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毅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这充分肯定了劳动对于实现人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同时列举了通过“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坚持按劳分配,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机制体制”等举措来实现切实保证劳动者获得应有的权益的效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1)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30日，第02版。。对劳动的尊重是建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劳动意义上的。“劳动”对“人”的哲学意义最早可以溯源到恩格斯于1876年发表的《自然辩证法》中,他首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理论,之后他在1891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这个科学论断进行了完善。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劳动对于实现人自身发展的表述,不仅是对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本身”传承的体现,也是对恩格斯这一论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完善。

一、劳动与人共生

劳动是否真的对于人类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恩格斯认为劳动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彼此割裂、相互孤立存在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人的产生离不开劳动,劳动的形成也离不开人,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成就。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恩格斯在这段话中,阐述了关于劳动的两个重要理论。首先,劳动和自然界相结合是财富的源泉,这肯定了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重要地位,劳动和自然资源同样具有价值,创造财富不能缺少劳动,但劳动并不能独立地创造财富,劳动和自然相结合才是创造财富不可缺少的条件。其次,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也即社会实践成为马克思生存论的本质规定。“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理论,本身就是恩格斯为了论证劳动在人类由猿类转化而来的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之所以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是由于在人本身的进化、人类生存和适合人生存的环境的形成方面,劳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自身的立场出发,对人类创造的历史进行审视得出的结论。具体来说,在人类形成过程中,劳动是人类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对于猿类进化为人的过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类生存阶段,劳动是维持人类肉体生存的必要手段,只有持续稳定的生产活动,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在形成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方面,出于生产的目的,人与人之间发生一定的联系,而社会就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人,这样社会便产生了。这就是恩格斯发现的一个崭新的视角,他引导人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起源,从人类自身出发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劳动”一词贯穿论断始终,恩格斯主要论述的是劳动在猿人之间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系统解释了劳动是如何对人类进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马克思还强调自然界和劳动都是物质财富的起源,单凭劳动要素而缺少进化主体或者其他因素,人类也终究不能由猿类进化而来,进而创造人类社会的历史。

劳动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活动,对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进行长久且稳定的劳动的动力,而劳动的成果通过社会形态保存下来。劳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劳动接力中完成。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生命的延续和时间的推移,新一代人能够在前代人的既有基础上继续完成历史的积累,从猿类到人类的进化、变化和发展,劳动在其中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恩格斯对劳动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历程,帮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因此,他才会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他的本意即为人通过劳动实现生存,劳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劳动过程促进了人类的发生发展,潜在内涵包括人与劳动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劳动和自然界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恩格斯承认劳动是促进人类进化的影响因素,同时不认为只有劳动就能够创造人的主体。他强调的是劳动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推动性,而不是唯一性。由此也可以证明恩格斯的观点并不是认为劳动可以创造人类。恩格斯通过论述人类与劳动的关系入手,提出人类与人类的劳动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人类与劳动彼此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二者共生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人类与其所对应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同样随人类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发展。由此,在恩格斯本意中,劳动对社会的主体人以及人类历史都有生成作用,劳动是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基础,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

恩格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对人类由猿类转化而来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不受生物学等现有理论的约束,重视劳动对于社会建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观点,他认为劳动在人类进化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恩格斯也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加上了条件限定,即“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基础条件”(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8页。。在他看来,人离开了劳动则不能称之为人,劳动离开了人则不复存在,二者共生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帮助人类从猿类进化而来,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界要为物种的生存繁衍提供必须的物质基础,因此自然界必须与人类之间存在联系。具体的、与人类相联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反之,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是“无”。这里所论述的“无”，并不是说这样的自然界不存在,而是论述与人完全分离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相似的思考模式在莫斯科维奇的理论中也可以发现。在《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一书中,莫斯科维奇在接纳米什莱的观点“人类自我制造并自我创造”后,又从中得出新的理论:“我们不能把书写历史的工作从人类手中夺走交给其他主体,无论是神明,还是科学或者技术。”(4)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40页。由此可知,人类占有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历史将人类排除出去,那么就不是人类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人类。这强调了人类的存在对于历史或自然的重大意义,他进而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我们只能对自己创造的自然或历史进行思考。”(5)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第240页。这并不是说缺失人类的自然或者历史是不存在的,而是人类更倾向于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对自己创造的自然或者历史进行思考和审视。人类对于自然界价值的判断也是从自身的角度来出发,开始对人类创造的世界进行审视。

二、劳动“生成”自然

一直以来,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哲学界所关注的话题之一,不同流派的哲学研究者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身的见解。在面对如何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次提出“实践”即劳动是哲学的基本原则,并以这一理论为出发点,进而构建了整个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类的工业活动和商业活动为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包含并且不限于这两种基本形式的人的劳动做了如下表述:“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劳动是感性世界存在的基础,而离开实践的思维是一个纯粹哲学的问题。

在马克思晚年撰写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人是在现实生活中有诸多生存需要的主体,出于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后代的繁衍的考虑,他们无法脱离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持续稳定、日复一日的劳动为物种的生存和繁衍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并且通过长期的重复行为和丰富的实践活动,猿脑进而进化为人脑。虽然这些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的生存需要,但劳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认为二者之间是相对统一的关系。他反对主客二元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自身与早于人类历史存在的自然界之间是互不相干的关系,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马克思反对主客二元的概念,因为主客二元论必然归结为抽象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在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前提下,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定义包含了劳动主体、劳动和自然界多个要素,他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劳动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界的过程。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定义,因为用主客二元关系来定义不够准确,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统一、融合的生存论关系。这种关系早于主客二元关系,是最本质、最原始的关系,生存论关系即“抽象的、孤立的、人与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这里所论述的“无”并不是说这样的自然界不存在,而是论述与人的实践活动完全分离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历史的形成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就是说,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自然界对人生存和发展的价值是一种“无”。显然这种观点是站在人类自身角度上得出的,并没有将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包含在内,因此,哈贝马斯在引述马克思关于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在哲学意义上是“无”的观点后,又指出“我们始终只是在人类历史形成过程的视野中看待自然界”这一局限。

在社会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主要方面。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是以许多人的共同劳动为基本特征的。人类生产实践的目的从为了保证个体或者共同体的生存,转变为为了传统价值或者创造财富的过程。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类,也经历了从人类共同体中的个体,到实现自由劳动的个体。(8)苏志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实践论解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在人类实践生活过程中,人类并非出于一种静态的凝视者,而是通过劳动实践来全面地认识世界,并充当着世界存在者的角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是人通过劳动(实践活动)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重视实践的哲学观点是马克思哲学最具特色、独具匠心的理论基础,完全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理论框架。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世界是共同的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8页。,他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的,个体所生存的社会是与他人共同存在的世界。这个“共同的世界”是与每一个生活的个体相联系的,自然与人相联系。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论强调人类在处于生存实践的早期阶段时,劳动者作为个体隶属于劳动共同体,个体是社会整体的一份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未将人的生存认定为个体性生存,而是强调社会性生存,即人是社会世界的一员,有着相应的社会关系组织,具备一定的社会性,因而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即单独研究个体人的生存在哲学上是没有意义的。世界与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人生活在世界上,而世界是人通过生存实践所创造的“属人世界”。也就是说,世界是属于人的,它制定着人生存实践的基本规则,而人在生存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世界。因此,人具备“属世界性”,同时世界具备“属人性”,人与世界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劳动(实践活动)作为中介而形成的相互依存、互相融合、彼此促进的一体性关系。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把劳动和社会与自然结合起来,认为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历史。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创造,正是因为人类的劳动,劳动生产就是生命延续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人对自然的改造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自然界对人生成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过程,人类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与自然共生的过程。而作为人类历史主体的人,在进行劳动时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是自然界所固有的。马克思认为现实世界的前进与人类世世代代不间断的劳动实践密不可分,甚至连最简单的社会物品,也是通过人类不断探索,推动社会发展之后才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哲学观点是从“生存实践”的角度来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并非站在“现成存在者”的角度来定义的。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具备自由自觉性,而并非传统哲学所认定的现成存在性,即人是通过不断地实践活动来否定或者生成自身的超越性存在,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人类逐渐掌握有利于自身生成的经验资料。社会实践,也就是劳动,是人存在的基础,一旦当人开始为自己的生存需要进行生产时,人便与动物有了区别。当生产资料逐步积累之后就会带来超越性的发展,这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存在的根本原因。人是通过“生产实践”来积累生存经验,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自由自觉的探索形式而存在,而不是依靠现成的经验,这一本质区别划清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生存实践论”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哲学的理论,它从根本上解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了现成论向生成论转型的巨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自然界具备属人性,即人所存在的自然界,也具备属自然界性。这样的论断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所定义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丰富的社会维度。自然界已经成为了人所生存的自然界,是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的自然界,同时也是真正人本学意义上的自然界。因此,人与自然界应当被认定为相互生成的关系,在劳动的基础上,人对自然界进行了改造,推进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这也是从马克思哲学去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思想根源。

实践生存论所定义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持续性的存在,也就是说,现实的自然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发展而持续性地改变自身的社会形态。现实世界作为人生存其中的场所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社会中各种关系犬牙交错,其中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实践生成论很好地解释了这种关系,现实中所有的关系都被归结为实践活动所生成的产物。然而传统的哲学观点却将这一关系定义为“实体”和“自我意识”这样形而上学的虚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从劳动实践的角度出发,对这一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即人类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促进的生成关系。

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首先要能够解决生存问题,即能够生存于自然界之中。然而,相对于自然界而言,个体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因此个体人才会通过联合的方式让自然与人之间产生关系,这样就诞生了社会。社会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通过共同体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提高自身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社会形成后可以进行内部分工,合理的分工有助于生产劳动效率的提高,剩余的人力和物力可以尽快再次投入到生产中去,加快了物质生产和积累的速度。但人力仍然是有限的,不可能产生一个社会可以去完全控制自然界,这有悖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人与自然出于一种“受制约”的关系,即无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展到何种地步,都不会是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会受到生产力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实践活动的高度上,将“现成性”的自然转换成“生成性”的自然,把“超感性的实体”转变为“感性的实践活动”。这标志着传统哲学理论知性化实体本体论观点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生存本体论”哲学观点的兴起。

三、劳动自由下的“人的全面复活”

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历史进程中的人也将自由视为永恒的追求目标。在马克思关于自由的理论中,他将自由和劳动相结合,认为劳动是自由的基础,在人类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类个体全面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可以视为自由发展的过程。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是在原始社会中,劳动都并非单纯是一种人类维持生命活动必须的手段,更是个体实现自我的手段。如果人类想要实现自我发展的目的,首要的就是克服外界压迫和剥削的限制。而劳动就是克服外部阻碍的途径,在通过劳动克服阻碍之后,人能够实现个体的自由,进而劳动成为一种自由并且吸引人的活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手段。

新时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运用人工智能手段而衍生的新型劳动方式——“智能劳动”——能更好地论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自由学说。“智能劳动”同样适用于“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智能劳动仍是具有人特有目的性的创造性劳动,其智能设备仍是马克思所言“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209页。的劳动资料。智能劳动的多样化劳动手段的应用,更有利于实现人的劳动自由与解放,更有利于实现个体的自由。

自由代表了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和向往的生存状态,哲学对自由问题的探讨也从未停止。没有自由,人无法实现人生价值,追寻生存的意义。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审视自由,自由必然是与人类相联系的,自由从来不是人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任何行为都是要以无害他人为前提的,随心所欲的肆意妄为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内涵着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自由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想要对人类发展和历史前进发挥其真正意义,就必须将自由相对具体化。抽象的自由没有意义,要想实现自由,就必须将其变成与我们相关的存在。以塞亚·伯林将自由作了如下归纳,他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1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自由若想成为真正的自由,首先需要人类自身对于作出行为、实现自由的渴望,并且还有基于这个想法之上的行动。在积极的自由观看来，自由的首要特征是被人类主体积极地行使。自由的实现需要人类主体发挥作用,是人类依靠自己意志,自主选择去做某件事或者为某个行为,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受他人意志的任意支配。

在实践生存论视域下,劳动是实现人自由的基本方式。自由和劳动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自由的实现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并非单纯是一种人类维持生命活动必须的手段,更是个体实现自我的手段。如果人类想要实现自我发展的目的,就要克服外界的限制。而劳动就是克服外部阻碍的途径,在通过劳动克服阻碍之后,人能够实现个体的自由,劳动成为一种自由并且吸引人的活动,进而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劳动的基础上,人类个体全面实现自身发展是以自由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描绘自由劳动状态:“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7页。因此,以人类的主体活动状态是否自由为标准,马克思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主体为满足生存需要,劳动是不自由的活动,另一个则摆脱了物质束缚。这两个部分被称为必然领域和自由领域。必然领域中的劳动是以维持个人生存为动力,而自由领域是以自觉自由的劳动为基础、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类的劳动过程视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转化的过程。这是因为人类要想维持自身生存、保证种族繁衍,就必须通过日复一日的劳动,来获得更加丰富和稳定的物质资源。人类要想在客观世界中使社会活动状态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必须从劳动生产中获得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并且不论是自身活动还是外部世界的活动,都需要自觉遵守这种客观规律。但人类目前的劳动仍属于必然王国的范围,因为劳动还不是对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复归,仅是人类谋求自身生存和延续的方式。要想使社会状态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自由。因为只有在自由王国中,劳动才进行了角色的转换,它从谋生手段变为人类的追求目标,使个体得到符合自身个性的充分发展,人类劳动就成为真正的自由劳动。

“在人工智能作用下,人类劳动得到解放,每个人都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将越来越多;同时,固定性的工作越来越少,人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而是将劳动尊严看得越来越重要,从而需要不断地再教育再发展;此外,物质条件的丰富,社会保障的完善,又能够创造多种多样的条件使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3)薛峰、何云峰：《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诠释的三个维度》，《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智能劳动”更好地完成了将人与人之间联合起来,达成共识、凝聚力量,进而能实现对生产力的全部占有,实现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本质的目的,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共产主义。在人类社会纵向发展的过程中,整体的社会生产形态也由最初的原始自然经济形态转化到现今的商品经济时代,终有一天会迎来共产主义形态。在此过程中,主客体逐渐分裂,人类个体逐渐在社会中抽象、明晰,开始成就人类整体的全面性和普遍性,而这种人类整体的提升必然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劳动成为真正的自由劳动,人也实现了真正自由全面发展。

劳动自由首先表现为劳动者的权利,这种权利还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当权利被劳动者真正行使时,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进而劳动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和价值不可分离,价值存在是以自由为前提,自由受到各种价值理念的影响。因此，自由如果想成为对人类生存发展来说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是实质化的自由。虚伪的自由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自由如何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呢?这就需要将自由与社会资源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意识到“自由”的真正所指是“对资源的占有”。(14)参见赵汀阳:《被自由误导的自由》,《世界哲学》2004年第6期。换言之,人存在与社会中,当每个人对于资源都具有天生的需求,但个体对于资源的占有并不是完全平等和及时的,他就无法实现自由。现实原因导致单个个体的自由无法实现,只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自由时,在社会中所有的人才自由。现实世界中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在总量有限的前提下,人总会成为其他人的自由的限制,而受压迫的人总会反抗那些压榨、限制和掠夺他们资源的人,积极争取自身的自由。当所有人自由都实现时,就满足了每个人自由的实现的前提。如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呢?这首先需要保证满足人类生存、繁衍乃至实现自我全面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空间和资源都不再成为人类发展的局限。人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强者不会去压迫别人,弱者也不会受到剥削,每个人才能够实现自由。但这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因为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历史如何前进,资源仍会消耗殆尽,空间仍存在边界,世界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这个问题无法根本解决。然而,马克思通过关于这一不可能的世界的想象说明了一个道理:自由问题的解决,哪怕是部分的解决,都不仅仅要求是政治上的解决,而且必须是一个经济上的解决。(15)姜涌:《论马克思的劳动自由思想》,《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

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会上讲话时指出:“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实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已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企业和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要在坚持中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使党政力量、群团力量、企业力量、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共同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16)《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暨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1年08年17日第3版。新时代“劳动”对“人”的哲学意义,不仅是对“劳动创造人本身”“人的全面复活”传承的体现,也是对“智能劳动”“自由劳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完善与发展。新时代的“和谐劳动”包含的劳动自由是劳动主体能够按照自我喜好进行自由选择的活动,是充分尊重个体才能和自然禀赋,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和限制的活动。在充分尊重甚至理解的基础上,个体能够有足够的空间依据自身特质和特长来决定自身发展,实现个体独立且个性化发展,进而社会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关系体也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说,在将人类的自由、个体的解放看作是感性基础上的现实的自由时,真正的自由实现路径只能从感性的实践、劳动中产生。劳动确证人作为真正人的生产独特性。

综上所述,“劳动”对“人”的哲学意义并不是单指劳动使猿进化为人,而是彰显了劳动在人类生活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地位,是对马克思实践生存论哲学阐释的又一重要论述。以劳动(实践活动)为中介,自然就是生成性自然,是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应当”是什么样的自然;以劳动(实践活动)为手段,社会是对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来说“应当”是什么样的社会。亦即,因为劳动,人类的解放、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就不再是一种思想活动,而是一种现实活动,这就是“劳动”对“人”的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