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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戴》中美国黑人社区文化重建道路探析

2020-12-19廖新丽

普洱学院学报 2020年2期
关键词:岛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廖新丽

普洱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一、引言

对新黑人社区文化的建构是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歌劳莉亚·奈勒(Gloria Naylor)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其第三部小说《妈妈·戴》体现了黑人社区如何在后现代大环境中生存、延续与发展,反映了作者对黑人社区及黑人民族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深刻思考。小说中的冲突不再是白人和黑人之间显性、暴力、对抗性的种族冲突,而是黑人文化的传承和黑人“身份”问题,这也是后现代语境下黑人面临的普遍问题。大部分黑人实现了自己向往的城市生活愿望,但其中一部分人却无法在城市找到认同感,被白人文化和现代性所异化,他们远离自己的历史,找不到合适的身份定位,即使是某些行业已跻身于中产阶级的黑人也会迷失。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努力为本民族的发展找出一条适合的路径,黑人作家对此的努力功不可没。“非裔美国文学作品承担了身份话题的功能,竭力探索、阐释、定义和确认非裔美国人的身份”[1]。《妈妈·戴》就是这样一部杰出的作品。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小说围绕两个来自不同成长环境的黑人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男主人公乔治是一位成长在纽约孤儿院的黑人工程师,他接受的是白人的文化教育体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女主人公可可则由南方一小岛上的外婆和姨婆米兰达(通常岛民都称她为妈妈·戴)两位传统的黑人女性抚养长大。两人的成长差异造成他们很难深入了解对方,这种障碍在他们的回乡之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此小说在国外受到高度评价,批评家主要从主题、民族志、民俗、人物形象等展开研究。国内对此小说的研究不算太多,主要集中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种族与性别问题、魔幻现实主义、百纳被主题、黑人男性力量等。结合国内外的文献未发现有评论家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解读过此小说。

乔治和妈妈·戴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不同文化体系的代表。乔治对个人主义、理性的坚持及对传统的“无知”和妈妈·戴对传统文化、自然的守护及对现代文化的包容特点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思和坚持的观点契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妈妈·戴》的解读具有现实意义,它可为黑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黑人认同感和自信心的恢复找到理论和哲学支撑。作者通过小说告诉人们在过去和现在、传统和现代、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之间建构一座沟通桥梁是黑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由来与主要特征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它是一种整体有机论,其理论基础是哲学家阿尔弗里德·诺斯·怀特海(A.N.Whitehead) 的过程哲学。他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指出,“过程是根本的,成为现实的,就是成为过程的。过程承继的是过去,立足的是现在,面向的是未来。”美国小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等人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倡导者。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机械论、二元论、男性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等进行了反思,认为:“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这种个人主义否认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抑或是神圣造物主之间的关系”[2]。

格里芬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具有三大特征:“其一,后现代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关系的、构成性的。其二,后现代人信奉有机论……所谓信奉有机论,意味着改变现代人的机械论世界观,改变现代人习惯占有的心态。其三,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新的时间观。它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3]。

《妈妈·戴》中的乔治的个人主义和过分理性的性格特点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思的内容,而妈妈·戴身上所体现出的对本民族文化的守护、继承和发展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

三、缺乏文化之根的乔治

二战后,美国政治、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纽约就是“现代化”的代名词,其现代性发展到了顶峰。在白人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中成长起来的乔治如同大多数白人一样把世界和他人都视为要征服的对象。经过不懈努力,乔治在纽约事业有成,他日常的生活除了工作和看球赛外没有其它。他是一个妓女生下的孩子,不知自己的父亲是谁,从未体验过家庭的温情。他没有宗教信仰、理性、自立,只相信当下,深受抚养他长大的孤儿院院长杰克逊太太的影响,她总是对乔治说:“先生,只有把握现在才有发展潜能”[4]。乔治相信逻辑、精准,他的东西必须有条不紊地放置,稍微挪动一点都不行。他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不善于接受不同文化。

个人主义的特性根深蒂固于乔治的脑海。回到可可家乡柳泉岛的第一个晚上,他做了个噩梦,梦见可可溺水濒临死亡,他试图游到海中救可可,姨婆妈妈·戴让他站起来走进大海,可是他不听劝,还冲她喊到:“你这发疯的老女人! ”[4]然后沉入水中。梦警示他要用心听妈妈·戴的话,按她的嘱咐去做。风暴袭击柳泉岛,摧毁了唯一通向外界的桥梁,而可可也被伏都巫师鲁比施了法术生命垂危时,他不接受别人的帮助,不听他人的劝说,固执地想凭个人的力量划船把她送出岛找西医治疗。

乔治只相信可感知的事物和经验,一切均用理性分析来探究根源后才决定接受与否,这样的认知观是建立在重物质轻精神的世界观上。除了理性和经验,“其他各种文化都被贴上了虚假、迷信、原始、愚昧和落后的标签,被看作不值得尊重的东西”[2]。妈妈·戴想用伏都术和他联手救可可,但他认为伏都是巫术,“说的尽是些隐喻”[4]。当他带着象征着戴家族历史的手杖和契约去鸡棚时,他没照妈妈·戴说的去做,反而与象征古老历史的鸡群混战,最终因心脏病发作永远留在了柳泉岛。怀特海曾说过:“世界的创建过程便是说服战胜征服的过程……人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他有听从说服的倾向。展示出各种好坏的选择,他便能说服人或者被人说服”[5]。

乔治眼里落后、伊甸园似的柳泉岛其实“是一个各种文化交融、碰撞与搏斗的地方”[6]。初来乍到的乔治只看到柳泉岛的表象,而没有真正去倾听、询问、关注和了解柳泉岛的传统。他的成长环境使他失去“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7]的机会。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倡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推崇“对话”与“倾听”,但这种“对话绝非内心的独白,而是人际发生的过程,它是指现代在与过去的对话……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真正的对话总是蕴含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为了真正的对话的进行,后现代主义主张开放,主张倾听一切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2]。可见,乔治的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缺乏倾听、割裂历史、极端个人主义、盲目的经验理性、匮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造成的。他是一个与黑人传统文化分裂的个体,一个完全被现代性和白人文化异化了的主体,他不相信草药的价值,不理解岛民要根据自然规律建造木桥,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也不知道伏都教是黑人文化的宝贵遗产,因此他想独自救可可的愿望注定是不能达成的。

四、承继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妈妈·戴

和乔治相反,妈妈·戴代表了南方黑人文化遗产,“她是文化记忆的守护者,又是向被异化了的北方城市人传播蕴含于南方民间美学智慧的传播人”[8]。柳泉岛是一个远离城市、相对独立的母系氏族制的小岛, 这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小岛,岛上没有任何的管理部门和官员,岛民也不需交税。小岛上的时间好像静止似的,偶有的变化如汽车、电视、电话等现代化的物品和西医医生也会出现在岛民的生活中,但成不了主流生活方式,这样就保证了岛内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延续性。岛民保留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不会为了眼前利益出卖赖以生存的土地给开发商。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月,大家相互帮助,互赠食物。妈妈·戴就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描述的那样把自然主义有神论作为最后的归宿,尊重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形式,尊重一切事物的价值和关系。她深信植物和动物世界不仅能影响人类行为,还具有强大的动态威力,是需要尊重的力量,她给自己养的鸡取了各种名字,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它们;她感恩大自然的赐予,精心收集各种各样的种子和草药;她利用草药给岛民治病甚至救了可可的命。通过岛民爱惜自然的行为,作家呈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田园画面。“柳泉岛无论在经济、工作习惯和娱乐生活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身心融合,而这种融合恰是黑人心灵愈合的源泉……通过描摹一幅田园风景画,内勒反衬了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病及城市文明的弊端,希望以此来弥补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以乔治为代表的北方黑人带来的精神贫乏,填补他们心灵上的缺憾与精神上的落寞”[9]。

一直以来,在白人文化的浸染下,许多美国黑人认为自己没有历史,他们既不能在白人文化里找到认同感也不能在遥远的非洲寻到自己的根,但柳泉岛却是例外。妈妈·戴不但是柳泉岛人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小岛文化的传承人、社区文化的守护者。这里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也有自己的历史。他们不过圣诞节而是在12 月22 号这天过自己的传统节日——秉烛游行,这个节日是为纪念先祖萨婓拉成功地逃脱刽子手的绞索回到非洲的日子(萨婓拉因杀死白人丈夫而被判绞刑)。节日当天,人们会在街道上举着蜡烛游行,相互帮助并互赠小礼物。传统节日不但可以让岛民认识到自己在美洲的悠久历史,而且还可以增强黑人的民族自信心。现代性和工业化的入侵使得那些“腰包鼓起来”的或是到“岛外面”工作的年轻人对这个节日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他们用手电代替蜡烛,把工业品当作礼品相互赠送,有的在节日当天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对此妈妈·戴有所担心,但她还是以包容、积极的态度去接受这些新的变化,“毕竟现在和她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4]。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界限。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必然会受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冲击,妈妈·戴以自己的方式接受新事物,同时也在为守住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努力。自然和宗教传统赋予妈妈·戴力量,“奈勒笔下的妈妈·戴具备一切好的品质:尊重生命、家庭和历史,懂得利用自然力量的方法,也能坦然接受死亡”[10]。正因为妈妈·戴的开放、包容与合作,黑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沟通者可可才能存活下来,并在儿子小乔治的身上继续延续下去,一切都以和平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美国黑人的梦想,也是作者的美好愿景。

五、结语

当今世界是一个问题丛生、危机四伏、信仰缺失的现代世界。个人主义、极端理性化让人与人之间很难形成统一的价值标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辩证地否定现代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思维方式,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对奈勒来说书写黑人的故事就是为黑人文化的发展找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作者通过乔治的悲剧告诉人们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远远超出他那简单的经验理性所能定义的。柳泉岛这个纯黑人的田园牧歌似的“天堂”也存在自我解构的因子,差异性、变化性也在持续不断地发生,人们既要从历史传统中挖掘积极的文化价值又要以建设性的眼观来了解世界。作者通过男性和女性之间、黑人社区文化和外来的价值观念、过去和现在、迷信与科学、感性与理性之间不断的碰撞、合作、交流、对话建构了新的黑人社区的文化,它就像那座沟通大陆与柳泉岛的桥一样把黑人社区和大陆连接在一起,它既帮助黑人民众解决文化身份之惑,又不会使黑人文化在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完全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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