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2020年啥事也没干，光见证历史了。”网络上流传的这句话，是国人的调侃。但对于国家来说，这一年意味着什么，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低估了。

去年年底，我与同事共同撰写的《重新认识美国》一书截稿。虽然这本书写的是美国，但在分析、研究时，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继续崛起过程中的外部环境之变。

总的感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部环境，正在变成过去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变化的幅度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从19世纪下半叶的救亡图存，到21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对外关系而言，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打交道。通过自我革新，中国实现了蜕变。那个世界的大多数时间里，西方主导而且自信。

2020年的“历史性”在于，西方的主导与自信，都成了问题。而且，中国被有意或无意地当作了参照——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大国。

这次世纪瘟疫蔓延全球，但你无法忽视疫情应对上的东西方差异。尤其是西方“首领”美国的糟糕表现，更是放大了这种差异。

葡萄牙学者布鲁诺·马孔斯今年3月曾写道，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这场疫情为新一轮的文明冲突，充当了近乎完美的背景板。他认为，最终的胜利者是那些掌握了技术，并对自然力量更高层次掌控的人。

那些人，长期以来都是西方人。我不赞成西方应对不力是因为技术缺失，在包括防疫、医疗在内的绝大多数技术领域，西方依然整体领先。我也不认为新冠危机凸显了文明冲突，充其量只是文明差异。

但差异为何就“被冲突”了呢？因为新冠危机应对上的东西方差异，打击了西方人内心深处的优越感。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优越感带有强烈的历史感。

美国著名汉学家包华石（Martin J.Powers）長期以来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对西方启蒙运动有启示作用。他所说的“启示”，本质上说就是国家治理问题，比如官员选拔用人唯才（科举取士），而不是取决于贵族身份;政治上讲究宗教宽容，而不是发动宗教战争，等等。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论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时，尤其提到中国率先做到了政治的非人格化，以及宗教的去政治化。这些，都是启蒙运动后西方政治的追求，而且做得还不错。

新冠危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高风险世界里，人类应该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应对危险，从而确保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本质上也是治理问题，无关东西方文明差异。

但是，现实中“东方故事”的成功，触动了西方人最敏感的神经。包华石的观点长期以来在西方都比较边缘。原因不难理解，启蒙运动可以说是西方相对于东方优越感的思想源头，承认东方中国的启示作用，岂不是在瓦解西方的优越感？承认中国战疫成功，西方治理模式何来优越？

有人认为2020年是世界新纪年的开端，西方人内心优越感到了需要重新审视的关口，理应是要义之一。在西方人找到合适的位置安放优越感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太平。如何与西方打交道，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或许，还需要再来一次蜕变。

别低估了2020年。因为我们很可能会从这一年，管窥未来数十年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摘自《南风窗》）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偏好和需求变得日益多元化与精神化，绿色食品产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与休闲产业等蓬勃发展，表明农业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是蕴含丰富的生态与人文价值。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