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 罗丹

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中，农民工可能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面临着就业困境、权益侵害、社会排斥、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让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体会到有尊严地生活。提升农民工尊严感，让他们能够在城市中留下，乃至“扎根”，过上体面的生活，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市民共同努力，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方式迎接农民工进城，并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社会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农民工是广大人民中的重要群体，他们在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理应得到应有的尊严，过上体面的生活。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自制问卷对N市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共计完成有效样本240份。调查对象男女各占有人数119（49.6%）、121（50.4%），年龄范围为18至69岁，平均年龄35.04岁。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小学及以下47人，占比19.6%;初中70人，占比29.2%;高中或中专68人，占比28.3%;大专及以上55人，占比22.9%。从职业上看，工人81人，占比33.7%;商业服务人员35人，占比14.6%;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时工24人，占比10%;个体工商户28人，占比11.7%;公司职员40人，占比16.7%;专业技术人员19人，占比7.9%;企业管理人员8人，占比3.4%。从收入上看，月收入2000元以下19人，占比7.9%;2001-3000元73人，占比30.4%;3001-4000元61人，占比25.4%;4001-5000元40人，占比16.7%;5001-6000元30人，占比12.5%;6001元以上17人，占比7.1%。

尊严感调查数据分析结果

（一）农民工尊严感

本问卷共设计七个指标测量农民工尊严感受，采用Likert5 级评分，并根据指标的态度倾向，进行正反向赋分。进行计算，得分70.94（满分为100）。

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遭遇过尊严被侵犯的情形。2.5%的调查对象认为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很多次”遭遇尊严受侵犯的情况，12.5%的调查对象认为外来人口“经常”遭遇尊严受侵犯的情况，55.83%的调查对象认为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偶尔会”遭遇尊严受侵犯的情况，“从来没有”遭遇尊严受侵犯的情形仅为29.17%。

（二）农民工尊严感影响因素分析

在农民工尊严感影响因素调查中，工作情况与职业发展占比47.4%，公民权利占比18.9%，城市融入占比14.6%，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占比13.2%，与市民的关系占比5.9%。可见，良好的工作环境与职业前景成为影响农民工尊严感的首要因素。其次，公民权力、社会融入及人际交往成为影响着农民工尊严感的重要因素。

在公平与尊严关系调查中，调查对象认为，就业机会公平（21.30%）、社会保障公平（19.37%）、教育机会公平（18.53%）、收入分配公平（15.64%）、公平竞争环境（13%）、制度规则公平（12.16%）影响尊严感的提升。同时，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仅占9.17%的调查对象认为“有钱才能有尊严”，23.33%的调查对象认为钱是有尊严的前提条件，67.5%的调查对象认为，尊严与金钱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维护尊严的方式与途径

数据显示，调查对象认为积极捍卫自身人格尊严（21.22%）、合法权益（20.35%）、提升职业地位（15.26%）、是维护自我尊严的主要方式;其次是通过提高自我正义感（13.65%）、物质生活水平（13.02%）的方式保障自我尊严。再次是使自己变得有权有钱（9.3%）和在社会地位上超越他人（7.2%）。

在選择维护自身尊严的途径上，将采取强有力的方式回击的占比18.14%、寻求法律帮助的占比15.99%、选择忍让的占比15.37%、寻求街道社区帮助的占比15.24%、向上级政府反映的占比15.24%、寻求同乡亲友帮助的占比10.20%、寻找中间人调节的占比9.82%。

尊严感调查结果不容乐观

（一）农民工尊严感有待进一步提升

调查显示，城市农民工面临着尊严问题。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中，农民工可能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面临着就业困境、权益侵害、社会排斥、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等一系列问题。这让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体会到有尊严地生活。调查显示，4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生活并没有经常感受到有尊严，同时超过70%的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中遭遇尊严受侵害的情况。尊严感的缺乏，将进一步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幸福感的获得。

（二）诸多因素影响农民工尊严感的提升

调查发现，金钱并非是农民工获得尊严的充分必要条件，即金钱并不必然带来尊严感的获得。就业、公民权力、教育、社会保障、城市融入及人际关系成为影响农民工尊严感的主要因素。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势、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着变化。然而，部分城市居民却依然抱守着对农民工的固有印象与偏见。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具体表现为政治偏见、经济偏见、文化偏见和组织偏见等方面。在政治层面上，认为农民工不属于市民，因而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不具有参与城市社区政治选举、公共事务管理和决议的权力。在经济层面上，认为农民工从事的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这与城市居民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存在差距，因而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工作报酬理应有所差距。

（三）农民工维护自我尊严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各种基本需要的出现一般是按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顺序。生存需求是基础需求，尊重需求为高阶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进城务工的动机已经由生存需求跃迁至尊重需求，农民工维护自我尊严的意识也与之提升。调查显示，在遭遇尊严侵害的情形时，农民工会通过法律途径，通过政府、亲友、同乡及中间人等较为理性的方式来解决，然而，也存在部分农民工企图通过武力、忍让的非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另外，农民工在企图寻求法律、政府、社区等方面的帮助时，遭遇“寻路无门”、被相关部门“踢皮球”等情形，这让农民工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我尊严面临障碍。

提升农民工尊严对策及建议

提升农民工尊严感，让他们能够在城市中留下，乃至“扎根”，过上体面的生活，就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市民共同努力，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方式迎接农民工进城，并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社会环境。

（一）政府

一是实现农民工体面就业。其一，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机会。地方政府要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激励和扶持农民工进行自主创业，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其二，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制度，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强制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及其他特殊险种，实现农民工工资不拖欠，将恶性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拉入“黑名单”，并予以失信惩戒。二是保证农民工子女享有平等就学权力。针对部分公立学校拒收农民工子女就读，或是收取高昂的“借读费”等现象，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同时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就读学校资金扶持力度，对学校基础设施、教师人员配置、教学质量上进一步优化。三是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根据农民工流动性强、收入偏低、劳动关系不清晰、社会保险参保面窄等特点，实行广覆盖、低缴费、易参保和易转移接续、能与城镇社保和农村社保相衔接的新型社会保险制度。

（二）社会组织

一是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困境。通过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帮助其获得就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能力;积极与企业沟通，提升农民工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帮助农民工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和知识，保护其生命安全。

二是提供子女教育服务。其一，努力为农民工子女争取平等入学机会。社会组织积极与当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进行协调，促使农民工子女能够在当地获得平等入学的权力。其二，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一方面，与学校领导、任教老师进行沟通，让他们能够获得学校和老师的关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支持系统。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个案和小组方法，激发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动机，提升其学习主动性。同时，针对个别家庭困难的学生，社会工作者努力为其链接资源，保障其学习条件。

三是促进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通过小组工作、社区宣传、社区活动的方式增加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相互接觸、深入了解的机会，化解彼此的误解和刻板印象，促进城市社区居民从心理上、文化上和交往上理解和接纳农民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社区。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帮助农民工树立“社区居民意识”，将自己定位于社区的主人，热爱其所在的城市和所在的社区;通过城市礼仪、生活习惯、娱乐休闲方式的倡导和教育，帮助部分农民工形成适合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的行为;培养农民工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他们参与社区的选举和公共事务，让他们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

四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维权和政策咨询服务。一方面，社会工作通过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及的教育培训，帮助农民工增强权利和义务的意识，让他们学会以法律正当途径维护自我权益。另一方面，在农民工遇到侵权时，社会工作者积极介入协助其维护自身权益。在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的同时，社会工作还为他们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由于对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政策缺乏了解，农民工难以享受到相关服务和资助，社会工作者通过政策宣讲和政策咨询，让农民工了解政府的具体政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经卫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偏见研究：特征、类型、因素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2（18）：119-120+150.

[2]冯慧娟.新生代农民工尊严缺失问题及对策研究[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3（01）：181-182.

作者简介

陈 静 川北医学院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