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丽

10月18日晚间，北京保利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古代书画现场，一幅明代吴彬的《十面灵璧图卷》以5.129亿元成交，打破中国古代书画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史上单件最贵中国古代书画，燃爆全场。事实上，这并不是吴彬第一次在拍场取得傲人成绩。1989年纽约苏富比以及2009年北京保利秋拍上，他的《宕壑奇姿图卷》和《十八应真卷》都曾分别创下纪录。但对大多藏家和书画爱好者而言，他并不太“出名”，那么吴彬究竟是谁？刷新中国古代书画世界拍卖纪录的为何是他？

10月18日晚间的北京保利拍卖十五周年庆典拍卖会上，明代画家吴彬的《十面灵璧图卷》以4.46亿元落槌于电话委托买家，加佣金共计5.129亿元拍卖成交，刷新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成交世界纪录。事实上，这并不是吴彬第一次在拍场取得傲人成绩。1989年的纽约苏富比，吴彬《宕壑奇姿图卷》以121万美元成交，位于当时全球中国古代书画市场成交价第二位;2009年的北京保利秋拍，其《十八应真卷》以1.69亿元成交，创造当时的中国书画全球拍卖纪录。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叱咤拍场的晚明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那么“有名”，甚至于对他的研究，还是始于美国学者高居翰。吴彬到底是谁？刷新中国古代书画世界拍卖纪录的为何是他？那些奇奇怪怪的画面有什么突出之处？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近其人其画。

吴彬其人

吴彬生于莆田，白屋寒门，青年离乡，遍游江南。他常年来往于京师、金陵两地。万历年间（约1574年），吴彬殿试中第一，授中书舍人，供职宫廷画院，享誉“画仙”。此时神宗年幼，其母信奉佛教，吴彬可能正是因擅佛教人物被召入宫廷。而明朝并无画院建制，官职闲散，吴彬游历西蜀，得览众山。

吴彬曾侨寓白门，名居曰“枝隐庵”。匡坐其中，诵经礼佛、吟诗作画，虽环堵萧然，而丰神朗畅，意趣安恬，逍遥之致。他和士人交往，出入宫廷，诗画兼备，名重一时。

在吴彬的交际圈中，米万钟和顾起元是两位不得不提的人物。

米万钟，米芾后裔，与董其昌并称为“南董北米”，藏石颇丰。吴彬与米万钟相识于1607年，交往最密。姜绍书曾表示，米万钟“绘事楷模北宋已前……与中翰吴彬朝夕探讨……”。的确，吴彬曾在米万钟的勺园停留过一段时间，米氏勺园约1611年建成，之后吴彬为米万钟作《勺园祓禊图》（1615年），米万钟在1617年还根据吴彬的画作绘制了一张《勺园修禊图》，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甚至，在1608年作的《山阴道上图卷》，吴彬还以米万钟的口吻题跋，自我调侃。说明两人时常切磋画艺，相互揶揄。此次竞得5亿多元的《十面灵璧图卷》便是吴彬为米万钟所作。

吴彬不仅与米万钟交流较多，和当时活跃的名士顾起元联系亦甚为频繁。金陵，绘事圣地;北京，古品之城。吴彬多次往返两地，在史与今中穿梭，汲古求新。顾起元极具革新意识，十分反对只知沈周、文徵明的“伪古”，赞赏“新”“奇”的诗文和画作。吴彬探索的新奇画风和顾起元求新奇的意图不谋而合，两人志趣相投。顾起元曾多次为吴彬撰文，他甚至如此赞扬吴彬：

大地山川无不有，神奇尽落吴郎手;吴郎手中管七寸，吴郎胸中才八斗……

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彬在美学史，甚至在美术史上都默默无闻。即便在连续拍得如此高价后，国内学界对于吴彬的研究仍是寥寥。然而，當我们观看吴彬作品时，其中怪诞的美学追求，类拼接的创作手法，特色的矾头形态，奇异的火焰形山石，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十分“当代”。

吴彬其画

徐沁在《明画录》中将吴彬归在“道释”一类，称他长于佛像，人物秀洁，写山水不摹古，即景挥洒。他的画作出入唐宋，取法唐宋样式之高古缛密、黄公望与王蒙之苍茫浑蒙、界画之精细工致、友人之妍媸奇崛、真景之挥洒淋漓。

然，吴彬最难得之处，在于能博采众家笔墨为自身丘壑。

吴彬处在明代晚期，当时画坛以摹古为尚，画必追唐宋，必谈马夏。而吴彬却锐意求变求新，振臂高呼，开一派之先河。其山水佛像人物，形状奇怪，迥别前人，自立门户。被高居翰推举为“变形主义画风”和“复兴北宋经典山水画风”的倡导者。

吴彬的绘画是高古的，其高古的形式来自于摹古却不一味似古，其高古的皴擦来自孜孜探究古人的创作方法，并尽量做到完善精美。他笔下的山水作品气势撼人，被学界誉为“不逊于宋代巨匠”。他不断探究和自身笔墨意愿相和的技法、图式，创作出具有自身价值的山水画。他的道释庄严古穆又直抒心性，用特异的图式与构图，极富个性的造型，别于传统，在崇古一众中脱颖而出，开山立祖。

“变形”，是人们提到吴彬绘画时最常用的词汇。而“变形”一词，正反映出晚明独特的审美趣味。“变形”，带来的是怪诞的视觉效果。吴彬的画常给人一种强烈的非现实感。这种非现实感，既是吴彬佛教信仰的自然流露，又是其在哲学艺术上的有意追求。

所谓“变形”，隐含的是原本有一“常形”——被看作正常的形式。“常形”与“变形”之间必然有一标准，但这一标准却并不确定。庄子在《庄子·德充符》中描写了很多外形怪诞的高人，因其高德灵性，使人处之如沐春风，离之怅然若失。庄子并非不知人物“常形”，而是以怪诞，使人超越所谓“常形”。而吴彬的“变形”，则是对明代画坛崇尚唐宋“常形”的质疑与反叛，是对超越美丑、超越常怪的追求。

吴彬之后，怪诞高古逐渐成为一种追求。最终，陈洪绶捧起衣钵，凭此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