爵的“美德”(11)以及性格的完美恰恰对天性“随遇而安”(leichtlebig)(33)、只有“中等之才”(11)的霍尔克来讲是难以忍受的。他们的分歧尤其体现在“教育和宗教问题上”(11)。表面上看来,似乎正是这些意见分歧导致了这位现代意义上的海神“波塞冬”(参见5)要在婚姻生活上寻求“改弦易辙”(参见33)。

就在这年9月底,这个“收获季节早已来临”(11)的当儿,霍尔克伯爵突然收到他一度任职过的丹麦宫廷的一位同僚寄来的信函,邀他去哥本哈根填补一个空缺的职位。应丹麦王国公主玛丽亚·俄勒奥诺尔的邀请,霍尔克决定再次离家到民族主义气氛甚嚣尘上的“魔幻城市”哥本哈根,(7)参见Paul Irving Anderson,Ehrgeiz und Trauer. Fontanes offiziöse Agitation 1859 und ihre Wiederkehr in Unwiederbringlich“,Steiner,2002。担任公主的宫廷伺臣。年近七旬的公主是在位的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七世(在位时间为1848—1863年)的姑姑。出于门第偏见,她瞧不起酷爱考古的国王出身门第不高的情人,在政治上持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在哥本哈根,霍尔克依旧下榻在已寡居的女房东汉森夫人家。从小说人物的闲聊中,读者可以得知,汉森夫人的丈夫和女婿都是往来中国的船长(参见90),都有过谜一般的“中国之行”(参见90-97)。刚到哥本哈根住所,霍尔克观察到房间“壁炉里也已生了火”(77),这预示着他的哥本哈根之行将注定又是一次受情欲之火所困扰的危险之旅。与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温室”(54,62)、“葡萄”(290)、“狩猎”(参见68,69)一样,“壁炉里的火焰”(77,78,191)成为霍尔克伯爵内心情欲之火的绝妙“指涉之源”(Bezugsquelle)(86)。在形同风月场的哥本哈根,他同时迷上了房东风姿绰约的女儿布利格特·汉森和公主身边来自瑞典的具有犹太血统的少女埃巴·冯·罗森贝格。

埃巴·罗森贝格小姐的祖父是瑞典国王的贴身侍卫。与埃巴的交往使霍尔克陷入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情欲之火中。在阿列湖上,霍尔克与埃巴进行了一次浪漫的“冰海探险”(220),他们直至湖的冰界,似乎他们要“滑入开放的湖区”(219)。埃巴在潜文本中作为美人鱼梅露西娜的形象得以凸显,她的诱引使霍尔克在色欲上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在郊游期间,霍尔克与埃巴在共住的“塔楼”(221)一起度过了一个销魂时刻,但好梦很快就被一场由于燃烧过旺的壁炉引发的大火所破坏,他们好不容易狼狈地从蔓延的火灾中成功自救。“实际上只是一个博物馆”的弗里德利克堡在圣诞节前夕的这场大火中被烧毁。一方面,这象征着一个旧的时代的没落;另一方面,大火也同时象征着不加控制的情欲所引发的失控局面。指挥灭火的丹麦国王则忙于抢救他的“古典收藏”(234)。在逃离大火的仓皇自救过程中,霍尔克和埃巴被赶上屋顶,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

但霍尔克显然没有能正确解读这场火灾的暗示,他对与埃巴的结合依旧信心满满,他与远在家乡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在感情上越来越疏远,直至最后他做出了同其分手的决定,准备向埃巴求婚。在这年平安夜前夕,受内心强烈的激情冲动所驱使的霍尔克伯爵乘坐一艘名叫“霍尔格尔·丹斯克”(Holger Danske)——具有讽刺幽默意味的是,该词含有德文Holke dankte (248,249)“霍尔克谢谢”的谐音——的蒸汽轮船赶回霍尔克内斯堡,迫不及待地在圣诞前夕同结发妻子克里斯蒂娜解除婚约。他随即又赶回哥本哈根,向埃巴求婚。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埃巴拒绝了他的求婚。这位魅力四射的来自瑞典的犹太姑娘一年后选择嫁给了一位年老的富有的英国爵士。

在经历了一段浪游(包括罗马、瑞士等地)的日子之后,霍尔克于第二年11月搬到了伦敦。为排遣在异国的寂寞,这位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的伯爵在那里沉湎于戏剧文艺圈的活动。他广泛结交文艺、戏剧演出界人士,甚至结识了他心仪已久的英国大文豪狄更斯。一年半后,在亲友,尤其是在他赴哥本哈根期间代他料理家务的前妻的哥哥阿尔内男爵的撮合下,霍尔克伯爵结束了在外流浪的生活,又回到家乡与克里斯蒂娜复婚。霍尔克在看似严格遵守伦理秩序、恪守新教虔信主义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和具有世纪转折时期前卫思想的犹太女子埃巴之间的摇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应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政治上在普鲁士与丹麦之间作抉择时的摇摆。小说同时体现了新旧观念的冲突,夹在其间、希望尝试“不一样的生活”的霍尔克伯爵成为这两种观念冲突的试验场。

小说最后,克里斯蒂娜女伯爵沐着夕阳的余晖在霍尔克营造居所的海滨蹈海自杀,她的自杀之地也正是两年前霍尔克在婚姻生活上改弦易辙、扬帆去哥本哈根的“蒸汽轮船” (Dampfschiffe)(292)的停靠地。小说最后一章以克里斯蒂娜的葬礼为中心,以常年陪伴在身边的女伴尤丽亚·冯·多普许茨致宗教总监施瓦茨科本的书信收尾。从这封写于1862年10月14日的书信中读者得知,在克里斯蒂娜自杀的当天,她还说服丈夫霍尔克参加一个已经确定好日期、由一位名叫“包蒂辛伯爵” (Graf Baudissin) (292) 邀请的“狩猎之行”(Jagdpartie)(292),(8)作为呼应,在霍尔克即将乘船动身去哥本哈根之时,作者特地安排了一个霍尔克之子阿克塞尔(Axel)猎捕“山鹑”(68)的情景:与家庭教师一起来的阿克塞尔“从猎袋里拿出被他射杀的山鹑”(kam Alex mit dem Hauslehrer und holte die von ihm geschossenen Rebhühner aus der Jagdtasche hervor)(68)。霍尔克则勉励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霍尔克式猎人”(68)。在潜文本之下,这都是对男性“猎艳”的暗喻。而这恰恰暗示了霍尔克在与克里斯蒂娜复婚后依旧过着寻花问柳、心猿意马的生活,他与克里斯蒂娜复婚后的婚姻依旧形同虚设。(9)关于“非婚”,参见Wolfram Seibt,Kruses Grab: die versteckten Nicht-Ehen in Theodor Fontanes Gesellschaftsroman ,Unwiederbringlich‘“. In: Fontane-Blätter,1988(45),S. 45-70; Rolf Christian Zimmermann,,Unwiederbringlich‘: Nichtehen und Scheintriumphe neuer Fontane-Philologie“,In: Architectura poetica,1990,S. 471-490。关于“狩猎”在冯塔纳小说文本中的隐藏含义,参见 Xiaoqiao Wu,Mesalliancen bei Theodor Fontane und Arthur Schnitzler,WVT,2005,S. 56-131; Xiaoqiao Wu,,Alles war gut berechnet‘: zum versteckten poetologischen Selbstkommentar in Theodor Fontanes Roman Effi Briest“,In: Neophilologus,2016(100),S. 105-119。一直在渴求“和平”(33)和寻求心灵能得到“安息”(Ruhe)(54,291)的克里斯蒂娜女伯爵的蹈海自杀似乎是她对一切已心灰意冷的表现。

二、 文本建造的自评

冯塔纳十分重视小说文本的开篇。他认为一部小说的第一章,第一章中的第一页,甚或第一页中的前三行最为关键,将涵盖整部小说的核心。(10)参见Fontane an Georg Friedlaender,8. Juli 1894,In: Theodor Fontane,Briefe an Georg Friedlaender,hrsg. und erläutert von Kurt Schreinert,Quelle & Meyer,1954,S. 260: “在第一章花上再多的辛劳和批判也不为过,为读者起见,但首先也是为事情本身起见,全部故事总是取决于前三页。”我们不妨循着他的这个著名提示,来重新解读《覆水难收》的开篇。我们将会发现在《覆水难收》里,冯塔纳也依旧实践了他的这个关于小说开篇的著名“定律”。《覆水难收》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幸福堡南边一海里,在一个紧紧向大海走过去的沙丘上,坐落着霍尔克伯爵一家居住的城堡霍尔克内斯,这个至少在当时还远离外界交往的偏僻地区,对那些单个的时不时来到这里的异乡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一看的名胜。(5)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别具匠心地把小说的地点选择在“幸福堡”这个地方,一开篇就赫然凸显“幸福”这一关键词。(11)关于《覆水难收》中的幸福主题的研究,参见Rolf C. Zimmermann,Paradies und Verführung in Fontanes ,Unwiederbringlich‘. Zur Glücksthematik und Schuldproblematik des Romans“,In: Festschrift für Clifford Albrecht Bernd,hrsg. von John F. Fetzer u. a.,1989,S. 289-309。具有“建造激情”(6)的霍尔克伯爵的这座新的府邸位于“紧紧向大海走过去的沙丘上”,小说一开始也赫然将“海陆相接”这一特殊的跨界空间引入文本。这段地理空间的描写同时蕴含着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小说诗学自评的深意。小说文本明示,霍尔克内斯堡将是“一个值得一看的名胜”,如果结合冯塔纳小说文本一贯的多义性,也可将此同时理解为这部小说的文本空间霍尔克内斯堡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地方,冯塔纳小说所蕴涵的隐藏的文本空间是一个“至少在当时”“还不为外界交通所发现的”“偏僻的”领域,只有那些“时不时”进入到这个“地区”的“单个的异乡人”才能洞察到这一文本的真正的意图,把它看作是一个颇值玩味的风景“名胜”。表面上,作者是在客观地描写小说将要发生的事实空间,而实际上,在另一个层面,冯塔纳评述的是他自己这部独特的小说文本。他暗示了他的这部小说文本的先驱性、晦涩性,他所突入的这个领域是一个“至少在当时还”不为芸芸众生所重视的领域,只有“单个的异乡人”才能欣赏到他这部小说文本的妙处。同时,小说开篇还借地处偏僻暗示了“与外界沟通”(Weltverkehr)文本隐匿信息之不易。

接着,文本又写道:

这是一座按照意大利的样式搭建起来的建筑,同时又有如此多的对希腊古典的效仿,以致这家伯爵府的舅哥、来自阿尔纳维克的阿尔纳男爵,可以将之称为一座后世再生的“波塞冬神殿”。当然这一切都是反讽。不过同时又有一定的道理。(5)

表面上,这是在评论霍尔克伯爵家这座建筑的风格和样式,实际上,这是对潜文本的暗示,是隐藏的作者对自己这部小说文本的评论,暗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部小说的“钥匙”(19,参见33):这部小说文本是“按照意大利的样式”构建的,“同时又有如此多的对希腊古典的效仿”。“当然一切都是反讽。不过同时又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冯塔纳自己在评论这部小说文本。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引入了一个看似次要人物的详细信息,即“这家伯爵府的舅哥”(5),还同时将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海神波塞冬引入文本。

作者一开始更是将“隐匿”引入到由现实主义空间描写所构成的文本诗学隐喻中:

因为从海上看到的,确实是一个由柱子组成的长方形,这个建筑真正的下面的部分及其起居室与代表性空间隐藏其后。而看上去很突出地退居其次的上层,略有一人高地冒出这个由柱子组成的围栏,它朝四面构成一个前厅。恰恰是这个柱子组成的围栏,确实给整个以一些南方的氛围。沿着大厅,四处摆放的是覆盖着地毯的石凳,在大厅下面,人们习惯于几乎天天在那里度过夏天数月的时光,如果不是更愿意上到平顶的话,当然这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屋顶,不如说是一个相当宽的、环绕高层的四周形成的走廊。(5)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建筑的下面的部分”(5)暗中指涉的是《覆水难收》这部小说文本的潜文本。叙述者暗示这部小说文本的“真正的”部分“隐藏”在表面的“由柱子组成的围栏”(Säuleneinfassung)之下。“这个柱子组成的围栏”构成了文本的“前厅”(Vorhalle)。(12)与“前厅”相类似,小说文本还提及“前院”(Vorgarten)(21),这些都可被解读为对表面文本的暗示。表面文本与潜文本的沟通在一个小说细节场景的叙述中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小说第二章,在霍尔克的女儿阿斯塔本来要回答她舅舅的提问时,这时“她的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方面”(20-21),她的女友伊丽莎白来了。所有的人都“走进前院”(21),与阿斯塔一起“向下”(21)“问候”伊丽莎白及其祖父牧师彼德荪以及一条名叫“施姆克”(21)的狗。这一文本细节可以被解读为是在暗示读者或评论家的“注意力”(21)也应该“转向另一个方面”(21),应“朝下”(21)与传递隐藏文本信息的人物(伊丽莎白、老牧师)和所传达的信息——这条名叫“施姆克”的狗也可被解读为搬运、传递幽灵般的文本隐藏信号的使者,如同阿斯塔与她的舅舅在讨论唱什么样的曲子时刚刚提到的那条坚守在被同伴谋杀的骑士墓旁的“狗”(20)一样,成为传递文本隐藏信息的重要证人!——进行“致意”(21)、沟通。读者要发现“这个真正的建筑”及其“代表性空间”(Repräsentationsräumen),则不应该只停驻在文本的表面“平顶”(Flachdach)(5)。叙述者又语意双关地指出,这个“平台”并不是“真正的顶部”, “而只是一个相当宽的、环绕高层的四周形成的走廊”(5),也就是说它构成的只是这个小说文本的表面空间。“覆盖着地毯的石凳”(5)则隐喻散布在文本中有待读者和评论家去破解的隐匿的文本元素。叙述者同时还隐晦地指出这些要素像“覆盖地毯的石凳”(5)一样,“遍布”(überall)(5)在整个文本的字里行间。

底层的柱子支撑着这个宽的、平顶式的走廊,在走廊上放着仙人掌和芦荟的花桶。即使是在最热的日子里,人们在这里享受一种相对来说新鲜的空气。倘若从海上吹来一阵微风,在桅杆上耷拉着的那面旗帜随后就以一种沉重的啪啪声响来回飘动起来,使微弱的空气运动增加一点儿。(5-6)

实际上,这段现实主义的风景描写也还另有含义。“底层”(5)和“平顶式的走廊”(5)分别影射文本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同时巧妙地引入了人物在后面章节的闲聊中讨论到的“冷”“热”主题。从海面上吹来的“微风”幽默地暗指男主人公霍尔克伯爵将脱离贵族婚姻轨迹,追寻现代生活方式的心灵历险,而“微弱的空气运动”则指沉闷、乏味的日常封建婚姻秩序中潜伏着冲突、危机。

“整个故事不多不少地意味着一种新的原则的最终凯旋,类似疗法的这个不再被怀疑的胜利是在兽医实践中才开始的。”(16)在霍尔克与其舅哥、农场主阿尔内男爵之间的对话中以间接引文的方式所做出的这个论断,实际上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一语双关。这个论断依旧可以看作冯塔纳对他这部小说文本所作的隐匿评论,是对这部小说文本所给出的众多的阐释提示和脚注的一个显著的例证。我们惊异地发现,冯塔纳在小说中以看似漫不经心的方式有意识地透露着自己的写作意图。关于“兽医实践”的讨论将文本中隐藏的“治疗”主题凸显出来。这一“治疗”的对象在伊丽莎白和马车夫的闲聊中明确指向“生病的妻子”(35)。他们聊到“同情”是比“仅只是开药而不知道去仔细调查症结何在的医生”(35)更起作用。这一文本要素的隐蔽的“通讯”“搭桥”告诉我们应将阐释的焦点聚集到女主人公克里斯蒂娜女伯爵身上。马车夫抱怨,医生根本不好好地检查一下他的妻子的“脾脏怎么样,因为就是脾脏”(35)问题。次要人物看似不经意的闲聊,实际上是在幽默地提示读者和评论家要去发现这部小说文本真正的症结之所在。

在小说文本中,冯塔纳继续巧妙地运用语词的多义性,构筑“大海”与“陆地”(Land)之间的对立。同时潜文本中动物隐喻还值得进一步挖掘。小说文本中提到:

(霍尔克)除了对建造的激情之外,还有另一种激情,对漂亮的牲畜的激情。与舅哥阿尔内不一样,他不是大的农场主,并以不是这样的身份为荣。但是他对他的牲畜很重视,几乎以一个运动员的方式,他很高兴,他的牲畜被人以赞赏的姿态欣赏,同时还有着奇迹般的牛奶产量。(16)

在德语中“农场主”(Landwirth,16)一词由“陆地”(Land)和“老板、店主”(Wirt)两词合成,霍尔克说他不愿是农场主,在潜文本中他是一个向往“海洋”的人,与“希腊古典”(5)中的海神波塞冬相比拟。霍尔克与他的舅哥阿内尔男爵讨论到一位新来的年轻兽医及其采用的“类似疗法”。当时在动物疗法医学实践中,类似疗法已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这位来自萨克森地区的医生在“类似疗法的堡垒”莱比锡完成其学业,其疗法主张近乎“奢侈的纯洁性”(17),主张建造“大理石马厩”和“镀镍的饲槽”(17)。霍尔克对这一疗法十分感兴趣,他“感觉到如此大的乐趣”,来同妻子克里斯蒂娜讨论这种强调“纯洁性”的疗法,认为这是“真正的神奇疗法!”(17)“类似疗法如此的神奇,如此的神秘”(17)。霍尔克对兽医中类似疗法的浓厚兴趣暗示了他试图运用“以毒攻毒”(Similia similibus)(17)的原理来处理他与宗教上极端严苛、极端强调纯净的克里斯蒂娜的婚姻困境。他对克里斯蒂娜说,他的这个纯洁性要求总体上讲“是有道理的”,“我的马厩,它全部是上个世纪末的,得被扔掉,我很高兴,终于有契机和动力,清理掉这些旧的玩意儿”。(18)霍尔克所理解的疗法就是甩掉旧的包袱,建造全新的厩房。

三、 “我们需要好的照明”

小说详细描写了一次公主与侍从们经过弗列湖(Fure-See)(116,164)的郊游。在文本中,湖光与森林的景色对比蕴含着丰富的喻义。年迈的丹麦公主在抵达这座“狩猎行宫”(Jagdschlosse)(116)时,将“护林员”(Waldhüter)(116,117)叫到一边,以下面这番话来结束“这场秘密的谈话”(117):“黄昏已到,大家不明就里,我们需要好的照明”(117)。看似简单的、不经意的闲聊实属对小说文本作旁敲侧击的一语双关:作者再次暗示读者或评论家要洞察到文本之下隐藏的秘密。为了能透过文本的表象,烛照文本的深层结构,“我们需要好的照明”(wir brauchen gute Beleuchtung)(117)。“好的照明”成为对潜文本进行考古的必备工具。

与用“光”来探照深藏暗处的潜文本相呼应,文本中同样以幽默的方式通过“敞开的门和窗户”来反复暗示和提醒要关注文本“敞开”的信息。(13)笔者曾探讨过冯塔纳小说《马蒂尔德·墨琳》中文本的敞开与隐藏现象,参见吴晓樵:《隐藏与袒露——论特奥多尔·冯塔纳的小说〈马蒂尔德·墨琳〉》,载《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第186-202页。对探究潜文本的影射,也时不时体现在《覆水难收》这部小说文本的诸多细节中:与克里斯蒂娜迫不急待地解除了婚姻的霍尔克在弗伦斯堡焦急等待去哥本哈根的船只,百无聊赖的他漫步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只要是窗户店铺还开着的或是关得不是很紧的,他都要探上一眼”(260)。这一细节也从侧面影射读者或评论家要对小说潜文本的秘密加以窥探。在伦敦,霍尔克所居住的房间“高高的推拉窗户”“一直下垂到地板、朝下半开着”(274)的这一半掩蔽状态“使房间和阳台的自由交流”(274)成为可能,这一空间细节的描写同样也有着小说诗学自评的用意:文本的半遮掩状态使表面文本(“前置阳台”,273)与隐藏文本(“房间”)的“自由沟通”成为可能。对文本“敞开”的影射还散布在诸如“敞着的、高高的玻璃门”(33,另参见12)等文本细节上。在风雪之夜,面对宫殿福里德克斯堡“所有窗户沙沙作响”有被凛冽的“西北风裹挟和吹跑”的危险,这位公主继续展示其“打开门窗”的镇静、开放的姿态:“是的,可惜要这样,在这方面我不能对我的可爱的福里斯德克斯堡网开一面。而且即便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我也不能作任何反对,一切该咋样就咋样。”(192)公主的这番话同时表明冯塔纳并不担心文本隐藏信息的“天机”会被泄露,展示了自己操纵文本时在隐藏与敞露中随意切换的精湛技艺的信心。

人物闲聊时对遗闻轶事的阐释之争同样也展示出对“另一种解读方式”(eine zweite Lesart) 的开放性,提示读者和评论家对这部小说文本作更精细的烛照:“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不过,据说这是更正确的一种方式。”(19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一些人物酷爱“考古”(55)。这也同样在暗示作者有意通过这些散布的文本元素来提醒读者和评论家要对这部小说文本展开深入的考古“挖掘”(graben lassen)(150),以解读隐藏在文本表面之下的潜文本。在霍尔克伯爵即将动身去哥本哈根之前,他的女儿阿斯塔曾探访女友伊莉莎白。在伊丽莎白酷爱考古的外祖父彼德荪牧师的“研究室”(55)——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文本细节是,文本特别提示:“它的门敞开着”(55)——阿斯塔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量的编着号码的物件,大大小小,填满了这个考古的匣子。她看到的好像是金线,一根很大的纺锤上的金线”(56)。这更是文本中直接发出的提醒读者和评论家去揭示潜藏文本的强烈信号!冯塔纳多么期待后来的研究者和评论家们能在这个“如同一个大的纺锤”、填充了五光十色的物件的叙述文本中找到这根叙述的“金线”(Golddraht,56)啊!(14)国际冯塔纳研究界已有学者如德国Michael Masanetz对此方面已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考古挖掘”的尝试。他分析指出霍尔克早夭的第三个孩子实际上是克里斯蒂娜与她的如同父亲的哥哥阿尔内的私生子,但可惜他没有能从冯塔纳设置在文本中大量的机关出发对贯穿文本始终的文本隐匿游戏作进一步探讨。参见Michael Masanetz,,Awer de Floth,de is dull!‘ Fontanes ,Unwiederbringlich‘ — das Weltuntergangsspiel eines postmodernen Realisten (Teil 1)“,In: Fontane Blätter 52 (1991),S. 68-90; ,In Splitter fällt der Erdenball/Einst gleich dem Glück von Edenhall.‘ Fontanes ,Unwiederbringlich‘ — das Weltuntergangsspiel eines postmodernen Realisten (Teil 2)“,In: Fontane Blätter 56 (1993),S. 80-101;另可参见Michael Masanetz,Der Text und seine Dimensionen. Eine Replik auf Sven-Aage Jørgensens Aufsatz Fontanes ,Unwiederbringlich‘ in der Literaturkritik. In hinter und unter dem Text“,In: Orbis Litterarum 58 (2003),S. 466-472。 拙文从文本隐匿空间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对这部罕见文本的隐藏文本作更深入的考古挖掘的必要性。懂得在来时的路上拾起“遍布”(54)地上的“栗子”(54)的阿斯塔——一个同样值得我们细细玩味的文本细节:这些“栗子”,在落到阿斯塔面前时,“从壳里炸裂开来”(55),“她弯下腰把每一个都捡起来”,但在快到牧师家时,“又把所有这些都统统扔了”(55)。阿斯塔进一步向老彼德荪追问关于“金线”的问题:“为什么是金子的?它看起来像是沙发弹簧。” 显然她对这条缠绕在叙事纺锤上的“金线”的价值还不明就里:“老彼德荪对此感到十分地高兴,他随即告诉她,这是更好的东西,是珠宝,一种手镯,两千年前一个名叫阿斯塔的小姐所戴。”(56)彼德荪对“金线”的评价和阐释实际上在潜文本中是隐藏的作者对自己这部小说文本的叙述技巧的提醒、辩护与赞许。勤于发问的、聪慧的阿斯塔也成为小说中试图努力解读遍布文本的“机关”(Finessen)的一个难得的知音。

“在湖的另一边,延伸着一片黑暗的森林地带,上方耸立着教堂的尖塔。还有深深的寂静,只是时不时被打断,每当从森林中传来稀稀拉拉的射击声或在几千步之遥的远处铁路上驶过的火车的嚓嚓声。”(165)冯塔纳小说文本中对风景的看似现实主义的描写往往有一层更深的含义。犹太少女埃巴的评论更是话中有话:“一切是如此地充满着神秘,似乎每一步宽的土地都隐藏着一段故事或一个秘密。一切如同献祭之所,曾经的,或者也许还是当前的,还有天上如此怪异地飘过的云彩——就好像它们熟知一切。”(165)

《覆水难收》同时是一个将作者本人的文学、哲学爱好与关于政治、古典神话、考古知识和日常闲聊等话题糅杂在一起的文本隐匿游戏试验场。小说文本巧妙地将乌兰特的诗歌,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莎士比亚与席勒的戏剧融入其中。远赴哥本哈根任职的男主人公在他的行囊中携带有“几卷瓦尔特·司各特”(63),其认为司各特的书在任何时候阅读都是合适的。叙述者还借在婚姻和情场上遭受双重打击的霍尔克伯爵之口对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表示无限的崇敬,赞誉这位《大卫·科波菲尔》的作者是“所有在世作家中无可企及”(271)的高峰。他还把日后声名鹊起的丹麦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基尔凯廓尔(1813—1855)夫妇的名字隐蔽地写入自己的小说 (参见68)。(15)关于冯塔纳与丹麦哲学家基尔凯廓尔,参见Erwin Kobel,Theodor Fontane — ein Kierkegaard-Leser?“ I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chillergesellschaft,1992(36),S. 255-287。在霍尔克伯爵即将乘坐蒸汽船去哥本哈根时,一位名叫“奥尔森”(Ohlsen)(68)的园丁来传递消息,特地报告他已在“雷德克·基尔克加德”(Rheder Kirkegard)(68)处验过船票了。而哲学家基尔凯廓尔的妻子的娘家的姓氏就是奥尔森(Olsen)。所有这些隐匿的文本信息都侧面证明了这部独具匠心、苦心经营的小说文本之下蕴涵的不俗的哲学判断力。报告消息的园丁和遍布文本的邮差实际上是传递解读文本之下的隐匿信息代码的信使。

与其晚年创作的其他小说文本一样,冯塔纳在《覆水难收》中继续了他的小说文本隐匿实验游戏。作者叙述的真实“重心”(Hauptsache)(19)依旧隐藏在表层文本之下,掩盖在对文本细节的精雕细刻、旁敲侧击上。在小说的表面文本之下,作者处处设置了隐而不露的“文本机关”(Finessen),这些四处散布的文本机关在处处提示读者或评论家需借助“好的照明”去识别这些隐藏在文本细节之下的隐匿游戏,提醒细心的读者和评论家通过对深层文本的考古挖掘去找到那根文本叙事“纺锤”(56)上的“金线”(56)。冯塔纳将一个表面上看上去是贵族男主人公负心背叛的传统主题演绎为他经营现代小说文本的试验场。实际上,男主人公的“营造激情”在小说诗学上折射的是作者孜孜不倦地经营现代小说文本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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