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

考古学家李济常常说起一个找网球的故事。一只网球被打到一堆亂草之中，怎么办呢？有的人会不在乎，再去拿一只新球继续打;有的人，漫无头绪，乱翻一通;而有些人在草地上画上纵横方格，依照上下左右的先后次序，一格一格地找，最终找到那只网球。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幅山水巨轴《溪山行旅图》，相传为北宋范宽所作——因无名款，只能是历代“相传”。此画既为国宝，不知被多少人看过多少遍，倘若有名款藏匿，早该被发现了。

某日，艺术史家李霖灿突发奇想：何不用画网格找网球的方法，也许能找到原作者的名款。他一小格、一小格比画着搜过去，在一列行旅人影之后，夹叶树荫之下，两个字一闪，“范宽”赫然呈现。决千古之大疑，李霖灿竟靠如此“笨”法。李济讲找网球的故事，很容易被概括和提升。不过一旦被概括和提升为做学问要有“笨”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这类训诫之后，“笨”和“科学”就变得抽象了，在通常情况下，也就变得空洞了。这样的概括和提升，是常见的“聪明”，不是“笨”。李霖灿也讲“笨”和“科学”，但他还能把“笨”和“科学”还原到画纵横方格，记着被概括和提升丢掉的最初的、具体的做法，真是“笨到家了”，因而才能身受其惠，得大受用。

（苏打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