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冷向明

(1.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2.华中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既有“内卷化”机制解释的限度与可能的突破

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运用了“内卷化”概念来描述印尼爪哇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1]。格尔茨的内卷化概念可以概括为“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2]。此后，“内卷化”概念迅速被应用于中国研究中，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具备了较强的理论解释力。比如，黄宗智借用这一概念，把“内卷化”发展为“过密型商品化”或者说“无发展的增长”，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3]。杜赞奇则把“内卷化”概念的解释力从农业经济领域转向政治过程和问题，用国家政权内卷化描述民国前期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扩张。在他看来，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提高旧有或新增(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4]54-55。

可以看出，从格尔茨、黄宗智到杜赞奇，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使用“内卷化”概念，其所描述的实际上都是一种不理想的变革形态，亦即没有实际发展(或效益提高)的变革和增长。本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讨论“内卷化”问题的。后来，这一概念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更是成了一种主导研究范式。一批学者运用“内卷化”概念解释当下乡村治理困境，产出了一系列文章，建构了“制度内卷化”[5]“乡村治理内卷化”[6]以及“分利秩序”[7]等本土化的概念。……