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杰，张祥磊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300）

围腰和围裙在形态上既是衣又非衣，广泛分布在纵贯南北西东的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上。围腰和围裙在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广泛使用，伴随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所依存的自然风物、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资源环境等各种差异，呈现出各具形态特色的面貌，成为各民族服饰中不可或缺的服饰配件。贵州西部长角苗的圆形黑色羊毡围裙，东南沿海畲族的刺绣围裙，云南西北部纳西族的压褶长围裙，雪域高原藏族的邦典等，这些因民族文化而生，随着民族生存、发展而演化，是异彩纷呈的服饰奇葩[1]。

因为围腰和围裙在民族服饰中处于相对辅助的地位，大家容易忽视。但是如果俯瞰其在整个中国民族服饰中出现的频率和形态丰富程度，就会发现其是中国民族服饰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且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中的原因是多元的。

1 极具实用价值的围裙

围裙穿脱方便，可繁可简，同时又是生产、生活当中必备的日常防护服。中国民族服饰产生于各少数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日常劳作使得人们经常一衣多用。一件衣服既作为劳作服又是日常着装，甚至在必要时又扮演着礼仪服装的角色。因此，要求衣服不仅要结实耐穿，还要尽量实用美观。围裙既是日常穿着的民族服饰的一部分，又在日常劳作中兼具劳动保护的功能，多层次的要求使得围裙成为功能强大、角色多元的服饰配件，因而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使用围裙。由于不同的地域文化、自然风物，甚至由于民族性格、宗教信仰的不同，在围裙的流传过程中，各民族分别发展出了不同的形态，展示了围腰和围裙强大的生命力和实用价值。

2 礼仪性服饰配件——蔽膝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孔子尚周礼，周代的冕服制度对后世朝代的服饰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崇文尚礼”的服饰礼仪在汉族服饰上嵌入了深深的烙印，使得汉民族服饰处处包含道德规范，时时规范穿着者的行为，可以说民族服饰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化礼仪，早在周代冕服中出现的蔽膝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蔽膝原为遮挡腹部与生殖部位长度至膝的男下身服饰，后逐渐成为礼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再以后则成为保持贵族尊严的礼仪服饰。这“人之初”的遮羞布在周礼的规范下逐渐具有了礼仪性的内涵，作为周代礼服穿着中重要的礼仪性配饰登上了大雅之堂。少数民族虽然居于华夏边缘，但其民族服饰俨然成为华夏民族古代服饰留存至今的“活化石”，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华夏民族服饰的文化基因。虽然汉族的民族服饰在现代化进程中遗失，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服饰文化基因却被众多少数民族服饰以不同的形态很好地保留了下来，礼仪性的蔽膝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名称变换了，围腰也褪去了原先实用的遮羞功能，甚至在后来的各民族服饰中发展得形态各异，但是礼仪性的内涵尚存。比如地处西南黔桂交界地区，白裤瑶女装裙子前必配的围腰最具有蔽膝的造型特点（图1）。造型简朴的长方形围腰独立系于裙前，由于其宽度仅有15 cm，绝对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围裙，还有一个较宽的镶边装饰，整体朴素而秩序。如果说还有功能性作用的话，就是为了遮住下面一片式百褶裙在前中的接口。白裤瑶的社会形态在建国前只达到氏族部落的阶段水平，民族内部没有形成鲜明的等级，在服饰上也没有形成高度成熟的礼仪性服饰，贫困的生活使得日常服装也兼具礼服的功能。夏季上衣简单到只是前后两片方布在肩部和腋下缝合的贯头衣，与下身的一片式百褶裙搭配显得古朴、简约、大方，背部的瑶王印图案和裙子前的围腰几乎是唯有的装饰，瑶王印图案方正端庄，围腰也方正有序，从视觉效果看更具礼仪性特征和内涵。贫困和自然的阻隔使得今天生活在黔桂交界山区的白裤瑶民族服饰形象一直延续千年，至今都与古书中记载的瑶族服饰形象一致，充分说明了白裤瑶的围腰承载的是传统服饰的精神内涵，而绝非源于今天着装形象的设计考量。

图1 白裤瑶围腰

围腰和围裙是具有装饰性和礼仪性的服饰配件，从其在男装中的存在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农耕社会下的家庭分工模式，男子的民族盛装被艰难地保留下来。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男人的盛装相较女装盛装更具有礼服的意味和规格，在男盛装中出现的围腰和围裙也更具有礼仪性和装饰性的意味。比如，贵州西部安顺地区的长角苗男子盛装中腰系双层装饰着繁厚刺绣的粉色围裙，与女孩子们可爱的小圆形黑色毛毡围裙相比更显古朴庄重，平时长角苗男装常服是不系围裙的，围裙只在盛装中出现，足以证明男装围裙的礼仪性和装饰性是远大于实用性的，男围裙的方正与女围裙的方圆造型也是男女性格特征的外在表达。

3 装饰性的服饰角色

中国民族服饰相较于西方服饰属于典型的平面结构，同时也是东方服饰的代表。虽然款式类型并不丰富，但特别强调通过穿法的变化实现多姿多彩的着装效果。原本可能是简单的搭配组合，通过灵活的穿法变化，简单的服饰就能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各异的视觉形象。比如生活在黔东南重安江的革家女子，延续和崇尚祖先的英武之风，女孩子们通过多层穿着形式简单的服饰款式，变换出不一样的风貌。简单的方形围裙以多层重叠（一般为3层）穿着的方式，配合系在背后的背牌，打造出颇似古代铠甲的着装效果，穿着民族服饰的革家女孩呈现出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形象（图2）；再如黔东南的侗族围裙，侗族作为古老族群百越民族当中骆越的后裔，由于千百年成熟稳定的稻作文明，形成了温婉细腻而又忍辱负重、崇文尚艺的民族性格，她们的民族服饰修身而简约，上衣直襟窄袖，打开的前襟露出下一层形似肚兜的上下连属围裙，颇有内衣外穿的形式意味。古代汉族女子的肚兜是极具私密性的内衣类别，然而穿在外面的侗族“肚兜”就俨然成为了形态独特的围裙，与敞开式直襟的上衣搭配舒适大方，成为围裙中形态迥异的类型。肚兜式围裙相较于仅系于腰间的下装式围裙，属于上下连属形式，更具有一件衣服的特征和穿着效果。这种类型独见于黔东南的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在明清之际，属于长期隔绝于汉族文化圈之外的生苗区域，长期的人为以及自然的阻隔，使他们完整保留了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因此，此地的围裙形态和概念完全有别于其他地区，不能以汉族地区肚兜外穿的概念来理解这种新的类别[2]。

图2 革家女子围腰

4 围腰、围裙也可以是别样的裙子

围腰和围裙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个概念。围腰作为一种独立的服饰存在，具有超越围裙之外的各异形态。这样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民族围腰会是前后两片的，有的民族围腰宽度却远远大于身体的宽度并横于身体的前面。这个时候的围腰已然不能再按照礼仪性、装饰性围腰来理解，已经成为一个特殊形态的裙子，这种前后穿着的两片式围腰只是裙子的款式变化而已。比如生活于贵州中部雷山地区的短裙苗支系女人，为了适应山间生活和劳作，穿着短裙成为她们的必然选择。但是在与外界的交往中，过短的裙子就不太方便，于是她们在裙子前后各加一片长于短裙的围腰，并在上面通过刺绣等手法进行装饰，这样既美观又实用的装饰效果被大家广泛接受，同时也成为她们民族服饰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围腰和围裙居于下半身前正中央的位置，突出的位置使其成为民族服饰传达文化内涵的重要部位。服饰的主要装饰区域一般是领子、袖子和前胸，但是领子和袖子受特定造型的影响，装饰手法很难充分展开，围腰和围裙所在的下身前中央的位置便成为一个便于利用的开阔空间。因此，很多民族都在围腰、围裙上下足了功夫，使其成为承载民族情感内涵的载体。如黔东南的摆贝、麻鸟，都是苗族中以鸟作为图腾的民族支系，他们在围裙上以鸟为主题进行绣、染、织；黔东的施洞地区在长围裙的中央绣人骑大马的形象，以纪念清朝咸丰年间当地涌现的抗清英雄。贵州从江地区的侗族盛装中装饰大量圆形银饰的围裙则具有图腾崇拜萨天巴的精神内涵。

纵观古今东西人类服饰的发展，在西方也不乏围腰和围裙存在的例证。比如古埃及法老墓室壁画中出现的法老服饰形象，从中便可发现系于腰间并垂于前中的腰饰已经与如今的围腰无异了。虽然环境、年代完全不同，但法老围腰已经兼具了装饰性和礼仪性。可以看出，围腰和围裙存在的历史较为久远，足以追溯到人类服饰现象的早期，如果说其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是包括从腰带、围腰、蔽膝到围裙的全序列，而且已经完成了功能性、装饰性、礼仪性以及多元泛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成熟、古老的服饰元素。中国众多民族都出现了围腰和围裙，说明中国的民族服饰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甚至可以说世界各民族服饰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围腰和围裙从远古走来，传递着各民族文化的信息，各民族利用刺绣、蜡染、染织等不同的服饰制作手段和方式，以各民族特有的图案、符号或形式来传达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和情感信息，使围腰和围裙成为一部承载着厚重民族文化的无字史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