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猷龙

元宋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蒙古贵族在中国的统治，使全国各族人民沉沦于百年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得以解放，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明帝国，是为洪武元年。

第一节 蚕业概况

在元统治期间，蚕桑生产受到严重摧残，当元末农民起义各地割据的十年之间，“耕桑变为草莽”，因此至明初，蚕业生产水平已降低到极低的水平。

朱元璋登基后蓄意发展蚕业，即下令“天下凡民有田五亩到十亩者，须栽桑半亩，十亩以上倍之，田多者按此比例增加”①《明史》“食货志”。。当洪武二十五年（1392），“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人树桑百根”，“今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②《明会典》，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令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树，每一里种二亩秧，每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再耕，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阔一垄，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发云南、金凿充军”③《明会典》卷17“农桑”。在政府的号召下，这一年仅浙江临安县新栽不起科的桑树就达2143960株④《成化、杭州府志》卷2l“临安县”。

浙江自南朝、唐、宋以来，蚕业已有相当基础，元朝虽遭破坏，但远较北方为轻，至明代，在政府提倡发展蚕业的各项措施推动下，农村生活安定，不多时生产面貌不断改观，生产力逐渐增长，蚕业收入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故有记载说“东南唯嘉湖数郡，地利树桑，人多习蚕务者，故较农为差重”，“以蚕代耕者什之七”⑤《桐乡县志》，“湖民以蚕为田，故谓胜意则增饶，失利则坐困”⑥《西吴枝乘》，“蚕桑之利，莫甚于湖，田中所入，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⑦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物产类”，“（乌程）桑叶宜蚕，县民以此为祖产，傍水之地，无一旷土，一望郁然”⑧乾隆《湖州府志》卷4引王道隆《菰城文献》，“浙江……杭州其都会也，桑麻遍野，茧丝绵芋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同属杭州地区的严州和于潜，也多桑树的栽种⑩陆容《菽园杂记》。

浙江，尤其是湖州地区蚕业发达，蚕丝产量急增，一时成了全国丝织原料的供应地，使有丝织基础的地区，恢复和发展了传统的丝织名产。向浙江买丝较多的地区有：

福建：“凡福之丝绸，漳之纱绢，……皆衣被天下，所仰给他省独湖丝耳，……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织之”⑪王此懋《闽部疏》，“此地蚕桑差薄，产多颣，民间所需织纱帛皆资于吴、杭所至”⑫弘佑《入闽通志》卷25“食货”土产福州府，“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⑬周之琪《致富奇书》。

广东：明初，蚕丝开始在广东市场上买卖，数量达4100多斤，标志广东的蚕丝生产已经正式成为商品性生产。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20），顺德、南海、番禺等县的基塘养鱼和栽桑养蚕相结合的”桑基鱼塘”的专业化蚕业生产已经跃居当地农业的首位或第二位。万历九年（1581）珠江三角洲各县课税的鱼塘已达159828亩，按“三基七塘”（三分桑基七分鱼塘）的习俗计算，则桑园面积约为68497亩。明代末年，曾出现“弃田筑坝，废稻种桑”的热潮。当时有人讲，在南海县周围百多里的地方，有居民数十万人，田地一千数百余顷，都栽桑养蚕。特别是九江乡，已出现门前屋后，院墙内外到处种桑养蚕的生活景象⑭黄启臣、庞新平著：《明清广东商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8页。促使明代广东的丝织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广东丝织业所用蚕丝除本地所产外，还用浙江的湖丝⑮《岭南丛述》引《广州府志》致富厅书。

江西：“葛布唯会昌佳，会昌、安远有以湖丝配入者，谓之葛丝”⑯乾隆《赣州府志》卷3“物产”，“第非本省（江西）所产，必于浙、杭等处收买”⑰《两台奏议》卷5，“复议丝织折半疏”载：“万历间江西铅山的市场上，亦有浙江的湖丝。”⑱许大岭：“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3期，转引《铅山》卷一“食货”

山西：“西南潞安名产潞绸的原料，除购自四川的阆中外，也取给予湖丝，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⑲顺治《潞安府志》卷l“气候物产”，“每岁织造之令一至，比户惊慌，本地无丝可买，远走江、浙买办湖丝”⑳乾隆《潞安府志》卷34于公元“条议潞绸详”。

江苏：“松江织造上贡吴绫等之原料，浙产为多”㉑崇祯《松江府志》卷6“物产”，“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㉒周之琪《致富奇书》，“江宁本不出丝，皆买丝于吴越”，“湖丝唯七里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缎，紫光可乐不思蜀鑑”㉓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焉”㉔汪曰祯《南浔镇志》卷24“物产”。

当时杭嘉湖地区的石门和塘栖是两大蚕丝贸易的中心。石门（今在桐乡县）在嘉靖时，“地饶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㉕王登《客越志》，而塘栖（在今余杭县），在成化时（1465～1487）已有仁和和德清两县的“蚕丝于此贩鬻”的记载，后来发展成为本地商人与徽州贾客囤丝上栈的热闹市镇，与此相邻的临平镇，蚕丝贸易也很旺盛，海宁和仁和县上塘所产的蚕丝多来这里贸易㉖成化《杭州府志》及光绪《塘栖镇志》卷18引“栖溪风土记”。

唐宋以来，蚕丝业向称发达的浙东，至明代则处于停滞倒退的状态，重点蚕区，已向浙西转移。

浙江的嘉兴地区，一般的桑园“地得叶，甚者可养蚕十数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粮食）之息矣。米甚贵，丝甚贱，尚足与田相准”，“最下者二、三筐，若二、三筐者有豆二熟”㉗张履祥《补农书》。即使高产的亩桑得十多斤（每筐蚕收丝一斤），等于稻田十多亩的收入，即使花白桑地，种桑兼种豆，收益也大，兼以秋冬落叶饲养湖羊，桑柴作燃料，绵、丝可以自由换取粮食或日用品，蚕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农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江苏的苏松常地区也是全国的重点蚕丝产区。吴江县震泽镇在明代中叶也已成蚕丝集散地和丝织的重镇，“镇上居民稠广，……俱以蚕丝为业”，约有千百余家。

“王江泾北通苏、松、常、镇；南通杭、绍、金、衢、宁、台、温、处，西南即：福建、两广，南北往来，无不从此经过。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织绸为业，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㉘天然痴叟《石点头》卷4“瞿风奴情愆死盖”，这是因为“王江泾千家巨市，地产吴绫”㉙王登《客越志》。

当时在黄河流域，所产蚕茧已不很多，无由外运以供从事丝织者的需要。如涿州（今河北琢县）在弘治时桑枣曾经成林，它南边的顺德，也有人劝种桑树。大名虽也曾种桑，已不及旧日的十分之一，所产的丝只供附近和垣县织造绫缣之用，而长垣的绫缣也不如南州的精美，毗邻大名府的彰德府，它的属县中也有种植桑树的，大致与其他树木相似，只作材用而已㉚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而山东蚕业还算是发达的地区，在隆万之间（1567～1620）“襟山带海，膏壤千里、宜禾黍桑麻，产多绵布帛”㉛张瀚《松窗梦语》卷4，其中济南、东昌二府产丝绵，章丘县清平乡“多植桑、善饲蚕，能织纱绢”，长山县也以绩茧著名一方，为山东他处所不及，此外，沂水能织作绸缎，青州一带织作罗纱，益州且为附近各处丝绸的集散地。

我国柞蚕业在元朝以前都是收集山野的柞蚕茧加以利用的，明初更注意利用柞蚕茧，在明中叶，开始柞蚕的人工放养，至明末，山东人民已摸索出一套放养和缫丝的经验，明末清初，山东益都孙廷铨著的《山蚕说》，这是关于放养柞蚕的最早记载。柞蚕丝所织的茧触，在明末已成为盛行的服装原料（《寄园寄所寄》）。

第二节 蚕桑技术

1 栽桑技术

明代植物学家李时珍（1518～1593），在其所著《本草纲目》中，对桑树作了分类和描述，“桑有数种：有白桑，叶大如掌而厚；鸡桑叶花而薄，子桑先椹而后叶；山桑叶尖而长”，这对前代仅把桑种分为荆桑和鲁桑来说，是一大进步，且为近代桑种的分类所沿用。其所属桑品种，在浙江的，从黄省曾《蚕经》可见有以下几种：“地桑，出于南浔；条桑，出于杭之临平。”对桑品种性状的辨认，”皱皮者，其叶必少而薄，白皮而节疏，芽大者，为柿叶之桑，其叶必大而坚，是坚茧而多丝。高而白者，宜山风之地或墙阳而篱畔、……短而青者宜水乡之地。……青桑无子，而叶不甚厚者，是宜初蚕；望海之桑，种之术与白桑同。……紫藤之桑，其种高大，是不用剪，其叶厚大，尤早种之地，宜迩于灶屋，不必开塘而粪壅”。浙江“桐乡县在当时的地方品种已有青桑、白皮桑、荷叶桑、鸡脚桑、扯皮桑、尖头桑、大桑、红头桑、槐头桑、鸡窝桑、木竹青和乌青等十二种”㉜万历《崇德县志》，其中仅青桑、白皮桑和鸡脚桑见于宋、元的记载。

总的来说，嘉湖一类的桑品种已极繁多，这些是由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精心选择出来的，不少品种，至今仍不失其为高产品种在江浙推广。徐光启在其所著《农政全书》中，按桑叶的成熟时期分为早生和迟生两类，并以为应把早生桑作地桑。由于注意到桑品种对产质量的影响，桑树嫁接普遍推广，嫁接技术进一步发展提高。嫁接非但用来改造大树，且用作培育良种苗，如目前浙江培苗上应用的袋接法，在此时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认为关键在于接穗的粗细要与砧木相似，嫁接后要用桑皮结缚，牛粪泥封，湿土壅培。此外，对劈接法（平头接）的经验是“皮对皮，骨对骨”，更紧要处在“缝对缝”㉝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2“蚕桑”。

在浙江湖州地区种桑注意深耕施肥和排水，新种桑三年后方始采叶，求得树势繁茂，肥源有蚕沙、人畜粪、草灰、沟泥、水草和棉子等。㉞黄省曾《蚕经》桑园在精心培育的情况下，产量达到较高的水平，“大约良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㉟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物产”，即亩产叶1600斤。当时1亩等于今亩0.9亩，桑叶1斤等于今秤1.1953斤，可见已达到现今亩产春叶2100多斤的水平。而《乌青文献》载桑园亩产“上田三千斤，次者千斤”，则高的相当于现今亩产春叶2500多斤，养蚕的收入极高，农民对蚕业的兴趣倍增，“湖民力本射利，计无不悉，尺寸之地必树之桑，……富者田连阡陌，桑麻万顷”㊱《西吴枝乘》，“治生业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㊲唐顺之《荆川集》，“已而种桑，桑且数十万株”㊳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23。随着种桑的需要，商品桑苗也出现了㊴黄省曾《蚕经》。

对桑虫害有简单的生活史描述，对病史害亦有一些防治的方法，如对桑天牛的为害，已知是“食桑皮而子化其中”，防治方法要求在桑园内不种易被天牛为害的杨树，并对天牛幼虫蛀孔用桐油抹杀或灌注蒲母草（即百部）汁，对叶癞病，认为亦可以蒲母草汁喷洒防治㊵黄省曾《蚕经》。

2 养蚕技术

2.1 浴种

蚕种洗浴，是自周代以来就施行的一种技术，对蚕起到汰弱留强、防止卵面病原感染的作用。至明代，蚕种因不同的地区而传统地分别用不同的方法，“湖（州）多用天露、石灰，嘉（兴）多用盐卤水”，石灰浴和卤水浴是要逢腊月十二日，即浸浴至二十四日，计十二日，周即漉起，用微火烘干，从此珍重箱匣中，半点风湿不受，直待清明抱养。天露浴则是把蚕种放在蔑篷内，摊开屋上，自腊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任从霜雪风雨雷电的考验，劣种经浴则自死不出㊶宋应星《天工开物》。也有在十二月八日用草木灰淋汁浸蚕种一日，再浸在雪水中，凉干后又冒雨雪二夜，然后收藏。

2.2 饲养

饲蚁蚕用叶切成细条，与前代切成小块叶不同，二眠前除沙用蚕筷，二眠后除沙直接用手，湖州地区在除沙时都用焦糠或用网替。1～3龄都用切叶，四龄后用片叶，大眠前用叶力求干燥，但在大眠以后“径食湿叶，雨天摘来者，任从铺地加餐；晴日摘来者，以水洒湿而饲之，则丝有光泽”㊷宋应星《天工开物》，但忌摘雾露叶。

对各龄给桑量的控制经验，“眠前必令饱食而眠，眠起，即迟半日上叶无妨”，防止初起蚕吃残叶，认为“即食一口，则其病为胀死”，小蚕高温饲养时，给桑须勤，“叶尽即饲，毋使饥吞火气而病”㊸黄省增《蚕经》，要求饱食上蔟，认识到熟蚕“捉时嫩一分，则丝少”。

对蚕病防治，已认识到病蚕间相互感染的严重性，从而采用隔离淘汰和改进蚕座环境的办法。“凡蚕将病，则脑上（胸部）放光，通身黄色，头渐大而尾小，并及眠之时，游走不眠，食叶又不多者，皆病作也，急择而去之，勿使败群”㊹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眠”。但对发病的原因，还未深刻了解，只观察到一些现象，如认为“若炽焉，或饥焉，则伤于火，其长也焦黄，不长而死；勿食水叶，食则放白水而死”㊺黄省曾《蚕经》。从改进蚕的小环境来预防蚕病，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2.3 上蔟

拣熟蚕的标准，从大批来说，“凡蚕矢之青也为考之候”，对一头蚕来说，要求“喉下两日夹通明”，随熟随上。山蔟多以麦杆为材料，湖州地区做成把式，即今的湖州把，在地上撤草壳，就地上山，其他地区做成伞式，即今之伞形蔟，做成高架上山，架下加炭火，促使营茧和排湿，使蚕“吐出丝来，随即干燥”即所谓“出口干”。经验认为，蔟中加温是提高茧丝牢固性的重要的关键，常温上蔟，茧丝织成的紬绢，“皆易朽；而加温上蔟的，产丝做成的衣服，即入水浣涤百余度，其质尚存”㊻宋应星《天工开物》。在上蔟后3～7日采茧。茧与纤度的关系，认为“长而玉白者，细丝之茧，大而晦色青葱者，粗丝之茧”。对内印茧、绵茧和薄皮茧，要求采茧当日就抽缫粗丝，如一时间不能缫完的大量鲜茧，采用盐渍缸贮法，注意到盐浥对茧质的影响，此时改进“每大缸用盐四两，荷叶包之于缸瓮之口，又塞实荷叶”㊼黄省曾《蚕经》，缸口用泥密封。主要作用是使蛹窒息而死。

2.4 制种

制种从选茧开始，从蔟的中部选出良茧，以为茧形尖细、坚小、腰小的为雄茧；圆慢而厚、腰大的为雌茧，各半收集，剥去茧衣，等待出蛾。留茧10斤。可留得重40斤的三眠眠蚕。出蛾后，雌雄自然支配一日或半日，任其在纸上或布上产，一蛾产卵仅百余粒，除去眼状的卵圈或叠卵，用缫丝汤浇卵面上防止落卵，一化性就等待冬天浴种后明年使用，二化性或多化性就任其孵化。

二（多）化性种叫晚种，其蚕叫晚蚕；一化性种叫早种，其蚕叫早蚕，晚种先早种5～6日孵化，蚕期短，茧重也较轻，但在饲养环境良好时也能得到良茧。

到此时，蚕的种类除有化性的不同外，蚕体斑纹也有纯白、虎斑、纯黑和花纹等的记载，又有一种能吃泥叶的贱蚕，茧形有束腰葫芦形、尖长榧子形，圆扁核桃形等种，并且茧色因地区不同而有显著分化，“川陕晋豫有黄无白，嘉湖有白无黄”。

明代在品种间杂交和对杂种优势方面，为世界蚕业史上最早的记载，“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可惜这些原理并没有在以后的生产上应用，因此一直被湮没着，这较欧洲认识到杂交优势早出150年以上。

3 缫丝技术

明代的缫丝工具，仍沿袭元代，有足踏南缫车和北缫车之别，缫丝汤温不同，有冷盆和热釜数种，均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进，但终明之世并无很大进步。

缫丝技术从一人缫一丝缕，在江浙、普遍发展到一人缫二丝缕，叫双缴丝，迅速提高了生产力，但其品质（主要是疙瘩，即今之类节），毕竟不及单缴丝，要缫好丝，认识到必须“眼专顾，手频拔频添，添不过三、四丝”，并以为砂锅或铜锅缫丝比铁锅丝尤光亮。缫丝采用流水作业，节约人力，“以一锅专煮汤，供丝头，釜二具，串盆二具，缫车二乘，五人共作一锅二釜，……二人值釜、专打丝头，二人值盆主缫，即五人一灶可缫茧三十斤，胜于二人一车一灶缫丝十斤也，是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㊽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1“蚕桑”。值得称颂的是，科学地总结了“丝美之法有六字：一日出口干，即结茧时用炭火烘；一日出水干，则治丝登车时，用炭火四、五两盆盛，去车关五寸许，运转如风时，转转火意照干，是曰出水干也（若晴光又风色，则不用火）”㊾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提高出丝率和改进丝质的原理，一直指导着迄今为止的蚕业和缫丝技术。

对于缫丝能力，徐光启《农政全书》载“二人一车一灶缫丝十斤”，宋应星《天工开物》载“穷日之力，一人可取三十两，若包头丝，则只取二十两，以其苗长也。凡绫罗丝一起投茧二十枚，包头丝只投十余枚”，说明由于生丝粗细要求的不同，日产量的差别很大。从而推测每日缫丝十斤的，可能是4-5颗定粒的缫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