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炜

(烟台大学 民族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欧阳修是北宋正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正统观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早年以“居正”与“一统”为原则，轻华夷、尚道德与事功，晚年却重华夷之别，流露出明显的“尊王攘夷”倾向。从思想来源看，欧阳修早年正统观的形成受到了隋唐时期正统思想与华夷观的影响，北宋中期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又使他晚年的思想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思想变化为南宋思想家所继承，最终发展为南宋时期民族情绪强烈的民族正统观，影响颇为深远。当前学术界对欧阳修早年的正统观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相关成果也十分丰富，但是对其晚年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因素却鲜有论及。本文试图从民族思想的角度，对欧阳修正统观中的民族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探寻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对欧阳修正统观的影响。

一、从淡薄华夷之别向“尊王攘夷”的思想转变

北宋建立后，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在开国之初即议德运。建隆元年(960)三月，“有司上言，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则本朝运膺火德，色当尚赤。腊以戌日，诏从之。”(1)脱脱：《宋史》志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97页。宋廷虽主火德，但朝野时有异议，如赵垂庆、张君德等认为宋应越过五代直承唐统，当主金德；谢绛等以“国家膺开光之庆，执敦厚之德”(2)脱脱：《宋史》志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98页。，认为宋当主土德。这些主张虽未改变宋廷主火德的决定，但也引起了士大夫阶层对正统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其中，以欧阳修的正统观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

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作《正统论》三篇开始，至其晚年亲自修订《居士集》结束，前后历经近三十年，这一思想方最终成型。欧阳修认为，正统应符合两个原则，一是“君子大居正”，“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即道德原则；二是“王者大一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即事功原则。(3)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7页。他认为符合这两个原则、可以称作正统的王朝有“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得位虽不正、但能一统天下的也可以是正统，如“晋、隋”(4)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9页。；其余分裂对峙时期则为“无统”，即“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5)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0页。欧阳修的正统观有一个发展历程，他晚年的正统观和早期相比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曹魏、五代是否为正统这一问题上。大致在其早年肯定曹魏、五代的正统性，晚年则予以否定，将其降入非正统。

欧阳修在建构其正统观时，所关注的焦点共有四处：

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汉而天下一，莽不自终其身而汉复兴，论者曰伪，宜也。魏得汉而天下三分，论者曰正统，其可疑二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周、隋承元魏，则无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无异魏、晋，而梁为伪。刘备汉之后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称蜀，不得正统，可也。后唐非李氏，未尝一天下，而正统得之，其可疑四也。(6)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6页。

细究其文，与“夷狄”有关的政权有秦、北魏、以及五代中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秦、北魏是其论证的重点。除秦外，余者皆被欧阳修归入非正统之行列。那么，古代政权的民族性问题是否是欧阳修判定正统的“第三”原则？或者说的更加直白一些，在欧阳修心中，“夷狄”可否为“中国”之正统？正统之论本自《春秋》，“尊王攘夷”是《春秋》之要旨，故正统论在汉代出现之时就与“华夷”“中国”等概念密切相关，如饶宗颐先生将董仲舒的天统论总结为三点，即“朝必于正月，贵首时也；居必于中国，内诸夏而外夷狄也；衣必纯统色，示服色之改易也”(7)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页。，可见“华夷”是构建正统观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欧阳修在他的正统论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原则，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相关的论述中提炼出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对秦的正统性论述

以秦为非正统的观点在北宋之前颇为盛行，秦之先民起于西戎、文化上尚法而不尚礼义，是其被摘掉正统之位的重要原因。秦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一度被称作“夷狄”，战国策云：“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8)何建章注释：《战国策》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7页。；《史记·六国年表》云：“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9)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7页。。明代陈邦瞻在其《元史纪事本末》的序言中说的更清楚：“昔者秦起西戎，霸诸侯，至始皇而有天下，汉儒犹谓之紫色余闰，不足当于帝王之次”(10)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5页。。在欧阳修的《正统论·下》中有“论者又曰秦起夷狄”(11)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2页。之语，可见当时也确实有人以秦为“夷狄”。

欧阳修之论秦，首先点明之前秦被打入闰位的三个原因：“谓秦为闰者谁乎？是不原本末之论也,此汉儒之私说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12)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0页。看似并未谈及秦之民族性问题，实则开篇即论秦之种族：“昔者尧、舜、夏、商、周、秦，皆出于黄帝之苗裔，其子孙相代而王。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至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13)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1页。《秦论》仅六百余字，几乎有一半的篇幅在强调秦之公族与尧、舜、夏、商、周同源、同迹，其目的无非是表明赢秦乃“诸夏”而非“夷狄”。在这个大前提下，指出秦灭周、六国，统一天下，“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14)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1页。况且，“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15)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1页。，从而论证秦为正统。

欧阳修刻意强调秦之公族是“诸夏”而非“夷狄”，实际上是回避了如果“夷狄”一统“中国”，那么“夷狄”可否为正统的问题。而这种回避恰恰表明，在欧阳修构建其正统观之初，古代政权的民族性问题就是其考虑的一个方面。这一点也体现在《原正统论》中：“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 为宋、 齐、 梁、 陈。 自唐而上， 至于后魏， 又推而上之， 则为夷狄……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 以隋承后魏则无始”(16)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5页。。但客观的讲，此时这种倾向并不明显，也不是欧阳修评判正统的主要原则。

(二)对北魏的正统性论述

欧阳修集中讨论北魏正统问题共有两次，一次是早年的《后魏论》，一次体现在他晚年所修改后的《正统论·下》中。欧阳修在早年的《后魏论》中对北魏政权的正统性持否定态度，但是对北魏的“功”与“德”却十分肯定，认为北魏之兴是定天下之乱，其虽起于夷狄，但能行“中国”之道，文化制度建设也有可取之处，无异于王者之兴，评价颇高，对北魏不能列为正统表示惋惜：

魏之兴也，自成帝毛至于圣武，凡十二世。而可纪于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国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乱之极，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而不疑焉者，质诸圣人而可也。(17)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4页。

欧阳修将北魏黜为非正统的论据有三条，一是不能兼并晋、宋统一天下，这是其主要原因；二是北魏虽“功多而国强”，但不过是类似春秋之齐桓、晋文，“圣人于书齐、晋，实与而文不与之，以为功虽可褒，而道不可以与也”(18)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4页。，不能以功多就位列正统。欧阳修此说颇为牵强，所谓“道不可以与也”当指“尊王”，南北朝时期显然不存在类似于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北魏并不是东晋的臣属，两者实际上并不具备相似性；三是北魏之兴与秦之兴不同。欧阳修指出，对于他的观点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即“谓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岂至公之笃论乎？”(19)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4页。欧阳修认为秦之兴与北魏之兴截然不同，秦是黄帝后裔，秦灭周统一天下与三代之更替无异，是诸夏内部之事。而北魏是夷狄，北魏之兴是夷狄争乎“中国”，北魏不过是四夷之雄而已，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非中国之旧”(20)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3页。。在这里，欧阳修虽论及北魏政权的民族性问题，但是他论证的重点最后还是落到了是否能“合天下于一”这一点上。

欧阳修晚年对其正统观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对比相关文字，我们发现欧阳修以北魏为非正统的结论虽未改变，但其论证方式与语境却有明显变化。

在欧阳修晚年所作的《正统论·下》中，在上述论及北魏功、德的文字之前加上了“其私后魏之论者曰”，所谓“私”，用欧阳修的话说就是“自私之论也”(21)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6页。。这使得后者的语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将原本欧阳修本人肯定北魏功、德的观点变成了“私后魏之论者”的看法，并将这一观点摆在了自身立论的对立面，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否定了这一观点。其论证逻辑的变化为：《后魏论》先肯定北魏的德、功，明确表示北魏非正统的主要原因是不能统一天下，又针对可能存在的疑问指出北魏功虽高但不过齐、晋之比，德非篡逆但不同于周秦之兴，是夷狄争乎“中国”；《正统论·下》中将《后魏论》中原本肯定北魏德、功的观点改为否定，强调“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岂能干正统乎”，在否定北魏正统性的理由中突出了北魏的民族性问题，此外《后魏论》中的一些语句，如“皆不得而进之者，不得已也”也一并删除，言语中不复惋惜之意，表现出浓郁的“尊王攘夷”倾向。

(三)对五代的正统性论述

欧阳修对五代正统性的判定前后变化很大，早年他将五代列入正统，“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尤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东周、魏、五代”(22)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8页。；欧阳修早年对五代正统性的论证集中于后梁。他的论证逻辑是后梁灭唐与曹魏灭汉、西晋灭曹魏无异，魏晋取国皆因前代失德，所以“魏、晋得为正，则梁亦正矣”(23)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7页。，梁为正统则五代亦正。他认为世人以后梁为伪的主要原因是将后唐视为唐朝的延续，唐朝与后唐如同两汉，那后梁就等同于新莽，新莽为伪所以后梁亦伪。针对这种观点，欧阳修指出后唐并非唐之延续，后唐李氏实为“夷狄”，“夫后唐之自为唐也，缘其赐姓而已。唐之时，赐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异心，或怀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24)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5页。欧阳修以后梁为正统的观点明显与当时崇尚“忠义”气节的风气相悖，在当时即引起争议，章望之就批评他：“永叔之进魏,特奖其能篡也……以至公得天下者尧、舜、禹……进能篡君者与之同列，圣人顾不耻之欤？”(25)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5页。姑且不论欧阳修此说是否合理，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论中发现，后唐统治者的“夷狄”血统并未影响欧阳修对后唐正统性的判定，这与他早年对北魏的德功持肯定态度的做法相一致，表现出淡薄华夷观念的超然性。

到了晚年，欧阳修的正统观发生重大变化，他将五代打入非正统，“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今皆黜之”(26)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3页。。欧阳修晚年黜落五代的原因集中体现在“贼乱”二字上，但何为“贼乱”，他在《正统论》中没有具体论述，查阅史料，我们在其所修《新五代史》中找到了较为详细的解释：

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天子而为闾阎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晋氏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为父，而出帝于德光则以为祖而称孙，于其所生父则臣而名之，是岂可以人理责哉！(27)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8页。

欧阳修所谓“贼”当指以臣谋君，篡位夺国，五代之轮替多属于此列；所谓“乱”，当指礼崩乐坏、夷风盛行，华夷关系混乱。五代中，后唐、后汉、后晋三朝的统治者均为汉化沙陀人，他们汉化程度并不高，对汉文化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层次的了解。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时竟不知何为正朔，群臣请立太子时，又以为是迫其退位，以至于览表涕下。加上时局动荡，战争频发，客观上也不具备文化建设的条件，所以后唐、后汉、后晋三朝均表现出明显的“夷狄”之风，所行多悖“中国礼法”。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均不同程度的保留了沙陀旧俗，如祭突厥天神、扑祭、传箭、收继婚等，这些原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与汉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晋出帝娶叔母冯氏为妻就属于收继婚残留，但这种行为明显有悖于汉人的价值观，欧阳修认为这是泯灭人伦的禽兽行径。石敬瑭为夺帝位不惜认耶律德光为父的行为对欧阳修而言是极为丑恶之事，“呜呼，晋之事丑矣，而恶亦极也”(28)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0页。！他对后晋的评价很低，“晋氏始出夷狄而微，终为夷狄所灭”(29)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1页。。因此在欧阳修笔下五代是礼乐崩坏的贼乱之世，“中国”几沦为“夷狄”。

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宁而杀存乂、从璨，则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太妃薨而辍朝，立刘氏、冯氏为皇后，则夫妇之伦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丧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欤！(30)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5页。

至此可知五代时期表现出的“夷狄”性是欧阳修晚年黜五代为非正统重要原因之一，其早年淡薄华夷之别的超然性已发生明显的改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发展趋势：在欧阳修早期的正统观中，华夷观念淡薄，在评判古代政权正统性时重一统而轻种族；而后期却越来越重视古代政权的民族性问题，“尊王攘夷”成为欧阳修正统观评判标准的隐性原则。

二、思想来源与转变原因

从来源上看，欧阳修正统观的发展变化既受到了隋唐时期、北宋初期正统观、华夷观的影响，也与北宋时期复杂的民族矛盾密切相关，还与欧阳修的个人经历有关。欧阳修的正统观和他的民族思想密切相关，很多看法和观点具有一致性。

思想本身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力和传承性，隋、唐及北宋初期的正统观和华夷观是欧阳修正统观产生的源头之一。隋唐时期，关于德运、正统的论述十分丰富，南北朝的正统问题是这一时期的讨论的焦点，其中以北魏为正统者有之，以东晋为正统者亦有之。但不论正魏与否，他们评判的关键都在文化而非种族。其正北魏者，以王通最具代表性。

董常问: “《元经》之帝魏何也?”子曰: “乱离斯瘼矣，吾谁适归? 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子曰: “《元经》之专断，盖禀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 帝都洛，造明堂，置职制，凡诏策帝自述之。”(31)王通：《元经》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3页。

从此论述来看，王通判定北魏为正统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原则，即存续中原文化，延续中原制度；一个是地域原则，占有中原。北魏政权的民族性问题并未成为王通正魏的障碍。在中国民族思想史上，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华夷的区别素来有重文化差异轻种族血统的传统，在他们眼中，华与夷是可以转换的，也就是韩愈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王通“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即为正统的观点明显继承了这一传统。

以东晋为正统、否认北魏为正统的以韩愈门人皇甫湜的《东晋元魏闰论》影响最大。

论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拓跋氏种实匈奴，来自幽代，袭有先王之桑梓，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己无所传……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晋之南渡，人物攸归，礼乐咸在，流风善政，史实存焉。魏氏恣其暴强，虐此中夏……且授受无所，谓之何哉？”(32)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5页。

作为韩愈的门人，皇甫湜虽以北魏为非正统，但他评判的标准也是以文化为主，甚至将文化正统凌驾于地域正统之上，北魏失去正统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拓跋氏是“异族”。

隋唐时期重文化、轻种族的文化正统观对宋初正统观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张方平的《南北正统论》就与王通的观点大体一致：“魏氏先实漠北……出令作法，变风迁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宅先王之国，子先王之人矣，则是夏禹之出东夷，文王之祚西羌，爰集大命，以抚方夏。《诗》、《书》所载，谓之何哉。前世大儒断南北之疑者，所以正魏也。”(33)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3页。对比欧阳修在《后魏论》中肯定北魏德、功的观点，他与王通、张方平等人并无实质上的差别。皇甫湜提出的“大一统”原则正是欧阳修正统观中“王者大一统”标准的来源之一，饶宗颐先生就认为“皇甫氏论正统之义……标出“大一统”之名目，实是对后来欧阳修《正统论》有极大之启发焉”(3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0页。。所以欧阳修早年正统论中华夷观念淡薄，正是与隋唐民族思想的发展一脉相承，是于对以往民族思想的继承、总结，并非欧阳修本人的独创。

现实的政治需要和北宋中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是欧阳修正统观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宋初之论正统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论证北宋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宋承五代，赵匡胤取代后周的方式与五代政权的更迭并无二致，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以臣谋君、篡权夺位，五代若为僭伪，北宋的正统地位就岌岌可危。在这一点上王夫之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3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12页。。所以宋初修史大多以五代为正统，如范质的《五代通录》、王溥的《五代会要》等。欧阳修早年以五代为正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到了宋仁宗统治时期，北宋政权所面临的形势较之宋初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北宋的统治已经巩固，“天下”几乎一统，再无五代短命之虞，以正五代而正北宋的必要性明显降低，但此时北宋王朝却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封建制度与中原文化向边疆地区的扩展，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草原本位”思想被逐渐打破，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由以往以军事抄掠、政治报复为主要目的，开始向军事占领、长期统治转变，他们已经有了并兼“胡地”“汉地”，建立一个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意愿。契丹、西夏的“中国”意识逐渐形成，并且表现出争夺“中国”正统的迹象。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建国，国号“大夏”，改大庆二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正式建立西夏王朝。为了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元昊一方面强调君权天授，一方面追根溯源，千方百计寻找历史依据，他在呈送北宋的表文中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36)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明确表示西夏帝统出自北魏，在北宋拒绝承认元昊帝位之后，又抗言曰：“元昊为众心之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王，有何不可”(37)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三，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党项拓跋氏乃北魏皇室后裔成为元昊称帝合法性最重要的历史依据。北宋对此相当敏感，其《赐西平王赵元昊诏》中有“举非常之号，冒陈世系，辄改岁元”(38)宋庠：《元宪集》卷二十七(《四库全书》第10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之语，拒绝承认元昊乃北魏拓跋氏后裔。可见北魏政权的历史地位问题在当时已经卷入到北宋反对西夏称帝自立的事件之中。

在北魏历史上做文章的还有契丹。据姜维公教授研究，耶律阿保机将《周书》所载契丹族源源出炎帝改为与黄帝，“可知耶律阿保机想采取的是北魏拓跋氏的旧伎”，甚至一度想立国号为“魏”(39)姜维公，姜维东：《辽国号新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宋辽澶渊之盟后，虽然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大为缓和，但是在和平的“外交”活动中，契丹也多次表现出自抬身价，表现出凌驾于北宋之上的举动。庆历二年(1042)，契丹以宋军伐夏等事为借口，武力胁迫北宋割让关南之地，后改增岁币。契丹坚持北宋必须在誓书加上以下奉上的“献”“纳”字，宋使富弼虽严辞拒绝，几“以死拒之”，宋仁宗急于求和竟然同意了晏殊建议，许称“纳”字。(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七，仁宗庆历二年九月癸亥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93页。

刘浦江教授认为，北宋时期出现新的外族威胁，会使宋人更加认同于以往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41)荣新江：《唐研究》卷十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但就宋仁宗统治时期的史实来看，契丹、西夏的威胁反而激起了士大夫阶层对胡人入主中原的反思与警惕，他们担心西夏会走前秦北魏老路，在“汉家叛人”的劝诱下有进取中原之心，而且从史料来看，在宋人眼中，新旧异族并没有什么不同。

议者皆谓元昊胡人也，无居中国之心，欲自尊於诸蕃尔。臣等谓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之徒，皆从异域徙居中原。近则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进居太原，后都西洛，皆汉人进谋诱而致之。昨定川事后，元昊有作伪诏谕镇戎兵民，有定关辅之言，此其验也。盖汉家之叛人，不乐处于外域，必谋侵据汉地，所得城垒必使汉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后诸州，皆令汉人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号，是将启之，斯为叛人之助甚矣。(42)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5页。

历史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使欧阳修对上述危机有着更为清醒、深刻的感受。他在编修《新五代史》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契丹早有“窥中国之志”。946年，契丹灭后晋，与以往不同的是，耶律德光并没有立汉人为帝，而是自己做起了“中国”的皇帝。据《新五代史》载：947年正月，辽太宗耶律德光服“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而氈裘左袵，胡马奚车，罗列阶陛，晋人俯首，不敢仰视……德光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珪以视朝，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43)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4页。虽然耶律德光做“中国”皇帝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契丹入主中原、后晋灭亡的悲剧与百姓横遭屠戮的惨像无疑给欧阳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都使欧阳修对“夷狄”入侵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多次向宋仁宗强调“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虏”(44)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17页。，元昊“勇鸷桀黠之虏也，其包畜奸谋欲窥中国者累年矣”(45)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一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22页。。

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以太常丞知谏院，再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期间，欧阳修草拟了大量关于北宋、契丹两国之间来往的正式文件，他不得不以宋朝皇帝的语气与契丹称兄道弟，并以“皇帝”尊称契丹统治者。而在传统儒家思想中，皇帝是天下之主，具有独尊性和唯一性，也只有正统王朝的皇帝才是真天子，两个皇帝并存显然有悖于欧阳修的价值观。就欧阳修而言，他必然是不认同契丹为正统的，所以在朝廷公文之外，他多以“契丹主”“虏主”或直呼其名的方式指称契丹统治者。现实危局与强烈的使命感成为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的源动力，他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故其尤重《春秋》，尚“大一统”、重“尊王攘夷”，述往训今的色彩十分鲜明，这一思想趋势势必影响到他正统观的发展。由薛居正、卢多逊等人编修的《旧五代史》将契丹列入《外国》，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直接将契丹打入《四夷附录》，以示轻视。此举引起了契丹的强烈不满，据《辽史·刘辉列传》载：“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46)脱脱：《辽史》卷一百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55页。在《五代史阙文》中有这样一个典故，“(后唐)明宗……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47)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10页。欧阳修在编修《新五代史》时对这个典故进行了加工改造，在称赞明宗的同时刻意突出了他的异族身份，直言夷狄不能主天下，还将明宗的缺点归结到他的“夷狄”出身之上：

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48)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6页。

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阳修晚年在修订其正统观时表现出越来越清晰的“尊王攘夷”倾向。

欧阳修的民族思想对其正统观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两者的很多看法和观点具有一致性，他的正统观、民族思想与政治观具有统一性。北宋时期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中原士大夫阶层所推崇的汉天子居中、四夷来朝的模式被打破，契丹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了与北宋对等的政治地位。在北宋前期、中期的几场大规模战争中，宋军败多胜少，契丹、西夏始终威胁着北宋政权的安全。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但激发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也产生了浓重的耻辱感与挫折感，宋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便成为士大夫阶层维护民族自尊心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蔑视夷狄观迅速成为一种广为流行的思潮。作为文坛宗师与史学巨匠，欧阳修便是这股思潮的引领者之一。

欧阳修的蔑视夷狄观首先表现在他数量繁多的奏议之中，如《论河北守备事宜劄子》称：“戎狄贪婪，性同犬彘”(49)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17页。；《论西贼议和请以五问诘大臣状》：“四夷禽兽无厌”(50)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62页。；《乞令边臣辨明地界》“北虏号为犬戎，自古畏强欺弱”(51)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一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16页。。欧阳修将“夷狄”比作禽兽，甚至以犬狼之性喻之契丹，足见其对少数民族的蔑视鄙薄之意。此外，欧阳修在编修《新五代史时》还增加了一些有关于契丹习俗嗜好的记载，刻意突出了契丹残忍暴虐的一面，如“契丹好饮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过辄挑目、刲灼，不胜其毒。”(5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1页。他在卷末录入了胡峤《陷虏记》，其中甚至出现了“夷狄”半人半兽的描述，“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又北，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手捕猛兽，语为犬嗥，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女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53)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7页。从常识的角度来讲，胡峤的记述明显经不起推敲，欧阳修未必以之为实，之所以采用这些材料无非是以“春秋笔法”尊“中国”而贱“夷狄”，就像文中所点出的那样，契丹非人境也。

契丹谓峤曰：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诸国事，曰：子归悉以语汉人，使汉人努力事其主，无为夷狄所虏，吾国非人境也。(54)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8页。

有的学者认为欧阳修民族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华夷观念淡薄、民族观与政治观相分离，这种观点明显与史实相悖。如果说欧阳修早年的思想有这样的特点还说得通，纵观欧阳修的人生轨迹，他在庆历二年之前很少涉猎民族事务。欧阳修早期的民族思想大多来源于对前代民族思想的继承。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总体上处于优势，淡化华夷之别、开放、包容的思想倾向是这一时期民族思想发展的主流，欧阳修早年表现出华夷观念淡薄的倾向正是受到了这一时期民族思想的影响。而在欧阳修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他看到的是一个盗贼蜂起、“四夷外侵、百姓内困”的天下。(55)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42页。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泉，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北宋在“外交”上的失败，是他“贵华贱夷”民族思想产生的根源，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还会持有淡薄华夷观念的想法。如果将欧阳修早年的民族思想与他后来出现的政治主张相对比，就会形成他民族观与政治观相分离的错觉。就欧阳修的政治观而言，在民族问题上，欧阳修是坚定的主战派、进取派。拿宋夏议和一事为例，当时北宋统治阶层内部的主流思想是主和，主战派则影响甚微，用欧阳修自己的话说“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56)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488页。欧阳修之所以始终坚持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元昊称帝自立的行为与他主张的“贵华贱夷”、维护大一统的民族思想相悖。如果将欧阳修的正统观、民族思想和政治观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正统观中的“尊王攘夷”主旨、民族思想中的“贵华贱夷”倾向、政治观中的主战反和主张其实是相通的，都是同一个认识在不同的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已。就这一点来说，他的正统观、民族思想与政治观实质上是统一的。

三、余论

欧阳修晚年的正统观是宋代正统思想发展由“宽”转“严”的关键节点，在中国民族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靖康之难后，宋室虽仍以正统自居，却不得不向北称臣；自谓“中国”，中原却为金人所有，所治仅剩江南一隅，一统无从谈起；自诩道统文脉在南，金朝又行“中国”制度，有大定明昌之治，文物灿然。在正统思想所涵盖的政治、地理、文化等方面南宋均无优势可言，所以南宋正统思想的发展面临空前尴尬的境地，甚至被金朝鄙为“岛夷”。在这种形势下，欧阳修晚年正统思想中以华夷论正统的倾向为南宋思想家所继承，最终形成了南宋时期民族情绪强烈的民族正统观。如张栻在《经世纪年序》中就以华夷为标准将北魏、北齐、后周直接黜为非正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57)张栻：《张栻集·经世纪年序》，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613页。；朱熹则质疑了“用夏变夷”的问题，据《朱子语类》载：“或说：‘葛王(金世宗)在位，专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为小尧舜’。……曰(朱熹)：‘他岂能变夷狄之风？恐只是天资高，偶合仁政耳。’”(58)黄士毅：《朱子语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6页。他的这一观点实质上也走上了以民族论正统的道路。郑思肖在其所著的《心史》中不仅否认华夷可以转变，称“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59)郑思肖：《郑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更是将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统定为非正统，称其为“僭”“伪”，甚至逐出“中国”之列，郑思肖的正统观是将这一思想倾向发展至极端的个案。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欧阳修晚年虽然否认“夷狄”建立的王朝是正统，但是他并不将其视为伪政权，而是承认他们也属于“中国”：“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岂独梁哉，魏及东晋、后魏皆然也。”(60)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74页。后唐天成三年(928)，名将王晏球于曲阳、唐河两次大破契丹军，欧阳修称之为“中国之威几于大震”(61)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0页。，即使是后晋，欧阳修也以“中国”称之。欧阳修的这些认识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以华夷论正统的民族正统观在南宋灭亡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元明清三朝乃至近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元末、清末都曾出现且影响巨大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就明显受到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影响。甚至在今天，它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干扰着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因此对深化对欧阳修正统思想的研究，对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仍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