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雨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受战时通货膨胀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赤贫阶层”尚有距离，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相比战前已发生变化。战前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与教师职级、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而战时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则受到薪金、兼职、家庭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战前大学生的主体是社会中间阶层出身的子弟，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呈“橄榄型”，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内的生活水平结构则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学生两部分，清贫学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主体。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结构的变化，既有战时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民政府相应教育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大学生;生活水平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0）06-0222-09

近年来，关于全面抗战期间大后方大学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状态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不仅日记、回忆类材料层出不穷，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接连涌现。其中，仅以抗战期间教授生活状况的贫困化为研究核心的成果，即有姜良芹、严海建、郑会欣、牛力等分别进行了讨论①。与之相比，关于抗战期间学生群体日常生活的研究则相对较为零散，多见于相关回忆性文字，已有的成果中，肖雄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抗战期间西南联大贫困学生的生活状况[1]，描述了战时贫困学生依赖国家救济和兼差来维持温饱的历史图景。

这些已有的研究，基本形成一种共识，即在抗战期间，特别是在1941年之后恶性通胀的情况下，大后方大学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迅速贫困化，其生活水平相比于战前急剧下降，甚至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尊严。这种判断是贴近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事实往往有着更为复杂的一面，这些在大后方的教师、学生群体尽管大部分都十分贫困，在生存线上挣扎，但具体到众多个体而言，不同个体的生活水平也依然有结构性的差异。以抗战期间的学生为例，历史材料显示，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既有在学校附近租住“清净又舒服”房屋的，也有挤在草顶土墙，并且拥挤不堪的寝室的;既有忍受学校食堂磕牙的“八宝饭”的，又有在校外小馆子“包饭”的[2]88-92。

本文拟根据档案、日记、回忆等史料，一方面试图揭示抗战期间大学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内部生活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分析影响其生活水平不同的关键因素，以便进一步还原真实历史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通過与抗战前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状况对比，与同时期同地域的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的生活水平相对比，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把握大后方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水平的下降程度，同时进一步对比抗战前后区分大学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生活水平的不同影响因素。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本文的生活水平，主要指家庭衣食住行的日常消费，同时也包括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健康状况和闲暇娱乐等多方面内容。

一、全面抗战前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水平结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较高，特别是教授群体。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月薪160～260元，助教月薪100-160元[3]，这表明在大学教师群体中，薪俸待遇与职业等级之间是次第对应的关系，有学者通过进一步探究发现，抗战以前大学教师的职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与从业者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是否接受过留学教育、是否有硕士以上学位等都是“登上阶层金字塔的关键”[4]。可见，大学教师群体的生活水平与教育程度、教育经历之间关系显著。

在这期间，大学教授的生活状况是十分优渥的。以住所为例，20世纪

20年代王国维在清华的住所共2处一共12间房屋，总共租金44元，还不及其薪水的1/9。20世纪30年代，清华新建的教授住宅新南院，其中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电话、热水等一应俱全，一栋住宅仅有一户家庭居住，其居住条件可谓颇佳。在1927年的上海，一个工人仅需每月21.34元即可抚养一个五口之家[5]，有学者计算，一个月薪300元左右的副教授或教授抚养五口之家，其生活水平至少要高出一个普通工人的十三四倍以上[6]。

抗战以前，绝大部分大学生维持求学和日常生活的经济来源都是家庭亲人，因此其生活水平直接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收入水平。一方面，当时供养一个学生读大学的经济成本是比较高昂的，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销至少要300元以上

参见：新晨报丛书处《北平各大学的状况》，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5-648页;屠铁珊《一张上海大学生的用费单》，《中国学生》1929年第11期，第24-25页;刘榘《大学生用款分配及其背景之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20-733页。，唯有社会的中上之家才能负担[7]286;另一方面，从全国范围看，那些来自真正的政界名流、富商巨贾之家的学生在大学生中也是少数。据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回忆，“圣约翰大学的收费是全国最高的”，“一般的小康之家也很难为一个子弟提供这么大的一笔钱。因此学生中的大部分为富家子弟”，“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国民党许多大官僚的儿子如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和原‘上海市长吴铁城的两个儿子;大资本家的子弟如刘鸿生的几个儿子和荣家的几个兄弟，以及外地工商界大亨的儿子和上海不少洋行买办的子弟，都是圣约翰的学生，故圣约翰有贵族学校之称”[8]，精美的西服、名贵的汽车、西洋的生活方式成为圣约翰校园的时尚[9]。

来自社会中间阶层家庭的学生人数较多，其父辈很多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10]，他们有能力供养子女从小学读到大学。何炳棣曾回忆，父亲“供得起我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我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我出洋留学”[11]。他们的生活虽说不上侈靡，但也可以称得上舒适。例如在北大，“虽然在校内的西斋和三院吃饭每月只需要七元，但是大多数北大学生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长期安排。他们经常去公寓四周的小饭馆，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饭菜，如北方的、南方的，川菜、湘菜、粤菜，还有所谓的‘西餐。花两毛钱就可以在安静的饭馆里要两份时令菜和一份汤;花八毛钱可以要够六个人吃的全套筵席，包括饭后甜点”[12]。

当时的大学中仅有极少数出身于清贫之家的学生，这是由于教育成本高昂所导致的。邹韬奋考入圣约翰大学后，“只得暂停学业，去江苏宜兴做了半年家庭教师，此后又继续兼职家教并在诸多好友的帮助下才得以毕业”[13]。这些“穷学生”自然只能安于拮据的求学生活，比如李季在北大求学期间，吃饭从来不点肉菜，经常的食谱是一碗白菜豆腐汤和两块白面饼，总计不超过7个铜板

参见：李季《读书生活》，载于王礼锡编《我们的读书生活》，言行社，1941年。。

战前中央大学的一份统计表明，大学生一年的开销最高可以达到800元，最低仅107元，平均每人每年用款为426.12元。每年开销在250～450元之间的学生占比最大，为65.4%。由此可见，战前大学生的生活水平结构大致呈“橄榄型”，出身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是校园内的主体[14]。

二、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如众多已有研究所描述的那样，抗战期间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相比于战前大大降低，特别是抗战中后期，大学教师的生活已经陷入贫困，仅能维持糊口的水平，这主要是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以教授为例，据统计，1941年教授薪金的购买力为战前的法币17元左右，到1943年末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的9.1元，1944年末只合战前的12.5元，1945年末教授的薪金已涨到11.3万元，但实际购买力只合战前的18.9元

参见：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13-215页。，实得的薪金大约只是战前的1/20[15]。急剧下降的收入无法满足大学教师们的基本日常生活，“许多教职员的薪水所得，还不够买米吃，饭吃不着，已改吃稀饭，肉更不待说了”[16]。

在此种状况下，大后方各大学的教师群体不断提出增加薪水、改善待遇的要求。1941年1月，浙江大学教职员在遵义请求加薪，时任校长竺可桢电告教育部请求加薪，但自觉短期内成功加薪之希望十分渺茫[17]560。1941年6月，重庆大学教授会致函重庆大学校方要求发放平价米以及空袭救济费，然而重庆大学的财政状况也十分紧张，在回复教授会的信函中无奈回应说已电请四川省政府办理此事

参见：《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教授会关于核发本校教职员平价米及空袭救济费等致四川省立重庆大学的函》，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为0120-0001-00610;《四川省立重庆大学关于核发本校教职员平价米及空袭救济费应电请四川省政府办理等致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教授会的函》，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为0120-0001-00610。。1941年11月，54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致函西南联大常委会，要求加薪，1941年11月，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转达了教授会要求加薪的决议[18]。由此可见，大学本身也在尽可能想办法提升教师的生活水平。1941年4月，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其为浙江大学全校教职员和家属的米价补贴尚无着落而发愁[17]507;1942年6月，重庆大学曾致函四川省银行希望能够帮助垫支教职员的生活补助费25万余元

参见：《垫借员工生活补助费及家属津贴致四川省银行的公函》，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为0120-0002-000460000。。为救助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国民政府”于1940年开始相继出台相应的补助政策，并进一步将大学教师的收入构成如薪金、津贴、奖助、养老抚恤等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中以生活补助费、食粮代金等形式的补助最具有代表性，这些津贴逐渐超过薪金所得，成为大学教师收入的主要来源

参见：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牛力《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3期。。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大学教师生活困顿的现实，兼职遂成为大学教师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仅就西南联大而言，除教学科研工作以外，相当多的教授们在校外兼职从事其他工作，或兼顾其他谋生的行当。其中，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为人写墓铭、寿辞，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垦荒种菜，政治学系教授罗隆基做茶叶生意，航空系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系主任谢明山联合研制“西曼”牌墨水，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在四川省教育厅担任推行国语教育的特约专员，可谓“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参见：郑会欣《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以几位著名教授的日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李笑非《大学教授的经济生活研究（1920-1956）——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马勇《蒋梦麟：西潮、新潮与现代中国》，第40页，载于蒋梦麟《西潮与新潮》，新星出版社，2016年。。不过，也有西南联大的部分教师，如郑天挺、汤用彤、罗常培、陈寅恪、向达、姚从吾等“以全力从事教学和研究，未在校外兼职”[19]。

由于战时补助缩小了不同等级大学教师之间的收入差异，薪金收入、职级、教育水平等逐漸不再是决定教师生活水平差异之间的关键因素，而兼职则逐步成为影响教师生活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教师兼职与否、兼职多寡直接影响教师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这在同为历史学家的郑天挺和顾颉刚的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二人在日记中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录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材料上的便利。

抗战期间，郑天挺在日记中自述：“近年生活日苦，然余除作学术文字，投之学术性刊物略得微酬外，尚无一文之兼职。”[20]705“近半年来，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20]957-958。对郑天挺来说，绝不兼职自然对日常生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五年来未制新衣，领袖皆破”[20]777，他常常在学校附近的小馆子吃饭，面条、包子、馒头、馅饼、大饼等就着酱菜吃[20]722。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载的日常饮食及开销，反映了其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水平，兹截取其中一小部分如下：

1941年1月1日，午饭于师处。……晚与罗莘田……食牛肉;1941年1月3日，食煮豆腐二块，油饼二张，聊以充饥。豆腐一角一块，饼二角一张;1941年1月5日，晚饭孟邻师请月涵夫妇及村中公舍同人，余陪之;1941年1月6日，事毕，偕田伯苍、钱端升、唐立庵至老半斋晚饭，二肴一羹，价十四元;1941年1月7日，七时半起。昨晚所中食小饺，泰然为留若干，今晨饱餐之。（下午）二时解除警报，至新舍前食面一盂;1941年1月8日，自今日始晨八时进饭，午饭改稀饭;1941年1月9日，与莘田、矛尘同饮豆浆一盂而出。1941年1月10日，十二时食粥后小睡[20]359-363。

就顾颉刚而言，战时通胀所带来的物价飞涨迫使他不得不身兼数职，奔波于生计。在重庆，他本已有文史杂志社副社长的差事，但仍不得不接受中央大学的教职，并担任中央大学出版部主任，因为“以不为中大专任教授，则生活便不易维持。中大薪金九百，文史社薪及公费六百，尚须他出活动五百，方可使一家人不受冻馁，只得以此身拼去耳。思之叹息”[21]654。1942年。顾颉刚又应邀担任代理边疆语文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身兼三职，却依然感到入不敷出，“予身兼三职，月收入可千五百元以上，而自身需用千余元，家中又须用千余元，每月赔累”[21]670。顾颉刚本人每月花费与家中所用几乎相当，是由于其交游甚广的缘故。有学者根据其日记统计，“1936年，顾颉刚共计参加宴席195次，其中，独自和联合请客共计39次”，“1942年，顾颉刚参加大小宴席159次，其中，独自和联合请客共计43次”[22]。由此可见，战前和战后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顾颉刚只有身兼数职才能维持相应的开销。

1942年，顾颉刚在重庆的部分日常生活记录如下：1942年1月1日，出，到味美轩吃饭，……到湖南曲园吃饭;1942年1月2日，到曲园赴宴;1942年1月3日，与树帜同出吃点，……到经济会议秘书处访延哲，同到其家吃饭。……树帜邀请至宴春园吃饭;1942年1月4日，与树帜同到宴春园吃点。……到江苏聚丰园吃饭;1942年1月5日，树帜邀至中渡口吃饭;1942年1月6日，到雨亭家吃饭……步至沙坪坝吃饭;1942年1月7日，叔傥邀至中渡口吃饭。……与锡泽同饭于小龙坎;1942年1月8日，到昌华公司吃饭;1942年1月9日，与清漪同到卡尔登吃饭。……今晚西菜，四人耳而百元;1942年1月10日，到味美轩吃牛肉及饼。……五时半到小龙坎，入松鹤楼吃饭[21]625-628。

透过郑天挺和顾颉刚的日记中所反映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出是否兼职是影响战时大学教授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兼职对提升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家庭赡养负担等也制约着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水平。

在战前，大学教师群体属于高收入阶层，一般子女众多，且能够在维持优渥生活的基础上还能够供养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在战时，大学教师群体实际相对收入锐减，众多的子女养育负担成为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的直接影响因素。浙大教授陈建功“一家八口，月需一石米，价在一千元左右，故已经将衣服、锡器典质殆尽，但难以为继”[17]584。重庆一位大学教授因为家中有七八个年幼的子女，天气寒冷，无钱制衣，其妻子无奈之下竟去偷窃在校学生的绒线衣[23]。闻一多因家中有八口人，为了维持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开支，除在联大授课以外，还在译员训练班授课，在昆华中学授课，同时还以篆刻收入补贴家用[24];吴宓因需承担与前妻所生三个女儿的教育支出，还需保证家用，不得不“兼成华或华西大学课，或兼中学课，月入可十五万元，足以付一家用及三女学费”[25]。而并未携带家眷至大后方的大学教师则相对压力较小。前述郑天挺之所以可以安贫若素，即与其子女皆留在北平，孤身一人到昆明任教密切相关;陈寅恪也曾在家信中说他在众教授中生活状况尚属“最不穷”，盖因为其“未寄钱回家故也”[26]。

抗战期间影响大后方大学教师生活水平的主要因素已经由教师的职级转变为教师是否兼职、兼职多少，以及家庭赡养负担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由职级所决定的薪金和津贴等则下降成为次要的影响因素。大后方的大学教师群体在战时逐步陷入贫困之境，不得不在温饱线附近挣扎，其生活水平已降至社会的下层。若不能通过兼职等方式增添收入，则许多“家庭生活的维持，一面靠典卖衣物，一面则减低营养和停止子女教育;现在典卖已尽，有许多家庭实有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势”[27]。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多将大学教师群体的生活水平描述为“社会下层”“社会底层”，甚至即将沦为“赤贫”。但历史则表明，即便如此，大后方大学教师的生存境遇相比于彼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底层，依然优越不少。例如，在1940年，吴宓的薪水为每月300元，而吴宓所雇佣人工资不过才每月10元[28];据回忆，住在西南联大附近茅棚里的贫民，时常带着“仅有的洋铁罐”，来西南联大食堂搜刮教师和学生吃剩的残渣剩饭[2]85。在战时的大后方，有大量人口因无法就业而丧失生活来源，沦为难民、乞丐，甚至冻饿而死，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底层。而大学教师能够具有稳定的工作，并且具备兼职谋生的能力，这在国难当头、水深火热的情境之下，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

三、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生活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抗战期间，大后方大学校园中的学生，其生活水平结构截然二分为富裕和清贫两大群体。

大后方大部分大学生来自沦陷区，他们不仅丧失了父母原有的接济，甚至跟战区的家庭之间变得完全音信不通。甚至“有些在沦陷区的家长，虽然明知子弟在内地读书，遇到敌伪人员查问时，宁愿把儿子报成死亡，以免招致无谓的麻烦”[29]191-192。这些学生虽不至于如有的回忆所描述的，“除了极少数的清寒学生以外，都是社会上超级优裕的份子”[30]11，但其家庭确是多半为中上之家[7]286。他们到大后方以后，却由中上之家变成了彻底的贫困，他们的“家庭财产被敌人毁了，劫了，家中的亲戚朋友也散亡了，不亡的也已经变成一贫如洗的穷人了”[31]，只能依靠政府所发放的很有限的救济金、贷金等补助度日，成为战时大后方大学校园中清贫学生群体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此以外，尚有一部分来自大后方本地清贫家庭的学生，其生活水平极为贫困，且他们无法像战区学生一样领取国家补助，其生活境遇更为糟糕，有学生在战时即指出，“教部之贷金，仅战区学生方有领取之资格，所以，非战区之清贫而且优秀者，寔有告贷无门之现象，受经济之威胁，不时中途辍学之危险”，“立于纯以救济清贫学生为目的，则教部贷之办法，确有改善之必要。战区学生领贷金应以清贫为标准，对非战区至清贫者，亦应加以相当之补助，以解决生活问题”

参见：郭治衡《最近三年来大学生活状况》，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为0120-0001-00557。。

与上述清贫学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后方大学中也有一小部分家境富裕的学生，他们或是华侨商人子弟，或来自川滇等本地省份的富裕人家，或是迁居大后方的高官子弟。这一小部分富裕学生的生活水平被其他学生所艳羡，甚至会遭非议，“此等富家子其学校生活当别开生面，西服革履，油头粉面，极尽奢侈之能事。整日伴同女人，挥金如土，嬉游自得，不知抗战之为何事，学校之为何物。伤心刺目，莫过于此。因抗战之影响一般教育程度之降低，及管理之松懈，不但此等学子能生存于学校当中，其籍隶战区者照领贷金，良可慨矣”

参见：吴梅村《最近三年来大学生之生活》，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为0120-0001-00557。。

西南联大校方于1942年的统计表明，“本校学生大多数来自战区，生活至为艰苦。全校二千八百余人，持贷金及补助金生活者，达十分之七八”[32]。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也回忆，“战时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获得此种贷金或公费者，每年常在5万～7万人，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80%”[33]。由此可见，战时大后方大学中清贫学生至少占全部学生的80%以上。

大后方大学中清贫学生的收入来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家救济方面，国家的贷金、公费等补助是依照不同学生不同状况来发放的。1938年开始施行的贷金制度一般只发放给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凡战区贫寒学生由校核给半额或全额膳食贷金，其比较更贫寒者核给零用贷金，其确实属最贫寒者得核给全额或半额特别贷金”[34]。1943年，贷金制度改为公费制度，规定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获得公费生的名额不同，如“（1）师范、医、药、工各院系学生，全为甲种公费生;（2）理学院科系学生以80%为乙种公费生;（3）农学院科系学生，以60%为乙种公费生;（4）文、法、商及其他科院，以40%为乙种公费生”[35]，其中甲种公费免除学膳费，并可以得到其他补助费用，乙种公费仅免除膳费。国家救济在政策上体现出来的差别，无疑在学生中间造成了新的“阶层”差异。

有限的贷金或公费无法满足清贫学生的基本生活水准，于是兼差就成了普遍的选择。学生兼职的范围极广，“替工程师当测量员，报馆的编辑，公路上的押运员，最普通的是教员——包括家馆、会计员、店员、绘图员”[30]316。不同的兼差，其收入待遇也不尽相同。在中小学兼职做教员要比做私人家教报酬多一些[36]，私人家教中有的还可以赚得一些“外快”，比如一顿丰盛的晚餐[37]。有的学生在邮务局里做“邮工”，除了满足自身的日常营养需要外，还能兼顾弟妹的生活费用[38]。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学生迫于生活压力，放弃学业从事商业活动，“跑仰光”有之，“趋于投机伙贸之途”有之

参见：吴梅村《最近三年来大学生之生活》，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为0120-0001-00557;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的一些活动情况》，《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页。，这固然可以获利颇丰，但俨然已经超越了兼差的范畴，无益于学生的学业，甚至相当于放弃学业。当时即有教授指出，“在抗战时间，有些职业增加赚钱的大机会，这些职业可以引诱青年;但除赚钱以外，这些职业恐无其他益处。有些青年对于上述一层，有时候看不透”[39]。

综合而言，战时大学学生群体生活水平的结构逐步由战前的“橄榄型”结构转变为贫富二分的结构形态，清贫学生占全部学生的大多数，他们需要同时依赖国家的补助和兼差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国家补助的政策以及兼差岗位的不同，影响着他们日常的生活水平。

四、余论

伴随全面抗战而来的恶性通胀，重塑了内迁到大后方的大学内部的生活水平结构，决定大学教师和学生生活水平的要素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战前，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主要受其职级的影响，而战时薪金收入对大学教师的生活水平影响较为有限，是否兼职、兼职多寡以及家庭负担、健康状况等成为影响大学教师及其家庭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大学教师内部之间原本稳定的生活水平结构遭到破坏，不仅原本优渥的生活品质荡然无存，其相对于社会其他职业阶层的优势也不再存在，而且还需要为了满足糊口的需要而苦苦挣扎，这导致他们内心的崩溃与不满情绪的累积

有大学教师为此选择自杀之路，如复旦大学教授、剧作家洪深携一家四口饮红药水自尽。参见：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8页。。战前的大学生多来源于中等阶层的家庭，他们占据了大学校园中学生的主体，不管是富商大贾还是清寒之家子弟的比例都并不高，学生生活水平的结构呈现出“橄榄型”的特征。随着抗战的爆发，大后方大学生清贫学生的比例增加到80%以上，大学生的生活水平结构呈现出截然二分的对立性特征。对清贫学生而言，是否来自沦陷区、所学专业、兼差类型等，都会制约着其日常生活水平。与大学教师群体相比，学生群体由于尚无家庭负担，且年轻不知甘苦，故其心态要更为乐观向上。但不論教师的兼职还是学生的兼差，大多会对教学、科研、学习等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陈立夫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有相当篇幅反复提及其对战时青年的资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却对大学教师群体生活的困苦只字不提，可见就国民政府战时的教育政策来说，青年学生的救济工作处在比大学教师日常补贴更为重要的位置，这其中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原因。就主观而言，国民政府对青年学生的救济工作不仅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的，还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也跟当时主持教育工作的陈立夫本人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据陈立夫回忆：“战时的青年工作，第一件最紧急的事，便是争取青年”，“大凡子女之能入中学或大学者，其家庭多半为中上之家，吾人若在后方照料其子之学业，其父兄绝不为日伪所利用，甘为汉奸”[7]286。客观上看，战时教育经费远较战前削减得厉害，以1941年为例，教育经费仅占全国财政预算的不到1%，低于战前的教育经费比例 [17]486。有限的教育经费，导致贷金或公费的支出几乎超过战时全部教育经费的二分之一 [7]288。抗战结束时，西南联大共有500人左右的教职员以及3 000名学生[29]193，若按教职员每家5口人计算，则教职员及家属约2 500人，与学生人数相差不多，若超过1/2的教育经费都投入于维系青年学生的生活，那么投入教职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补贴必然远不够维持生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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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faculty and th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rear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NG Mingyu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P. R.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faculty and th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rear areas was rapidly declined due to wartime inflation， but they were not the “destitute class” yet， and the key elements that determin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were also changed comparing to the pre-war period. Facultys distribution of the living standard before the war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ranks， titles， and degrees， while their distribution of the living standard during wartime in the rear areas was constrain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salary， part-time job， and family burden. Prior to the war， the major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coming from middle-class famili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ving standard on campus was “olive-shaped”; however， during the wartim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iving standard in university campuses in the rear areas was poles apart： the rich and the poor students， and the poor students became the majority. During the wartime， the changes in faculty and students distribution of the living standard in universities in the rear areas were not only constrained by objective factors but also influenced by related educational policies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Key words：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rear areas; university faculty; university students; living standard

（責任编辑 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