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娜

内容摘要：美国当代著名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湖畔女郎》围绕两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展开，探讨了犹太后裔如何认识自己民族身份的严肃问题。本文试图结合身体理论、记忆理论、镜像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小说中人物身份问题的形成和解构，发掘作家对列文背弃民族行为的反思和对伊莎贝拉铭记犹太苦难历史的赞扬，揭示作家对犹太民族共同体的呼唤与坚守。

关键词：《湖畔女郎》 伯纳德·马拉默德 身份 自我认同

《湖畔女郎》是当代著名美国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6）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美国籍犹太青年亨利·列文在旅行途中与犹太姑娘伊莎贝拉相爱，却因列文隐瞒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痛失愛情的故事。马拉默德在这篇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里不仅赞扬了伊莎贝拉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坚守和热爱，更通过列文的爱情悲剧反思犹太后裔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试结合记忆理论、身体理论、镜像理论分析《湖畔女郎》中男主角列文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族裔身份的缺失。

一.身份迷失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及地位的标识和称谓[1]，即“身份”指向“我是谁”的问题。在小说开篇部分，列文的身份处于一种迷失状态。小说开头对列文的介绍十分简练精干：一位因继承遗产而辞退工作、出国旅游的犹太裔美国青年。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列文其实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他是独生子，而且父母双亡”[2]155，与仅有的两个表亲之间互不来往。这种独来独往的状态正好印证了他为自己取的假名“弗里曼”（Freeman），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人。“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3]3，对于列文而言，无人知晓他的过去实则象征着他与过去生活的断裂;他试图通过旅行来逃离熟悉环境，寻找“自我”。

1.追寻

列文的旅行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而是一直处于“追寻”的状态。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漫不经心地乘坐火车四处游玩。经过意大利特雷斯扎地区时列文感受到大自然的召唤于是在马乔列湖附近驻足停留，每天的活动除了享受闲散的度假生活之外便是探寻湖中小岛。“他不禁对这些小岛充满了期望。可期望什么呢？他也说不清”[2]137，列文将自己内心的渴望投射到湖中小岛之上，潜意识告诉他湖中小岛可以帮助他找到自己缺失的某样东西。探寻小岛的冒险实际上隐喻着对自我的寻找。在旅途中，列文的足迹踏遍了三个湖中小岛，唯独黛尔·东戈岛被雾霭包围，让他看不真切又不断地激起他的好奇心;而在与伊莎贝拉相遇之际，“他眼前的一团迷雾瞬间散去”[2]142，可见“雾霭”这一意象象征着列文对“自我”追寻的状态，迷雾散去，列文“发现”了伊莎贝拉，这一动作表明伊莎贝拉正是列文此次旅行所要寻找的对象，暗示着伊莎贝拉将对列文“寻找自我”的旅程产生重要影响。

2.危机

如果说在旅行过程中寻找自我是列文的主动选择，那么列文与伊莎贝拉的邂逅使他陷入身份危机、开始被动构建自我身份。黛尔·东戈岛的悠久历史和旖旎风光在列文眼中成为意大利贵族阶级的象征，岛上的美丽少女被他先入为主地看作拥有煊赫家族背景的女伯爵。在旅游途中邂逅一位美丽的贵族少女正是列文一直期待的浪漫韵事，可是伴随着梦想成真而来的不仅有快乐，还有焦虑。在列文看来，黛尔·东戈岛上的恢弘宫殿、精美雕塑、奇花异草都让他“感受到一种鲜明的反差，这让他痛苦，这倒像是一种警告：他真的太穷了”[2]141。阶级鸿沟和贫富差距只是列文追求爱情面临的第一道关卡，更重要的是伊莎贝拉竟然在初次见面就直白了当地询问列文是否为犹太人。因为历史原因，“犹太人”身份对列文而言不是引以为傲的自我认同，而成了让他蒙羞、难堪的污点。为了追求爱情，列文拒绝了自己的族裔身份，相应地，他必须要构建一个“有资格”追求意大利贵族少女的体面身份。由此，列文的身份状态实现了从“迷失”到“重构”的过渡。

二.身份重构

为了追求伊莎贝拉，列文选择以“美国人”的身份来替代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列文本身就是犹太后裔被美国化的典型例子，他作为一个美国人长大，在相貌上已不具备犹太人的典型特征，父母双亡意味着他与犹太传统的割裂。虽然身为犹太移民的后代，列文对本民族的感情十分淡薄甚至可以说是厌恶：“这一身份都给他带来些什么呢？除了让他头痛，让人看不起，再有就是令人痛苦的往事”[2]155。传统的“犹太性”在列文身上早已消失殆尽，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已经彻底被“美国化”。

1.思想美国化

列文的美国化首先体现在其物化的爱情观。列文对伊莎贝拉的爱慕并不是简单的一见钟情，而是建立在黛尔·东戈家族的地位与财富之上：“他曾从地方旅游书籍中读到过黛尔·东戈家族的情况，很令他着迷”[2]144。根据弗洛姆的观点，“爱是一种积极的活动，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情感;它是主动的‘站进去的活动，而不是盲目的‘沉迷上的情感。它的通常方式是给予而不是接纳”[4]18，但列文的爱情一开始并不包含给予、关心、责任，而是索取。他最先想到的少女美丽的外貌、显赫的家世以及黛尔·东戈这个名号所代表的地位、权力和财富，只要俘获了伊莎贝尔的芳心，不仅可以收获甜蜜的爱情，还意味着自己抓住了飞黄腾达的机遇。相应地，列文对自己“有资格”追求伊莎贝拉的信心并不是出于真挚的感情，而是来自于他的身体资本。列文对自己的外貌很有信心：“灰色的眼睛，目光清澈，鼻直口方，有一种即宽厚仁和，又潇洒大方的气度”[2]142。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在其著作《身体与社会理论》中提出，身体是未完成的实体，要通过参与社会生活才能形成，并被烙上社会阶级的标记[5]124。对列文而言，他英俊的相貌和健美的体魄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体面的“美国中产阶级”，足以配得上一位出身于古老甚至可以说没落的意大利贵族世家的少女。“男性的呈现（无论是捏造还是实存）有赖于他所具身体现的权力的保证。这种权力始终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权力，可以拿别人来操练，可以左右别人”[5]108，在普通美国犹太后裔——意大利贵族少女这段地位悬殊的关系中，列文凭借身体资本为自己找到了平衡点，替换上“美国中产阶级”的伪装，确信自己有资格追求爱情。这种物化的爱情观反映了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对列文内心的异化，虽然他对伊莎贝拉有发自内心的爱慕，但他的行动更多出于对浪漫骑士传奇的效仿和对利益的追逐。

2.行为“去犹太化”

列文美国化的另一表现在于对犹太传统的背弃。列文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已看不到犹太传统的影响，他过着一种完全现代化的生活。“她（伊莎贝拉）拿出一个大浅盘，里面有萨拉米红肠、意大利熏火腿、奶酪、面包和红酒。弗里曼刚才游泳时的那股怒气现在已经烟消云散。这时饮酒消遣，享受浴后的清爽，心情很是愉快”[2]154，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首先列文没有餐前祈祷的习惯，并且他自然而然地食用了猪肉，而这两种行为都违反了犹太律法。另外，在列文与伊莎贝拉游览蒙塔罗山时，伊莎贝拉突然提了一个列文始料不及的问题：

她用手划一个缓缓的弧形指着那些山峰，问道：“那些山峰，那七个，看上去是不是像七扦枝大烛台？”

“像什么？”弗里曼有礼貌地问，

“就像七枝的枝形灯台擎着七根白色的蜡烛，直耸云霄。”她解释说。

“是有点像。”（马拉默德 157）

七扦枝大烛台是犹太教修殿节所用的烛台，现在为犹太教教堂的宗教象征物[2]157。伊莎贝拉的提问十分突然，让列文措手不及，所以他的回答一定是下意识的自然反应;列文没有说“像”或者“不像”，而是反问伊莎贝拉七扦枝烛台是什么？按理说七扦枝大烛台是犹太教教徒或者传统犹太人心中的圣物，然而列文的回答表现出他对这一宗教象征物完全不熟悉，可见列文平日也没有去教堂的习惯。综上所述，列文是一个不仅不信教、还在生活方式上完全背离犹太传统的美国犹太后裔。德国社会学家扬·阿斯曼的记忆理论认为，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紧密相连、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基于这种知识和认识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才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在一起[6]17。列文试图通过放弃犹太教信仰、违背犹太传统来摆脱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加之接受现代思想、改变生活方式以实现自己的美国化。

三.身份解构

列文成功实现了美国化，但同时也导致了爱情的悲剧。他热烈追求的少女摘下了贵族的面具，向他坦承自己家境贫寒;“高攀”失败后列文仍然选择向伊莎贝拉求婚，却因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惨遭拒绝。马拉默德以伊莎贝拉为镜，映照出列文的谎言与背叛。列文面临的双重打击源于未能正确认识自己，列文的失败寄寓着马拉默德对犹太后裔身份认同的思考：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应忘记自己是犹太人，要铭记本民族的苦难，以热爱和希望对抗悲惨的现实。

1.物化爱情观的失败

伊莎贝拉“贵族”身份的幻灭、犹太人身份的曝光让列文构建“美国人”身份的努力付之一炬。文中多次埋下伏笔暗示伊莎贝拉的真实身份，早在列文与伊莎贝拉第一次见面之后，花园旅馆的房东就提醒列文不要和黛尔·东戈岛上的任何人来往：“人们都知道他们背信弃义，诡计多端，善于欺诈”[2]146，这句话一语双关，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评价黛尔·东戈家族，实际上带有强烈的欧洲“排犹”色彩，影射伊莎贝拉的犹太人身份。在游览蒙塔罗山时，伊莎贝拉为了试探列文而脱口而出的七扦枝大烛台更直接表明她的身份，若非是犹太人，一位意大利的贵族少女如何能得知这个犹太教圣物的名称呢？另外，伊莎贝拉的贫寒家境也早有端倪，当这位“贵族少女”派吉亚考比和厄尼斯托接列文上岛游玩时，列文发现：“这一回这位导游不再如弗里曼想象的那样坐在豪华的游艇上了，而是坐在一只很大的但比较破旧的木船的船尾上，这条船已久经风雨”[2]147，因为无力承担豪华游艇的费用，所以伊莎贝拉的家人只好划着破旧的渔船来接列文。而在接列文的过程中，年迈的厄尼斯托直截了当地询问了列文的家庭情况和经济状况，在得知列文的收入数目后，厄尼斯托与吉亚考比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其实在这时列文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经济条件在这一老一少的眼里十分具有吸引力。第二次约会时，列文惊讶地发现伊莎贝拉竟然还穿着星期天的那身衣服。种种迹象都表明伊莎贝拉并非黛尔·东戈家族的贵族小姐，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籍犹太女子。相应地，列文为了追求贵族少女而建构“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的努力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本计划高攀黛尔·东戈家族来实现阶级的飞跃和物质生活品质的提升，却没想到自己反而是被利用的对象。伊莎贝拉贵族身份的消解意味着列文物化爱情观的破灭。

2.重建“犹太人”身份

前文已经提到，列文的意大利旅行实际上是一次身份追寻之行，伊莎贝拉正是列文一直寻找的“镜像”，在与伊莎贝拉的相识、对比之中，列文重新认识了“犹太人”身份，最终重拾族裔身份认同，确立了完整的自我。

拉康的《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一文指出婴儿自我的形成必须借助于“镜像”，主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认同而渐渐获得身份。随着镜像理论的发展，“镜像认同不限于婴儿，是主体与他者认同的某种结构，贯穿主体一生。镜像可能是镜中自己的影像、同龄人、父母或任何客体”[7]，在《湖畔女郎》中，伊莎贝拉的“镜像作用”在于映照出列文所缺乏的对族裔身份的认同和坚守。伊莎贝拉两次在列文面前解开衣裙，列文的第一反应都是以欣赏和占有的贪婪目光审视少女的身体，却忽略了伊莎贝拉的真实目的——展示胸口的烙印。法西斯分子留下的烙印是永不磨灭的创伤记忆，既控诉了纳粹的滔天罪行，更见证了犹太民族深重的苦难，饱含着伊莎贝拉对本民族的一腔热爱。扬·阿斯曼在其著作《文化记忆》中指出犹太后裔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迫害与屠杀中保有民族认同、体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因为“用回忆保持了起到规范性和定型性作用的自我认知的轮廓，这种自我认知是他们从流传下来的文化中提取出来的，同时这些人也通过回忆保持了其民族认同的基石”[6]177。纳粹的罪行通过烙印具象化，时时刻刻提醒伊莎贝拉无论处于何种困难的境遇都应铭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以纪念对抗遗忘。小说中，伊莎贝拉身上的烙印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创伤记忆，更升华為集体记忆的象征物，“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8]71，正因有一个个铭记历史的犹太人民方才构成了苦难深重但始终屹立不倒的犹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