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梦帆

【摘 要】近年来，我国网络自制综艺节目发展十分迅速，在节目数量日渐增长的同时，如何吸引受众的关注成为了这类综艺节目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独居群体观察类综艺《我要这样生活》为例，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从节目的创作理念和人文价值两个方面来浅析其综艺节目的创新策略。

【关键词】《我要这样生活》;独居群体;观察类综艺;创新

中图分类号：J90-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6-0163-02

自2013年韩国综艺《我独自生活》开播后，独居群体观察类节目正式走进大众的视野，但国内的综艺市场一直没有涉及此类型节目。直至2020年，爱奇艺视频自制独居群体观察类综艺节目《我要这样生活》于5月8日率先开播后，腾讯视频的《让生活好看》和优酷视频的《看我的生活》也相继在14日和23日播出，明星的独居生活一跃成为今年综艺节目的制作热点。

一、《我要这样生活》的创作理念的创新

独居群体观察类综艺《我要这样生活》由三位明星观察员担任“蜗牛家族”聚会发起人，邀请四位独居嘉宾共同组成“蜗牛家族”，通过在演播室观看嘉宾们的独居生活，向观众展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在中国独居的美好生活画像，传递“一个人也灿烂”的生活理念，引导大众体会生活中真正的小轻松、小快乐、小忧愁、小美好。

（一）个性化的主题设置

《我要这样生活》依托于当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打出“蜗牛”的概念，用蜗牛缓慢的行动来呼应观众对慢节奏、慢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节目中的观察员和嘉宾一同组成了“蜗牛家族”。用“家族”的名义将大家聚在一起，更容易消除成员之间的距离感，从而让大家更快地融入到“家庭”环境中。

与以往的生活观察类综艺有所不同的是，《我要这样生活》以观察独居群体为切入点，将所有的被观察嘉宾全都请到演播室，共同观看并讨论自己的独居生活。三位观察员主要通过对嘉宾们独居生活的观察，总结并抛出可以进行讨论的话题，但节目中身兼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双重身份的独居嘉宾，更多的是在审视自己。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的象征性互动理论，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号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1]在独居群体观察类综艺节目中，观察员与嘉宾也正是通过象征符号与观众进行互动。在节目中，观众通过对嘉宾独居生活的观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明星的生活与普通人的生活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两者之间拥有非常多的相同点。

根据米德的理论，传播者对其发出符号所赋予的含义，在呈现内容时会给受众带去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受众会对其所传来的符号进行重新理解和反应。所以《我要这样生活》节目组为了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在素材选择上着重展现嘉宾“真实”的状态，而所谓真实的状态，就是嘉宾能够忽略摄像机的存在，从而展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

在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不少观众感叹说仿佛看到了自己。例如嘉宾们的起床环节，从关掉闹钟到找寻眼镜、起床、最后瘫倒在沙发上等一系列细节动作，引起了观众共鸣。与此同时，节目组为了更加真实地还原嘉宾们的独居生活，将四位嘉宾的生活片段分为上下两期播出，既保证了每位嘉宾拥有充足的节目时长，又能完整地讲述每位嘉宾做每件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从而使节目的期与期之间保持叙事的连贯性，让观众更能理解嘉宾的心境变化。这一系列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相互作用、相互共鸣，从而达到了社会互动的效应。

（二）多元化的嘉宾选择

大众媒体作为传播者，需要通过一定的信息源与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相联系，受众既是个人的集合体又分属于各自的社会群体。[1]《我要这样生活》在传播主体的选择上采用了多元的组合策略，节目邀请了不同独居时长的嘉宾，除了独居时长仅有七天的范丞丞是独居新人之外，其他的嘉宾分别有一年及以上的独居经历，例如异国独居五年的颜如晶、独居十年的邓紫棋和独居十五年的周笔畅。在第三期时还加入了独居一年半的“补位选手”秦霄贤，第五期时加入了独居两年半的鞠婧祎和独居五年的马伯骞。

节目对于嘉宾的选择丰富多元，由于不同的独居时长，嘉宾与嘉宾之间的生活层次感也比较明显，大多数独居生活者都能从节目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生活状态。比如，对生活品质要求严格的周笔畅，在生活中更注重仪式感，她会认真地对待每一天，即便是一个人，也会认真准备一日三餐，定期去锻炼身体;而异国独居五年的颜如晶，则表现出真实又随性的一面，和普通人一样，会闭眼寻找眼镜、拿桶喝水、发愁自己店铺的生意;独居十年的邓紫棋，由于有家族遗传病史，平时又常常熬夜，所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心，当体检报告出来后，发现自己非常健康，便开心地与家人分享喜讯;而刚开始独居生活的范丞丞，和所有刚开始独居生活的年轻人一样，当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时，会忘记更改外卖地址，能躺着绝不坐着，无聊时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玩游戏。不少年轻观众直呼自己的生活被窥探，而年长的观众则会表示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

节目以独居生活为切入点，聚焦不同类型的嘉宾，展现独居生活的侧重点也有较大的差异。每一位嘉宾在节目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责任，彼此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为观众带来更多的看点。

二、《我要这样生活》节目中人文价值的呈现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大城市打拼。根据民政部2019年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有超过2亿的单身成年人口，其中有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口。当代大多数青年成长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受到多元思想的影响，他们对生活怀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生活也要认真去对待，一个人的生活也要过得精彩。

（一）个体化的生活理念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攀升，当代青年所面临的各方面压力正在改变他们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曾经提出：“个体化进程一方面是一个力量不断增强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个体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增加。”[2]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强行融入不合适自己的圈子也许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我要这样生活》节目正是希望观众能够通過观看节目，感受到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意味着精神世界上的独居，保持内心的充实才会让生活良性循环。

库利在“镜中我”理论中提到，人对自我的认识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他人对自我的评价态度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1]观众通过对节目中独居嘉宾的生活方式的观察，重新审视自己、了解自己。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独居生活将充满各种压力以及烦躁的情绪。例如节目中，颜如晶看到客人们焦急地等餐，自己内心也非常焦躁，但是面对员工还是给予肯定和鼓励;看到店里报账的数目不对，尽管内心有着许多的不满，但面对员工时又说不出什么;只有最后回到家时，才仿佛放下了一切，深深地叹一口气。

在这类独居群体的心中，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自己给自己划出的一个小小世界，在节目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嘉宾对自己空间和结界的划分，他们不允许外人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进入自己的空间。他们在自己的空间中保持自我，不受外人打扰，并且能够自由、独立地观察自己和这个世界，他们既享受与朋友打闹的生活，也享受自己的私人空间。这也正是《我要这样生活》节目所传递的人文价值观念，希望所有的观众能和独居嘉宾们一样“一个人也灿烂”，能根据自己的节奏过让自己舒适的生活。

（二）自由化的生活方式

在传统的社会生活定义中，独处常常被认为是孤僻、自我的象征。但在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的观点中，“独处的能力是个体情感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这种能力能够给个体带来生存的满足感。”[3]他们虽然喜欢独处，但是不代表他们就是性格孤僻。他们也会有相对稳定的朋友圈，遇到问题也会和朋友们沟通交流。慢慢地，我们发现，当这群独居群体脱离传统社会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之后，更容易融入到社会团体之中。

在《我要这样生活》节目中，这群独居青年，他们的生活、情绪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他们不仅不孤僻，还有着一种追求自由生活的勇气，他们享受一个人生活，享受独居的快乐。例如周笔畅，在生活中她并不会严格按照时间表去制定自己的日程，不会要求自己拥有完美的体型，不会放任自己的欲望。但她会通过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细节，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丝仪式感。第三期的“补位选手”秦霄贤则是通过观看前两期的节目，发现别人的生活自律又精致，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于是开始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生活。而独居新人代表范丞丞，也从每天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在卧室玩手机，到后来的主动学习做饭，带狗狗上课，与朋友一起锻炼身体。他们的独居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一天比一天更融入这个社会。

通过节目，我们不难发现明星嘉宾们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一样搞砸过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迷茫过、慌乱过、放任过，但当这段日子过去之后，才慢慢学会如何照顾自己，学会如何按自己喜欢的节奏生活。而这正是《我要这样生活》节目所要展示的独居群体美好生活的画像，节目希望通过嘉宾们的独居生活，让观众了解到，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会拥有许多自由选择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摆脱一些传统的束缚，追求自己内心想要的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加自由有趣且丰富多彩。

三、结语

现如今，网络自制综艺节目层出不穷，在各类文化产品泛滥的当下，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思想文化方面，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我要这样生活》将节目的内容与社会现象相结合，在给观众带去欢笑的同时，让观众看到自己的生活缩影。纽约社会学家克里南伯格曾在《单身社会》中提出：“獨居群体更容易拜访朋友或融入社会团体，并且能创造出更具生机与活力的城市。”[4]而《我要这样生活》正是通过传递“一个人也灿烂”的生活理念，带领大众体会生活中的轻松、快乐与美好，从而使节目从众多同类型节目中脱颖而出，更具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5.

[2]艾瑞克·弗罗姆.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52.

[3]Winnicott.D.W.Mirror role of mother and family in child development[M]. London：Routledge，2005：117.

[4]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