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萌

安徽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41

花鼓灯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通过具体的动作、韵律、造型，融合成舞蹈。表演者的身体曲线变化、身体在空间中的舞姿停顿，以及身体各部位的合理支配使用，都有着特殊的审美价值和独特艺术风格。花鼓灯艺术集“歌”“舞”“戏”为一体，加入铿锵的锣鼓，融合杂技、武术等元素，较好地保存了淮河人民对家园、土地的记忆，并以舞蹈艺术形式相传承。这一表传承蕴含着人性的本真，对研究人类文化具有重要借鉴和比较价值。

在安徽花鼓灯中探寻其仪式性表现，试通过分析其舞蹈流传的程式化特色，寻找仪式性的踪迹，从安徽花鼓灯这一舞蹈艺术，探寻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1 安徽花鼓灯的仪式性分类

1.1 民俗仪式活动

民俗仪式活动日期包括国家传统重大节日和地方风俗节会两部分。在安徽地区花鼓灯固定的表演日，前有“国家节日”中的“元宵节”，后有“地方风俗节会”中的“惊蛟会”和“禹王庙会”，都是花鼓灯表演的重要时刻。

在“国家节日”和“地方风俗节会”中，每年都有上百个班子的民间锣鼓艺人和舞蹈艺人自发性的组成队伍互相竞赛，以赛促学，不仅是单纯的表演现场，更是花鼓灯的传播与继承，同时也是众多民间艺人得以出名的“擂台赛”。表演中最优秀的“鼓架子”和“兰花”会成为会后人们追捧的对象，同时优秀的花鼓灯班子在十里八乡都非常受欢迎。所以“国家节日”和“地方风俗节会”中春会、庙会的举办，对于花鼓灯和相关艺术形式的发展与传播，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同时，花鼓灯表演场合的空间以及时间限定，决定了花鼓灯的舞蹈性质和意义，同样也对花鼓灯民俗仪式活动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1.2 社会仪式活动

民间舞蹈在社会仪式活动中具有“自娱性”的特点，在自娱中沟通着人与人之间单纯的情感，体现着人类自我生命的价值。“锣鼓一敲响，脚底板直发痒”“看起花鼓舞，忘了累和苦”。玩灯人可以在表演时以现场的热烈氛围即兴发挥，几次返场表演，不受场地、礼数的束缚和局限，表现出毫不矫揉造作的真实一面，这正是它在维系社会场域下具备的强大生命力。

据老艺人回忆，解放前每到阴历的十三日，村里人汇聚到村头、用玩灯的方式来缓解农耕的疲劳。男女老少轮流打鼓、跳舞，一直可以玩到深夜，称为“村头音乐会”。玩花鼓灯的高手层出不穷，有的比试锣鼓，有的比试舞蹈、有的比即兴对歌，就这样一年年、一代代流传下来。花鼓灯作为淮河文化发展轨迹和肢体语言，共有400 多个语汇、50 多种步伐，它不仅喜闻乐见，也表达出人们的诉求、理想和憧憬。花鼓灯作为社会仪式性的表征，也成为搭建人们沟通、传播情感的桥梁。

2 安徽花鼓灯的仪式性差异比较

在安徽花鼓灯中，虽然自然形态的安徽花鼓灯都伴随着仪式活动，但是就安徽花鼓灯自身来说，不同地域内的花鼓灯也存在着仪式性差异。以蚌埠花鼓灯和怀远花鼓灯为例，二者相较会发现怀远花鼓灯中蕴含的仪式性要比蚌埠花鼓灯鲜明，蚌埠花鼓灯更重视民间的小戏而仪式性则没有怀远花鼓灯的强烈。在此，主要通过横向比较，将蚌埠花鼓灯与怀远花鼓灯的仪式性强弱差异做出比较。

蚌埠花鼓灯注重舞蹈和后场小戏，而怀远花鼓灯则重视舞蹈和灯歌演唱部分。同属安徽怀远地区的怀远花鼓灯和蚌埠花鼓灯，是两种毗邻的艺术风格，虽然都有相应的人物角色，但表演讲究却有不同的程式；同是重“舞”和“戏”的程式规范，顺序也是“舞”在先，“戏”在后，两者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质：前者更注重仪式的程式化，后者则注重表演时的随机性。另外怀远花鼓灯和蚌埠花鼓灯中，有些花鼓灯的内容和特色还是有某些相一致的特点。

2.1 表演程式与人物角色

安徽花鼓灯角色繁多，分工细致，与其他地区相较而言，怀远地区的花鼓灯是最注重礼仪的原生态分布区。几百年来，怀远花鼓灯仍保留着完整而严谨的表演程式。整个表演流程主持——乐大夫（地位居花鼓灯队之首）指挥，仪仗队先导的仪式活动开始，舞蹈班子编制也极具仪仗队规模。舞班子角色多是以当地农民、渔民、樵夫、村姑等真实人物形象改编。这一看似杂乱实际有排布的阵容，是民间对宫廷祭祀礼仪的一种效仿，也受到了古代祭祀乐舞的影响。

首先，表演角色手持手巾、翎扇、拂尘和霸王鞭等道具，与羽、人、皇、干、旄等（宫廷雅乐“六小舞”）属于一脉相承的流传之物。怀远花鼓灯中保留完好的典型的仪式性动作是“三拜九叩”，“三拜九叩”是花鼓灯表演过程中纯仪式性的动作，还未融入舞蹈化的变形。

其次，怀远花鼓灯的仪式性特点还表现在表演的前后顺序和排布中。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一，怀远花鼓灯首先开始祭拜祖宗、神灵及尊长，再与邻居互拜；正月十五闹元宵开始，各地春会、庙会都会有群众自发组织的花鼓灯班子表演。表演程序为“拜进”——“串街”（双纵队的形式边走边舞）——“走大阵”（观众会自然地围拢成一个圆圈，花鼓灯队形成单队“快走阵”），最后的表演模式与之前的严整仪式性不同，突出舞蹈的“耍小场”程序。

花鼓灯表演过程中的仪式行为在特殊的氛围和场域中，形成了特殊情境中的符号意象。尤其是“乐大夫”这一角色，作为花鼓灯队伍的灵魂人物，扮相要求庄重而体面，因为其衣着装束代表了村落整体的礼仪，又象征了其在花鼓灯队中的权威地位。乐大夫的常用道具是拂尘和伞。拂尘是民间清除灰尘的工具，在仪式性表演中被赋予驱邪逐疫、清洁的象征性含义；伞是生活中的常见道具，有实用价值并兼具象征意义。其簇拥式的结构是天神君主赐福于人间的标志，也是民众表达拥戴与顺从的特殊符号。

可见，怀远花鼓灯的表演程序与礼仪规范已融入了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村际关系之中。除去“耍小场”部分的“非仪式性”之外，其他程序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较为中规中矩。虽然怀远花鼓灯的节庆展演呈现出某些地域性、时代性的特征，贯穿始终的是花鼓灯仪式和反仪式中所承载的除秽纳新、祈福同庆的含义，颍上当地的民众也通过这一庆典活动，调节和恢复正常的秩序与生产。

2.2 地理位置与文化

怀远与颍上相比，颍上的地理位置比怀远稍远，交通不及怀远便利，民风相对保守。商业的较早繁荣使怀远比颍上发展更快，经济发展也影响到了文化艺术，淮南凤台花鼓灯自娱性较强，娱神性成分较少，反仪式的特点较为强烈。因为地理环境人文等特点较接近的缘故，两地花鼓灯有共通之处：第一，都不是以宏大队伍场面取胜的区域；第二，丑角人数相应精简；第三，两地花鼓灯队男女角色都重视不同表演气质的塑造（女性动作和唱腔普遍婉转大气，男性形象既有阳刚之美，又不失诙谐）；第四，小戏部分两地在故事、双人表演上也有相似之处。

2.3 传承方式及特点

师徒传授是舞蹈艺术重要的传播方式，而花鼓灯作为民间舞蹈的代表之一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最开始花鼓灯的教学法则和教学环境没有形成规范和体系，花鼓灯的学习者们通过自己学完之后再进行自我研习，加之淮河两岸区域广阔，艺人们也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特点。这其中形体特征、表演特色、性格情况、生活阅历、师承关系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风格各异，千人千面的特点。

凤台地区的花鼓灯，细腻、传情、扇花多。冯国佩为其代表。以锣为领奏乐器，舞蹈以双人对舞形式居多，舞蹈情景表演细致，动作舒展大方，其“拐弯”“斜塔”“野鸡溜子”等动作堪称一绝。

怀远地区的花鼓灯，重技巧，有洒脱、阳刚之美。以郑九如、杨在先等人为代表。代表动作有“单拐弯”“双拐弯”“三拐弯”等，舞蹈动作矫健敏捷、洒脱浓厚。

颍上地区的花鼓灯，质朴、表演粗犷、简练。舞蹈风格古朴、结构严谨、节奏偏慢，代表动作有犀牛望月、白鹤亮翅、猴子抖月、狮子摆头等。

3 安徽花鼓灯中仪式性的意义

3.1 仪式与文化

对于不同地域的民众而言，生存模式决定了其地域文化，而具有一定周期性的仪式，在不断的发展中会逐渐形成一项程序化的安排。而仪式除了表现其自身蕴藏的文化含义之外，也体现了发挥具体行为的实施过程的作用。

安徽花鼓灯中各种仪式性活动均受到安徽文化的影响。比如在礼仪活动中，安徽本就是一块重礼尚义的土地，受儒家的影响，各地在人际交往方面特别注重礼尚往来和礼仪规矩。这也体现在闹花鼓灯的活动规矩中。安徽花鼓灯在演进过程中，历经了简易到华美的外在蜕变，但无论外在形式如何，都未影响当地人对它的虔诚信仰和全身心投入，更没有削弱礼仪自身的整肃行为。

花鼓灯是当地的重要民俗，同时它也是凝结民间礼仪的载体。因此，花鼓灯的互拜和互访是村际间重要的礼物流动和互惠，是人际关系往来和情感交流的密不可分的媒介。即便是在困难时期，民间奢侈的烟、酒、糖、点心，在花鼓灯面前反倒成了附属品。因为当地的风俗习惯和节日特定的时空情境，常年来，演变出了固有的实物交换规律，礼物、情感的交换促进了当地密不可分的社会关系。

3.2 安徽花鼓灯仪式性的未来思考

首先，建立传承体系。以老艺人为重点，做好传承工作，鼓励带徒传艺，培养花鼓灯传承人。恢复大规模春会赛灯会和庙会赛灯会，举办艺术节、抵灯、赛灯、灯歌、锣鼓、舞蹈晚会等民俗活动，彰显“淮河派艺术风格”的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传播、组织艺人授课，把花鼓灯保护置于田野之间、民众当中、城市村落之中，由群众自由参加和选择，将文化保护成果与群众分享，从而使文化保护成为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成为民众自己的份内事。

其次，设立“因舞制策”的发展机制。蚌埠地区和淮南地区先后颁布了《蚌埠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泗州市艺术的规定》《淮南市关于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的条例》，在保留花鼓灯这一非物质文化的响应下，走访花鼓灯重点流行区域，访问花鼓灯艺人和群众，掌握花鼓灯的基本队伍、场地情况，收集音像资料及实物，制定了指定专人保护等措施，使民间舞蹈得以保留下来。但是，花鼓灯这样一种民间文化，在社会文化的不断更迭中也面临严峻的考验，尤其是随着老一辈民间艺术家的过世，锣鼓技艺、舞蹈韵律这些能够充分体现花鼓灯独特魅力的技艺也逐步失传。因此，完善的法律法规是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4 结语

花鼓灯作为淮河文化中独具魅力的一部分，有着它自己的独特个性，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使花鼓灯在文化空间里拥有独立的传承和传播方式。花鼓灯虽然从文化艺术层面进行传播，但在社会秩序规范和与神与人的对话中，也用风俗文化的方式，发挥了仪式性的规范行为作用。伴随着花鼓灯在当代化多元发展，以及由外而内的现代观念融入，从而实现无论处于何时、某种境遇下、与怎样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碰撞，它都可以很好地保持本体的属性，真正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