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植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易经»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典籍，在1626 年被法国传教士金尼阁译成拉丁文后逐渐走进西方世界，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当今，来自世界范围内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对«易经»进行了跨学科式的研究，并发现它从哲学、历史、科学等角度都可以被诠释，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百科全书”。

«易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认可都离不开翻译的功劳。麦格基(Canon McClatchie)在1876年所翻译的«易经»是第一本英文全译本，但因为他在翻译过程中对东方哲学思想持有成见和在解释上过度发挥而被诟病，影响力十分有限。之后，理雅各(James Legge)在1882 年出版的英译本是第一本被西方广泛接受的英文版«易经»，此译本真正打开了«易经»的“西行之路”，之后被多次再版，并长期作为翻译蓝本。

20 世纪后，易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易经»译本也不断涌现。在纷繁的译本中，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德译本脱颖而出，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Jung Carl Gustav)委托他学生贝恩斯夫人(Cary F.Baynes)将其转译成英文出版。国内«易经»英译的先河由知名学者汪榕培、任秀桦在1993 年开创，此译本内容简洁明了，可读性高。在2014 年，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倾注12 年译注的«易经»英译本出版，因其注释详尽和对原文文风的高度还原而备受好评。

但«易经»英译远非易事，理雅各曾感慨在他翻译的中国典籍中，没有一本比«易经»更艰难。“译易之艰”也是每位«易经»译者共有的感慨。荣格在卫礼贤/贝恩斯版«易经»的前言里也直言不讳道:“如果«易经»的意思容易把握就不需要前言了。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为其中有如此多晦涩难懂之处，以至于西方学者倾向将«易经»当作一个‘符咒’集，或认为高深莫测，或认为毫无价值。”[1]而在«易经»英译过程中的众多难点之中，人称代词的处理便是其一。

一、人称代词与亲疏关系

人称代词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用法不同会给译者带来一定困难[2]，尤其是像«易经»这样的文言文，汉语人称代词的使用与英语有着明显差异。吕叔湘曾指出中文人称代词在使用时能省则省，指代方式主要以“名词复现”和“零代词为主”[3]，显性人称代词使用频率一般较低[4]，而在英文中省略的情况远远少于汉语，因此造成了在汉译英过程中，英文译本对人称代词“显化(explicitation)”的现象[5]。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韩礼德和马西森把英文人称代词按照功能划分为“互动型(interactant)”，包括第一和第二人称，和“非互动型(noninteractant)”，包括第三人称和与其相关的形式；“互动型”中包括“言者(speaker)”“复数言者(speaker-plus)”“被言者(addressee)”[6]，关于这一问题中的英文人称代词系统的构成及其内部要素、关系，具体可详见表1。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概念功能”“交际功能”“语篇功能”；概念功能用来谈论世界的经验，交际功能用来行使社交关系，语篇功能用来构建信息。[7]人称代词的使用跟语言的交际功能息息相关，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互动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交际各方的亲密程度。所以，当文本大量使用“互动型”人称代词时，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就会被拉近，从而创造一种亲切的感觉，使文本更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大量使用“非互动型”人称代词会创造一种“客观”或“疏离”的感觉，拉开文本与读者的距离。

人称代词在翻译显化过程中是一个高度闭合的系统，若译者使用“互动型”人称代词，整篇译文中所显化的代词就主要以“互动型”为主，全篇具有高度一致性。这种“闭合系统性”使分析他们的显化对译文亲疏的影响成为可能。

一般来说，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先判断原文本身所呈现的亲疏程度，从而决定在显化时应该用哪一类人称代词。但在«易经»翻译过程中，原文中人称代词的省略和因年代久远造成的情景语境信息的模糊和缺失都给译者确立原文所想表现的亲疏关系带来困难，这时就需要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做判断，也就是说，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对相关信息进行补全和“主观清晰化”。这样一来，在«易经»英译过程中，有大量的人称代词被“主观显化”，而译者不同的显化策略势必会重新定义文本和读者间关系的亲疏，进而使译本在读者心目中以不同形象呈现。

二、量化分析与结果

不同译本人称代词分布散漫且使用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使用量化统计的方式可以在宏观层面用数字直观地展示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为分析文本亲疏关系和形象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以下为具体操作过程。

1.量化分析过程

笔者首先摘取三本英文译作里卦辞和爻辞的翻译和相应中文制成五个小型语料库，所选三本译作分别出自理雅各[8]、汪榕培/任秀桦[9]②、闵福德[10]。值得一提的是闵福德的译著中将原文用两种风格再现，并分别称之为«智慧之书»和«青铜时代卜辞»(以下称为«青铜卜辞»)。之所以选用这三个译本，是因为三本译著风格各异且具有代表性，时间跨度长且译者背景多元。通过分析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选择特定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不同的策略，尤其是对人称代词的显化策略，对译文形象构建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 3.4.4[11]进行统计分析，Antconc 自开发以来，其科学性和可信度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评估并认可[12]。本研究使用Antconc 中的词表功能(word list)对数据进行筛选，之后用索引定位功能(concordance plot)对五个语料库中的人称代词进行数量统计，并分类列出每一类代词数目占译文总字数比和占总代词比，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2.结果分析

从表中可知«易经»原文总字数为7 120，但仅有17 个人称代词，分别是13 个“我”、1 个“吾”、3个“尔”。①原文无论在人称代词的数目上还是总字数上较译文都有显著差异。译本人称代词总计中，理氏译本显化最多，达到1 238(1.27%)个；而汪/任译本以800(1.41%)个位居第二。闵氏译本中两译文分别为216(0.43%)个和83(0.20%)个，无论从总计上还是总字数占比上与另外两译本都有较大差距，尤其是«青铜卜辞»，其人称代词总数目与另外两译本差距可谓十分悬殊。但就比例而言，汪/任译本的1.41% 略高于理氏的1.27%。从以上分析可知，理氏译本与汪/任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高度依赖人称代词的显化，而闵氏在翻译时对人称代词显化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从人称代词的显化程度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理氏和汪/任的译本更照顾西方读者的阅读感受，使用“归化”的策略进行翻译，而闵氏则采取更能展现原文风貌的“异化”方式。

在互动型代词中，闵福德两个译文总计分别为4 和9，且第一人称代词都是4 个，均小于原文的14。也就是说，闵氏不仅没有对此类人称代词进行“显化”，反而出现了“隐化”现象；笔者认为这是闵氏竭力追求与原文极简风格对应的结果。而理雅各虽然对每一类互动代词都有少量“显化”，但总共只有90 个，仅占总代词数的7.30%，对译文整体亲疏影响十分有限。而汪/任本对“被言者”类互动型人称代词的显化最多，达到了557个，占总代词数的69.6%。与其它译本相比，此类代词的“显化”可谓是此译本的一大特点，这种策略极大增强了译文的互动性，提高了译文的亲和力。

对于非互动型人称代词，三译本都有明显的显化。理氏译本最为明显，高达1 148 个，占总显化代词数的92.7%，呈一边倒趋势。理本对非互动型人称代词超高的依赖程度使译文的亲疏关系趋向于“中立”或“疏远”，拉开了译文与读者的距离。虽然汪/任译本(243/30.4%)和闵氏«智慧之书»(212/98.15%)显化字数相近且总占比相同(0.43%)，但代词总占比有着明显差别，因此可以推断出二者译文亲疏关系存在明显差别。虽然«智慧之书»和«青铜卜辞»非互动型代词占总代词的比例高度相似(98.15%/98.92%)，但前者总数(212)明显高于后者(74)，这从一个角度佐证了后者文风较前者更加简洁。

在非互动型代词中，“it”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它可以在主语缺失的情况下用作形式主语，行使语法功能而非指代功能，这也解释了为何追求原文“极简主义”的闵氏译本和以“互动型”人称代词为主的汪/任译本也对“it”进行了大量显化。同时，闵氏两译本对“it”和“its”之外的第三人称代词也有一定数目的显化，这是因为«易经»中常见像“君”(见乾卦九三、坤卦卦辞、屯卦六三等)、“王”(见讼卦六三、师卦九二、随卦上六等)、“女”(见观卦六二、大过卦九二、咸卦卦辞等)这样的指称，中文用“名词复现”和“零代词”为主的指代方式使得原文中缺少相对应的第三人称代词，但英文中往往用“非互动型”的第三人称代词来指代上述指称。

总的来说，在人称代词的处理策略上，理氏译本主要以显化“非互动型”为主，汪/任译本则主要依靠“互动型”，而闵氏译本走跟原文相似的“精简”路线。

三、显化策略与形象构建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对原文进行解读时都竭尽全力去挖掘原文含义，并用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进行表达，正是这种主观的解读，使得译文“文如其人”。换言之，译文的遣词造句和翻译策略的选用与译者自身背景息息相关。本节将译文节选与上述量化分析结果相结合，来探究译者在人称代词处理策略上为何会选其所选，以及不同策略构建了何种不同的译本形象。

下面且看不同版本中对“讼卦”卦辞的翻译。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9]12

1.理雅各译文分析

Sung intimates how，though there is sincerity in one’s contention，he will yet meet with opposition and obstruction；but if he cherish an apprehensive caution，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while，if he must prosecute the contention to the (bitter)end，there will be evil.It will be advantageous to see the great man；it will not be advantageous to cross the great stream.[8]69

对比中、英文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字数上差异，原文仅仅只有18 个汉字而译文却有64 个单词，这种差异直观地解释了为何理氏译文总字数远多于其它译本。理氏译文读起来更像是原文的解释，金思密认为这是理雅各过度依赖注疏所致[13]，笔者认为这与他之前的经历和翻译意图相关。理雅各作为一名早期新教传教士，曾对«圣经»做过系统性注释，以方便人们理解，而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易经»内涵，理雅各用意译、增译的方式让本来晦涩的原文在英文里变得易懂。用描述的方式去翻译«易经»的另一原因是早期传教士所具有的“索隐派”思想[14]，他们想通过“解释”的途径把中国典籍“拿来”为己所用，以达到宣传基督教的目的。

中国经典对于初来乍到的理雅各来说是既神秘而又陌生的，作为一名来自西方世界的传教士，«易经»难免会产生一定的隔阂感，对教会的忠诚也拉开了他与中国典籍中所蕴含哲学思想的距离，虽是潜心上下求索，但却难以全然接受。在探究过程中，除了文化上的陌生所建立的心理距离之外，他也对«易经»的“玄妙”有所敬畏，这种敬畏之心进一步拉开了理氏与原文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感”和“陌生感”由人称代词的显化策略而体现。在以上译文中，理雅各“显化”最多是属于“非互动型”的“he”；在全部译文中，“he”以及其格位变体“him”和“his”(以下称之为“he”类)共有572 个，占总人称代词的46.2%。上述译文开头也使用了“one”用作指代，跟其它译文个位数的使用情况相比，理氏译文对“one”的使用也十分普遍，多达83 个，而“one”作为人称代词常见于正式语体，可“增加文章的权威性”[15]353。通过上文，我们也可以看到理氏对“it”的显化，仅仅是对一句卦辞的翻译，“it”就出现了两次。而整篇译文中“it”(169/13.7%)也有一定数目的显化；“it”的使用在正式文体中更为常见，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客观感”[15]354。

综上，理雅各对«易经»的“隔阂感”和“敬畏心”通过对非互动型人称代词“he”类、“one”和“it”的显化被投射到了译文，创造了一种“有距离感”的威严形象。

2.闵福德译文分析

«智慧之书»: «青铜卜辞»:

Good Faith. Captives

Caution. Afraid

This is Auspicious Auspicious to middle.

Halfway， Calamitous

In medioConclusion

Hoc bonum.Profits

Ultimately To see a big man.

There is Calamity， No Profit

In fineTo cross a big stream.[10]476

Infortunium.

It Profits

To see a Great Man，

Magnum virum.

There is no Profit

In crossing a Great Stream，

Transire magnum fluvium.[10]97

闵福德的«易经»英译本把原文本中卦名、卦辞、爻辞等进行了两次翻译和解释，以凸显不同时代对原文本认知的变迁。«智慧之书»中的翻译常夹有拉丁文，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读者有种阅读古文本的感受，并让读者联想起过去欧洲长期的灵性史(spiritual discipline)，而且赋予其神秘感，提醒人们一切尽在«易经»的预言和判断中”[10]44。

按照书中简介，«智慧之书»中的翻译追求表达的文雅和详尽，而«青铜卜辞»中追求语言的自然和朴素[10]502。在以上的翻译中读者也可以对二者风格差异略窥一二，比如«智慧之书»对“利见大人”的翻译中显化“it”作形式主语，而«青铜卜辞»中则没有用任何代词。

纵观«智慧之书»全文，其虽有213 个人称代词，但绝大部分由“it”(103/48.7%)和“he”(72/33.3%)类代词所占。在译文中，“it”主要显化作用与理氏译文相同，主要为了在主语缺失的情况下使句子读起来流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实现原文所追求的“文雅”，而“he”类的显化会建立一种隔阂感，从而拉开译文和读者间的距离。“he”类和“it”的显化在残缺拉丁文的身影中，给«智慧之书»塑造了一种“神秘”而又“雅致”的形象。

“讼卦”卦辞在«青铜卜辞»中则没有一个人称代词，这种“极简风格”在英文表达中很不寻常，闵福德在书中说到这是“有意去复原原文风貌而做出的决定”[10]449。全文中只有83 个人称代词，仅是«智慧之书»中的三分之一多点，显化情况跟«智慧之书»相似，以“it”(24/28.9%)和“he”类(27/32.5%)指代为主。这种对人称代词显化的克制使读者缺少度量“距离感”的标尺，让«青铜卜辞»所呈现的形象和原文本一样，散发出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玄妙”。

闵福德作为知名的汉学家，在翻译时博采众长，综合了几百年来中西各家对«易经»的注解和研究，并抱着“文化传播”的心态对原文进行高度“中国化”的翻译，让西方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易经»的原始面貌。总的来说，闵氏的译作在诗学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对原作进行了高度复原。这由“三言两语”组成的译文因为其不寻常而勾勒出一种玄奥感，同时对人称代词显化的克制也模糊了译文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再加之残缺的拉丁文，更是让译作整体形象变得“玄之又玄”，更好地展现了原文的风貌。

3.汪榕培/任秀桦译文分析

The song hexagram (the symbol of litigation)predicates good fortune if you are sincere，prudent and peaceful.You will have misfortune if youcarry a lawsuit to the end.Itis the right time to call on a great man，but not the right time to cross a great river.[9]13②

汪/任译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朴实、明了的风格。它没有理氏译本的过度解释，也没有闵氏译本中华丽的辞藻和独特的表达风格，而是选择用英文中相对常见的词语和表达方式。这些翻译策略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且拓宽了读者群，使其更接地气，增强了译文的接纳度。

译者对人称代词的处理方式也展示了译文的包容性。从上文中看，一句卦辞的翻译就使用了三次“you”；从统计看，译文中人称代词的显化也主要依赖互动型人称代词“you”(448)和“your”(95)(共543/67.9%)。“‘you’是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的人称代词，因为它既没有单复数的区分，也没有性别的区分”[15]329。因此，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把文中的“you”当作自己，由此建立“一对一的亲密关系”[16]。同时，使用“被言者”人称代词“you”也是对言者人称代词“I”在潜意识层面的显化，因为当读者把“you”当作自己时，自然会认为文中文字由作者“I”说出。选用“you”和“your”作为译文中主要显化的人称代词与两位译者的身份也有关系。两位译者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并长期从事典籍翻译工作，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熟悉度，因此他们会从局内人的角度去看待并翻译«易经»，下意识地以“我”的口吻来翻译给“你(西方读者)”。

总体来说，互动型人称代词“you”和“your”的高频显化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赋予了文本似人般的亲切感，使译文形象更“生动”和“有人情味”。作为“被言者”的读者会下意识地被带进这具有亲和力的文本中，像是在聆听来自“东方哲人”智慧的教导。

四、结语

通过以上量化分析和译文内容节选对比，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了三本«易经»英译本中不同人称代词显化策略对译文亲疏关系的影响和形象构建。总的来说，理雅各译本中对“非互动型”人称代词“he”及其变体词的显化将他个人对«易经»的“隔阂感”和“敬畏心”带入译文，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文本与读者间的距离；闵福德两个译文对人称代词显化的克制模糊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使其充满了“玄妙感”，让其所呈现的形象与原文相似；在«智慧之书»中拉丁文的引用也增强了这种感觉并给予读者更多“遐想”的空间。与其他两本译作相比，闵福德译作在风格和精神层面与原作最为接近。汪榕培和任秀桦的译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人主持完成的第一本英文版«易经»，“局内人”的身份认知也从人称代词“you”的频繁显化而表现，“互动型”人称代词的重复使用将译者与读者划入同一语场，使得译文所构建的形象更亲切和生动，译文中更接地气的表达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种亲和感，这两个元素在译本中可谓“相得益彰”。

三本译著由于三位译者所处时代、个人背景、翻译思想等方面的不同而以不同风格呈现。风格本身没有好坏，不同的风格提供给西方读者和学者更多的角度去感受和研究«易经»。无论以何种风格呈现，每位译者都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了西方。正如文首所言，«易经»能在西方世界得到关注和认可，翻译功不可没。当今，文化传播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热门话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典籍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广泛传播的目的，译者应有意识地对翻译策略进行考量，提高译作的可读性和在读者群中的接纳程度。

注释:

①中文文本中还有三处“它”(比卦初六、大过九四、中孚初九的爻辞中)，但均不是人称代词。

②此译本虽然在英语世界影响力不够大，但作为建国后国人的第一个英译本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其翻译风格与研究中所比较的译本有明显不同，可以增加研究文本的多样性。汪榕培教授在国内典籍翻译界的地位界举足轻重，就此而言，译本本身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此译本在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亚马逊网站都可以买到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本研究的关注点在于译本中人称代词的使用对文本亲疏关系的影响和形象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研究对象时，译本的影响力值得考虑，但不会对本研究的结果产生本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