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涛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军事文学以上升性的姿态向前发展，文学作品中不同时期的军人形象不仅是当时中国各阶段社会风潮中的典型人物，更是中国发展历程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军人形象有着传奇、乐观、通俗等特点，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军人形象却悄然发生了变化。《高山下的花环》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轰动效应的代表作品，它的诞生代表着中国历史上新古典主义美学形态的落幕，意味着以李存葆等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军事文学作家的崛起。《高山下的花环》突破了长期以来军事作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羁绊，打破了军事作品长期不敢直面现实矛盾的时代枷锁，因此作品一经发布，很快就被谢晋导演拍成电影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从今天的视角看，《高山下的花环》仍然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本文试以《高山下的花环》为例，浅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人形象的转型。

【关键词】军人形象;转型;20世纪80年代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6-0187-02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历史浪潮的滚滚向前，军人形象也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演变。通过《高山下的花环》这一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可以窥见历史里中国军人形象的转型变化。作者在勾勒军人形象的同时，加入大量“反主旋律”的章节，生动刻画了一批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营造出强烈的感染力。在它的感召下，之后的军事文学作品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其现实主义的影响。那么，《高山下的花环》中所塑造的军人形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军人形象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军人形象特点

《高山下的花环》之前的军人形象产生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期。初生的中国历经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朝鲜战争的洗礼，广大人民群众此时迫切地需要了解成立初期的国家，认识人民军队是如何拖住日本侵略军、打败蒋介石的部队以及打败高度现代化的侵朝美军的。鲁迅曾预言：“到了大革命时代，文学没有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忙着革命，没有空谈文学了。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的状态缓和了，大家的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有了文学。这时候的文学有二：一种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1]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军人形象普遍都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传奇化、典范化的军人形象。将军人形象传奇化是因为充满传奇性的英雄神话故事对广大观众来说，总有着喜闻乐见的魅力。同时，将军人形象置身于艰难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军人色彩和英雄品格又可以使人物具有深刻鲜明的典型意义。例如《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与王强就是当时军人形象的代表，以刘洪与王强为首的军人本来是一批普通的煤矿工人，他们身上还带着旧社会保留下来的习惯及思想，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却组成了一支精悍的铁道游击队，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还有《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他孤身深入敌人内部的故事情节，更加突出了作品的主要矛盾，加深了戏剧冲突，这个故事情节天然就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作者通过描写军人在战斗中获得锻炼的艰辛历程，表现出当时传奇性、典范性的军人形象特点。

（二）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的军人形象。如鲁迅先生所言，当时的中国刚刚成立，军事文学作品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人民的期待视野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使得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有着非常强烈的创作动机去赞扬革命、称颂革命;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曾经上过前线，长时间的战争生活和磨砺使得他们在创作时有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创作的可歌可泣的军人形象需要反映人民革命的胜利，此后出版的军事文学作品例如陆柱国的《上甘岭》、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以及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歌颂志愿军的军事文学作品都延续了这种英勇无畏、乐观主义的形象。这些军人形象强化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淡化了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背后所付出的隐忍和伤痛。

（三）通俗性、普及性的军人形象。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道：“现在工农兵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进行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社会背景意味着当时的社会工作者必须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文艺作品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3]。因此，当时的文艺工作者需要把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集中起来，唤醒当时的人民群众。例如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讲述战士李进与少女二妹子产生感情，后来经过指导员的教育暂时将个人感情置于一边，投身革命战争，小说将解放军战士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特点表现出来，展示了解放军战士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的军人形象。1956年，丁洪、赵寰、董晓华三位编剧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董存瑞》，描写了一个传遍全国并且迄今为止依然留存的军人形象——董存瑞。董存瑞就是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中的一份子，正是由于参军入伍经過党的一系列教育，他从儿童团长、班长到后来的战斗英雄，所走的就是当时普通农村青年走的道路，因此董存瑞便是通俗性、普及性军人形象的代表。

总的来说，《高山下的花环》之前的军人形象强调的是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突出文艺的外在目的性，当翻阅这一时期的军事文学小说作品时，会感觉到比较偏重于歌颂，很少描写革命战争以外的战争，也很少提出部队生活中比较重大的问题。然而随着历史的浪潮不断前进、四人帮的粉碎以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至90年代初，新的美学形态已占据了文艺领域的绝大部分阵地。”[4]军人形象特征也是从此时开始与建国初期相比，有了较为清晰的差别，其中的代表作品就是《高山下的花环》。

二、《高山下的花环》里的军人形象

可以说，军事文学的转折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纪要》的撤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引起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也推动了军事文学的发展。在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情况下，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对于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邓小平同志说：“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5]此后，中国文学的面貌便焕然一新。李存葆用细腻的笔触，通过赵蒙生的回忆向读者讲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一支步兵连的一段岁月，并成功塑造了一批丰富鲜明的军人形象。

主角赵蒙生一出场，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军二代，他喝牛奶、吃饼干、抽高档香烟，与整个九连这个大集体是格格不入的。他来部队的初心也并不是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是为了“曲线调动”。当战争即将打响，整个连队都在备战时，赵蒙生却临阵退缩想要调回后方。事实上，这是人民群众在军事文学作品中第一次看到军队内部的阶级矛盾。赵蒙生“神通广大”的母亲居然把电话打到前线指挥部，在军长和战友的触动下，赵蒙生上了战场，就是这样一个贪图安逸最后被雷军长在大会上痛斥的军人被战友的牺牲感化，从而变成一个拿着手榴弹炸掉敌人碉堡的英雄人物。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军人形象是充满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的，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军人形象则力求遵循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例如，因为说真话不能晋升，却为了连队牺牲的靳开来，因为两发瞎火弹而牺牲的雷军长二子“小北京”，还有死后留下欠账单的梁三喜连长，这批军人颠覆了传统的军人形象，80年代的作者运用了写实化的手法，将矛盾真实地展示出来，带给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尖銳地触及了军队和社会中的矛盾，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20世纪80年代军人形象转型的原因

军事文学中军人形象的转变并非在20世纪80年代一蹴而就的，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转变是一系列历史事件交织产生的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给军事文学带来了春天，会议总结了军事文学取得的突破，给军事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势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1984年11月，邓小平同志经过认真仔细思考，伸出了一个手指，提出要裁减全军100万人的构想。波澜壮阔的历史改革浪潮、变革时期军人内心的困惑及变化势必将反映在作家的作品中。在这之后，文学创作的美学精神也发生明显改变。因此，新时期的美学形态“它在80年代中后期逐渐酝酿形成，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展开而进入成熟的阶段。如要拿它命名，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形态”。[6]由于新的美学形态已经绽放在祖国大地上，此时军事文学作品中的军人形象已经远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参考文献：

[1]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文集·而已集[M].九州图书出版社，1988.670-67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861-86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861.

[4]陈伟.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351.

[5]荣天玙.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J].炎黄春秋，1999，（4）：11.

[6]陈伟.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