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冠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方鸿渐与鲍小姐之间发生的事情或者被概述为：“在船上，鲍小姐用肉体引诱方鸿渐，空虚庸俗的方鸿渐自然十分乐意被引诱”[1]；或者是：“一心想勾引男人的鲍小姐和一心想被女人勾引的方鸿渐，二人忙于勾引和被勾引”[2]；或者是：“他对回国轮船上萍水相逢的鲍小姐并无好感，更谈不上爱情，然而从没有恋爱过的他，却经不过鲍小姐的诱惑，进入城堡品尝肉欲的滋味，结果发现自己被鲍小姐玩弄了”[3]；或者是：“方鸿渐被鲍小姐勾引后，却舍不得说出那‘爱’字……即使如此，他还是被鲍小姐忽然的变卦所伤害。他一直以为鲍小姐是‘有点看中自己’，但当看到鲍小姐扑进她的未婚夫，一个大黑胖子的怀里时，他才明白，她‘根本是引诱’，‘真是侮辱’！”[4]。上述四种说法足以说明学界在这件事情上落入了“勾引/被勾引”“诱惑/被诱惑”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的普遍存在则表明学界连二者关系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本文要做的工作就是以文本为依据，全面而仔细地考察方鸿渐与鲍小姐的关系始末，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评论与见解。

一

鲍小姐与方鸿渐相遇于法国开往中国的邮船上。据小说所写，法国人思想清楚、文章干净，做事却“无不混乱、肮脏、喧哗”[5]2，几个当警察的法国人公然围着犹太女人调情，而她的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他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为了点实际利益拿老婆与人做交易。有警察跟有夫之妇做调情的示范，有有妇之夫做欢乐乌龟的榜样，这条在海上的法国邮船似乎就成了一个理性、道德、法律暂时失效的孤岛乐园，男女之间发生点糊涂事似乎在所难免，至少可以得到设身处地的理解。正如罗素所言：“那些对于人的行为具有科学观点的人，发现不可能给任何行为贴上‘罪恶’的标签；他们认识到，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起因于我们的遗传、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环境，只有通过控制这些起因，而不是一味斥责，才能制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6]130。这话很对，它启示我们：与其动辄燃放道德的成见与批判的火气，不如从字里行间仔细而小心地寻觅成长与生活的踪影，以便更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人物的行为。

“鲍小姐生长澳门，据说身体里有葡萄牙人的血……而照鲍小姐的身材估量，她那位葡萄牙母亲也许还间接从西班牙传来阿拉伯人的血胤”[5]15，有人认为这说明鲍小姐是一个“‘特混的混血儿’……受了西方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很开放”[7]，此说并不恰当(原话与“西方性解放思潮”没有丝毫关联)。小说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鲍小姐家族血统混乱复杂，她身上有乱搞的基因。但如此推论不可靠且危险(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血统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充其量算是调侃与闲谈而已。

下面的叙述与推测是可信的：鲍小姐家境不好(否则就不会被父母当成女佣人差唤)，所以首先明白了金钱的重要性(如看方鸿渐时先看的就是这个)，又目睹母亲被传统规定的角色(生育与操持家务)夺去了作为女人的幸福与快乐，“心眼伶俐”的她遂走上了另一种生活形式：跟大十二岁但有钱的李医生订婚，条件是后者送她出国学医，既能学得一种职业技能(借此获得经济独立)，又可在进入婚姻围城之前寻欢作乐——为一个半秃顶的黑胖子守身如玉确实是美德，但这种美德似乎并不叫人感动或欢欣鼓舞，更不宜作为榜样示范来推广学习。鲍小姐在英国呆了两年，“自信很能引诱人，所以极快、极容易地给人引诱了”[5]15，此话明显嘲讽她饥不择食、放荡无度，但这种事男人应该负一半责任(一方面她引诱人，一方面人引诱她)，最终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应该负全部责任(1)季羡林在1934年5月17日日记中写道：“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篇的，描写并不怎样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同几个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触”，其时他已经结婚，还要多同几个女人“接触”；就人性欲望层面来讲，他与鲍小姐并无根本差别。所以我们才说人类的性欲结构应该为此种念想与行为负全部责任。。

因此，鲍小姐并非天生是个荡妇，也并非中了西方“腐朽”思想的毒害，她的人生态度与选择来自对家庭环境与成长氛围的反思与领悟。换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看，鲍小姐其实颇有主见，跟一般女人的见识不同。所以官僚世家成长起来的高知女性苏小姐与传统主妇角色的孙太太就不能、也不敢理解她、接受她。

在法国邮船上，在热带热天，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5]5而苏小姐“衣服极斯文讲究”[5]4。小说写道，前者也许是“最合理”的妆束，而后者偏说打扮“够丢人”，甚至“赤身裸体，伤害及中国国体”[5]5-6。女性身体关联民族国家本是男性常玩的话语把戏，苏小姐如此则泄露了她对鲍小姐性感魅力的羡慕与嫉妒。鲍小姐纤腰一束，“长睫毛下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5]15，颇能激动人的爱欲；相比之下，苏小姐全然没有这种丰满、活泼、流动的美感，她的“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5]3。“可惜”“只是”“也许”，连续三次语意转折，把苏小姐描画成了一根缺乏吸引力的木头(2)鲍小姐打趣苏小姐是“苏东坡的妹妹”，“‘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5]6。比起鲍小姐，苏小姐确实如坟墓一般死气沉沉、毫无活力。。苏小姐的家世与博士学位在孤岛乐园里、在鲍小姐的女性魅力面前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孙太太则说鲍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5]4，完全是“歪曲事实”。她不敢正视鲍小姐的这个性感尤物，因她“已有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5]3，“一辈子做管家婆子”，又是男人的出气筒(孙先生只管打牌玩乐，输了钱就朝老婆撒气)，可谓劳苦功高，就是没有女人味了(这是鲍小姐母亲以及所有安于传统角色定位的女性的一般的命运)。——还好，她丈夫只是看着鲍小姐眼馋，没敢发生事实上的关系，只当着她的面夸赞既无碍又无害的苏小姐。

与两个女人的“敌视”不同，男学生们“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他们叫鲍小姐“熟食铺子”，又叫“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5]6。前者表达了男人粗俗的肉欲，后者是《围城》让人称赏熟知的比喻之一，或许是因过于熟悉，我们才没有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它的含义：真理不仅仅是赤裸裸的，而且值得追求、为之献身也在所不惜，而鲍小姐确实是人性“局部的真理”，她激动爱欲、她寻找快乐正是人性欲望最真实、最基本的内容与表现之一。

方鸿渐选择与亲近的正是这个“真理”，而不是苏小姐的学识、端庄与崇高。这可视为中国版的金苹果之争(3)在希腊神话中，不和女神厄里斯因某场婚礼未得邀请参加，乃摘一个金苹果，上写“给最美丽的女神”，赫拉、雅典娜和阿芙洛狄忒都认为苹果属于自己，互不相让，遂找帕里斯裁决。“赫拉答应给他至高无上的权力，雅典娜答应给他最聪明的头脑，而阿芙洛狄忒答应给他世上最美丽的女子海伦做妻子，于是，帕里斯把金苹果判给了阿芙洛狄忒”，直接引发了特洛伊战争(见古斯塔夫·施瓦布《古希腊罗马神话》，光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53-254页)。同样地，方鸿渐没有选择苏文纨而是选择了美丽性感的鲍小姐。。就钱钟书的创作意图——“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份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言，《围城》一开始设置方鸿渐与鲍小姐相遇并发生关系具有原型的意义。

二

从方鸿渐来说，在他踏上法国邮船之前性欲一直受压抑，二十七岁了，“没有恋爱训练”[5]8，没亲密接触女人。他对家里做主订婚的未婚妻漠不关心，大学时眼红别人谈情说爱要毁约，被父亲一顿责骂，威胁停止寄款，吓得讨饶认错，“从此死心不敢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聪明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5]9这个妙语往往叫人一笑而过、不去深究它的含义：说这句话的方鸿渐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自己不能恋爱就贬低恋爱为生殖冲动，其实是刻意打压自己的生殖冲动。四年留学生活性欲力比多亦一直蛰伏。终于在学成回国途中的孤岛乐园中爆发了(联系后来月夜之下方鸿渐忍不住吻了苏小姐，足见环境对性冲动具有重要影响)。

从人性角度看，方鸿渐做错了什么呢？有人会说他应该憋着忍着一直到新婚那一刻，如是，方鸿渐就不是无毛两足动物而堪称无毛两足大仙。那么，是不是做了绝欲的大仙的人就比方鸿渐更优秀、更值得称道呢？可以比较那些只意淫而未付诸行动的男同胞。小说写道：“上船以后，中国学生打听出她领香港政府发给的‘大不列颠子民’护照，算不得中国国籍，不大去亲近她”[5]15-16，似是爱国的热情浇灭了心头之火——他们非常爱国，“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其实是想早回去为自己找个职业)，把一片乡心寄托在“国技”麻将上，“成天赌钱消遣”[5]2。九龙下船前一天晚上，更是“拚命赌钱”，以致“声音太闹”[5]25，被法国管事查到，弄得个个垂头丧气。这就是他们报效祖国的方式与成效——其实，他们不亲近鲍小姐与她的国籍无关，它只是他们打听到的一点无关紧要的内容：鲍小姐在香港已有未婚夫才是他们“熄火”的根本原因。与这样的女人勾搭几天花钱消费不划算(他们坐三等舱，恐怕没多少钱)，要是再捂不住、甩不干净，那就更要赔本了。

与这些惯于掩饰虚伪、充满算计的男同胞相比，方鸿渐显得诚实可爱多了。此处联系在宁波时，与赵辛楣谈起李梅亭对孙柔嘉的丑态(“向孙小姐问长问短，讲了许多疯话”)，方鸿渐说：“我宁可他好色，总算还有点人气，否则他简直没有人味儿”[5]170。那么，那些可称“忍者神龟”的男学生又真正有多少人气和人味呢？

正是因为方鸿渐有人气有人味——恰当地说，他很有男性魅力——两个女人才同时看上了他。鲍小姐拿方鸿渐作“消遣的伴侣”是看他坐二等舱且“人还过得去”；苏小姐则“见他人不讨厌，似乎钱也充足，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5]15。鲍小姐首先在意的是“二等舱”(意味着有钱)，苏小姐首先关注的是“人不讨厌”。对方鸿渐来说，“有钱”是假象，有女人缘却是真的，用周太太粗俗的话说是“你抢我夺的一块好肥肉”[5]120。鲍小姐阅人无数能给他那五字评语也就够瞧的了；后来赵辛楣也说方鸿渐“不讨厌”，这三字算是《围城》对男性人物最高的评价了。

如此看来，这个刚买了假文凭(4)读书求学期间方鸿渐悠游自在地发展自己的性情倾向，详细解释请见管冠生《方鸿渐留学生活之细考——〈围城〉探秘之一》，《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还没回到祖国的怀抱就跟别人的未婚妻发生性关系的方鸿渐并非“空虚庸俗”，绝非一无是处。再想想上岸以后，尤其是和孙柔嘉结婚之后，方鸿渐可有任何出轨的念头与行为？想想季羡林婚后还要多跟女人接触、郭沫若、郁达夫等则付诸实践的嫖妓(有意思的是我们会把这种事情当作名人趣事来看待，并能找到理由为之辩护)，方鸿渐并不见得就是我们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所产生的那种荒唐堕落的形象(浪子或纵欲者)。

三

方鸿渐和鲍小姐的关系是如何开始的呢？按小说所写，鲍小姐只“轻松一句话就把方鸿渐钩住了”。那时，方鸿渐在甲板上“无意中”碰见鲍小姐，便招呼攀谈起来：

讲不到几句话，鲍小姐笑说：“你教我想起我的fiancé，你相貌和他像极了！”方鸿渐听了，又害羞、又得意。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婚，你有资格得到她的爱。刻薄鬼也许要这样解释，她已经另有未婚夫了，你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她结婚的义务。无论如何，从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地生长……[5]16

此处解释得越多，似乎越显得方鸿渐想入非非(享受未婚夫权利的想法更露骨)。但，当他最后看到李医生的时候，小说写道：“现在全明白了，她那句话根本是引诱。一向还自鸣得意，以为她有点看中自己”[5]26。原来，听到这句话的方鸿渐以为说这句话的鲍小姐“有点看中自己”，反过来，有此种“以为”的方鸿渐至少也“有点看中”鲍小姐。“看中”包含两个意思：(1)是引文一第三句话所说的“爱”；(2)是第四句话所表达的“欲”。换言之，鲍小姐这个“局部的真理”不只激起方鸿渐的肉欲，同时还唤起了爱的情感。因为无毛两足动物毕竟不只是动物，动物只有欲，而人还有情感，还有爱。人的爱和欲往往分不开，分不清楚(5)请参考这段话：“人的两种生活并不能截然分开，同样是满足性欲本能，人非动物那样完全受自然的调节、受发情期的支配，而是跟‘内面生活’无法分开。下面这段话我是赞成的：‘我们从来无法把人理解成是一个附加上理性的动物；相反，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全体，在其中，反思意识的事实没有留下未受改变的任何东西；某个反思存在的感觉、欲望，甚至自我保持的本能，肯定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感觉、欲望和本能，更不用说他的行为举止、他的身体结构、他屈从的各种不幸等等了’”见管冠生《周作人〈人的文学〉之再议——纪念该文发表一百周年》(载《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轻松一句话就把方鸿渐钩住了”并不意味着二人的结合随便任性。应该思考：如果方鸿渐不中意鲍小姐，仅凭一句话就能让他“又害羞、又得意”吗？考虑如下事实：(1)方鸿渐从国外回到老家，父亲问起苏小姐的事，说：“苏鸿业呢，人倒有点名望，从前好像做过几任实缺官——”，这令方鸿渐颇为厌烦：“为什么可爱的女孩子全有父亲呢？她孤独的一个人可以藏匿在心里温存，拖泥带水地牵上了父亲、叔父、兄弟之类，这女孩子就不伶俐洒脱，心里不便窝藏她了，她的可爱里也就掺和渣滓了”[5]37-38。类似地，在鲍小姐身上可以问：“为什么可爱的女孩子全有了未婚夫呢？”不管她的未婚夫而一意跟她发展关系，如果不中意这个女孩子，这如何可能呢？(2)去张家相亲前，方鸿渐想的是“结婚与否，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女孩子，旁人勉强不来”[5]46，此乃“标劲”也。很明显，这种“标劲”不是从相亲才开始有的，而是方鸿渐一贯的(天生的)性情倾向。因此，如果方鸿渐不中意鲍小姐——“无意中”相遇表明方鸿渐并非早有存心要和鲍小姐发生关系(这便有一见钟情之感)，几句话之后交情飞长表明方鸿渐对这个女孩子是中意的——他怎么会跟她发生亲密关系呢？试想：即使张小姐对他说一万个“我爱你”或“你是我的梦中情人”，有用吗(他会为此“又害羞、又得意”，从而喜欢上张小姐吗)？

我们还应注意到引文一从第二句话到第三句话的突变：前者只聚焦于方鸿渐个体的感受，而后者说鲍小姐是“可爱的女人”则显然是一般化的意见，代表了一般人的眼光与看法(6)当然主要是男性的眼光与看法。但，苏文纨也不得不承认鲍小姐“可爱”，将她喻之为“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瞧，多可爱！”[3]6，尽管明显带着讽刺，也隐含着妒忌与羡慕。。一个事实是，在《围城》所有的女性形象中，只有鲍小姐享有“可爱”的评价。发生性关系后，鲍小姐因言语不合而发怒，“鸿渐看她怒得可爱”[5]21，可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最终，鲍小姐的根本形象不是荡妇，不是行为不检的女人，而是一个可爱的女人。那些只看到鲍小姐放荡成性、方鸿渐对她只有肉欲交换的研究成果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并首先对自身进行研究了(7)高恒文《关于〈围城〉的几个艺术问题》(载《哈尔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写道：“通观小说中的女性，只有她是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这是作者的心计所在，出典于《孔子家语》的鲍小姐的这个姓氏的含义，表明了作者对她的态度及其形象塑造的意义……幸好这个故事及时中断，方鸿渐也未‘与之化矣’”。杨绛最先把鲍小姐和鲍鱼之肆联系起来，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本文认为建立这种联系的这个杨绛其实跟小说中的苏文纨是一样的心理。。

四

但上述看法似乎与下面的话不符：“好像一切没恋爱过的男人,方鸿渐把‘爱’字看得太尊贵和严重，不肯随便应用在女人身上；他只觉得自己要鲍小姐，并不爱她”[5]17。只“要”鲍小姐就是纯粹把她作为泄欲的对象。等他“要”到了鲍小姐之后，他获得了一夜的好睡：

他想这一晚的睡好甜，充实得梦都没做，无怪睡叫“黑甜乡”，又想到鲍小姐皮肤暗，笑起来甜甜的，等会见面可叫她“黑甜”，又联想到黑而甜的朱古力糖，只可惜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不好，天气又热，不宜吃这个东西，否则买一匣请她。[5]19

有论者说:“通观全书，方鸿渐可再也没有睡过这样又甜又充实的好觉，作者对方鸿渐的成人仪式的肯定态度是鲜明的”，换言之，与鲍小姐的合欢在方鸿渐的情爱生涯中“是真正令他放松和提升的一次”[8]。其实，这样的好睡与快乐方鸿渐和孙柔嘉也达到了：他们离开三闾大学，“在桂林一住十几天，快乐得不像人在过日子，到像日子溜过了他们两个人”[5]332。更重要的是，尽管方鸿渐清楚他对孙柔嘉并非热烈的爱，明白这次婚姻是孙柔嘉“煞费苦心”布的局，但他并未坚强自己的意志抽身而退(8)赵辛楣作为旁观者，说方鸿渐“太weak”[5]334，意即“太不够坚强，给肉欲摆布了”，但我们看到方鸿渐对孙柔嘉并非只有肉欲。，而是要更加“怜惜”她[5]340。“怜惜”所表达的情感与肉欲的快乐有关，但又明显超越了肉欲本能的范畴。同样，由黑甜的睡想到黑甜的鲍小姐，再想到黑甜的糖，方鸿渐此时的思想里充满了对鲍小姐的柔情蜜意。而鲍小姐第二天又主动登门，“外面弹舱壁，骂他‘懒虫’，叫他快起来，同上岸去玩”[5]19；据此来看，她又何尝是纯粹地满足性欲(玩弄方鸿渐)？何尝对方鸿渐没有柔情蜜意？何尝不想把这个梦一直做下去？

但，高潮体验之后似乎必然接着不断的痛苦与烦恼(这是围城不能让人满意而是让某些人感到恐惧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那点事被管方鸿渐房舱的侍者阿刘发现了，鲍小姐的钗子落到了他的手中——“鲍小姐脸飞红，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方鸿渐急得暗骂自己糊涂”[5]20，二人皆不能做到淡定漠然、满不在乎，可见道德感仍然在方鲍二人之间存在并发生作用(9)李玲《〈围城〉的男性偏见》(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认为方鸿渐“在性爱观念上与鲍小姐并没有什么差异。也就是说，方鸿渐其实还是需要女人的行为不检的。行为不检的性感女郎，不仅符合方鸿渐的欲望，而且还能够补充方鸿渐的勇气不足”，这是对文本的简单理解及对人物的先入之见。(1)方鸿渐需要的不是“女人的行为不检”，而是女人的“可爱”，他不中意的女孩子再怎么“行为不检”也打动不了他的心；(2)所谓“勇气不足”来自鲍小姐主动登门之前方鸿渐的表现：“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自己拿不定主意，又不肯死心”[5]19，但此情此景不正表明超我的道德与本能欲望在较量争斗吗？——小说写道：“这事把他们整天的运气毁了，什么事都别扭”[5]20，其实，这事是他们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双方开始互相埋怨斗气：

过一会，不知怎样鲍小姐又讲起她未婚夫李医生，说他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听到这话，心里作恶，想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影响，只好藉李医生来讽刺，便说：“信基督教的人，怎样做医生？”[5]21

鲍小姐不明白，方鸿渐说基督教十诫里一条是“别杀人”，可医生就是职业化的杀人，又“有意撩拨”说“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地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地死”。这让鲍小姐“动了真气”，说他“只靠一张油嘴，胡说八道”[5]22。接着回到房舱，晚饭不出来吃，第二天“虽和方鸿渐在一起玩，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5]23，这天晚饭后和“苏小姐异常亲热”，不再给方鸿渐任何单独相处的机会。

如果钗子是方鸿渐的无心之失，那么“油嘴”确是方鸿渐本人不自知的一个大毛病。摩西传十诫，紧接着“不可杀人”的是“不可奸淫”，虽然方鸿渐拿“不可杀人”大做文章，可其本意是借此讽刺鲍小姐的行为，焉能瞒过心眼伶俐的她？这是鲍小姐动真气的根本原因(你我发生关系，却又拿来讥讽，是何道理？)。她满心欢喜跟方鸿渐“玩”，转眼间变得疏远冷淡，不是要收拾身心见未婚夫，而是包含着对方鸿渐的失望与不满(10)后来苏小姐也对方鸿渐说：“我顶不爱听你那种刻薄话，世界上就只你方鸿渐一个人聪明！”；再后来高松年撵走方鸿渐，也是因为后者“多嘴，毫不知趣”(参见管冠生《汪太太是个“人物”——〈围城〉探秘之三》《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方鸿渐这样的油嘴，就没有《围城》这样的小说。。学界一直以为鲍小姐玩弄方鸿渐，不用了就甩掉，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可以说，方鸿渐的“油嘴”使鲍小姐从梦中醒来(对自己有这种存心的人如何能生活在一起？)，明白他们不是一路人，彼此只是对方人生的一个过客，早晚要分道扬镳；方鸿渐则“气得心头火直冒”[5]24，似乎也看清了鲍小姐的本相，明白了“鲍小姐谈不上心和灵魂。她不是变心，因为她没有心；只能算日子久了，肉会变味”[5]25，这种刻薄的话只是一时气话，不能作为对鲍小姐准确而全面的评论。因为事实明摆着，鲍小姐能回国跟未婚夫完婚就表明她还有“心”和“灵魂”！可怜方鸿渐除了冷嘲热骂之外，再无别的神通：“他想不出为什么鲍小姐突然改变态度”[5]24，正如后来被周太太撵出后，“不明白为什么周太太忽然在小茶杯里兴风作浪，自忖并没有开罪她什么呀！”(11)详细解释请见管冠生《方鸿渐相亲之细考——〈围城〉探秘之二》，《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看来，方鸿渐仍然只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视野有限、感知有限、思维有限、理性有限)，这正是无毛两足动物基本的生存状态。有一种观点认为，“钱钟书是方鸿渐的主要原型；方鸿渐的性格是磨平和淡化的钱钟书的性格”[3]，本文对此不置可否，但要提醒的是，如果持有这种观点，那么在解读《围城》时一定不能只顺着方鸿渐的眼光、思路与话语走，因为“明于观人、昧于知己”亦是人类一种基本根性，所以《围城》的故事真相需要综合反思与重建。这是钱钟书最高明的地方，也是造成《围城》叙述复杂的主要因素。

五

本文认为上述考察应该能够打消长期以来我们投射在这件事上性洁癖与道德情结。但，鉴于它是如此的耿耿于怀与难以消除——例如，新近郜元宝先生撰文写道：方鲍的关系“显然违背了无论中西新旧的道德规范。方鸿渐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值得玩味。除了因为被鲍小姐玩弄而感到‘吃亏’‘丢脸’，方鸿渐并没怎么认错，更谈不上忏悔。他对待性关系的这种态度，虽然穿着‘现代’的外衣，其实是不成熟、不纯洁、太随便”(12)见郜元宝《方鸿渐的男女关系——兼谈“教授小说”的两重标准》(载《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对相亲一事，该文写道：“住在挂名岳父家期间，方鸿渐还到岳父的朋友、花旗银行买办张先生家上门相过亲，看张先生独生女儿是否适合自己，结果一场麻将打下来，竟然被张先生全家瞧不起。相亲失败，岳母周太太还很可惜，方鸿渐却满不在乎，原来他奉行《三国演义》刘备的原则，‘妻子如衣服’。他在张家打牌赢了钱，立刻买下早就看中的高级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这都是方鸿渐贪图实惠的思想”。在本文看来，这个认识同样简单草率，存在很多误解。具体可参看管冠生《方鸿渐相亲之细考——〈围城〉探秘之二》(载《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本文还想多说几句。

如果方鸿渐和鲍小姐发生性关系后彼此爱得一塌糊涂，可以想像会有许多研究成果转换口风原谅并支持二人的行为。如此一来鲍小姐势必要跟李医生毁约，跟着方鸿渐远走天涯，然后过上了才子佳人的俗套生活。如是就不会有《围城》的产生与存在。对人类基本根性有深刻洞见的钱钟书深深地怀疑所谓抽象的真爱(爱情)的存在。就小说描写来看，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但“爱情”捂得太久，会黯淡憔悴，“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5]14，结果最后竟然施与给了极不堪的曹元朗；方鸿渐也“把‘爱’字看得太尊贵和严重，不肯随便应用在女人身上”，结果他的“爱”第一个给了“局部的真理”鲍小姐。钱钟书喜欢对这些所谓“名贵”或“尊贵”的事物进行嘲弄消解，非把它们踩到脚下捉弄践踏一番不可。那些以爱情缺乏的名义鄙视方鲍关系的研究成果其实没有跟上钱钟书的思维(人文学者喜欢谈论真爱或爱的神圣伟大，但不能走火入魔)。

因为本文作者并非什么著名人物或对道德素有研究，所以最后要请出一位大家助阵压场。他就是跟《围城》颇有关系的伯特兰·罗素。尽管人们熟悉“围城”的比喻，但别忘了引起它的是罗素的“鸟笼”：“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5]109，这是小说人物褚慎明的转述(罗素真对他说过这句话？)，只是罗素思想的一个通俗化的简单说法。因为关注“哪种道德规范最有可能促进人类的幸福”(而不是用作随意批判别人的武器)，所以在《我们的性道德》(13)该文发表于1936年，因此，钱钟书完全有可能看到这篇文章——因为罗素的性观点在当时争议很大——那么，钱钟书对此会是何态度呢？本文认为，写《围城》的钱钟书是赞同罗素观点的。但由于没有其他材料支持，暂且略过。这篇文章中，罗素说：“如果婚姻和父权想要作为社会制度存留下去，那么就有必要在完全乱交与终身一夫一妻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决定在某个特殊时刻作出最适当的妥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有四件事情可以相当明确地说一说：(1)从生理上和教育上来说，妇女在二十岁以前生孩子是不可取的；(2)未婚青年只要不生孩子，就应该有很大的自由(从心理学角度讲，二十岁到三十岁始终保持童贞是不可取的(14)参看《宗教对文明作出过有用的贡献吗？》这篇文章。罗素写道：“在基督教社群里，由于青年男女有性知识方面的禁忌，所以，几乎每个成年人多少有些神经不正常。而这样人为灌输的罪恶感，是晚年残忍、怯懦和愚钝的原因之一”(收入《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见第43页)。)；(3)应该允许离婚且不责怪任何一方，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它看作是不光彩的事情；(4)应该尽可能使性关系摆脱经济的腐蚀(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自食其力，鲍小姐学医是明智的)。罗素的性道德与婚姻观念无疑会引起争议(15)据罗素《伯特兰·罗素是如何被阻止在纽约市立学院任教的》(附录于《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1940年纽约市立学院决定聘请罗素担任哲学教授，消息传出后，有人即对此进行攻击与反对，如说罗素是一个“干瘪的、离过婚的、颓废的性乱提倡者……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向学生们传授他的关于性、胡乱恋爱、无常婚姻方面放荡生活之自由主义规则”，等等。这些说法皆是对罗素思想肆意的歪曲与丑化。实际上，“罗素是以高度认真的精神探讨整个性道德问题，他的目的是要抛弃道德的约束，系统地阐述一种更仁慈、更人道的法规”。请注意，“抛弃道德的约束”是指“废弃只是建立在由完全与我们不同的社会里的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提出的那些古代禁律基础上的伦理”，建立更符合科学与人性、更宽容与公平的伦理与制度。因此，《围城》中“鸟笼”的说法实在简单而危险，婚不是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正如男女性关系从未简化为单纯的生理本能。，但正如罗素所说，他是以科学的观点看待人的行为，希望人类摆脱偏见与愚昧，活得更人性、更幸福。准此，方鲍关系完全符合罗素开明的性道德，方鸿渐无须认错，更无须忏悔；我们若设身处地地理解这对未婚男女的行为，就不必动辄向它泼洒道德的愤慨与批判的火气了(16)当然，按罗素所讲，“如果男女双方在性关系上、在结婚和离婚时都能够牢记实践宽容、仁慈、诚实和公正这些普遍美德，那就很好了”[6]133，通过方鸿渐的表现来看，要实践这些美德实在太难了；但这更不是可以指责他的借口或理由，因为几乎所有的无毛两足动物都很难实践这些美德。。

按照罗素所说，“嫉妒是性道德起源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6]129，如果有人一直和惯好用性道德的大棒去批判方鸿渐和鲍小姐的关系，那就会让人觉得他潜意识中存在着对法国邮船这样的孤岛乐园的向往与渴望和对碰上好事的方鸿渐的羡慕与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