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欣　刘浪飞

摘 要：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长期旅居并多次游历中国，对于中国文明有着深入的体察和丰富的感知，他的作品《勒内·莱斯》就是其对北京的精神文化内核的一种探寻和尝试。本文从时代背景入手，结合勒内·莱斯和“我”两条线索，剖析了该作品对紫禁城这座“迷城”实与虚的探索，进而探讨了谢阁兰的异域文化观。从现实角度而言作者的探索失败了，但从精神角度而言，作者完成了更高层次的诗性的追寻与自我心灵重构，其探索、平等、包容、欣赏的文化观为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谢阁兰;紫禁城;迷城;异域文化观

一、《勒内·莱斯》

《勒内·莱斯》根据谢阁兰的一本名叫《莫里斯·卢瓦秘史》的日记写成，并保留了日记的形式，但主人公易名为勒内·莱斯并加强了叙述者“我”的地位与作用，以两人之间的交流为线索，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讲述了一些诱人离奇的故事，为紫禁城增添了神秘感。小说虽然名为《勒内·莱斯》，实际上，“我”与勒内·莱斯同为主人公，“我”是想象世界的探索者，勒内·莱斯是现实世界的观察者，二者重合，实现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统一。但“我”又对勒内·莱斯的描述有所怀疑，故小说给人一种迷离恍惚之感。

二、13—20世纪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

虽然有学者认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中国形象已经为西方了解，但根据周宁先生的观点，1298年《马可·波罗行纪》的问世始为西方中国形象的起点。13—15世纪《马可·波罗行纪》为大多数西方人塑造了一个富庶强大的东方古国的形象，中国代表着财富和王权，隐射着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和政治欲望。15—17世纪，传教士将马可·波罗描述的物质世界扩大到了精神层面，勾勒出了一个秩序井然，文明智慧的中国，掀起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社会秩序以及儒家思想大肆赞扬，希望西方能向之学习。18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国强大繁荣的形象由于西方的侵略而幻灭，中国一直被西方人描述为贫穷落后，封建愚昧，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附庸[1]。

《勒内·莱斯》的文本背景则设定在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年：1911年，为小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实性。此外，该作品迥异于大多数西方作品，以探索和相对平等的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书写，使其具备了更多的研究价值。

三、《勒内·莱斯》中的“迷城”

《勒内·莱斯》这部小说的探索核心是紫禁城，勒内·莱斯与“我”在现实和想象中完成了对“迷城”的探索，但想象多于现实。笼罩着这座“迷城”的浓雾并没被驱散，相反，现实与想象的交叠增加了这座城的异域风情和神秘感，使外国人更加心醉神迷。

（一）现实中的“迷城”

神秘的紫禁城是北京的心脏。小说的开篇就讲道：“北京是一件神秘建筑的杰作，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谢阁兰笔下的“迷城”有其真实可信的一面。他多次游历中国，对北京和紫禁城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他在小说里写道：“它像一面棋盘坐落在黄色平原的北部，四周是几何形状的城垣，城中大道如织，笔直的街巷把它切成方块，顿时形成一座大城……随后住上了人，最后连郊区都私下里挤满了以它为生的汉族臣民。”这段描述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北京城——方正有序、煌煌帝都、人口密集。之后又引出一句话：“然而方格的主体，即鞑靼——满洲城却始终是一个妥善的庇护所，保护着征服者。”[2]从此句可见皇城的神秘——无论外围如何拥挤，内城固若金汤。书中这些准确的描述赋予了小说真实性。小说中的“我”无数次想要越过宫墙：“我”从不同角度观察紫禁城的围墙、角楼、白塔、煤山还有前门，目睹摄政王的仪仗，还买通过太监、中国医生，试图借助给“大人物”看病的机会踏入内城[3]，但终以失败告终。小说中部分场景源自作者想象或者听人转述，但由于作者对中国文化较为了解，其描述的画面可信度较高，比如太医的语言特色、庄严的老皇后、身体孱弱的光绪，以及后面章节中对摄政王、袁世凯这些人物的描写[4]，即便国人读来也是真实可信的。

（二）想象中的“迷城”

想要亲自探索紫禁城的愿望被挫败，最后“我”打算学官话来试试，因此结交了一位自称是光绪的朋友兼秘密警察的比利时青年勒内·莱斯。按理说通过这条捷径，“我”对“迷城”可以有更清晰的认知。但紫禁城却变得更加神秘莫测——孤独脆弱的光绪帝、庄严寂寞的隆裕皇后，最荒唐的是勒内·莱斯声称自己是皇后的情人，并生下了一个孩子。他的叙述荒诞离奇，连“我”都对此怀疑，“我”在日记里写道勒内·莱斯的昏厥及怕鬼的故事，暗示他可能有通灵的倾向，因此勒内·莱斯的可信度就降低了[5]。另一方面，“我”好像了解到了“迷城”中的秘密，但真假难辨。小说最后以勒内·莱斯之死结束了这一切，且“我”回头自省，也许是“我”太过热忱，询问勒内·莱斯的问题带有一些无意的暗示，于是勒内·莱斯就顺着我说下去了。比如“我”一提到特務机构，勒内·莱斯就声称自己是那里的要员;“我”才发出“一位满洲女子可以被一位欧洲人爱上吗？”的疑问，十五天后，勒内·莱斯就说自己是隆裕皇后的情人[6]。“我”探索的热情点燃了勒内·莱斯的热情，激发了两人无限的想象力。随着勒内·莱斯之死，这一切也就戛然而止，紫禁城的一切依旧是个谜，“我”仍然没有真正探寻到异域文化的内核，“我”探索的还是自己想象中的“迷城”。

（三）“迷城”：北京的内核

谢阁兰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探索北京的内核，但他的探索并未找到答案，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探索之旅已然有了先入为主的底色。北京一开始吸引他的就是神秘，紫禁城就是神秘的象征，犹如北京的心脏，把神秘的血液运送到北京各处。北京为帝都，中国之核心，因此，中华文明在谢阁兰眼里自然而然是神秘的。从整部小说来看，谢阁兰是带着答案来探索紫禁城的，虽是一次精神探索，实际上更像一场印证答案的旅程，所以他未能真正找到北京内核的实质。

此外谢阁兰对“迷城”的探索并不顺利，他被限制在红墙外。“满洲城却始终是一个妥善的庇护所，保护着征服者。”这种神秘和森严是欧洲不曾有的，紫禁城的主人光绪也是不可接近的，坐拥天下却从未出过皇城，无人知其究竟，就连城中的空气都带着一丝神秘。小说中还有很多“皇室秘闻”，如隆裕皇后的情人，这使紫禁城更加扑朔迷离。谢阁兰听着种种传闻，臆想这紫禁城中的一切，最后，他坚定了自己的答案：神秘就是北京的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主基调。由此，“神秘”也构成了谢阁兰异域文化观的组成部分。

四、谢阁兰的异域文化观

抛却《勒内·莱斯》中离奇的想象，读者可以真切感受到谢阁兰对中国文化不懈的探索和追求真相的勇气，这正是谢阁兰异域文化观的核心体现，他将对异域文化诗意的追求与自我精神的探寻融为一体，同时，中国文化的养分已深入其心，成就其文学创作独特的魅力。

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911年，彼时中国积贫积弱，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华文明鄙视不屑，甚至妄图同化中华文明。即使有西方人欣赏中华文明，多半也是停留在最浅显的器物层面，他们带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优越感，将中华文明置于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为之贴上愚昧、落后的标签。偶有例外者如法国作家绿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也只是多了几分怜悯，其本质还是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中华文明。

谢阁兰不同，他深爱悠久广博的中华文明。异域与故乡的对照使他痴迷，他对异国文化的态度平等友好。他的异国文化观的核心是精神层面的探索，而不满于只停留在器物层面。在他眼里，想要突破认识的局限，就要进入“迷城”一探究竟，这是北京乃至中国的内核。他带着美学的观点看待异域文化，不断探索，以求了解真实的中国，但大多数西方人是通过对比本国文化来描摹异国文化，甚至以此来分出优劣。在谢阁兰心里，美感在文化差异之中，通过这种差异，他才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满足精神上对美的追求。

从文化心理角度而言，谢阁兰来自历史文化悠久的法国，法国人骨子里有对文化的向往，充满浪漫主义的情怀。较其他欧洲国家，如英国，其文学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勾勒大多腐朽没落，而法国文学中对中国的描述更为浪漫。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等人就曾大力宣扬中国儒家思想，虽然并不准确，但也在法国人心中种下了一颗欣赏中华文明的种子，这种文化氛围对谢阁兰不无影响。可以说法国人对文化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热爱，超越了政治。

谢阁兰的异域文化观也与其个人经历有关。他出生在一个狭隘的天主教家庭，母亲有着良好的艺术教养但专横严厉。谢阁兰从小就想逃离传统教育对精神的束缚，渴求解放。青年时期，他受到了兰波神秘主义诗学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崇尚个人意志、追求“非宗教的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后来他又接受了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和道家的神秘主义，这些都使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中国文化之旅带有强烈的精神探索意识，以《勒内·莱斯》为例，谢阁兰将北京与紫禁城描写得如梦似幻，想象虚构大于真实，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即便如此，谢阁兰对中国的了解远胜其他欧洲作家，首先态度上，他是尊重中国文化的，时常流露出对中国的同情。谢阁兰多年旅居中国，学习中文，去过不少地方，进行过考古等社会活动，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且数量不少，他的作品《古今碑录》《华中探胜》《历代图画》《天子》等都取材于中国，中国在他的笔下展现了一种异于寻常的光彩与魅力，在真实与想象中游离，常常引人入胜，充分展示出文化的多面性，与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也不尽相同。

谢阁兰异域文化观的核心是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精神探索，其杰出之处在于他主张以平等、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异国文明，将文明与该国的政治经济相对隔离，用美学的角度来欣赏异国文明。但是他的异国文化观也有不足之处，没有摆脱“神秘的东方帝国”刻板印象的影响，在小说中，这种神秘主义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为什么紫禁城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勒内·莱斯》也不能真正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原因。

五、总结

从现实来说，谢阁兰的尝试失败了，他只是完成了一次想象中的精神探索，并未真正进入红墙，这种想象是不可信的。但从精神上来说，谢阁兰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的，在某种程度上，他实现了与异域文化的思想碰撞，虽然故事荒诞离奇，但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正是坚持的探索和求真的勇气推动了谢阁兰的精神之旅，在虚实交错中构成了该小说的生命线。

小说展现了谢阁兰的异域文化观：探索、平等、包容、欣赏以及神秘，其观点值得后世借鉴。要想真正了解异域文化，首先就要有探索精神，勇于实践，通过亲身经历来感悟，而非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正如谢阁兰认为的那样，文化不分优劣，一定要以平等、包容的心态去了解探索一种全新的文化。当今中华文化的传播仍然面临着与20世纪相同的问题，许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华文明，曲解中华文化的现象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将中国妖魔化，视为中华文明为下等文化，将友好的文化交流当作文化入侵，逢中必反，殊不知只有摒弃偏见，以尊重和包容为前提，才能真正了解异域文化的精神内核，消除中西方文化心态的壁垒，促进国际合作与共同发展。同时我们也在谢阁兰的异域文化观中找到了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理解误区，即中华文明是神秘的，是难以理解及接近的。找到症结之所在，才有利于我们对症下药，揭开中华文明“神秘的面纱”，帮助渴望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真正地了解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方平等友好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参考文献

[1]周宁.想象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04：1-7.

[2]维克多·谢阁兰.勒内·莱斯[M].梅斌译，郭弘安校.北京：三联书店，1991：14.

[3]维克多·谢阁兰.勒内·莱斯[M].梅斌译，郭弘安校.北京：三联书店，1991：33.

[4]維克多·谢阁兰.勒内·莱斯[M].梅斌译，郭弘安校.北京：三联书店，1991：213-215+219-221.

[5]维克多·谢阁兰.勒内·莱斯[M].梅斌译，郭弘安校.北京：三联书店，1991：223-225+242-246.

[6]维克多·谢阁兰.勒内·莱斯[M].梅斌译，郭弘安校.北京：三联书店，1991：25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