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东波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中国文集日本古注本产生的学术背景

中日两国有悠久的汉籍交流史，随着汉籍传入日本，日本对汉籍的研读也因之而产生。早期对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研究主要是日本贵族、学者、僧侣研读、讲习中国文学的产物。在平安时代，《文选》与《白氏文集》是当时贵族学习汉文学的主要模板，也是大学寮中博士的主要教材。当时主讲《文选》最著名的博士家是菅原家和大江家，两家也形成了自己的“文选学”，他们的讲义被称为“菅家证本”“江家证本”。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林鹅峰（1618-1680）《题侄宪所藏〈文选〉后》尝云：“故本朝菅、江诸家博士，成业扬名，藉此书（《文选》）之力者不为不多。”①《鹅峰林学士文集》卷一百，日野龙夫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12卷，东京：ペりかん社，1997年，第407页。菅、江二家对《文选》的注释目前大部已经散佚，但在日本古写本九条本《文选》识语中还保存着一些“菅家证本”的逸文②参见陈翀：《〈文选集注〉李善表卷之复原及作者问题再考》，王立群主编，郭宝军、张亚军副主编：《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61页。。室町时代学者菅原和长（1460-1529）的《御注文选表解》是东亚最早对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注释之作，本书融聚了传为菅原道真的“御注”以及菅原和长的“愚解”，不但是菅原家“文选学”的直接遗存，也是研究日本中世“文选学”的宝贵资料③参见卞东波：《〈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文选御注表解〉探析》，《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