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婷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如果要评选清代最优秀的词人，大概至今也很难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若要选出最受关注的清代词人，一定非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莫属。尤其是在晚清民国时期，社会上掀起“纳兰热”，纳兰诗词集印行至少二十余次，几乎每一位词学家都点评过纳兰词。现在可见当时关于纳兰性德生平与作品的报刊文章和专题论文多达三四十篇，远远超出其他清代作家。文章的作者有资深的词学研究者，也有学生、普通市民等等，足见纳兰性德这一话题对不同人群都有莫大的吸引力。

纳兰性德词，自他在世时就广受赞誉，有“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1］之语，可见其作品流传之广。清代的研究，已经初步意识到纳兰词具有自然清新之美，将他比作南唐、二晏，并对词中哀婉情绪与纳兰富贵生活的反差予以质疑。最早的评价出自与纳兰有交游的顾贞观、陈维崧等。顾贞观云：“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2］道出纳兰词哀婉动人的特征。又有“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小山而上之”［3］，“小山”指北宋贵族词人晏几道，顾贞观指出纳兰与晏几道出身、风格均有相似之处，而艺术成就甚至更高。陈维崧则有“《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4］，认为纳兰词风与李璟、李煜父子有相像之处。纳兰词的审美风格上追南唐二主、小晏的说法，得到了多数后世词学家的认可。此外，赵函说“纳兰成容若以承平贵胄，与国初诸老角逐词场……而词则卓然冠乎诸公之上，非其学胜也，其天趣胜也”［5］，又发现纳兰词的另一个特征：纯任天性、自然清新。对于富贵中人却作哀婉音的问题，韩菼《进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是这样解答的：“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6］纳兰虽身处富贵，而内心所向，并不在高门广厦之内，而是另有归宿。这一解读抓住了问题的症结，遗憾的是，对“另有向往”的对象，韩菼归结为“山泽鱼鸟之思”，显然不甚准确。或许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中，除正宗仕途外，隐逸是最容易为人接受的，适合写在碑铭中，故将儿女情感换作更冠冕堂皇一些的解释。总体来说，晚清以前对纳兰性德及其词的评价，多是只言片语，比较简略，内容也只限于对纳兰词内容风格的探讨和对创作心态粗浅的猜测。

晚清以来，纳兰研究进入高潮期，直至民国，持久不衰。究其原因，首先自然归于纳兰性德的传奇身世和纳兰词独特的艺术魅力，诗人薄命的故事、凄恻哀婉的词风和真挚自然的情感，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天然的感染力。其次，纳兰词合乎民国时期两大词学力量的论词宗旨，借由他们得以更广泛传播。无论是“体制内派”的词学主张“重拙大”，还是“体制外派”鼓吹的“活文学”，都有以自然之笔抒写真情的要求，纳兰词恰是善用这种笔法的佼佼者，也因此同时得到体制内外两派的青睐，成为民国词坛的热点人物。再次，民初的“红楼热”也引发了人们对纳兰性德进一步了解的兴趣。胡适《红楼梦考证》将“明珠家事说”列入晚清索隐三派之一，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虽然反对坐实书中人物，但也说明珠家事“非无所本”，纳兰性德的身上更多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第四，晚清民国的社会心态更易于培养纳兰词的忠实读者。自晚清起，中国社会就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乱离中人无处安放的心灵，最易与伤感的文艺作品产生共鸣，最受欢迎的清代词人是纳兰性德、贺双卿、顾春、王国维等等，而纳兰性德令人悲慨的身世和哀感顽艳的词作更是寄托了多少人的身世之叹。

这一阶段的纳兰词研究之盛，除了相关的著述、言论数量大幅增加之外，还表现在生平和著作考证更加精细，不断提升纳兰性德词史地位，关于纳兰性德的词作研究和创作心态研究，也较清人更加成熟。

一 洛阳纸贵——纳兰性德生平和著作考证

晚清民国的七十余年中，对纳兰性德生平进行考证的文章有十余种。其中，最有价值的是1929 年《学衡》所载张荫麟的《纳兰成德传》［7］，及张任政1930 年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二卷四号的《纳兰性德》［8］。张荫麟的文章以时间为序，详细考证了纳兰性德的生平、家世、交游、名篇本事、著作和遗物，文献丰富翔实，推理严谨。张任政的文章除了年谱，还罗列了清代至民国著述诗文中提及纳兰性德处，包括生平、逸闻、作品批评等等，又有纳兰遗著考略，资料十分完备，即便是对于现今的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这两篇文章基本包含了当时所能见到和推理出的关于纳兰性德的全部生平、著作信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工作。

罗慕华《关于饮水诗词版本的话》［9］发表于1929 年，截至当时作者所了解的纳兰诗词本子约有二十种。文中详细介绍了作者亲见的八种，并逐一比对，分出异同优劣。虽未能涵盖当时所有版本，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纳兰诗词流行的情况。

二 体制内外两派的宠儿——晚清民国学人论纳兰词的历史地位

晚清民国词坛，按照词学研究的着眼点，可以分为体制内外两派［10］，“体制内派”重词本体研究，而“体制外派”则倾向从词史、文学史的宏观角度“词外论词”，两派词学观点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有分歧甚至独立的，但在抒写“真情”这一点上，却殊途同归。“体制内派”的王鹏运、况周颐等提出“重拙大”的审美理想，“拙”便是要以直质之笔写真性情；“体制外派”王国维的“境界说”、胡适主张的“活文学”，也都提倡写真感情。纳兰性德其人其词恰以真挚著称，在两派的话语中都属于正面甚至典范的案例，在他们的推崇下，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词史地位。

对纳兰词历史地位的描述，20 世纪30 年代之前，是逐渐升高的，之后，又归于客观。其中“体制外派”的评价总体上又高于“体制内派”的评价。“体制内派”词学家基本都认同纳兰性德是清初的杰出词人，在清代词史中，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健将。谭献《复堂词话》中，将清代词人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词人之词”三种，纳兰性德与蒋春霖、项鸿祚并列，是清代“词人之词”的三家之一［11］。陈廷焯早期所作《词坛丛话》中，也将其列为国初杰出词人之一：“国初诸老之词，论不胜论。而最著者，除吴、王、朱、陈之外，莫如棠邨。秋岳、南溪、珂雪、蓻香、华峰、饮水、羡门、秋水、符曾、分虎、晋贤、覃九、蘅圃、松坪、西堂、莘野、紫纶、奕山诸家，分道扬镳，各树一帜。而饮水、羡门、符曾、分虎，尤为杰出。”［12］与纳兰性德并列的有彭孙遹（羡门）、李良年（按：“符曾”疑为“武曾”之误，李良年，字武曾）、李符（分虎）。况周颐则直接冠之以“国初第一词手”称号，较谭、陈两家更为推重［13］。徐珂虽然是谭献的嫡传弟子，看法却有所不同。《清代词学概论》：“继之而起、名重一时者，实为纳兰容若。门地才华，直越北宋之晏小山而上之，其词缠绵婉约，能极其致。南唐坠绪，绝而复续。所惜享年不永，未竟其学耳。”［14］徐珂认为纳兰性德的词作越过晏几道，直接南唐，实际是借用清代顾贞观、周之琦的评语，然而意义不同的是，对于以复古为进步门径的常州派词家徐珂来说，这是非常高的地位了。《清代词学概论》成书较晚，大约在20 世纪20 年代，徐珂对纳兰词的激赏除了常州派的师承，或许与“红楼热”和“体制外派”的影响有关。

而纳兰性德得到的最高评价，是来自“体制外派”。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纳兰侍卫……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15］不仅超出朱彝尊、陈维崧，谭献认为与纳兰鼎足而三的项鸿祚、蒋春霖也难以企及，大概是清代无人能敌了。《人间词话》更有“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6］，几乎将纳兰性德推上了词人的顶峰。胡云翼的看法比王国维略保守一些，但也比况周颐等人的评价要高：“性德在清词人中为别树一帜者，其所作词不甚依音律，不重视模拟，不喜用古典，而以俚语写自己情思，纯发乎天籁，语意浑然，像这样的词家，宋以后一人而已。”［17］在清代只以“动人”著称的纳兰词，到晚清以后，先被“体制内派”词学家看作词家本色当行的典范，又被“体制外派”研究者看作词史上位列前茅的大词人，可谓享受了极高的荣耀。“体制内派”词学家接续浙西派精研词艺和常州派注重意格的传统，对纳兰词的好评，主要是从哀感顽艳的情感内容这一面入手。“体制外派”词学家多数并不进行词体创作，他们以鉴赏的眼光论词，真挚的情感感染力几乎成为至高标准，自然对纳兰词更为推崇。

20 世纪30 年代以后，体制内、外两派逐渐合流，唐圭璋等人的词学兼有两派之长，既有传统的词本体视角的辨析，又注重从宏观词史的角度进行观照和比较。他在《纳兰容若评传》中对纳兰词的评价是“高处有宋贤意度，次则足以媲美湘真”［18］，肯定了作品的艺术高度，又兼及不同的水准与风格，是这一阶段更成熟一些的看法。尽管如此，对纳兰词地位的判断，依然高度不减。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称纳兰性德为“清代词人之冠”［19］。权威词学家和文学史作者的高度评价，将纳兰性德推向经典词人之列，也促使其人其词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三 哀感顽艳的力量——纳兰词作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评述纳兰词作的文章内容大致有三个话题：一是分析纳兰词最大的特征——真；二是论纳兰词的创作手法；三是纳兰词的短处所在。

（一）“真字是词骨”——论纳兰词之“真”

“真”是纳兰性德词最大的艺术魅力，也是许多晚近词学家非常重视的概念，如况周颐之“拙”、王国维之“自然”、胡适之“活文学”、唐圭璋之“真诚”等等，他们往往选取纳兰词为例阐明自己的词学主张，在这一过程中，也用各有侧重的理论诠释了纳兰词之“真”。

极称纳兰词之“真”的，当然不会没有力倡“真字是词骨”的况周颐。《蕙风词话》：

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手。……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白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20］。

况周颐继承王鹏运“重拙大”的词学理论，“拙”即以直质之笔出真情，况周颐格外重视词作中的“真情”“真景”。在他看来，词中若能忠实地传达情景交融的境界，是完成优秀作品的第一步，更容易感动读者。“甘受和，白受采”出自《礼记》，意指“甘”可以调和众味，而“白”可以染上其他任意色彩，形容人本身心底纯净素养好，便更易进于道。此处指真情真景之词已进入作词正途，不难经由这个“正途”，达到“沉着浑至”的境界。纳兰性德天分极高，其词作纯作性灵语，全无雕琢习气，正是“真字是词骨”，稍事进益就可至于“沉着浑至”了。《餐樱庑词话》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道明禅师答卢行者语，见《五灯会元》。纳兰容若诗词命名本此。”［21］《五灯会元》是禅宗史书，原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指个人经历的甘苦，自己心中明白。此处也是借用来指纳兰词中所写皆是个人的真体验。

与况周颐相比，王国维所说的“真”要求更高，除了作品须写真感情，还有作家人格层面的条件。况氏只说词中须传达“真情”“真景”，而王国维认为作者必须有“赤子之心”，即必须有作者人格的“真”，才能创作出真切动人的词。纳兰性德就有这种真挚的人格。《人间词话》第五十二：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22］。

王国维把纳兰性德这种人格归因于少数民族“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习”，故感情能自由而热烈。民族特性是不是形成纳兰词风貌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仍无从考证，但王国维确实通过李后主、纳兰性德等事例，证实了天真任情的人格对于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胡云翼也赞同王国维“异族情感更真切”之说，而他所说的“真”，却与王国维不同。他代表了胡适以来“体制外派”的思想，更偏向“率真”，即文风的自由，形式上不拘束。《纳兰性德及其词》：

如这样的词，都是不用古典，不讲句法，字面，照说话的口气写下去，而意趣天然。这是纳兰性德的特色。……我们知道自宋末以来，数百年的词坛都是古典主义占有的势力……那种堆砌排比讲求字法句法的古典气味已经把词坛闹得乌烟瘴气不堪了。……纳兰性德则以异族人入主中原词坛，没有传统的思想，不受古典派的熏染，不受一切的拘束，要说什么便说什么，要怎样写便怎样写，这样自由去创作，自由去开辟［23］。

“体制外派”论词，主要着眼于革新旧文学、推广新文学。在表达“真情”方面，新、旧文学并无分歧，再作发挥，反而雷同。故他们选择从形式出发，褒扬纳兰词的自然清新、不受约束，来批判当时词坛存在的过于堆砌排比的问题。

唐圭璋《纳兰容若评传》则全方位地概括了纳兰之“真”：

若容若者，盖全以真胜者。待人真，作词真。写景真，抒情真。虽力量未充，然以其真，故感人甚深［24］。

纳兰性德的词作真、待人真，都来自人格之纯情真挚，唐圭璋的论点，其实是综合了以上几位研究者的观点，对纳兰个性与创作最突出特征的梳理。

（二）长于勾勒的婉约派——论纳兰词的创作手法与风格

纳兰之“真”并非一味直露叫嚣，而是通过他独特的表现手法与风格传达给读者。晚清民国的词学家也从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总结。

谭献“才人之词、学人之词、词人之词”之说广为人知，而纳兰性德便被列入三位以“词人之词”著称的作家之一。“词人之词”此处不只是文体特征，而且具体为词体的一种风格，它源于作者的学养和个性。

阮亭、葆馚，指的是清初词人王士祯、钱芳标，王士祯词风流蕴藉，钱芳标词疏朗巧妙，二人皆诗词兼善，以才气丰沛著，故称“才人之词”。宛邻、止庵分别指常州派词学家张琦、周济，常州派词学以通经学、尊词体著称，词学家自作亦多上附风骚、有美人香草之旨，与经学一样，强调社会功能，故称“学人之词”。而水云楼所指的蒋春霖，与纳兰性德、项鸿祚三人，皆一生专意为词，天生多情善感，富于“词心”，性情与词体文体特质高度契合，呈现出哀婉掩抑、细腻幽咽的特征，是传统观念中的词家正声，故称为“词人之词”。此处以“词人之词”，指纳兰词符合婉约抒情的词体本色特征。

谭献指出了纳兰性德词区别于才人之词和学人之词，但并没有具体来描述它的内涵，胡云翼、邓懿等现代研究者对其中的写作手法作进一步探求。胡云翼《纳兰性德及其词》认为，“纳兰性德的词，他的特色，在词的内容里面，是情感的特殊丰富，在词的形式上面，是具有白描的手腕”。“情感的特殊丰富”并不只限于内容上以写情为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情化书写对象，“无论是什么描写的材料，没有生命的，呆板的，一到纳兰性德的眼里便情化了，便是生命的跳跃了”。“白描”本是绘画中使用线条勾勒、不施色彩的技法，此处指直质而出、不事雕琢的写作风格。对于“白描”，胡云翼文中没有详说。邓懿1936 年发表于《新民报》的《纳兰词的几种作风》［26］，则以季羡林的“浑融”与“勾勒”说进一步解释胡云翼所说的“白描”：“季羡林先生论词常说词中只有两大派：一派是浑融，一派是勾勒。前者以飞卿为代表，勾勒一派则自韦庄发其端，至冯正中而规庑大立。纳兰的词情语多而景语少，（即有景语也必是景中有情），浑成之境少，而多刻画精深，脉络分明，自然是韦冯一派了。这种词骨骼外露，不见得比浑融容易，可是脉络分明，感人力大，使人一见便不能自已。”此处“浑融”指词的各部分结合紧密，浑然一体，往往表现为层次深厚、意蕴丰富；“勾勒”是指以白描的手法，对词中紧要处进行勾画交代。勾勒看似容易，而欲抓住要点不嫌过露，则需要丰富的技巧。邓懿认为纳兰词则属于勾勒成功者，词作实现了“刻画精深，脉络分明”，既对抒情部分加以强调，又丰厚而不嫌繁复，因此具有感人的力量。此外，邓懿还将纳兰词总结为秾丽、凄清、热烈、感伤、缠绵、恬淡、慷慨七种风格，并逐一举例分析，不同风格间的细微区分，更能体现勾勒的手法在情感题材上极强的表现力。

（三）论纳兰词的缺憾

所谓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大凡富于特色的作家，其短处往往也明显。纳兰性德多情善感而早逝，其词作往往多有青年人的灵秀任情，而未达盛年之深厚。形式上，善写灵便的小调，而相比之下，需要铺陈措置的长调佳作较少；内容上，情感外露动人而意境不够深。晚近词家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陈廷焯后期论词重“沉郁”，自然会对纳兰词“不深厚”这一缺憾格外敏感。《白雨斋词话》：

容若《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手，较《东白堂词》（佟世南撰），似更闲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辞亦浅显。余所赏者，唯［临江仙］《寒柳》第一阕，及［天仙子］《渌水亭秋夜》、［酒泉子］（谢却荼蘼）一篇三篇耳，余俱平衍。又［菩萨蛮］云：“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亦凄惋，亦闲丽，颇似飞卿语，惜通篇不称。又［太常引］云：“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亦颇凄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27］。

传统词话往往缺乏严密的论述，只能从作者零碎的只言片语间去寻找内在的逻辑。我们先看《临江仙》“寒柳”原文，来探求上阕之“意境深厚”与下阕有何不同。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28］。词中借咏寒柳写相思。先写不见往日柳絮飘飞的景象，曾经的春柳已被冰雪摧残，枝条稀疏，独立五更，更觉萧瑟。明月皎洁，更令人生思念之心，平添憔悴。柳树凋零令人伤感，更想起当年人，可恨前缘难续，当初的面庞却深深印在脑海中不能散去。

上阕极写寒柳之清冷境遇，而极富层次。先寻当日飞絮，后见如今冰雪摧残，眼前又是五更寒夜，枝叶萧疏，即便月色正好，勾起的也还是令人憔悴的相思之情。这种手法正是邓懿文中提到的“勾勒”，时间、空间相错，有设问，有转折，层层勾勒，而笔法角度各不相同，寒柳之处境凄冷便融入人的伤感情绪，词境变得浑厚起来。相比之下，下阕的白描就相对简单，虽已引入相思，但沿着心理逻辑的平铺直叙，显得单薄了许多，没有上阕那种郁结深沉、动人心魄的力量。上阕的多种笔法层层勾勒成丰满有感染力的氛围，便是“意境深厚”。他认为，像这样的意境，纳兰性德的作品极少数才具有。

第一段引文中“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也是短短两句话，传达了多层意思：欲梦所思——催梦醒——梦不分明——何必催，不可谓不凄警。那陈廷焯所说的“落入第二乘”的意境，和“言中有物”的压卷之作《临江仙》区别究竟在何处呢？《太常引》全文如下。

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29］。

这首词也是写相思，上阕写虽在山亭清幽之地，睡起闻铃声、泉声、雨声更添愁烦。下阕写多情无处诉说，欲在梦中寻找慰藉，只恨梦也不到，故醒来烦恼。读来也是笔法跌宕，扣人心弦。而与上一首相思之情的不同之处在于，上一首的“言中之物”，核心情感是写相思，冰雪的摧残、柳树的柔弱、明月的皎洁，都是直接为烘托相思之凄绝执着的态势；而这一首貌似事由是相思，核心情感却是愁烦，不堪听铃声泉声雨声是愁烦，“无凭”“无聊”是愁烦，梦不成而被催醒也是愁烦，整首词读来是寻而不得、百无聊赖的惫懒。陈廷焯转向常州词派之后，论词颇重“沉郁”，“沉郁”既指抒情方式的顿挫曲折，也包含词情的钟爱纯厚。《临江仙》的词情凄冷而执着，正有美人香草之意，《太常引》的词情，没有表现出这种“忠厚”与热烈，而是失望烦恼，显然不够契合陈廷焯的审美理想，被打入“第二乘”也就不足为怪了。总体来说，陈廷焯以他所提倡的“沉郁”为参照系，认为纳兰词作短处在意境之不够深厚与感情境界不够高。

陈廷焯发现的问题，况周颐也在词话中提到，只是他的态度更加包容。如前文“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白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一段，已经看到纳兰性德年少早逝“力量未充”而没能在词艺上臻于完美，但对他的词作还是充分认可，认为“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的底色最易塑造，若假以时日，不难达到“沉着”的境地。“沉着”即“重拙大”之“重”，意为感情秾挚、气格沉着，与陈廷焯的“沉郁”相仿，而其中感情的范围更广，不限于美人香草的“忠爱”。对陈廷焯提出的问题，况周颐是比较乐观的。《蕙风词话》又有：

《饮水词》有云：“吹花嚼蕊弄冰弦。”又云：“乌丝阑纸娇红篆。”容若短调，轻清婉丽，诚如其自道所云。其慢词如［风流子］《秋郊即事》云：“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听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皁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君作别，刬地无聊。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意境虽不甚深，风骨渐能骞举，视短调为有进，更进，庶几沉着矣。歇拍“便向夕阳”云云，嫌平易无远致［30］。

历来纳兰长调被认为不及小令，而况周颐认为这首《风流子》“风骨骞举”，视短调更有进。所谓“风骨”，指作品有雄健有力的气度。这首词写得明快潇洒，虽无深沉的意境，而感人之力，并不啻“轻清婉丽”的小令，同样是去沉着不远矣。况周颐出于对“真情”的重视，认为纳兰词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都真挚动人，有如此底色，如“甘受和，白受采”，要克服“意境不深厚”的问题，进于沉着之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也有对纳兰词几乎全盘否定者。陈锐《抱碧斋词话》：“词有天籁，小令是已。本朝词人，盛称纳兰成德，余读之，但觉千篇一律，无所取裁。鹿虔扆、冯正中之流，不如是也。”［31］陈锐认为纳兰性德小令“千篇一律，无所取裁”，但并没有说明缺点在何处。蔡桢《柯亭词论》则分别评述纳兰小令与慢词：“纳兰小令，丰神迥绝，学后主未能至，清丽芊绵似易安而已。悼亡诸作，脍炙人口。尤工写塞外荒寒之景，殆扈从时所身历，故言之亲切如此。其慢词则凡近拖沓，远不如其小令，岂词才所限欤。”［32］蔡桢认为，纳兰性德小令清丽芊绵的风格近似李清照，悼亡词与写塞外荒寒的词，尤其脍炙人口。但众人将其比作李后主，他认为境界尚未达到。慢词则过于拖沓，不如小令，蔡桢将原因归结为“词才所限”，不及陈廷焯、况周颐的说法能服人。

唐圭璋《纳兰容若评传》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相对公允：

以上述容若之为人及其词境，深觉其情真词真，……唯以任情抒写，少加锤炼，故长调多不协律，短调亦有平衍之处。至陈伯弢《抱碧斋词话》谓容若词，千篇一律，无所取裁。持论则未免过刻矣［33］。

唐圭璋归结纳兰词主要是“长调多不协律，短调亦有平衍之处”的问题，所谓“平衍”事实上也是指深厚不足，他认为是“任情抒写，少加锤炼”之故，言外之意与况周颐相似，稍加进益是可以修正的。对于陈锐的意见，他也认为是过苛之论了。

晚近词家对纳兰词意境欠深厚、长调欠锤炼的短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有所不同的是，论词推崇“性情”的词学家，认为瑕不掩瑜，以纳兰词纯情动人的底色，稍加用力就可以修正；而在另有追求的陈廷焯、陈锐等看来，这却是法度之外的问题了。

四 “伤心人别有怀抱”——论纳兰性德的创作心态

清代以来，研究者就注意到纳兰性德优裕生活与词中的哀伤凄绝的情感形成的反差，并尝试寻求原因。对“伤心人别有怀抱”究竟是什么样的“怀抱”，晚清民国的词学家也在继续探索。

朱祖谋论清词的《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其中有一首专论纳兰词：“兰锜贵，肯作称家儿。解道红罗亭上语，人间宁独小山词。冷暖自家知。”［34］兰锜是古代的兵器架，满人尚武，此指纳兰曾任康熙帝御前侍卫。红罗亭典出李后主，传说他曾以红罗覆亭上，供自己临幸宫女之用。小山词是宋代词人晏几道的词集，这里指纳兰词风婉转缠绵，类后主、小山，此二人风流痴情，天性不恋权势，也暗指纳兰性德志趣不在仕途武功，而在文墨性情。生就富贵，身居要职，似是万人所向往的，而其中滋味，也只有“冷暖自家知”了。短短二十余字，虽没有明确地分析事理，却以三个典故勾勒出富贵乡里的“冷暖自知”。

胡云翼文中则将这“冷暖自知”，细分为天性与境遇两方面。先以纳兰性德的两句词概括他的生活态度：“自是天上痴情种，不是人间富贵花”。文中认为，文人的个性有不同，有热衷功名的，也有淡于富贵的，纳兰性德属于后者，“所以纳兰性德在精神上仍然是度他性灵的感情的生活”。除天性与物质生活的不相协调之外，现实生活中，“一定是作者生命的内部，更有隐秘的创伤”。这“隐秘的创伤”，一是爱妻的丧亡，这是有悼亡词为确凿证据的；另一个是“贵族的礼教拘束着他，宫廷的严禁范围着他，不能自由……然而纳兰性德却又是需要感情生活的人，要有爱情来营养他的健康”，对于这一点，胡云翼并不能找到事实依据，却从词中断定“是没有错的”。

张荫麟《纳兰成德传》认为，纳兰性德“心境之怆恻，厥有三故”：生性多情善感、爱情之摧挫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第三点又分为二事，更详细地阐发了胡云翼所说“隐秘的创伤”：一是他爱自由、爱闲逸的浪漫性格，却要忍受戕灭个性的侍卫官职之苦；二是纳兰一生高洁，目睹其父龌龊苟且，却又无从匡救。张荫麟从“父慈子孝”的背后意识到“洁污是非之博战”，这是前人所未曾发现的，也是非常有眼光的。

五 结语

晚清民国时期，纳兰性德及其词适逢契合的词学旨趣与时代氛围，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两派词学家的努力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初具规模，并在生平考证、词作批评和创作心态等问题上形成了初步的结论。这一热潮的直接结果是纳兰词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在新文化、新文学蓬勃发展的年代，这位旧文学作家和他的作品在社会各阶层间流行开来，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也可见纳兰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