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 房景

摘要：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与持续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贸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全球性经济贸易衰退已经不可避免。面对发达国家市场萎缩、新兴市场体量不足、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一系列持续演变的风险和挑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局势的战略定位，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归纳梳理中国已经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探讨创新发展格局必须立足于“内循环”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机制，分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意义，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生增长;新冠肺炎疫情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0）06-0010-14

前 言

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面向未来，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这是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国际贸易市场萎缩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时代选择，也是加快经济增长内生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国际贸易的发展为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带来了国际投资、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场，是中国在21世纪初实现持续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自2002年到2014年连续13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超过40%，2006年高达64.2%（图1）。

过去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国际市场的利好环境，但自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性的衰退以来，国际经济和贸易持续低迷，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贸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波及，近年来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GDP增速（图1），虽然在2017年和2018年出现反弹，但整体下行的贸易失速问题依然严峻。从国际市场发展的总体态势看，中国的国际贸易仍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发达国家一直是中国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市场，然而，未来发达国家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增长空间已经比较有限，这是由两大客观因素决定的。一是发达国家自身的市场需求增长持续放缓，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贸易逆差居高不下（表1），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9年高達6 164.24亿美元;二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乏力，美国的情况略好于其他发达国家，GDP增速保持在2%～3%左右，而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GDP增速普遍低于美国（图2）。

在传统发达国家市场逼近天花板、增长空间有限的趋势下，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国际贸易拓展的新方向。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较大，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投资拉动，这些国家在未来有望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从而对进出口贸易和技术投资的需求也就会相应增加。但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发展基础差、经济体量小、劳动力素质不高、政治风险高等问题，要达到足够的市场规模还需要一定的发展时间。

在国际市场增长乏力、世界各国尚未完全复苏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无疑将会对全球经贸发展造成更为深远的破坏性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4.9%的负增长，只有中国能实现预期为1.0%的正向增长，美国、日本、英国、欧元区国家的经济萎缩将可能高达6%～13%，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疫情重灾区也将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2]。对于原本就维持在低增长甚至是零增长的发达国家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客观上这些国家的进口需求就会随之收缩;而与此同时，美国等国家为了刺激经济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将对其未来的经济增长埋下更具危险的隐患，长期不确定性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市场规模仍然不容乐观。所以，在短中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需求难以维持，IMF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将分别萎缩13%～30%和40%，2020年以后，还会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构的威胁而复苏缓慢。

除了客观上的经济衰退和市场萎缩，国际关系也可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而变得更为紧张。出于对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美国挑起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对中国采取围追堵截的态度，将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演变为科技封锁，利用政治手段遏制中国有前途的跨国企业扩展海外市场。而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传统的同盟国家，也会为了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惜牺牲本国的利益，对中国产生敌视和摩擦。与此同时，为了逃避疫情防控不力的社会责任，特朗普政府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国发现为由，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阴谋论，把疫情防控政治化，鼓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对中国产生更进一步的误解，甚至故意以之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打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可能在短期内会比较明显，在中长期内也将充满敌意和不确定性。

因此，虽然国际贸易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过去长期依赖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基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结构和国际市场大环境的新变化，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崛起应当着力于内生增长，逐步减轻对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过度依赖。本文将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立足于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国际宏观环境，分析中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与战略意义，并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一、“双循环”的理论机制及文献回顾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一理念，最早于2020年5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首次提出，这是党中央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3]。基于美国的发展经验，程实和钱智俊[4]认为“双循环”演进的内在深层逻辑为，以产业升级为先导，以创造消费新场景的大规模投资为辅助，以激活消费升级为目標，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步开启“内循环”的自我强化，并最终以“内循环”重塑“外循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这一逻辑体系的各个关键节点都具备了可观的发展潜力。因此，未来打通这些“潜力点”的进程，就是中国经济创新“双循环”发展模式的质变之途。

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阐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强调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也就是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5]。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过40多年连续不间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逐步转变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工业门类的工业大国，走出了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6-7]。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向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变，贸易政策由改革开放前的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逐步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出口促进[8]，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和对外投资成为了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领域，带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姚树洁等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提高国内生产技术效率的推动器，有利于降低国内生产的非效率，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是生产前沿的移动器，有利于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9]。虽然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效应会对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和技术人员的流动等因素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研发[10]。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也为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经验[11]。中国也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高附加值环节进行整合和攀升[12]，逐步成为了全球贸易体系、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的重要节点，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进口和出口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3]。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全局性、实质性、长期性的新变化，结束了过去长达十年GDP增速达到两位数的高增长，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14]。在“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逐步脱离投资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方式，逐步转向更注重质量、效益、创新，更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更关注民生改善，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轨道;虽然宏观经济的数量型指标增长有所减缓，但是过去重视不够的质量和效益型指标却在不断得到改善，改革也在稳步推进[15]。

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开始兴起，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激增，战后创立的多边金融、多边贸易和国际协调机制不断遭受严重冲击[16]。王小梅等研究发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出口开始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其中关税措施和政府采购等非关税壁垒是限制中国出口的主要形式，而救助/国家援助和出口补贴造成的间接冲击则较为突出，这些负面影响对中国的金属、机械、矿产品和食品加工行业等的出口阻碍尤为明显[17]。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收缩，美国优先”的经贸保护政策，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定向打击行动，对华发起“301”调查，借由中美货物贸易的巨额逆差，不断挑起中美贸易摩擦[18-19]。虽然中国积极同美国展开了多轮经贸磋商，但是，美国最终还是对中国几乎所有输美商品增收高达25%的关税[20]。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对全球化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21]，贸易战不是基于公平贸易的市场竞争，而是中美两国关于新产业革命的战略竞争[22]，其本质逻辑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行径，是对全球价值链体系国际分工生产网络的粗暴破坏，也是对国际多边经贸规则体系的肆意践踏，如果应对不当，在中国自身利益遭受损失的同时，全球经济更是面临着陷入“特朗普陷阱”的风险[23]。

在金融危机余震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夹击之下，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增长乏力，而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无疑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造成了更加沉重的打击，世界经济衰退几乎已成定局，国际市场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最早于2019年末在湖北省武汉市确诊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各级政府通力配合、全力防疫，全国人民勠力同心、配合防控，各地医护人员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巨大付出之下，中国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住了疫情灾难的蔓延，确保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得益于强有力的疫情防控，中国自2020年2月底逐步开始复工复产，稳步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秩序。2020年4月8日，经历了长达76天的“封城”后，武汉迎来了胜利的“解封”，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取得了抗疫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然而，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初疏于防控，错失了两个多月的重要防控窗口期，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范围内急速爆发，波及全球216个国家和地区。WHO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31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多达2 512万人（表2），死亡人数多达84.6万人。美国、巴西和印度是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感染人数分别为617万、386万和362万人，死亡人数分别为18.7万，12.1万和6.5万。新冠肺炎全球大爆发持续半年以后，还没有看到疫情被根本遏制的希望。8月31日一天，全球新感染人数依然超过27万，死亡5 364人。印度是全球第二人口大国，2020年8月份连续31天每天新增病例都超过5万例，逐渐演变为每天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8月31日当天，新增病例突破10万例，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印度将有可能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此外，疫情在俄罗斯、欧盟、墨西哥、阿根廷、秘鲁、智利、南非等国家和地区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而它们

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全球疫情爆发严重威胁全世界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对国际关系造成了显著的冲击[24]，中国的国际贸易也因此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5-26]，使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面临巨大的供需压力[27]，甚至诱发大规模失业风险[28]。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上指出“如果没有疫情，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在6%左右”，但是“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的科学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习近平指出，“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GDP增速上”[29]。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由“量”到“质”的转变和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运而生。在“双循环”的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以内生增长为核心的“马阵跨阱”和“板链拉动”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和战略路径，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战略对策[30]。

所谓“马阵跨阱”，就是把全国各个城市比作一匹匹骏马，它们各自发挥自己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努力奋斗，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和科技水平较高的城市犹如跑在前面的快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通过溢出效应拉动相对落后的城市，也就是慢马，实现趋同發展[31]。落后城市可以向发达城市学习发展经验，努力提高当地的劳动和资源的生产力，以更快的发展速度追赶走在前面的城市，实现“快马拉慢马、慢马追快马”的空间地理增长格局。“板链拉动”中的“板”是城市板块或城市群，“链”指的是包括高铁在内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数字经济”。经过40多年快速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许多城市板块，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20多个城市群，这些城市板块之间发展不平衡，需要通过经济发达的板块去拉动落后板块实现趋同发展，而发达城市板块的溢出作用会随着物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高铁等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及“互联网+数字经济”可以压缩城市之间和城市板块之间人员和其他生产要素流通的时空，在物理距离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城市之间的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全国所有城市板块经济的趋同发展。因此，“马阵跨阱”是实现全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地理战略布局，而“板链拉动”是这一战略布局的实现路径，两者叠加起来则是做大做强“内循环”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要求。

上述理论分析综合全面地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成就，部分学者也探讨了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和全球贸易体系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外部环境的风险变化对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可能造成的威胁和挑战。本文立足于前述理论研究成果，着重关注新形势下推动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并就中国如何推动“内循环”和“双循环”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二、“内循环”为主体的时代背景和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之所以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国内因素方面，在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正式向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迈进之后，未来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需要依靠内生动力的支撑，而主要的内生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和技术进步。过去通过大量出口中低端产品、大规模吸引外资来华制造中低端产品以满足世界市场需求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可持续，这也意味着中国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高污染产业的出口依赖要不断减少。因此，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国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智能化，努力发展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我国的国际比较优势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方向发展;二是提高外贸外资质量，改善对外发展区域布局，摆脱对技术强国、经济大国的过度依赖，加强自我技术创新，突破技术封锁，提高外贸外资技术含量和“外循环”的安全性，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技术赶超，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前列，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牢固的体制机制基础，构建高效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技术创新体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日本和欧洲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2005年，中国GDP首次超过英国，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2019年，中国GDP是英国的5.1倍，日本的2.7倍。20世纪90年代日本GDP是美国的70%，2019年下降到25%。美中欧日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过去15年此消彼长，引发世界经济政治地缘的激烈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持续从西向东移动（表3）。21世纪初，美国GDP占全球比重近1/3，2019年下降至24%。同一时期，中国GDP从占全球比重的4%，上升至16%。

2020年突而其来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加剧了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脆弱性，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墨西哥、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也遭受严重冲击。2020年西欧各国和日本深陷经济衰退，上半年经济萎缩超过两位数。美国经济第一季度GDP增长0.3%，第二季度萎缩9.5%。中国在第一季度萎缩6.8%以后，第二季度实现“V”型反弹，增长3.2%（表4）。

世界银行2020年8月最新估计，全球经济将萎缩5.1%，中国经济可能增长1.9%。此消彼长，预计到2020年底，中国的GDP和出口额占全球份额都可能提高1～2个百分点。按名义汇率计算，中国与美国GDP的比例将从2019年的67%提高到70%以上。

当中国与美国GDP比例超过70%以后，有人担心中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走日本之路，也就是从此走向相对衰弱。然而，中国不是20世纪的日本。一是中国人均GDP比较低，是美国的1/6，人口规模巨大，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4倍，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二是日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技术进步缓慢，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远远落后于美国。当今中国，在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展现出比较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在高铁、移动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充分发挥庞大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多方面的追赶和超越。

美国维持其独霸世界的经济科技地位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欧洲和日本，而是中国。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的根本动机，就在于遏制中国的持续追赶，避免美国失去获取全球高额垄断利润的霸主地位。不过，两年多的贸易战，美国收效甚微，中国经济和贸易则表现出惊人的韧劲。因此，疫情期间，尽管全球经济及贸易面对巨大冲击而走向衰退，美国依然继续打压中国，竭尽全力围堵华为、抖音、微信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及应用APP在全球的发展，使中国的技术进步面对空前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美国的强力打压之下，中国不改初心，应对内外各种压力及挑战，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关键时刻，提出“双循环”战略，将是破解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迷局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将以国内经济“内循环”为主体，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内市场和科技力量。一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奠定了比较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科技创新基础。二是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超大、前景广阔，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1世纪初仅为4 000元左右，到2019年已经提高到3 0733元（表5），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32];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不断增长，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不断逼近美国的总消费水平。

三是中国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长期存在，这既是过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产物，也是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空间。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北京市，16.4万元）[33]是最低省份（甘肃省，3.3万元）[34]的近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4倍（表5），地区间、城乡间的发展差别巨大。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广袤的农村地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这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中国需要通过“马阵跨阱”“板链拉动”的发展格局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通过新基建弥补发展短板，为落后地区提供更多投资拉动增长的机会，实现均衡增长。

四是中国经过40多年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人力资本已经积累到相当大的规模，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的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9 878万人，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1.7亿人[1]。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高达2.17万亿元，约占GDP总量的2.2%，专利授权量达到259.2万件，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461万人年。上述科技人力资源和经费投入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初具规模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对领先或接近领先的科技研发能力。

与此同时，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公共服务能力上，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截至2019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了3.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2/3以上;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501.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14.96万公里;全国公路桥梁达到87.83万座、6 063.46万米，其中特大桥梁达5 716座、1 033.23万米;全国港口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 520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73万公里;民用航空机场达238个[35]。我国在5G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发展日趋成熟，走在了世界前列。

中国巨大的优势在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超大、规模和范围经济巨大，这些优势共同造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技术研发的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许多高新产业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越来越低，特别是移动通信和移动支付的边际成本不断趋近于零。目前，虽然中国在科技研发、技术水平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在研发体量和市场规模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发展的韧劲很大。所以，以国内经济“内循环”为主体，就可以为中国的科技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即使出现最极端的情况迫使中国企业无法在海外发展，例如华为5G技术、Tik Tok、微信等正在遭遇的来自美国的极限打压，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至少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作为支撑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的沃土。

相比之下，美国人口是中国的1/4，欧洲人口是中国的1/3，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是中国的1/10，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愿意彻底脱离中国市场，中国利用超大市场换取经贸技术合作的优势不言而喻，中国国内经济和科技力量越强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就越有优势和底气。因此，打造高效强大的“内循环”，不是为了闭关锁国，而是为了在对外经贸科技关系中，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和把握“外循环”的发展方向，更加有效地摆脱某些国家的经济霸权和技术封锁。

综上所述，以经济“内循环”为主体，是基于当下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正在面临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变化，以及未来发展目标的科学判断，是充分利用中国过去40多年所积累的内部优势实现未来长期增长的必由之路。

三、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意义

即使中国具备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国内经济大循环仍然不是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互补的新格局”是中国基于前述研判的各类风险，在当前形势下所选择的最优战略路径。因为只有以“內循环”为主体，中国才能够把握住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命脉。“内循环”只是发展手段，不是发展目的。中国的目标仍然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仅仅依靠“内循环”是不够的，因为技术的互补性、商品的互补性，以及国际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可能彻底地封闭发展。例如，不管“内循环”如何发展，中国将长期需要国外的大豆、棉花、铁矿石、石油和许多国内无法完全自足和生产的农产品、工业产品和零部件。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不管是什么国家，发展到何种水平，彻底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这是因为完全的封闭必然会导致缺乏竞争，缺乏市场活力和创新原动力，所以说“内循环”不等于全封闭，国内经济大循环仍然必须是开放的、包容的。

全封闭发展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科技创新的成本将会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将会减缓。这是缺乏与全球各国的分工协作和科技交流，单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发展的必然结果，最终也必定会不断落后于世界最先进水平。因此，即使当前的发展环境迫使中国必须以“内循环”為主体，但中国仍然需要内外“双循环”两手抓，相互促进，协同互补。

基于当前国际经贸格局的全新变化，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结构转型升级，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关系，中国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第一，中国要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原则，提升开放的质量和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能中断，要尽一切可能与全球创新中心保持密切联系，确保技术、市场、信息、人员交流等方面的连续性。

第二，即使外部环境恶劣，中国仍然要坚持大国胸怀，坚持对外国投资和外国企业保持开放的态度，让全球跨国公司的企业和资本融入中国市场，给予充分的发展空间，依法保护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安全，这是稳外贸外资非常重要的手段。在有必要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时，不要以给对方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失为主要目的，而是要把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作为主要目的，不要轻易地动用制裁手段，不能求一时之痛快。这是大国的担当，更是一种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考虑。

第三，中国要加强多边技术、教育和人员交往的合作，把握机遇，防范风险。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的过程中，面对着两种机遇和挑战。一是技术进步的机遇与不能脱钩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要不断冲刺全球技术前沿，就必须与发达国家保持合作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技术发展始终以世界最前沿的水平作为坐标系，不断进行追赶。二是新兴市场的合作机遇与各类不确定性造成的挑战。正因为中国当前的技术发展正处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的阶段，众多发展中国家如东盟、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技术合作和出口产品有很强的互补性，这就为中国的多边技术合作创造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是，这些国家相对而言体量较小，需求能力有限，并且其中很多都是比较落后、债务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政治稳定性不够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贸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中国在积极开展国际多边合作、促进国内国际两大循环互补发展的过程中，既要防范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风险，也要防范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债务不能偿还、政治内乱和不遵守合约的诚信风险。

第四，要注重分化风险，扩展贸易合作伙伴，在技术创新、国际贸易、投资往来等方面争取主动权，充分估计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技术人员交往的中长期风险，摆脱受制于人的一切可能。在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和技术链体系内，中国要灵活多变，不能千篇一律，要有充分的备案选择。同时要具备底线思维，即使是面临最糟糕的情况，也要有能够抗住打击的信心和实力。

第五，要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国际贸易新通道等贸易路径对“双循环”的支撑作用。2020年1—6月，重庆自贸试验区贸易总额达到2 030.5亿元，成为西部地区稳外贸外资的“压舱石”[36]。自2011年从重庆开出第一列集装箱班列以来，中欧班列逐步成为稳外贸、保障全球供应链的重要通道;2020年1—7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6 354列，发送货物57.4万标箱，在亚欧大陆上开辟了新冠肺炎防疫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生命通道”[37]。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班列截至2019年5月已经累计开行930列，构建起纵贯中国西部地区的海陆联运新动脉，将“一带”与“一路”无缝衔接起来[38]。贸易通道运输的安全性、稳定性为中国打通国际大循环、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无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支撑。

第六，外向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产品类型和销售渠道要更加灵活多样，要有足够的备胎计划，一旦外部市场受到冲击，国内市场要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这样就不至于受到短期的冲击而导致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失业，从而增强外向型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韧性。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补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后，国内国际所产生的激烈变化而提出来的新的战略布局，是应对国内转型升级、世界风云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美经贸和技术摩擦不断升级以后，党中央所作出的重大历史选择，是中国夯实国内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摆脱霸权主义和技术封锁的路径选择。中国具备了大力发展国内市场支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强大物质资本、人力资源、工业体系和技术创新基础，庞大的国内生产消费能力、庞大而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中国搞好“内循环”的底气。只有夯实“内循环”，方能真正搞好“外循环”，只有“双循环互补”，方能做大做强“内循环”，不断推进中国国际比较优势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演进，不断提高“外循环”发展的质量、空间和安全性，彻底摆脱外部政治势力、霸权主义对中国随意的破坏和技术封锁，把握“双循环”平稳发展的主动权和发展方向。为顺利实施“双循环”战略，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文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要有明确的短期和中长期的国家发展目标，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

第二，在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这一阶段，中国主要的战略对策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一是传统产业要稳固发展，技术水平要稳步提高;二是要大力推动创新创造，加强新基建、新技术的投资力度，构建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第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要重点关注两个着力点：一是区域均衡发展，二是城乡融合发展。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应当采取“板链拉动”的战略，以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现代通讯设施、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为纽带，增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溢出拉动作用，缩小各个城市集群的发展差距，实现协同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要加强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作为突破点，在农村地区不断扩大机械化、专业化、集约化生产规模，兼顾生产与生态效益同步发展，逐步提升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要着重推进社会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医疗、教育、养老等各类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等化发展，这些是在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是目前和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发展短板，也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空间。

第四，在国际经济外循环方面，中国未来的着力点要放在分化风险上，重点规避两类风险：一是防范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和市场封锁风险，二是防范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政治不稳定以及不能兑现合约的诚信问题等风险，积極进取，稳住经济贸易投资基本盘，提升外贸、外资的质量和效率。

第五，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要灵活多样、互为备案，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在产业链、供应链和技术链等方面，要以自我创新为主，以外来技术为辅，在关键零部件、关键技术领域加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掌握发展主动权。

第六，正确厘清世界政治地缘的发展趋势，坚持四个自信，维护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长远的奋斗目标，坚定信念和信心，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排除一切外部的干扰和影响，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去应对新的挑战，迎接新的世界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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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ual economic cycles

YAO Shujie， FANG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scalation of US-Sino trade frictions and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a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seems inevitable. Faced with a series of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such as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ed markets， the insufficient size of emerging markets， trade protectionism， etc.， it is imperative to adopt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mphasizing the dominant role of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to sustain Chinas long 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ts long term effort of the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Based on Chinas 40-year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s and opening-up，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s， and analyzes why China should tak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s the mainstay and exploit the complementarity of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before making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dual economic cycle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ndogenous growth; COVID-19 pandemic

（责任编辑 傅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