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越剧中的经典。作者以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年版）为文本，通过对梁山伯的家庭环境及其性格、祝英台的家庭环境及其父女亲情、梁山伯的“情感勒索”与祝英台的殉情几个维度的分析，试图从性格和亲子关系的视角剖析剧中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并据此对当今的家庭教育和婚恋价值观给出若干启示。

【关键词】《梁祝》;性格;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6-0003-04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的爱情故事成为众多地方戏曲的取材对象，越剧、川剧、京剧、滇剧、湘剧、赣剧、徽剧、粤剧、河北梆子、梨园戏、豫剧、楚剧、武安平调落子、河南曲剧等都有自己的演出剧目。[1]其中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川剧《柳荫记》的影响较大，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演出风格。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取材于此，该片由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袁雪芬主演，通过草桥结拜、三载同窗、十八相送、楼台会、化蝶等经典段落，将这个民间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表现得荡气回肠、淋漓尽致，不但成为越剧经典中的经典，也成为众多“梁祝”作品中传世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版本。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与主人公的性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梁山伯的性格已经基本决定了梁祝爱情的悲剧结局。本文以195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为文本，从性格和亲子关系的视角剖析剧中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并据此试图对当今的家庭教育和婚恋价值观给出一点启示。

该剧共有十三场：第一场《别亲》，第二场《草桥结拜》，第三场《托媒》，第四场《十八相送》，第五场《思祝下山》，第六场《回忆》，第七场《劝婚、访祝》，第八场《楼台会》，第九场《送兄》，第十场《山伯临终》，第十一场《吊孝哭灵》，第十二场《逼嫁》，第十三场《祷墓化蝶》。

一、梁山伯的家庭环境及其性格

（一）父亲缺位的独子

纵观全剧，未曾见到梁山伯的父亲出场，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梁父已去世，二是梁父对梁山伯无足轻重，影响甚微。梁山伯在赴杭上学途中曾唱到“离故乡，别双亲，求学上杭城”，说明梁父有可能健在，但存在感极低。“想山伯无兄又无弟，亦无妹来亦无姐”，“梁门唯有你单丁子，白发老母指望谁？”据此可以推断，梁山伯是独子无疑。梁山伯在求学过程中和求亲过程中的表现，均能看出这个独子能够极大地调动各种家庭资源，是不折不扣的家庭中心。

（二）缺少安全感的敏感个性

“父爱如山”可理解为父亲是孩子安全感的源泉。父亲缺位的家庭，孩子往往缺乏一种安全感，他们在与同伴的交往中，更容易产生过于敏感的偏狭心理。这从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一场的交往中可见一斑。

当祝英台告知梁山伯“爹爹作主已将小妹终身许配……马家了”时，梁山伯惊愕之余即不假思索地责怪祝英台“你在长亭自做媒，说道家有小九妹。既然九妹就是你，你为何又许马文才？”祝英台委屈地说：“难道你小妹心意尚不知？我岂愿嫁与马文才！”梁山伯不予理会：“你就该快把亲事退！”。当祝英台诉说父亲不肯把亲退时，梁山伯的回应让祝英台感到震惊：“你爹爹不肯把亲退，我梁家花轿先来抬！杭城请来老师母，祝家厅上坐起来。”俨然就是王老虎暴力抢亲的阵势。当祝英台明确告诉他这根本行不通时，梁山伯的理智更是被冲到了九霄云外：“我要写成冤状当官告，头顶状纸进衙内，就告你父祝员外，他不该欺贫爱富图赖婚姻犯大罪。我再告那仗势欺人马文才，他活夺我爱妻该有罪。”

在梁山伯看来，从师母点破“英台原是女子扮”的那一刻，祝英台就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的妻子，媒約、聘礼甚至父母是否点头同意都觉得不重要了。谁不同意，谁就是“仗势欺人”“欺贫爱富”“图赖婚姻”，谁就“有罪”，谁就要被他“写成冤状当官告”。

梁山伯尽管家境不富裕，但从剧情看，他并没有受过贫寒之苦。可以推测，只要他想要的东西，父母一定千方百计地满足。他要赴杭上学，家人就努力筹钱，甚至还配上书童，为的只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这跟时下人们常讨论的“再苦不能苦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穷人富养”、“全民富二代”式的“呵护”，只能塑造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下一代。

梁家不仅仅为梁山伯提供了超越家庭经济能力的教育条件，更致命的是迁就并满足他不正当的要求。第十场《山伯临终》，梁山伯在病重之时，对祝英台仍不死心，甚至派遣自己的母亲不辞辛苦赶到祝家，要求已完成订婚程序且即将与他人成婚的祝英台来梁家探望自己，这何尝不是一种“以死相逼”？而梁母竟然去了，而且真的按照梁山伯的要求对祝英台“如此说来”。梁祝配彻底无望，对梁山伯的自尊造成致命打击。此时此刻，梁山伯才对含辛茹苦的母亲道一句“倘然儿归黄泉路，母亲身体须自爱。”

自卑与敏感是一对孪生兄弟。尽管剧中贯穿着对梁山伯憨厚的刻画，但仔细品味，梁山伯的自卑与敏感也暴露无遗。一方面，他对祝英台示爱的种种比喻无知无觉，而且在师母几乎点破祝英台的身份，问他祝英台“到底是男还是女”时，梁山伯竟然认为“师母呀，你问男问女好奇怪。”在师母进一步提醒“她临行有言曾相托，托我替她做大媒”时，梁山伯仍大惑不解地问“但不知贤弟要娶谁？”。另一方面，祝英台的某些话语又很容易伤害到他作为男子汉的自尊。在“十八相送”途中，祝英台对梁山伯说：“你不见雌鹅对你微微笑，她笑你梁兄真象呆头鹅！”梁山伯即略带生气地回应“既然我是呆头鹅，从此莫叫我梁哥哥。”在路遇一口井时，祝英台要梁山伯相扶至井前照影，唱道：“你看井底两个影，一男一女笑盈盈。”梁山伯即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愚兄明明是男子汉，你不该将我比女人！”看到牧童骑在牛背上悠闲地唱着山歌，祝英台不禁感慨“只可惜对牛弹琴牛不懂，可叹梁兄笨如牛”，梁山伯似乎动了真怒。

二、祝英台的家庭环境与父女亲情

（一）书香门第的求学之女

“员外”在中国古代一般指正员以外的官员，也泛指地主豪绅。从剧中的描述特别是《劝婚、访祝》一场中祝父所言与马太守家“门当户对，怎说不配？”可以看出，祝英台所在的家庭不是官员府第就是书香门第，是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殷实之家。第一场戏《别亲》中祝英台曾自白“祝府本是书香门第，孩儿远去求学，为的是知书识礼。”

剧中没有出现或提及祝英台的母亲，也没有出现或提及祝英台的兄弟姐妹，据此推测祝母很有可能早就去世，祝英台也很可能是独生女，因此备受父亲的宠爱。

（二）爱女心切的守礼慈父

提起祝英台的父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他视为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扼杀女儿幸福的反面典型。然而，从剧中情节细细分析，祝父实则是讲究礼数、思想开明且宠爱女儿的慈父。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祝父在女儿的婚姻大事上，严格遵守那个时代赋予的习俗规范。与马家的婚约，既有媒妁之言和聘礼，也有父亲对门当户对的审核把关。

祝父也不是一个执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员外。他思想开明、通情达理。在祝英台未赴杭上学前，她也并非只是在闺房描龙绣凤，而是颇有文化的读书人。在祝英台提出要去杭城拜师求学之时，祝父尽管有一百个不舍得、不放心，但还是拗不过女儿的软磨硬泡，在千叮咛万嘱咐中放行。在《劝婚、访祝》一场戏中，当梁山伯突然出现在祝府时，尽管祝父已知梁祝在杭有私情，但也没有粗暴地将梁山伯赶走，而是客客气气将梁山伯迎进门。尽管他不愿意梁山伯与女儿见面，且认为两人见面很可能带来麻烦（“英台已受马家聘，是马家媳妇马家人。誰知山伯又登门，两情不断要留祸根”），但还是尊重女儿的意愿，“念你与山伯有结拜之谊，就容你一见，你要好言相劝于他，叫他另娶淑女。”在两人见面之前，梁父还不忘叮嘱女儿调整情绪，“不要泪痕满面，有失礼数。”在梁祝见面后，梁父并未监视监听，而是找理由回避，“都只为前村钱员外，他与我前日有约会，约定了日子难更改，只好失陪你梁贤侄”。

下面再来分析祝公远的父亲角色以及他与祝英台的父女感情。俗话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祝父对女儿也是宠爱有加。

在第一场《别亲》中，祝英台为了赴杭上学设计装病，“急得那祝员外坐立不宁”，“我有心叫她杭城去，怎奈是闺女怎能出远门？我有心不叫杭城去，又怕她病势转深沉。”当乔装改扮成卜卦先生的祝英台脱去外衣时，祝父也没有大发雷霆，而只是略带嗔怪地说了一句“英台，你竟敢戏弄你父亲！”，并再次挽留女儿，“想你是裙钗之女，怎能抛头露面，远走杭城？要读书，为父可请先生来府教读。”在祝英台表达执意赴杭求学之意后，老父亲的爱恋、牵挂溢于言表（“怎不教我堂上老父心牵挂”）。在祝英台再次表达“女儿一定要去！”后，祝父只得顺从自己的心肝宝贝，并千叮咛万嘱咐“你此去乔扮男子，可不要露出破绽”。

在第七场《劝婚、访祝》中，当马家托媒定下两家亲事时，祝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天赐良缘称心怀”）。在祝父得知祝英台对梁山伯亲口许九妹后，痛苦多于无奈，“怪不得好言相劝劝不醒，却原来在外有了儿女情。美满姻缘你不愿，辜负老父一片心”。祝英台负气托病不肯下楼，而马家迎娶吉日又越来越近，祝父的痛苦和烦恼不难想象。在梁山伯来访后，尽管心中百般不愿祝英台与之相见，但还是没有自作主张回绝梁山伯，而是晓之以理，劝祝英台不要见梁山伯。为此，父女俩发生激烈争执，祝父罕见地对女儿说了一句重话“英台！你放肆！（唱）忤逆女你不该不听父命”。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祝父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愤怒，耐心规劝“岂不知三从四德乃是天经地义，你若执迷不悟，胡作非为，不但有辱门楣，亦为礼法所不容！”“为父平日哪一件事不依从于你？惟有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为父已将你许配马家，是万难更改。”

在第十二场《逼嫁》中，马家迎亲的彩轿已到，但祝英台仍不梳妆，祝父苦苦相劝，祝英台却痴坐不理。“三番两次劝儿梳妆，你为何总是不理不睬？为父费尽心血，无非为儿的终身着想。今是大喜之日，你竟拒不梳妆，你总该替为父想想。”祝父用尽千言万语、耗费所有耐心仍劝不醒女儿，终于克制不住心中郁积已久的怒火，“岂有此理！想为父替你攀了这门高亲，难道还玷辱你不成？你竟敢如此放肆！你，你，你要活活气死你白发老父！”由此可见，虽然女儿违拗父命，父女冲突激烈，但祝父的舐犊情深可感可知。

三、梁山伯的“情感勒索”与祝英台的殉情

（一）情深缘浅的现实

梁祝同窗三载情谊深。草桥亭偶遇，梁山伯一句“男女同是父母生，女孩儿也该读书求学问”赢得了祝英台的赞赏。自从草桥结拜以来，“潜伏”在众男生中的祝英台对憨厚的梁同学情有独钟，而梁兄也对“贤弟”照顾有加。两人的深厚情谊在第四场《十八相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祝英台以“樵夫打柴”“水塘鸳鸯”“雌鹅叫雄鹅”“牛郎织女渡鹊桥”“井底照影”“观音前拜堂”等种种暗喻示爱无应后，只好用“亲口许九妹”的明喻表达对梁山伯的情爱。梁山伯也是不辞辛苦一路“扶过桥”“打黄犬”照顾祝英台，且一直送到长亭才依依不舍地分离。位于杭州西湖东南面、长仅数米的一座东西向的桥被称作长桥，传说就是源于梁祝十八相送到此饯别，在桥上来来回回难分难舍而成名。

然而，情谊深但成不了连理，并非一定以殉情告终，“爱情不再友情在”的情况比比皆是。

祝英台是一个聪明灵活、理性懂事的知识女性。除了前文提及的巧设计、假扮卜卦先生一无破绽，体现出祝英台的可爱与机灵外，剧中还有很多情节都刻画出了祝英台的秀丽聪颖。

在草桥亭与梁山伯偶遇初见时，因银心听四九说他们也去杭城读书而兴奋地脱口叫了声“小姐”，祝英台情急之中马上“补漏”：“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你提她作甚？”，幸好伶俐的银心配合默契：“我想……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读书那就好了”，这才没有露出马脚。

在第三场《托媒》中，当梁山伯看出祝英台的耳环痕时，她机智应对：“梁兄你做文章不专心”“若说我的耳环痕，想起当年笑死人，祝家庄年年有庙会，村人叫我扮观音”“以后你再瞎猜疑，我就要……”，连唬带哄，迅速打消了梁山伯的疑虑。

在第七场《劝婚、访祝》中，当梁山伯见到祝英台一身女子打扮，正在为称呼贤弟还是贤妹纠结时，祝英台的回答敏捷且得体：“你我在读书时节，我是女扮男装，你我理该兄弟相称，如今，不妨改称兄妹。”

关于祝英台的理性理智，为节约篇幅，这里仅以第八场《楼台会》的剧本加以分析。在这场戏中，梁山伯提出去衙门状告祝父“图赖婚姻”、马文才“仗势欺人”之时，祝英台立即制止了这一徒劳且自欺欺人的选择，但她说出的理由不是梁山伯的诉状根本不成立（这样会对梁山伯造成更大的心理打击），而是说“你可知堂堂衙门八字开，官官相护你总明白，那马家有财又有势，你梁家无势又无财，万一你告到衙门内，梁兄你于事无补要先吃亏”，并劝他以老母为念，“梁门唯有你单丁子，白发老母指望谁？”，试图以此劝止梁山伯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

（二）弱者一方的“情感勒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对梁山伯的性格和行事方式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对梁山伯因婚恋受挫而万念俱灰直至短命夭亡并不觉得突然。然而，聪明理性、知书达礼的祝英台为什么要为之殉情，甚至不惜伤害疼爱自己的老父亲坚持在出嫁之日绕道去祭拜梁山伯呢？笔者认为，这一切皆源于梁山伯的“情感勒索”，他利用祝英台的愧疚心理试图操控其生活，当然这种操控是潜意识的，因为操控者既不会反省自己的行为，也对他人的感受视而不见。[2]

先来看第八场《楼台会》。在这场戏中，祝英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奉劝梁山伯理性对待，“我英台此生已无望，梁兄你另娶淑女”，然而此时的梁山伯已深陷感情泥沼而不能自拔，“哪怕是九天仙女我不爱！”。祝英台无言以对（“小妹无言可安慰”），只得“亲斟薄酒敬梁兄”，而梁山伯的反应竟然是“想不到我特来讨扰你酒一杯”，意思是“难道我辛辛苦苦跑到你家里来就是为了讨你一杯酒喝的？”。梁山伯提出辞行时，祝英台心疼地表达担忧，“梁兄，你这个样子，我……”，梁山伯的回复却是毫不顾及所爱之人此刻的心理感受，“我死在你家总不成！”。梁山伯过于情绪化的反应让祝英台倍感内疚，“这种种全是小妹来连累”。

再来看第九场《送兄》。当祝英台将梁山伯送至上马台时，对他说“今日别后何时来？”梁山伯的回答却是“唯恐我短命夭殇不能来。”这句话让祝英台“肠断心碎”，“你是好好来访我，反而害你扶病归。”至此，本来该说的都说了，梁山伯无论有多少的委屈或愤怒，都可以随着他的告退而带回会稽老家了。谁知，梁山伯非要“在世不能夫妻配，死后也要和她同坟台”，竟然违背常理地对祝英台说“要是我有不测长和短，就在那胡桥镇上立坟碑。”充满负罪感的祝英台只好顺应他的话，“梁兄你红黑两字刻两块，黑的刻着梁山伯，红的刻着祝英台，我和你生前不能夫妻配，我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坟台！”。

最后再来看第十场《山伯临终》。梁山伯刻骨相思染重病，仍对梁祝配不死心。他打发老娘亲自会稽赶到上虞祝家庄，恳请祝英台来探望卧病在床的自己。已与马家订婚的祝英台当然无法成行。至此，梁山伯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他哀恳母亲满足他人生的最后一个要求，即“胡橋镇上立坟碑……红黑两字刻两块，黑的刻着梁山伯，红的刻着祝英台”。梁山伯去世后，梁家专程派人去祝家报丧，这是压垮祝英台心理承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祝英台下定了殉情的决心。如不陪葬、不“葬同坟”，祝英台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

四、梁祝悲剧的现实启示

性格的形成与人的家庭环境和亲子互动紧密相关，尽管家庭不是影响人性格的唯一因素，而且人的性格也是可以改变、改善的，但原生家庭是个体接受“人之初”教育的场所，孩提时所处的家庭环境对一个人今后的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早已成为心理学家与教育专家的共识。历来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都非常关注童年期的经历和所处的家庭环境，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大多也可不同程度地归因于儿童时期社会性发展的缺陷。[3]

家庭贫困并不必然导致孩子的自卑和偏狭。李玫瑾在分析马加爵的犯罪动机时认为，那种将贫穷归结为犯罪动机的归因并不全面，也并非事实的问题起点。真正导致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但压抑的情绪特点、扭曲的人生观及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这种性格缺陷与他在家中的“中心”地位密不可分。[4]

梁山伯的父母想必非常注重孩子的学习，想必千方百计满足孩子学习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想必望子成龙心切。当今社会很多家庭也是一样，即过于重视孩子智力方面的发展，甚至仅仅关注学业的发展或考试成绩，而对孩子的性格、品行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既需要母亲的精心呵护，也需要来自父亲的教育。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业已证明，父亲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婴儿期可以加速母子之间的分离，形成良性的家庭三角关系;童年期是孩子的权威，又是他们的榜样，对其社会性和个性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青春期是孩子的“竞争对手”，是孩子超越的标志，可以满足孩子情感发展的需要。无论在哪一阶段，缺少了父亲的影响，孩子特别是男孩的成长过程就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问题和缺陷。

当前，家庭教育中“万能的妈妈、缺位的爸爸”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对于“父亲缺位（Father Absence）”（或译为“父亲缺席”、“父亲缺失”）这一概念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有人把“父亲缺位”分为四种情形：一是父亲离婚、去世或离弃家庭，致使家中缺少父亲;二是有些父亲，由于自身的问题跟孩子在情感上很疏远，致使孩子有父亲如同没有一样;三是有些父亲认为抚养孩子是女人的事情，因此对孩子撒手不管，远离了孩子的生活;四是有些父亲虽然在家，但是抚养孩子的方式不当。这四种情形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因离异或亡故导致父亲在儿童家庭教育中的缺失，二是因父亲在异地工作或忙于工作或孩子教育职责完全让位于母亲等其他家庭成员而造成的作用缺失。这两类父亲缺失型家庭均可能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5]

“梁祝”悲剧告诉我们，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关注不仅影响了孩子的安全感、信任感、性别意识、人际交往素质、自我控制能力等心理品质，还会对成年后的婚恋观、家庭观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是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还是社会的和谐稳定，父母的言传身教特别是父亲的行为示范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212.

[2]苏珊·佛沃，唐娜·费瑟.情绪勒索[M].杜玉蓉，译.台北：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7.80.

[3]方建移.家庭教育与儿童社会性发展[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1.

[4]李玫瑾.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3）：110-115.

[5]戴维·斯托普.与爸爸和好吧——发现父亲的作用和影响[M].李丽波，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