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作为控制他国的手段，是军国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日本在1936年制定的“百万户移民计划”对我国三江平原地区农业产生了巨大破坏，这种军国主义政策通过掠夺土地与统治制度等方式使三江平原的农业经济殖民地化，原有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了新的民族矛盾，更给三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关键词】百万户移民计划;农业掠夺;农村经济;军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1 “百万户移民计划”导致三江平原农业经济殖民地化

1.1 移民团通过掠夺土地的手段，使三江平原农业经济开始走向殖民地化

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百万户移民政策”对三江人民最主要的危害是，使三江人民失去了他们原本的生产手段——土地。大片土地的掠夺也标志三江平原农业经济开始走向殖民地化。

1.1.1打着“收买”旗号，强制剥夺土地。1934年1月，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多达数以百万公顷的大规模的土地“收买”工作，但它实际上更是强制剥夺。具体计划为：第一，移民团压低了三江地区地价，以至于三江地区地价都达不到当时全国水平的一半;第二，三江地区的土地被移民团分为了不同级别。收买荒地的价格是1 -2元，二荒地是4- 10元，熟地大约合市场价格的20% - 40%。

以依兰县为例，当时依兰的地价是“熟地上等为121.4元，中等为82.8元，下等为58.4元;荒地：上等为60.7元，中等为41.4元。”因此，按照以上移民团“收买”的价格规定来看，這真是和无代价地占夺无异，事实也确实如此。而且不仅是依兰，这一罪恶行径分布在三江平原的桦川县、宝清县、虎山县、密山县等12县，总计可耕种面积2828474hm2，其中移民团强制剥夺1652452hmz，即占57.5%。且据年份增加，占地数也不断增加，到1944年强制剥夺的耕地数增至259500hm2。

1.1.2 打着“维持治安”旗号，强制迁出人民。日本移民团剥夺三江人民土地的另外一种惯用的手段就是，把居住区化为“危险地”或是通过“维持治安”的方式，将所在地区定居者逐出，最后剥夺他们的土地。根据敌伪档案资料记载：“在1941年，移民团通过“维持珠河县治安”的方式，强制命令散布在县内的所谓“危险地区”的600户群众必须搬离，并把他们迁至伪三江省鹤岗充当煤矿苦工;作为第一批迁移对象的帽儿山胡家粉房的33户居民更难逃毒手，最终全部迁出。”三江人民闻此讯后，惶恐不已，逃走者居多，一时间三江平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如1943年，移民团把伪牡丹江省宁安县卧龙山和芦家村的2000多户农民强行移至黑河省瑶珲县和孙吴县，并将原居民已经开拓出的农业区域作为日军第510部队的军事供应区。

我们现在常把以上这些三江移民，就是由于土地被剥夺而被赶到边疆开荒的中国苦难人民称为“内国开拓民”，他们有的把荒地开成熟地后，土地又被剥夺，人民再次被驱赶。“甚至有的数次遭到这种境遇，截至1943年，这种被迫迁移的“内国开拓民”总计40771户，如按每户5口计算，计达20多万人”。诚然，被剥夺土地的人民， “有的也没有离开原来住地，但是他们却沦为日本移民或伪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据统计，日本移民雇佣三江农民代耕的土地约11万hm2.满洲拓植公社所有地租与三江农民耕种者约31000hm2，合计与“内国开拓民”的耕地15万hm2，几乎相等。也就是说， “内国开拓民”几乎都是三江人民。足可见当时的三江平原是百万户移民政策的重灾区。

由此便可推知，近10万户和30万人左右的日本移民的入侵，不但给三江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霸占土地的行为使三江平原农业经济走向了殖民化。

1.2 移民团通过统治与掠夺农产品的政策，使三江平原农业

经济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三江平原生产的粮食尽可能地掠夺到手，实行了对三江农业经济的统治政策。具体表现在农产品的购销上，实行了两项残酷政策，即所谓“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

1.2.1 粮谷出荷。日本军国主义为满足海外的战争需要， “加强了在三江地区的粮食掠夺，为实现变三江平原地区为“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的目的，他们把粮食的购销由“统制”变成强制，即推行所谓“粮谷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售粮。”

最初还辅以某些欺骗性的手段，即实行“奖金制度”或是“先钱制度”。前者实行于1940年，实际上不过是将压过的已经很低的价格少许增加而已。后者实行于1941年，通过预先支付很少的价款——每100kg1元，和当地农民签署“出荷”契约，事先确定最高的“出荷”量，以便秋季不管收成如何，强迫如数交粮。”据载，日本对三江地区粮食的要求量逐年递增：“1942年220万t，1943年250万t，1944年270万t，1945年300万t。”更可怕的是，实际“出荷”量都超过了计划“出荷”量。

移民团从三江人民手中夺走了如此庞大数量的粮食后，留下的却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出荷”政策所造成的凄惨状况实在是触目惊心，据1942年7月3日，伪治安部警务司警特秘发第568号文内载：“北安省望奎县因食粮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黯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从五月十日至二十日仅在五户人家中便有三十多人自杀。”1943年，伪奉天省警务厅的《经济情势报告》中也有同类记载：“当年奉天省内民食困难，特别在四月以后，已进入恐慌阶段。抚顺县境内的贫苦农民，已有一部分饿死，沈阳县西北境内及靠近抚顺地区的许多村庄中已饿死很多人。”

1.2.2 粮食配给。由于三江地区的粮食首先要绝对确保日本的军需，其次还要运往华北地区和朝鲜，最后剩余的部分才供给三江地区，所以粮食特别紧张，为此日军只好对三江人民实行低标准的定额“配给”。到1941年，伪满各地全面实行了“粮食配给”制。但是至于配给标准，量是很低的，具体情况见表1。 如表1所示，伪满政府批准的大人、儿童平均8kg的标准中，杂粮所占比重较小，但实际执行的标准则杂粮占50%多。“且按伪满政府规定，只有具备下列资格者，每人每月才能得到1至3kg大米的配售：荐任一等及二等以上的官吏及家属;简任以上的退职官吏及家属;少校以上现役军人及家属;特殊团体的理事（不包括商工会与兴农合作社等）;勋三位以上的带勋者及家属;缴纳勤务所得税正税年额一千元以上者及家属;个人缴纳地税、家屋税和事业所得正税合计年额在一万元以上者及家属，等等”。

可见，得到格外赏赐的是极少数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即高级军官、反动官僚、大资本家、地主、汉奸等等，而其数量也是少得可怜的。中国的平民百姓，这些粮食的真正生产者，这些广大的贫苦劳动人民，更是休想得到一粒大米。如果说“粮谷出荷”是从农民手中强行夺取粮食，那么，“粮食配给”则是强制压低居民的粮食消费，它保证了日本军国主义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更加重了三江平原农业经济殖民地化。

2 日本移民团改变了三江平原原有的农村社会结

构，产生了新的民族矛盾

农业移民的侵略性不光表现在土地问题上，移民的迁入也给三江平原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并产生了新的阶级的、民族的矛盾。日本移民团强制从农民书中征用土地后，马上就成了那块土地的主人，相对于劳动力较少的日本移民，最初在三江地区是依靠雇农的，但因无法负担其工资，遂将雇农转化为佃农。这样“百万户移民计划”就把新型的地主、佃农关系和雇佣关系带进了三江地区的农村。

例如，在集体移民团内，一般地每户要分得10到20hm2的耕地，这个面积是出自于移民的营农方针，在于创造自耕中农，而在东北北部的自耕农经营上，至少也需要这么多的耕地。然而，这对于占全体农户大约三成的占地不足半公顷（应募参加移民者，多为这一阶层）的日本农民来说，无论怎样模仿东北固有的粗放式经营方法，在迁入后立即去经营如此广阔的耕地，也是办不到的。

尽管固有农法被称为粗放型，但在东北北部，使用畜力的犁耕是很普及的，农家的家属人口也多，同时，在地主、大农经营中还雇用很多的佃农和雇农。移民即使马上学会了固有农法，迁入后又要匆匆忙于移民团的公共设施，这个工作告一段落后，即使把家属接来，原来响应移民应募的都是家属很少的二三子。而且，丈夫要把时间花在移民团的公用事业上，妻子要从事家务和育儿，在第二次试行移民的干振村，据说能够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经营户主为0.8左右，妻子为0.2左右，计为1.0左右按照分村计划迁居的第七次大日向村，家属人口平均为4人，但因多为年轻夫妇，孩子比例也高，劳动力大致为1.2 - 1.3左右。因而，能以自家劳动力来经营分配土地的是极其有限的，多数移民团，只能将其耕地租佃给中国人和朝鲜人，或者雇用他们。

据对第六次（1937年度）为止的18个移民团的调查：“在第三次的瑞穗村，平均每户有大约24hm2的耕地中，有17.1hm2成了佃农地。”各团都有把相当数量的土地变成了租佃地的，就是说，日本农业移民在到达强制从农民手中征用的土地，马上就成了那块土地的地主，这是实际情况。对此，虽然也有这样的说明，即自家劳动力很少的移民团，最初是依靠雇农的，但因无法负担其工资，遂将雇农转化为佃农，即所谓穷极之策，但不能断定都是这样。的确，支付给雇农的工资要占移民营农经费的30% - 70%这样高的比例，对其经营是很大的压力，但反过来说，佃农的产生与移民团经營农业的稳定是同一步伐的，对提高移民生活极为有用。

例如，迁入滨江省缓棱县的瑞穗村，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构，即在移民团当中水田专业农户是与旱田专业农户分离开来的，水田农户在租佃分给早田农户的水田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旱田租佃给中国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在经营大面积水田时，就使用雇佃劳动力。再者，在旱田农户的场合，对于没团内的水田农户而言，他们也开始地主化，逐渐就产生脱离农业的倾向。如将分配的土地全部变成租佃地，自己到团本部工作，或者依靠特殊技能在团外谋得职业，就能够过上相当高水平的生活了。

在三江省依兰县，第二次的于振村的迁居地， “在当前耕作中，有耕不完的已耕地”，在那里居住着3万余名中国农民，这些中国农民几乎都转化为移民团的佃农，这可以说是“导致千振村今天令人惊奇发展”的原因。在该移民团内，平均每户拥有16hm2土地，一般都将其中的10hm2左右租佃出去，“到村公所或中央部任职者，几乎把土地全部租佃出去，也有人将高利贷放给满人”。

移民的地主化、大农化的事例，在迁入年限较晚的移民身上也可以看到。迁居到滨江省木兰县的第八次（1939年）的富士见村（长野县诹访郡富士见村的分村移民团），在迁居的第六年，据说： “在经营上巧妙地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当地雇佣劳动力”，在太平而丰收的秋天，可谓鼓腹击壤，尝遍了美味佳肴。

这样，日本农业移民就把新型的地主、佃农关系和雇佣关系带进了东北的农村。它不仅使农村原有的阶级矛盾更为复杂，而且，又加进了民族矛盾。即使在几乎没出现地主化、大农化的移民团内，也或多或少地雇佣了一些中国人，在那里不断地弥投着民族紧张气氛。再加上日本当局在对开拓民的教育中，灌输了作为国策移民的国士气概，这种不可理喻的军国主义思想便使日本移民对三江人民产生了蔑视的观念，更有甚者对三江人民过分施以殴打暴行，乃至加以杀害，而且这往往是集体行为。因而，三江人民反日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也加剧了三江地区的民族紧张气息。

血与火的斗争岁月已然逝去，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浪逐新的时代里，中国已经强起来了，但没有硝烟并不意味着没有“战场”。日本的移民侵略时刻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伤痛，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最后将其化为国家的前进的动力。（指导教师：张晓光）

[参考文献]

[1]高圣平.融资租赁登记与取回权[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2]李鑫.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评析[C].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复兴一一第一、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3]马伟，佟淑玲，日本“北满”移民之关联问题述论[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 06）：79-82.

[4]李淑娟.日本移民侵略与东北土地产权结构的演变叨.北方文物，2008 （01）：87-92.

[5]王祥.十年内战时期社会称谓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7.

[6]李慧娟，毕洪娜，伪满后期的农业掠夺政策及危害[J].安徽农业科学，2011（ 13）：8186-8188.

[7]田锡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唐河县的运作（ 1953-1957）[D].上海：复旦大学，2004.

[8]黄大为.日伪统治时期兴农合作社研究（1932-1945年）[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9]李明发.东北松辽平原农业生产史初探[J].中国农史，1991（03）：43-47.

[10]刘春英，民国时期中国饮食文化构成述论[D].长春：吉林大学，2006.

[11]马伟，佟淑玲.日本“北满”移民之关联问题述论[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报，2010（ 06）：79-82.

[12]孟月明，张洁，日本“开拓团”中“大陆新娘”[J].炎黄春秋，2012（ 10）：58-61.

[作者简介]华相合（1999-）.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