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胡景敏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020年是《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文全译100周年。列宁曾赞誉《宣言》“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1]，换言之，《宣言》描摹社会演进轨迹的言语艺术与它所揭示的普遍真理同样不可磨灭。遗憾的是，与学界对“天才的透彻”蔚为大观的研究相比，从语言修辞、言语机制或文体学视角透析“鲜明的语言”的专论极少。笔者曾在拙文《〈共产党宣言〉的文学性确证》[2]76中，从文本生成、翻译史演进和多语种比照等层面对《宣言》的文学性进行了全面省察。此后，作为争取同盟、攻击异端的宣战檄文，《宣言》以怎样的语言形态和言说策略承担意识形态统摄和政治纲领化育功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一、修辞形态及功能

《宣言》的“前身”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三者有着紧密的延承关系。从《草案》到《原理》是带有宗教教义特征文本的科学化过程，从《原理》到《宣言》则是科学文本的文艺化过程。作为政治宣告性文本，《宣言》在理论上求科学性，在表达上求文学性，其意旨是明显的，就是既要做出明白宣告，又要产生鼓动效能，通过足够的言说魅力产生广泛的传播力和恒久的影响力[2]78。《宣言》有很多鲜明的语言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三类特殊修辞的运用。

一是反复和铺排。《宣言》中仅三重以上的反复或铺排就有29句之多。在一句话或一个句群中，有意把同一意义的不同方面或者意义相近的词语、句子甚至语段排列在一起，就构成反复和铺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