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律师制度与辩护制度的衔接机制研究

2020-12-13李思宜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5期

李思宜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我国辩护制度不断改进并趋于完善，原有的辩护种类，包括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在立法层面趋于成熟，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上看，刑事案件辩护覆盖不足、辩护率低等问题比较突出[1-2]。从2006年河南省开展的值班律师试点[3]，到全国性试点项目的展开[4]，再到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演进，最后通过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得以条文化，值班律师制度经历了从向国外借鉴到萌芽、从局部试验到全局性适用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值班律师角色定位不明确、权利配置低、与辩护制度的衔接不畅等问题。身份不同是制度衔接的基础和前提。我国辩护律师身份的取得只有当事人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2种途径，其身份的获得必须以当事人的确认为前提。而值班律师参与具体案件的依据则不同，值班律师介入诉讼的权利来源于法律援助机构的随机安排，不同于指定辩护中的专门指派，其工作的开展并不以被追诉人的委托和同意为前提。因此，构建值班律师与辩护制度的衔接机制，是刑事诉讼平稳顺利运行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