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灵杰 王宇曦

【摘要】谈及中国的商业发展，不得不提到晋商，明清晋商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其活跃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从业人数之众，在世界商业史上亦属罕见。明清晋商不畏艰险、勤俭节约、以义取利、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创新、善于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门被战乱打开，雄踞中国几个世纪的晋商逐渐走向衰落，但明清晋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有形资产，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明清晋商兴衰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启示。

【关键词】晋商  明清晋商  晋商兴衰  企業管理

明清两代，在重农抑商、倡导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山西商人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分赴各地，走南闯北，驰骋千里，贸迁有无，推动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然而，成长于封建社会的商人毕竟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随着新时代的到来，逐渐走向了衰亡。进入新时代，我们不应仅仅为晋商之兴衰而悲伤，更要通过晋商的兴衰，继承其优良传统，去其糟粕，完善现代企业管理。

一、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

从春秋时期山西人开始进行的经商活动，到明代形成晋商时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经商活动中，经商者的足迹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早期晋商发展史

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据文字记载，从春秋时期，山西的经商经商活动已经开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虽然没有明清晋商那么富有和声名显赫，但作为先行者，没有他们的艰苦创业、失败、再创业，就没有以后的晋商。

春秋时期，以运城一带的晋国的贸易活动为主，但不仅限这一地区;山西北部的人以晋阳为基地，重视与戎狄族进行贸易。西汉时期，文景之治，经济得以发展和恢复，山西人常和北方的匈奴进行贸易，并为汉武帝北击匈奴收集情报。开辟丝绸之路以后，山西加入其中，和西域商人进行商业往来。唐代时，山西的绛州、汾州、泽州、潞州、并州、云州、朔州、代州、忻州等地，已经形成很多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集镇，同时辐射全国，甚至高丽、新罗等国家。宋代时期，实施折中制，山西商人在盐业资源方面的优势得以发挥。元代时期，《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他还提到，在晋陕豫这一黄河三角洲地区，有大量的商人在进行各种贸易活动。

山西与塞外连接，紧邻产粮大省如山东、河南，有特有的盐池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正是这些优势，使山西的商业活动在明清时期之前就已经较为发达，为明清晋商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明清晋商之崛起

雍正三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有民谣说到：“有儿开商店，强如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山西重商的传统将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了商业中，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于经商，这才创造出晋商的辉煌。

明清两代，官场变幻莫测、士林惨祸层出不穷，封建统治者的随意草菅人命和无情的株连使读书人防不胜防、手足无措，一个个心灰意冷，失去了往日那种追求仕途的热情，促使很多山西俊秀人士进入贸易一途。

这一时期，北方的军事态势为晋商的崛起创造了优厚的条件。明洪武三年（1370年）实行了“开中法”;嘉靖、隆庆年间大同、宣府、延绥、偏头关等地相继开设马市;到清代，蒙汉对峙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商路樊篱尽撤;康雍乾时期，西征平叛，与俄国勘边定界，签署《尼布楚条约》、《恰克图界约》、《恰克图市约》，汉蒙、中俄贸易互通有无。边陲的稳定奠定了互市通商的基础。

山西地处中俄恰克图贸易以及到欧洲腹地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是西接陕、宁，东到冀、鲁，南下豫、鄂、皖、湘、赣，北上出塞，直抵蒙、俄的交通枢纽，清政府亦将利用晋商开拓远足贸易定为一项既定国策，为晋商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机会。

清朝时期，清政府实行“摊丁入亩”，国内人口暴增，山西土地贫瘠，急剧膨胀的人口使贫瘠的土地已难以“承载”，山西人不得不从事贸易外出谋生。

丰厚的利润、白花花的银子，吸引人们放下耻于言利的架子，相继弃士、弃农从商。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等诸多因素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晋商大军。

（三）明清晋商之兴衰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盬”。《说文解字·盐部》中指出：“盬，河东盐池也。”河东，即今运城市。由此推断，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易经·系辞》中记载，远古时期，山西南部“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中国最早的商人应该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这个结论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所需主要来自于自然资源，因此，自然资源是交易得以发生的唯一条件，而河东盐池，又叫解池，出产不需要加工就可以食用的自然结晶盐，最早把盐运往各地用来交易的应该是山西人，晋商故由此产生。晋商从山西南部产生，然后向北发展，最后在中部形成鼎盛。

洪武三年，山西参政杨宪上书朱元璋，建议采用“开中制”。开中制实施之后，山西人从河南、山东收购粮食，然后运往北部边疆换回盐引，将盐引转卖或凭借盐引从事盐业贸易，获取高额利润。

明朝中期，明政府将“开中制”的盐业政策转向“折色制”，在边疆进行纳粮换取盐引的“边商”失去地理优势，逐渐衰落，在内地购买“边商”盐引或者纳银换取盐引的“内商”逐渐向扬州集中，晋商中有些仍然从事盐业经营，但他们逐渐的迁往了扬州，剩下的盐商已经无法以盐业作为主业的，但这一变化，并没有使晋商走向衰落，他们又抓住了与北方少数民族贸易的机会。

隆庆四年，蒙古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降明，而后明政府开设马市、茶市，晋商抓住这一机会成功转型，经营范围从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业经营，其内容包括：茶叶、丝绸、粮食、绒货、棉布、棉花、颜料、铁货、煤炭、烟草、木材、药材、盐业、纸张干果杂货等，贸易物品几乎无所不包，经营地区也转向全国各地。

清朝时期，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始终坚持多元化经营，上起葱蒜，下至绸缎，无所不为。在经营过程中，晋商逐渐形成船帮、驼帮、票帮三大板块。“船帮”主要从事对日贸易，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药材、文房四宝出口到日本，并从日本进口铜;“驼帮”为晋商主业，将茶叶、大黄、绸布出口到蒙古、俄国，换回毛皮、牛马、骆驼;“票帮”指从事票号业的商人，历时一百年左右，票帮的兴盛，是晋商最輝煌的一段时期。据统计，在清代，全国共有51家票号，其中有43家为机上所有并经营。

19世纪70年代以后，娘子关外紧锣密鼓的发展洋务运动，近代民用企业拔地而起，招商集股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面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山西商人却不为所动，依然规避在清廷卵翼之下，热衷于求田问舍、官款汇兑、窖藏金银、异地货物的贩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西票号虽然逐渐开始在生产领尝试、转型，但是为时已晚、错失良机，遇到了新型金融势力毫不留情的竞争，加上时局动荡、内部制度的缺陷，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逐渐结束了自己这一光彩耀人的历史。

二、晋商管理之道

明清晋商所以能历经华夏几个世纪，在于其独特的管理体系。晋商的股份制和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制不相上下;选人、用人、留人，确保了其长远发展;内部约束机制，保障了内部的稳定性。

（一）晋商的股份制

企业制度的中心是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是其长期演变的结果，到19世纪20年代进入票号业才较为完善，具备了现代企业股份制的一些基本特点。

晋商最早是独资经营，随着贸易范围和贸易量的增大，出现了贷金制，贷金制由于风险与收益并不对称，经常出现无钱可借的情况，于是发展到朋伙制，朋伙制难免出现经营决策和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到明朝后期，出现东伙制，东伙制就是股份制的前身。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逐渐产生了股份制。

晋商的股份有“银股”、“身股”之分，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有些还设有“倍本”、“厚成”、“公座厚利”、“预提护本”、“财神股”、“狗股”等，晋商的股份制之所以具有现代股份制的特点，在于其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和有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二）晋商的经营管理之道

山西票号采用大掌柜负责制，东家出资入股，招聘大掌柜，给大掌柜在本票号中最高的身股，委托大掌柜全权负责本号的业务开拓、资金调配、设立分号，以及号内人员的选用和薪资设定，大掌柜犹如今天的高级经理人。东家对号内的日常事务、盈亏一概不问，全权交给大掌柜经营管理，自己仅仅在年终时款待总号及分号掌柜，听掌柜们的经营决策报告。

山西票号采用总号与分号一体化运作，总号设在平遥、太谷、介休、太原等地，分号遍布全国。分号人员由总号派出，一切经营都由总号管理，分号需将贪做的放款、即将汇入的款项、市场行情、社会生活动态等信息及时报告给总号，总号及时通报给分号，实现总号分号一盘棋。

信息报告制度的建立，使得总号严格掌控分号，可以随时掌握分号的业务，协调总号与分号的关系，采用集团化模式，将业务共同做大。同时，总号可以根据搜集到的情报信息，分析研究，制定决策，指导分号的工作，制定投资战略。

（三）晋商的选人用人留人之道

晋商在用人中坚持几大原则：用乡不用亲，择优保荐，破格提拔。“用乡”是为了利用乡情加强凝聚力，也便于有所约束;“不用亲”是指不用东家的“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严格管理制度;“择优保荐”是选择优秀人才，实行担保制度，被保人出问题，保荐者承担责任;“破格提拔”是对于优秀的人才，破格升用，打破常规。

晋商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即学徒制，候选人必须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才能入号，“请进”后经过三年学徒，对其职业道德的考察培养、业务的学习和时间，才会被正式任用。

在对掌柜选用方面，东家慎之又慎，但一旦选用，便会充分的信任，凡用人标准、人员进退、延揽人才、赏罚伙友、资金调度、经营放向、业务扩充、发放贷款、收揽存款等均由掌柜负责，总号掌柜同样下方权力，分级管理，层层制约。

在留人方面，实行身股制，除了为员工提供吃住，付给养家的辛金，还根据员工在号中工作的工龄、职务、贡献，由东家给与一定的身股，员工可享受身股分红。

（四）晋商的内部约束机制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不但重视道德文化对员工的约束，更形成了严格的的规章制度。

首先，晋商尊崇关公，注重诚信，讲究以义取利，学徒入号后，首先重视道德观念和儒家文化的提升和培养，研习四书五经，目的就是让他们按这一道德规范行事。

其次，各号都有严格的号规，概况起来包括：到外地工作，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嫖娼宿娼，不准吸食鸦片，不准假公济私，不准营私舞弊，不准贪污盗窃，不准私蓄放贷，不准打架斗殴，不准懈怠号事，如有违反者，由本人、掌柜和担保人当面交割开除出号，永不续用，其他各连庄分号也不得录用，有些甚至还有更严格的规定。

再有，晋商选人时的用乡不用亲、担保，也都是强有力的约束机制。

三、明清晋商兴衰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晋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成功之处值得我们的学习，衰败的教训同样值得我们吸取。

（一）勇于开拓

在交通极其落后的时代，山西身处内地，地理特点为“襟山带河”，一向有“八分山丘二分田”的说法，山西商人运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马、牛、驼、船，把全国各处的货物，运送千里、万里之外，做到各地物资交流、互通有无，甚至很多地区出现“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局面，山西商人凭借其勤劳、顽强、坚韧、勇敢、勇于进取的精神，栉风沐雨，披荆斩棘，踏遍浩瀚沙漠，翻过千山万水，水陆兼运，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现代企业中，很多企业家或企业成员已经失去了这种勇于开拓的精神，满足于现状，殊不知，不进则退，这种状态，将会使企业逐渐失去已有的竞争地位，被对手所超越，甚至被淘汰，企业应当注重企业成员开拓精神的培养，不断为企业开发新的产品、拓展新的渠道，为企业带来新的思想和血液，这样企业才能长久不衰。

（二）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明清晋商所以能称雄商界500年，在于其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从独资经营，到贷金制，再到朋伙制，然后出现东伙制，再到股俸制，这一系列的股份制变革都是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顺应经济发展探索出来的;选人、用人、激励制度和号规，防止了内部人的败德问题;完善的组织架构，减少了内部摩擦，力求整体效益，保障了各号的高效运转，使得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据报道，自改革开放到2004年年底，中国外逃的贪官、高管数量达4000人，涉案金额约500亿美元，平均每人卷走人民币一亿元。然而回看晋商，票号存在时间近100年，经手的银子有十几亿两，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却从没出现过这么严重的内部贪污、携款外逃的事件，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肯定是管理制度。

现今社会，很多人认为，大企业才需要用制度治，小企业不用那么多得制度，殊不知，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必须得“定规矩”，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当缺少制度约束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做一些利己却有可能损害他人或公司利益的事，只有定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才会保证企业的有效运转，成就企业，成就员工。

（三）加强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为企业管理的关键，晋商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账簿册务体系，采用月清年结，账期总结的方式。

日升昌票号各分号每月底报送总号核查的为月清账册，每年10月决算时报送总号的为年总结账册，4年总的结一次账的为账期。4年账期进行清算和总结时，不仅要进行红利分配，还要重新确定身股、银股、薪金，从中提取“护本”，“护本”也叫“统事”，为风险基金。将所有这些全部列入万金账，下一账期时再总清算。大德通票号的账簿分为银钱账和记事账两类，银钱账簿如同今天的银行簿记，记载实际收支，只不过是旧式账簿，不重视原始凭证。各分号每月将记载当月分号存放款明细、收支往来的月清账簿寄送总号。

晋商的这些财务账簿是晋商智慧的结晶，为晋商票号管理的根本，是财务管理的关键，账簿和身股、银股、号规一起组成了票号的四根支柱、四大要素，撑起了晋商票号大厦。从今天来看，这些账簿是融合了员工管理、考勤、薪资待遇、会计凭证、银行借贷支出为一体的管理凭证和内控制度，包括了今天的劳动人事、上下监控、员工管理、后勤服务、总分一体、财务会计等众多内容，是晋商票号的根本、精髓。

晋商的财务管理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使得晋商总号和分号之间、分号与分号之间可以抽疲转快、酌盈济虚、统一调度资金、扩大利息和汇水收入、增加放款，这些活动增加了晋商的财富积累。

在信息化的今天，虽然晋商票号的记账方式有些已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但是其管理经验依旧值得我们学习，这对现在企业财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有积极的启示。

（四）不断创新

明清晋商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能够不断创新，适时调整，适应周围环境。

明朝中期，在明政府将“折中制”改为“折色制”之后，晋商及时做出调整，转移经营场所，调整经营范围，在全国范围内贩运货物，开展多元化经营;在原有的独资制不适用的情况下，经过一次次改革，最后出现了银股、身股;在失去传统贸易优势，而大量金银转运不变时，晋商开创性的进入票号行业。

晋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和创新，而晋商的衰落，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面对外国势力的进入，受传统观念和经营模式的影响，未能及时做出调整，错失发展良机，最終损失惨重。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以明清晋商而骄傲的“自夸于世界人面前”。从明初，到清末，晋商纵横商界500年，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完全可以与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人相媲美，但发展到近代，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逐渐走向了衰亡。纵观晋商兴衰，其兴盛得益于自然、政治、人文、管理、经营理念等众多方面的因素;其所以走向衰落，虽有外患影响，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从今天来看，晋商的兴衰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和学习。

参考文献：

[1]梁小民.游山西话晋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刘建生，李东.问道晋商[M].山西经济出版社，2017.

[3]梁小民.游山西话晋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刘冰.扬州晋商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1.

[5]程艳.晋商家商分离的管理借鉴[J].科学之友，2008， （32）.157-158.

[6]庞利民.晋商与徽商[M].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